直擊歐洲難民最前線

今年以來，逾三十萬來自叙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飽受戰爭、迫害和苦難煎熬的難民，放棄了自己的家園，把生命、財產都押了進去，冒險橫渡地中海，謀求一個安全的彼岸，一個能看見未來曙光的地方。期間，近三千人在前往歐洲途中淹死。可是，幾十萬的數字和幾千死亡的數字，並未能打動所有人。電視和網媒的報道，也許，讓我們覺得一切依然遙遠。

「Hello，你是記者嗎？」

 走到匈牙利邊境村落勒斯凱（Röszke），這裏跟塞爾維亞接壤，有着一條連着兩國的路軌，火車現已停駛，在鋪滿碎石的路上，不斷有人流動，試圖從塞爾維亞走到匈牙利的這一邊。一家人攜老帶幼，是最常看到的景象。本來沒人理會的邊陲小村，因為這一波的難民潮，突然成為了新聞熱點，國際組織紛紛在此設立補給物資站。

樹蔭下的逃亡故事 

我沿着路軌行走，忽爾旁邊走過一名年輕的叙利亞男子，約莫二十多歲，高高瘦瘦，操着流利的英語，然後問我是否記者。三言兩語後，他同意接受採訪，但不願透露真實身份，不過，談論起他的逃亡經歷時，卻是滔滔不絕。就這樣，我們坐在鐵路的旁邊，樹蔭下，時光似乎暫時凝滯。叙利亞的動亂，彷彿只存在於他的話語中。

「你知道嘛，我的故鄉現在變成了伊斯蘭國（ISIS） 的首都。」Syrianglory（ 化名）口中的故鄉拉卡（Al-Raqqah），是叙利亞北部的重要城市，自從叙利亞四年前爆發內戰後，反抗軍於2013年發起過一場「拉卡戰鬥」，攻下了這座城市，到了後來，拉卡落入伊斯蘭國手中，並成為該國的首都。

早在內戰爆發之初，Syrianglory已經逃離故國，前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尋求存活的空間。經過接近三年的時間，由於鄰近叙利亞的關係，此處也不斷受到戰亂影響。今年8月，Syrianglory有感貝魯特將會變得愈來愈不安全，於是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隨着逃亡浪潮，他跟大隊人羣一起移動，當他向我詳細闡釋其逃亡的路線時，不意外地，跟媒體描述的相去不遠，只是，從報道上讀到，跟親耳聽到，那種感受又是兩碼子的事。「我先從貝魯特坐飛機到土耳其的阿達納（Adana），再轉乘巴士到達伊斯坦堡。後來，就是你在新聞上看到的，我坐上了一艘『死亡之船』，船上有五十人，沿着地中海，飄流到了希臘。」地中海路線有兩個熱門的登陸點，一個是希臘，一個是意大利。在希臘登陸後，Syrianglory繼續北上，途經馬其頓和塞爾維亞，路程遙遠，有時他會乘坐巴士，有時只能徒步而行，有時甚至會遇上「發難民財」的計程車司機，單單是從馬其頓到塞爾維亞邊境的一程車，便花費了200歐元（約一千七百港元）。

鐵絲網像苦難一樣長 

大多數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都渴望坐上前往德國或奧地利的列車，在該處展開新生活。一名駐匈牙利的法國記者告訴我，希臘理應是難民登陸後踏進的第一個歐盟國家，但希臘由於其債務危機，已經自身難保，因此千方百計把人潮推送至馬其頓，而馬其頓及塞爾維亞亦沒有接收難民的意欲，只願他們盡快進入匈牙利。地理位置的緣故，匈牙利成為了第一個需要直面難民問題的歐盟國，但該國政府應付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在塞匈邊境建立一道長達175公里的鐵絲網，而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更明言「移民危機是德國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並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聯合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的強制配額計劃。

Syrianglory不打算落腳在匈牙利，如果能夠幸運抵達，挪威應該會是他的終點站。「我只是想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度，沒有戰亂，不用擔心安危，而且我猜在挪威應該能夠找到不錯的機會吧。」吸了一口煙，徐徐呼出煙圈，然後嘆了一口氣。離開中東之前，他是一名會計師，在失序的地方，專業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因此，他只盼望能夠找到容身之處，但求好好地活下去。在這個念頭驅使下，他表示將會用盡方法逃離匈牙利警方的耳目，找出前往北歐的路線。

資訊相對沒有那麼充足的人，進入了匈牙利的國界後，會在收容中心等候被送進難民營。難民營被一圈一圈的鐵絲網圍繞，加上大量警察在看守，防止難民逃離。透過一網之隔，突然又被一把聲音叫停，營裏的人問我有沒有香煙，我聳聳肩，並走向他們，嘗試打探網中人的故事。

「早知難民營的情況是這樣的話，我就不會進來，我們跟這裏的非洲人也不太相處得來。」已為人母的Hanan，在頭巾底下的那張臉龐，顯露出不滿的神情。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在難民之間，也有可能存在族羣政治。Hanan一家十二口，沿着相同的路線，花了二十天的時間來到匈牙利邊境，透過巴士接載，一家人從收容中心轉移至難民營。「被送了進來後，我們問看守的警察何時可以離開，下一步又會怎樣時，他們只會說不懂英文，也沒有確實的答案。有時說一小時後能離開，有時說兩小時，有時又說三五天不等。」

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 

跟Hanan談話的過程中，警察一直從旁監視，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如此明目張膽。後來，Hanan的家人也走了過來，她一一介紹，這十二人的家庭裏，年齡層由兩歲到七十四歲。七十四歲的父親原是巴勒斯坦人，由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局長期不穩，於是選擇逃難至鄰國。Hanan在叙利亞出生及成長，本來過着相安無事的生活，內戰後情況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內戰爆發之初，她們還抱持着觀望的心態，直到三年後，覺得局勢無法逆轉，終於決定離開叙利亞，前往歐洲。「我們有親戚在瑞典，希望能去那裏團聚。」

根據歐盟在1997年生效的《都柏林公約》指引，難民需要在首個登陸國提出庇護申請，而被送往勒斯凱（Röszke）難民營的難民，將會在匈牙利透過讀取指紋來進行身份辨識。前路茫茫，能否前往瑞典，實是未知之數。Hanan一家為了逃難，已經花費了每人近四千歐元（約三萬五千港元），合共約五萬歐元（約四十四萬港元），隨身行李亦在地中海全部遺失了。「希望你能夠幫幫我們，」到了最後，站在Hanan旁邊不諳英語的丈夫，卻突然冒出了一句話：「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聽到這話後，不免心虛，數以十萬計逃往歐洲或其他國家的難民故事，我們能夠透過文字或影像閱讀到大量相似的背景與故事，可是，對於「難民」諸多的刻板印象，足以把每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磨平。到底如何才能夠更立體地呈現？如何才能夠避免消費他人的苦難？這是一道大難題，不免深感文字的匱乏。

後記：難民並不遙遠 

在新聞現場，看見那些影像中的人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卻仍然受到不小的衝擊，他們寄望安全及更好的將來，教我不禁想起在香港曾進行過一次非洲難民的訪問，在處處是掣肘的社會環境底下，美好的新生活並沒有來臨，活於社會極度邊緣的位置中，因為尋求庇護者的身份，導致不能合法於香港工作，輾轉之下只能投入黑工市場，飽嘗被剝削的滋味。難民距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

有時候總會質疑自己是否過於濫情，遠方的同情或凝視畢竟廉價，但想起在匈牙利的邊陲之地，看到難民小孩天真爛漫的笑容時，那種心酸的感覺，使人久久無語。我不想，也沒有資格用道德之尺去丈量他人對於難民的態度，而關於難民或移民政策的討論，實在還有太多太多的空間。執筆之際，只是惦記着Hanan丈夫的期盼，嘗試盡量把他們的故事說出去。

（原刊於2015.9.26《明報周刊》）

在匈牙利看歐洲的難民潮

九月十五日，匈牙利實施了新的移民法，以「回應」歐洲的難民潮，根據法例，任何非法進入匈牙利的人將會被視為是犯罪行為。在新法生效之後，仍然有不少難民試圖跨越塞爾維亞與匈牙利之間的界線，接下來，便是防暴警察的出動，水炮車與催淚彈，抱着孩子的父親被打得滿頭是血、連八歲的小女孩也被打傷……隔着電腦屏幕看政府宣布「緊急狀態」以後的新聞，心裏不禁一揪，我在新法實行前到過邊境一趟，當時氣氛雖然對立，卻尚算平靜。

八月下旬，我來到了匈牙利，是畢業旅行的其中一站。抵達布達佩斯，住宿的旅店在東火車站附近，甫踏出Keleti的站外，映入眼簾的景像，令我有點反應不過來，大批難民聚集在這裏，每走一步，都是難民棲息的地方。過了數天，再次重返火車站，看到難民在示威，而警察在火車站門外嚴陣以待，雙方處於劍拔弩張的狀况。那是九月二日，前一天，難民仍然能夠持票乘搭火車前往奧地利及德國，到了翌日卻突然被關上大門，而通往其他國家的列車也暫停行駛。

當天我適逢生病，並沒逗留太久，沿着通道離開，看到一批批難民蓆地而睡，如此赤裸在眼前，心頭不免一重。之前在媒體上略知一二關於是次的難民潮，沒有太放在心上，我想，如果不是來了匈牙利，其實應該純粹流於「得個知字」，然而，卻沒料到，如此不設防地，被迫直面及思考這個龐大的議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這次難民潮的迫切及重要。

與旅店老闆娘的對話

回到旅店，來自意大利但居住在布達佩斯多年的老闆娘，無意間跟我談論起這個話題來，她說，布達佩斯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况，她既感到難過，同時亦顯得憂心忡忡，並非擔心難民會來搶奪資源，而是，如今難民聚腳的地方，衛生情況非常差勁，只怕疾病會由此傳染開來。擔心之餘，她不免提醒我，匈牙利人很友善，有些餐廳甚至免費提供食物給站外的難民。

聽完她的說話後，我不禁疑惑，到底真實情況的差異有多大，在腦海中浮現的，是匈牙利近年右翼的崛起。成立於2003年的極右翼政黨尤比克（Jobbik），以「爭取一個更好的匈牙利運動」之名，在五年前逐漸冒起，2010年的大選中一舉拿下47席，成為了該國的第三大黨。而匈牙利的執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同樣也是光譜上的保守右翼，國會有三分之二的議席被右翼勢力囊括，由此可以窺探匈牙利社會向右轉的端倪。這也就不意外，為何匈牙利政府會決定在與塞爾維亞接壤處，建立起175公里長的鐵絲網，以圖堵塞難民的進入，並且在國會的修法後，一律把非法進入匈牙利的難民視作罪犯對待。

塞格德大學的學者János Nagyillés聽到我的疑惑後，嘗試作出解釋，關於整個社會右轉的現况，他歸因於匈牙利的民主發展仍未成熟，這裏頭包括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東歐的共產陣營倒台後，匈牙利跟隨着眾多鄰國的步伐，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至民主國家，歷時不過二十多年，而且，在1956年的時候，這個國家爆發了一場被稱為「十月事件」的革命，民眾透過示威抗議表達對當時共產政權的不滿，最終以蘇聯派駐軍隊鎮壓作結，這一事件，為匈牙利人造成了不可磨滅的陰影，這也是後來左翼在匈牙利逐漸失勢的原因之一。值得留意的是，尤比克的其中一個創黨成員，便是曾經參與過十月事件的Gergely Pongrátz。

到達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

離開布達佩斯後，一直留意着事情的進展，終於找到機會，去到成為了新聞熱點的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那道四米高的鐵絲網，延綿至不見盡頭的位置，成了一道帶刺的「圍牆」。我在鐵絲網正式完工前抵達，當時仍未完全「落閘」，難民還可以從塞爾維亞那邊走路過來匈牙利這頭，沿着一條長長的鐵路軌，人流沒有間斷過。邊境之處站着為數不多的軍人與警察，難民越過時，沒有加以任何阻止。不遠處便是收容中心，那裏有着讓人短暫居留的帳篷堆，國際組織的支援站設立於此，也有自發前來幫助難民的義工。收容中心附近停泊了大量的巴士，用來接載這裡的人到難民營，再實行身分登記。

有些人不願在匈牙利進行登記，於是想方設法逃避警方的耳目，我遇上一個家鄉在拉卡的敘利亞人，他說，匈牙利的治安不好，也難以尋找工作機會，所以最終的理想之地在挪威。這次難民潮中，許多人想前往的目的地是德國或奧地利，這亦是為什麼在關閉Keleti火車站後引來強烈抗議的緣故。另一方面，德國與匈牙利在處理這個燙手山芋的手法上，以及對待難民的態度，也讓人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姿態。整個歐洲社會，無疑因為這次的難民潮，又陷入了一連串的角力之中。

繼續遊走在這片荒地上，瞥見一面小小的「紅黑旗」，懸掛在其中一個臨時的支援站外，不禁好奇，詢問正在煮食的男孩，原來這是一個小型的廚房，義務提供有營養的食物給難民。這一群人，來自反法西斯行動（Anti-Fascist Action）的組織，分別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來到匈牙利的邊境上。言談間，他們帶着些許不滿地透露，一些國際組織礙於在此煮食屬於違法、加上大量警察在旁監視，因此不願合作。在這群左翼無政府主義分子的不遠之處，就是隔阻兩國的藩籬，國家的概念，忽爾如此具體起來，並且來勢洶洶。他們不甘示弱，卻只有野貓式的行動，在其中一個難民容身的據點，貼上了「歡迎難民」的標語，另一頭，則是「沒有邊界、沒有國家」，以作出微弱的抗議。

沒有國家的家園，畢竟是個過分浪漫的烏托邦理想，聽着那些難民的故事，為了逃避戰亂而不得不逃離原本的家鄉，冒着生命危險，期盼能找到安全的棲身之所，當他們說出希望未來能夠在歐洲好好地生活時，我有些迷茫，生命保存了下來，能夠在新國度展開新生活固然很好，然而現實總是殘酷，在右翼逐漸抬頭的歐洲社會，即便安頓了下來，但下一步將會面對怎樣的融合困難，又有什麼挑戰等待着他們，種種棘手的難題，都在可以預視與未知之間徘徊着。

「他屬於一個國家，卻無法在其中居住；
他居住在一個國家，卻無法歸屬其中。
他的名字是罪過，
猶如一顆石子
在歷史的臉上滾動」
——〈燈〉，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

（原刊於20.9.2015《明報星期日生活》）

波蘭卡普欽斯基故居，叩問記者之道

「如果你不能成為人，那麼你就不太可能成為記者。」——Samuel G. Freedman

記者必然要客觀？還是可以主觀？這似乎是條永恆辯駁的命題。

哥倫比亞大哥新聞學教授Samuel G. Freedman曾撰寫過一本《給年輕記者的信》，他在書中劈頭質問在新聞行業中道德與客觀之間的關係，很多時候，新聞業往往以公正之名，與報道的對象保持一定距離，卻很容易掩蓋了記者作為人應有的主觀情感。

超越記者角色 流露人文關懷

幾個月前，港視劇集《導火新聞線》播出後，成為一時佳話，受到眾人的追捧，在二十四集的長度裏，觀眾得以從中窺探新聞行業裏頭的百態，還有擺盪在市場與理想之間的拉扯。第二集，老總汪海藍在《囧報》報道「明星人狗交」後被人追斬，採主方凝前往醫院探望她時說出的那番話，總令我念茲在茲︰「世界上，每年都有上百個行家，都因為要堅持報道真相的理念而失去生命，Marie Colvin、村本博之、李翔，而你卻為了一單人狗交的新聞而躺進醫院。到底對你來說，新聞是什麼？」

以上兩種叩問，也許每個傳媒人都問過自己無數次，我不懂得解答，但想起了在波蘭被譽為「國寶級」的記者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他的職業生涯，也許可供參考。自從在五十年代成為波蘭駐外記者後，卡氏便游走於不同的戰地裏，展開了傳奇的半生，在亞、非、拉地區見證過歷史性的政變與革命。為了報道真相，他曾經被判處死刑四次、也被關押過四十多次，差一點便失去了生命，而最後卻都一一逃過了。

他的作品擁有強烈個人色彩，故此，其報道風格亦被歸類為報道文學，甚至有人稱之為「魔幻新聞主義」。從卡氏的作品中，總是能夠輕易讀到，他在見證事件時所流露出來的情感與思考，對於底層人民的關懷，也潛伏於書中的不同角落。另類形式的書寫手法，使卡氏既是記者，同時又超越了記者的角色，然而，這種體裁，是他最為人推崇，也是最為人所詬病的特點，因為被視為偏離於「英式新聞」的嚴格規範，模糊了新聞報道與文學創作的界線，尤其在波蘭記者Artur Domoslawski於二○一○年出版了Kapuscinski Non-Fiction這本傳記後，更引起了軒然大波。

縱然如此，世界對於卡普欽斯基的肯定，還是超越了他所帶來的爭議，在上世紀那個仍然封閉的共產波蘭，他為讀者打開了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口，也確立了一種記者的典範，不安於分，對於世界永遠抱有強烈的好奇心與關懷。

收藏書與筆 藝術中尋養分

初次知道這位波蘭記者的大名，來自香港著名的獨立記者張翠容，她曾於訪問中透露，卡氏是她在新聞寫作路上的啟蒙者，我曾經在少年時候被翠容深深影響過，不斷思考關於記者這一課，而卡氏的名字亦由此烙印了在我的腦海中。不知是命運的偶然或必然，到波蘭旅行時，竟然在機緣巧合下，有了造訪卡普欽斯基故居的機會。

華沙炙熱的午後，我沿着地圖，找到了卡氏的故居。按下門鈴，開門的是一位波蘭中年女士，當我表明來意，並在交談幾句以後，始知這位女士是卡氏的女兒Zofia。我這個人生路不熟的外國人，冒昧下闖進，Zofia倒也不意外，然後徐徐引領我進客廳，裏頭坐着卡氏的遺孀Alicja Kapuscinski，看起來是個和藹的老太太。

隨即，我們走到客廳旁邊，那兒放滿了卡氏作品的所有翻譯版本，包括中文，可惜數量少得很，只有三本，分別是講述蘇聯時期的《帝國︰俄羅斯五十年》、記錄埃塞俄比亞最后一個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以及其晚年糅合個人自傳及讀書筆記的回憶錄《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帝國》是最早被翻譯為中文的作品，於二○○七年卡氏離世後在台灣出版，讀着第一位翻譯者胡洲賢的序言，講述翻譯時那誠惶誠恐的心情，而他慶幸我們還來得及透過文字來認識卡普欽斯基。

書桌集合各地原子筆

參觀完這邊，Zofia帶領我走上閣樓，那兒是卡氏生前的書房及工作室，牆邊鋪滿密密麻麻的書籍，從藝術、文史哲到經濟學，不一而足，涉獵範圍極廣，我想，大抵如此，才足以成就這樣的傳奇，而把議題及事情往更深更廣的面向學習與發掘，應該也是記者本身的自我期許吧。Samuel G. Freedman曾對於這個世代的年輕記者有過如此盼望︰「偉大的新聞記者絕不會只停留在閱讀報章雜誌、收集新聞材料和收聽新聞報道上，而會在文學、電影和爵士樂等偉大的藝術中尋找養分和催化劑。」

Zofia從書櫃上拿下畫冊與攝影集，向我介紹波蘭種種的藝術作品，從古代到當代，翻看着卡氏生前曾經閱讀過的書藉、學習過的知識，忽爾有着無以名狀的奇妙之感，彷彿透過書本把兩人靜靜地連繫上。掩卷以後，我再慢慢地觀賞這間工作室，看到他從異地收集回來的物件散落於不同的角落，忽然，瞥見書桌一角放置了好幾個筆筒，插滿了大量的原子筆。Zofia說，那些筆也是從各地帶回來波蘭的。不禁會心微笑，果然是個身經百戰的記者，連「武器」都比別人多，只有這樣的人，才會懂得筆桿的重量。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Ryszard Kapuscinski

出國報道 起初只想體驗越境

「其實我們也有考慮過出版他駐外以前的作品，畢竟他不是一下子就變成後來的模樣，或許他早期的文字也是有參考意義的。」Zofia說。卡普欽斯基一生走過如此廣闊無垠的大地，在不同的洲與大陸留下過自己的足迹，但，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如此想強烈認識世界？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中，他回憶起對於出國工作的初衷，沒有任何驚天動地或激情的想法，只不過是單純對於跨越邊境有着莫名的好奇︰「我心裏只有一個非常樸素的想法，就是在一瞬間體驗一下越過邊境，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感受一下越境這一刻的心情，體會一下這一簡單的經過。我只是想到國境那邊去看看，然後立刻返回，滿足我的好奇心，解解心頭之渴，足矣。」

基於這樣的念頭，有一次，他終於忍不住跟所屬的《青年旗幟報》美女主編說出︰「我將來很想出國工作。」那時，他初出茅廬。美女主編問，想到哪個國家採訪？答案是捷克斯洛伐克。後來，他終於得到這樣的機會，只是，採訪之地從歐洲轉移至位於亞洲的印度。這位主編在卡普欽斯基臨行前送贈了一本書給他，是由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撰寫的《歷史》，這本書影響卡氏甚深，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的行文中，卡普欽斯基便不時流露出希羅多德是其靈魂伴侶的感嘆。

沒名人嘴臉 謙卑過日子

印度以後，他又陸續被派駐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從最初抵達陌生異地的青澀與彷徨，透過經驗的不斷累積後，他慢慢確立了屬於自己的報道方式，亦逐漸蛻變成為日後被人讚頌的傳奇記者。「我的父親很喜歡跟年輕人聊天，像他這樣一個如此知名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卻跟普通人無異。」我想，那種無異非關經歷，而是經過了無數異常的日子後，還能保持最謙卑的姿態，不會賣弄明星記者的嘴臉。

黃昏時分，該跟她們告別了，臨走之時，Zofia怕我會肚餓，送給我一盒紅桑莓，還有一些糖果，叫我帶在路上吃，還送我到附近的地鐵站。暗暗感動，我不過是個突如其來的訪客，是名副其實的打擾，而她們卻熱情友善如斯。到了最後，Zofia勉勵我要保持對於新聞的熱誠，她知道，她的父親畢竟影響過好一些人。

卡普欽斯基著名報道

先後被派駐印度、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採訪過非洲在解殖過程中所爆發的各種內戰，如一九六○年代初的剛果內戰、從一九七五年開始並長達二十七年的安哥拉內戰；發生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之間的「足球戰爭」、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一一成為了他筆下的書寫對象。

（原刊於2015.9.6《明報星期日生活》）

Auschwitz

選擇到東／中歐旅行，某程度也跟中學修讀歷史有關。到達波蘭，奧斯威辛似乎是不能迴避的一站，翻看歷史，波蘭是個苦難的國度，曾一度亡國，二戰時期被納粹德國佔領，1944年的華沙起義，除了官方博物館，還被鮮明地塗鴉在街頭上。

從Krakow到奧斯威辛，十點前抵達，最終還是被迫要跟隨導賞員，但絕對值得，三個半小時，雖然有點匆忙。隨行時邊想起Year 1時讀過Bauman說現代性與holocaust之間的關係，聽到阿道夫的名字時，也不禁想起近年來不斷被引用的「平庸之惡」。導賞到了最後，向我們解說的人幾度抹淚，她說，解放以後，很多人因為進食太多，胃部無法適應突如其來的變化，獲得自由後卻也因此而死。有幅相片，畫面是一群婦女與孩童，手拉著手，而標題是on the way to death。

西伯利亞鐵路

也許，一生人只會搭這麼一次。我以為年輕才會有這樣的精力，但同一趟列車中，還有許許多多上了年紀的人。五天在火車上的生活，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沒有網絡，沒有Facebook，只有不斷的對話、看書、思考，與世隔絕，真有這麼一回事，在紛擾的世道中沉靜下來，未嘗不好。

同一車卡中，遇上了同樣來自香港的小女生T，她比我少兩年，已經在澳洲打工度假兩年，未來打算在英國做同樣的事，聽著她那些豐富的經歷，T說，這足以將過去的自己轉化成另一個模樣，其實我羨慕她那放手一搏的勇氣。五天的時間裡，我們陪伴彼此，或者這也可算是他鄉遇故知的一種情誼吧。鐵道上的侯車員大哥對我們很好，很愛找我們聊天，雖然那些民族大義的說詞總令我覺得很難頂，但他那種知識的涵量，卻令我敬佩。

可以專心看書，Kindle真好，可以裝上很多書，重點是耐用且輕便，每晚睡前都能進行閱讀，然後在火車的行駛中安穩入眠。

到達俄羅斯後，其實我腦裡不斷響起Twins的〈莫斯科沒有眼淚〉，冬天的離別，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軍隊在街上森嚴戒備。讀著昆德拉的笑忘書，那年的布拉格，真的有過戒備森嚴的蘇聯軍隊。最後，來自澳洲的老夫婦說，再讓他們搭一次西伯利亞鐵路，應該便是冬天看那漫天風雪的時候了。

一頁泰北︰美斯樂

離開煩囂的曼谷，十多個小時的巴士把我帶到了泰北。此行主要的目的地是位於清萊省的美斯樂，一條在山上的小村，住著泰北孤軍及其後裔。尤記得最初是被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這首歌曲所觸動，於是翻開那一頁屬於泰北孤軍的歷史，讀過柏楊化名為鄧克保的《異域》，朱延平在後來執導的同名電影和《無國籍公民》，一直念茲在茲，趁著來泰國的機會，便決心要跑來這裡看一看，嘗試填補自身那對於歷史的無知。

來到美斯樂的第二天，星期日。中午時分走到附近的蔣家寨村，同行有一位日本女子，在居住的旅店裡認識，我們被一位阿卡族的老奶奶熱情地招呼一起吃午飯，這條鄉村除了華人外，同時住著一些少數民族，有時候他們會通婚。後來走到了當地的一所中文學校，興華中學，是當年孤軍部隊所創立。學校的璧報板上展示著中泰關係的描述，中國那一邊的國旗是中華民國。在我向日本女子翻譯的時候，剛好遇見這所學校的校長，還有其他泰北中文學校的人員，校長邀請我們到會客室，竟然有卡啦OK的設備，就這樣跟一班中年男人唱起K上來。晚上跟他們一起吃晚餐，和校長談了很久，他是孤軍的後裔，屬於第二代，生於緬甸，幾歲的時候隨著父輩遷移至此，與很多的孤軍後裔一樣，他長大後跑到台灣生活了二十年，也於該地成家立室。最後卻因為董事長的相邀，回來美斯樂擔任這裡的校長，一當就八年。他還告訴我，在柏楊於八十年代採訪這裡的時候，他曾擔任助手一職。

整個美斯樂，彷彿都離不開泰北孤軍的這段歷史。在這條鄉村，設立了一所泰北義民文史館，這座文史館只有三個展館，一個是介紹孤軍及展示在那些年間曾經歷過的戰役，一個是宣揚中華救助總會在整個泰北所帶來的捐助，最後是在正中間的紀念堂，設置陣亡軍人的靈位，牆上寫著「精忠報國」四個大字，我這個對於國家概念並無甚感情的人，還是被震撼了一下。被國家所遺棄的一群，靠著自己而生存於異國，對於中國的感情仍然是剪不斷，如今他們的下一代都被成了泰國的公民，可是中文學校的存在使我隱隱明瞭那種對於中華文化的堅執，所謂不忘本的精神大抵可以由此展現。文史館於我實在很一般，沒有讓我對於這段過去有更多及深刻的了解，但心底裡其實明白那是由於資源的有限，我在「榮民之家」所遇上的一位老軍人，便跟我說這座文史館的重要，在於讓他們的下一代知悉這一段逐漸被人淡忘的歷史，還有曾流過的血淚。

榮民之家，是退伍傷兵所居住的一個小社區，大約有十多戶人家。有一天我獨個走上去，在走回頭路的時候竟然因為被狗吠而得以與其中一戶的屋主聊天，主要是他在講，我在聽。六十歲的莫大哥，也是孤軍的第二代，七十年代那幾場泰國政府任孤軍去攻打苗共及泰共的戰役，當年十幾歲的他也參與在其中，還因為踩中地雷而失去了腿，他向我展示他的義肢，還有手臂上中彈的痕跡。聽他說當年部隊吸毒盛行，那是為了出戰時的壯膽，後來慢慢成了惡習。莫大哥因為信了基督而戒毒，還改變了他很多的人生觀。榮民之家是當年中華救助總會的其中一個項目，主要的服務對象就是當年因戰而殘廢的士兵。

為了更好地了這一個地方，在美斯樂的這一個星期，開始讀起柏楊於八十年代親訪泰北而寫成的《金三角．邊區．荒城》一書，自我感覺良好地實行在地閱讀，這本著作與《異域》相距二十年，從金三角的坤沙羅星漢滿星疊戰事，到美斯樂的泰北孤軍及其後裔的生存狀況，後者大部分都印證了我幾天以來從老兵口中所聽到的故事，雖然筆觸透露著那種我覺得肉麻的民族情緒，但把採訪所得化成的報導文學還是非常值得一讀。

由於讀了柏楊的這本著作，在美斯樂的最後一天決定到相距只有三十多公里的滿星疊看看，那曾是毒梟坤沙的所在地，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曾被泰國政府發動攻襲的地方。在美斯樂沒有直接的車到滿星疊，於是只好坐巴士到半山的檢查站且分岔路，才再作打算，幸運地一到達檢查站後便有熱心的阿姨能讓我坐在她們載著貨物的車尾。在滿星疊的大同中學下車，這所坤沙創立的學校。後來遇上一個在這裡讀書的高中生，午飯過後，在他帶領下到了坤沙的博物館，也就是坤沙從前所在的地方，聽說官方一直不容許博物館的存在，直到去年坤沙的老部隊才私下設立。最後上了一個佛寺，也是坤沙所建，看到有個僧人在向小僧人上課，教授英語，不速之客提供了他們練習對話的機會，那是一群非常害羞又可愛的小僧人。

三十年過去，物換星移，這個曾被泰國政府發動攻擊的地方，如今已變回一個恬靜的小村，而美斯樂那片住著孤軍後裔的土地，亦慢慢變成了一個旅遊的景點。在這裡所聽到和遇上的人和事，不是短短一篇所謂遊記能敘述得來，追隨歷史所需要花上的氣力，也暫非我這小薯力所能及，唯有謹記這一切，謹記這些都是在人生的學習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伸延閱讀︰

〈在風中哭泣的亞細亞孤兒〉

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5%9C%A8%E9%A2%A8%E4%B8%AD%E5%93%AD%E6%B3%A3%E7%9A%84%E4%BA%9E%E7%B4%B0%E4%BA%9E%E5%AD%A4%E5%85%92/

第一次的couchsurfing

（原文刊於《評台》）

Couchsurfing，沙發旅行，這種旅行方式聽得多，之前卻一直因為不夠膽而未曾嘗試過，直到這次，因為預算上的有限終於決定一試。很感激第一次的Couchsurfing就遇上非常友善且好客的主人。這是在越南的河內。

剛抵達的那天，我和朋友只是抄下了host的地址和應該坐哪一輛巴士、在哪一站下車，然後便出發找尋她所居住的地方，第一次嘗試在異國問路，言語不通的情況下依然能夠找得到目的地，其實也沒有很難。

終於到達目的地，迎接我們的是一名叫六月的女孩子，二十多歲，和男朋友一起在河內的老街區居住，三層樓的屋子，我們住進了最頂的一層。住進去的那天，一開始我們便和六月聊天聊了數小時。

她曾接待過來自世界各地的backpacker，聽過很多有趣及有意義的故事，她自己也是旅者，曾到訪過香港，但香港太擁擠，使她只有很一般的印象。 相比起越南，香港的生活節奏快速且緊湊，每個人都為了工作及生計而疲於奔命。六月說，相比起來，越南人的生活節奏慢得多，當然這也導致了經濟發展上的收入遠低於香港，年輕人的平均薪金大約就只有幾千，可是他們整體的快樂指數是排名甚前的。

事實上，在河內隨處都能看到咖啡店的蹤影，或是街邊的咖啡檔，悠閒的氣氛散落在四周。勞碌的工作彷彿成了香港人的常態，想起當暑期工時候在地鐵車廂那道朝九晚五侷促的風景線，認真地去生活反而成為了一種奢侈的東西，似乎不應是這樣的。

六月說，我們是她第一批接待的香港人，她說沙發旅行在亞洲似乎沒有那麼盛行，而在越南也比較難找到招待的人，主要原因是年輕人大多與家人同住，他們渴望接觸不同的人，卻不能做host，只能在得知有旅客來到的時候，邀請他們出來「飲杯野」，或一起逛逛所在的地方。

關於旅行，六月有很多看法，不少是源自她那豐富的旅行經驗。在她十多歲的時候，她旅行的方式跟一般觀光客無異，每天早早起床，只為追趕景點，taxi by taxi，然後到很晚回到酒店，這樣便是一天。 直到一天她遇上一個法國人，覺得她這樣的旅行方式完全沒有走入所到的地方，感到很不可思議，便跟她說：「You must stop it」。自此以後，她的旅行有了很大的轉變，旅行不再只為了追逐壯麗的風光與景點，更著重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接觸。這也是她為什麼會提供住宿給不同旅行者的初衷。 當她得知我的旅程計劃，跟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experience，但同時提醒我，過長的旅行同樣會帶來的一些後果，最明顯的是審美疲勞，因為不斷遊走於美麗的景點之間，然後到了哪裡都會覺得差不多，漸漸變得麻木。她建議，如果我們要長期旅行，在中途應找一些地方作長時間的逗留，讓自己沈澱和整頓。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大抵就是這樣的意思吧？

六月是個有趣的女孩，年紀輕輕就擁有了自己的事業，開了一家學習英語的學校，漸上軌道。在離開河內前的一個晚上，跟她和她男友一起去吃晚飯，晚飯過後她們帶我們穿街過巷去吃甜品，用椰子殼盛載的雪糕和啫哩，在街邊坐著，閒聊著，就這樣簡簡單單，卻美好。我慶幸在第一次的沙發旅行遇上了她，這是一種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可以很脆弱，也可以如斯堅壯。

河內的日與夜

（原文刊於《評台》）

申請休學一年，先去東南亞，第一站是越南，而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以前也有過自助遊的經驗，可都是為期不長且只遊走於中國大陸，由於這次算是一段頗長的旅程，於是出發前焦慮不安與期待的感覺是混雜在一起。想到東南亞遊走也許是因著地理位置的相近，也因為近代歷史的糾纏與瓜葛令人渴望一探過往的究竟。

經過差不多十二小時的路程，列車也終於把我從南寧帶到河內，凌晨五點，在嘉林站下車。在越南入境的時候，發生了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感受到越南人的可愛。發還護照，我走到海關人員面前，因為只有兩本香港特區護照，當朋友那本拿回後，我便知道剩下的一本是我的，於本便跟海關人員說︰This is mine。他看了一看護照，帶笑問我︰「Mung Mung ar?」（正常應該是叫我全名的）我笑著回答他說是，在旁的友人聽到後都和我笑翻，太有趣了。這是我對越南人的第一印象。

下了火車，和幾個中國人拼車出了還劍湖這個旅遊集散地，便各散東西。清晨時份，我們沿著還劍湖走走看看，很多人在做晨操、散步，悠閒得很。肚開始餓的時候也終於找了一個路邊的攤檔，在言語不通的情況下就吃了一個最普遍的河粉。吃過早餐，在三十六行街逛了一下，便找了一家Café Lounge坐下，一坐便是六小時，直到couchsurfing的host回家，我們才離開，一頓25萬(盾)的午餐。拿著一個地址，還有能坐甚麼公車，模模糊糊的就跳上那一路的公車，前往那個陌生之處。

下車後，拿著寫上越南文的地址問街上的人，順著他們指的方向前進，終於也能找到host的家。Couchsurfing，沙發旅行，曾聽過很多遍，而我卻是第一次嘗試。接待我們的是一個非常熱情與健談的女孩，曾接待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聽過不同的故事，也去過不同的地方旅行，對於旅行別有一番見解，我們一談便是兩小時。慶幸第一次的沙發旅行就遇上這麼友善的人。

整頓過後，我和友人出去吃晚飯，隨便的就選了一家賣法式面包的路邊檔，我們坐在路邊的椅子吃著，這檔的婆婆沖了兩杯茶，還有一杯烏梅汁，再迅雷不及掩耳的就餵了我們吃梅子，那種感覺難以形容，是覺得很好又感動但又似乎超越了這種種，我們言語完全不通，但她待我們如此熱情及好客，實在教身在異地的我們受寵若驚。

告別婆婆後，在河內亂走亂逛，走路是我認為能感受一個地方的面貌的方式，看別人的生活與日常，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晚上的河內，路邊賣咖啡的攤檔很熱鬧，幾乎無處不在，人們都坐在小椅子上，三五成群，呷著一杯咖啡，我打趣地跟友人說，這就是他們的夜生活吧。走得累了的時候，我們也找了一家路邊的咖啡檔坐下，這檔的一個越南小伙子聽見我們說的是英語，便好奇地跟我們聊天，問我們是從哪裡來，臨別之前還教了我們越南話的「你好」和「多謝」。

和當地人的互動，其實是在旅行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除了景點與風光，最終留下的，就是整段旅途上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關係，經驗與回憶。

在旅程結束時遇上的老人

在滿洲里的侯車室中，正當列車快將駛進，我把在看著的那本索然無味的《在路上》放進背包中，一位老婆婆坐了在我旁邊，問我在讀甚麼書。她看著看著，我們聊天起來，她在等待下午七時到瀋陽的車，而當時不過十二時。聽她道來她的旅程，她給我看她的路線，從南走到北，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仍繼續在走，身邊的朋友都不願出走於是她一個人也走了出來，六十多歲的婆婆，好厲害，我是由衷的佩服。只可惜列車已到來我便要離開了。但我會記得這個在旅程結束時遇上的老人。

悼念

又去了木樨地（其實我並不太願意常來到這個染著血的地方），六枝白花，獻給李旺陽先生。

沒有煙抽的日子

在北京這邊，翻牆看著facebook的朋友貼著一張又一張今年維園晚會的照片，是感動的。想起第一年去六四晚會，是二十週年的時候，那年我中六，放學後便回家換衣服跟朋友到維園，還記得到達時候六點多，坐在台前的球場。後來的兩年，也繼續有到維園去，都是結伴同去。因緣際會，在二十三週年的今天，到北京去了，自己一個。

坐了三十小時的火車，六月三日下午終於抵達北京，到朋友家安頓好後，便和同屋以及朋友的爸媽在院子裡吃晚飯。飯後，叔叔給我們開了「北冰洋」牌子的汽水，叔叔說，這是老牌子來的。腦海裡想起朋友曾說過，當年他爸爸花了一個月的工資買了一箱汽水，然後送給廣場裡的學生。看著這瓶汽水，我想問但不敢問的是，不知道這是否當年他送給學生的那種汽水。

晚飯過後，休息了一會，到了天安門走走，廣場已關掉，然後沿著長安大街，在天安門走路到木樨地，沿路一片肅靜，一如日常，沒有看見公安。後來看新聞得知木樨地地鐵站附近有著大量公安，我沒有看到，第二天坐車看著窗外的時候就知道這是因為我一到木樨地的其中一個地鐵站便走了，沒有走到軍事博物館那頭的緣故。

六四中午，先買了一包香煙，這是友人的建議，不太張揚的做法。到了士多看見一包寫著人民大會堂牌子的香煙，就買了下來。然後坐車到天安門。進廣場的安檢比平常嚴厲，在我前面的人，被翻到包裡有一張紙，公安問他︰「紙上沒寫甚麼東西吧？」

廣場的人不多，我繞了一個圈，便點起香煙，沒甚麼能做，謹以香煙代替燭光。兩根煙很快點完，離開廣場，到了對面。故宮前也設了安檢，公安一個個袋子檢查，等待的時候看到在旁的公安，有便衣。他們身穿T恤牛仔褲，如果不是與穿上制服的公安在交頭接耳，以及手持對講機，我真的以為他們就是一般的小伙子遊客。坐公交到軍事博物館，沿路沒有太多的公安，如此日常。

回到住的地方休息一會，晚上再到天安門。到達廣場的時候是七點，天仍未晚，眾多人在等待降旗，我坐在廣場地下，也在等待，等待廣場的關門。離開廣場，大約八點，到了廣場的對面，天安門附近。坐在石壆，面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點燃餘下的香煙，大約有十八枝。不經不覺點燃了兩個小時，在快點光之際，有兩個公安走過來查我身分證，問了一些問題，然後便走了。那時十點，我也快快把餘下的兩根抽掉，再去坐公交車到軍事博物館。一路上看到公安的車輛，三、四輛左右。來回往返，到達軍事博物館後又沿路走回木樨地，再坐公交回到住的地方。這樣結束一天。

選擇香煙，便想起了張雨生的沒有煙抽的日子，王丹的詞。手裡沒有煙那就劃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無奈。這天也是我第一次抽煙，抽了數根，也謹謹是在這一天。膽怯的我，其實只是希望在北京做些可以做的事以作紀念，不過如此。

昏暗

去年年底，到了北京，然後再去了哈爾濱。整個旅程，我甚至不知道這是否可稱為旅行。曾經，我以為是因為沒有了明媚的風光，導致了在城市的鬱悶，但似乎不是。大概最終是因為到了一處陌生的地方，在朋友的家躲著，太安逸了。然後，坐了十八小時的火車，疲憊，初抵達哈爾濱，孤寂感驟來。離開了熟悉的人，也住不進青年旅舍，只逗留了在一人的客房中，有點仿徨，有點自閉。突然發覺，雲南之旅所以令人難忘，除了是因為第一次旅行，還有因為這是旅行（於我）。

到皮村過元旦︰勞動者的社區

一年之始，身在北京，到了皮村的工友之家過這2012年的第一天。這個在北京朝陽區五環以外的城邊村，居住了一萬多個外來打工的人，這裡頭有一個工友之家，為當地的打工者提供了一個「精神文化家園」。在元旦這天，工友之家亦舉辦了新年大聯歡的活動，讓居住在皮村的工友以及外來的志願者參加，而我這個訪客也一同參與了。

進入皮村，映入眼簾的是散亂的無序，大抵未開發的地區都是如此，卻又是隱隱看得見當中的序，一個小社區。與北京的已開發地區區別明顯。到達工友之家，一個小女孩便問我與同行的友人︰「大哥大姐，你們要寫新年願望嗎？」然後便帶我們到「願望樹」前。把新一年的願望寫下，掛在樹上。看見看多小孩圍住在寫新年願望，應該都是外來打工者的子女。

工友之家有劇場、影院、博物館、圖書館。室外的場地用作當日的跳蚤市場義賣之用，文藝大聯歡的表演場地則在新工人劇場，節目包括魔術、相聲、唱歌、歌舞、劇場。觀看完後也不得不感嘆︰表演得真好看啊。負責表演的大都是打工者，然而他們的文藝水平卻一點也不差。當新工人藝術團唱出《勞動者讚歌》，「我們的幸福和權利／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勞動創造了這個世界／勞動者最光榮…」，這種把自己唱出來的音樂聽得令人感動。自己便是書寫與唱歌的人。以工人作為背景的相聲，透過荒誕惹笑的方式呈現出工人的辛酸血淚，觀眾大笑，這種共嗚卻是笑中有淚，其中一人調侃地說出「我們是老闆的機器，金錢的奴隸」來表達勞動異化的悲歌。

完場以新工人劇場《家在哪裡》作結。這同時也是工友之家同心創業培訓中心第五期文藝戲劇基礎班的畢業作品。這個培訓中心是向新一代的打工青年提供免費的學習與培訓。《家在哪裡》流露出的是工人對自身歸於何處的迷茫，哪裡是吾家？是四處飄泊四海為家？同樣是以幽默的方式呈現。取材了一些時弊來諷刺︰如我爸是李剛、溫州動車追尾事件…

也同時幽了文人的一默，怪誕的女作家書寫工人，卻並不了解工人。這讓我想起了潘毅教授曾說過的一番話︰「底層的人們，在被知識分子所代言，他們真實的聲音，總是被湮沒在理性的分析中，存在理論和現實無法對話的情況。」另外在劇中也透過演員抨擊了自由主義一下，自由與平等的矛盾，我便想起在旁聽周保松的課時他說過資本主義下的自由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右派說自由，其實是在剝奪工人的自由。

文藝表演完結，與朋友在皮村走走，參觀了同心實驗學校，這所學校是新工人藝術團使用其第一張唱片專輯所賺得的版稅所建的，為外來打工者的子女提供幼稚園及小學的教育。在路上遇見一些小孩，他們對外來人都沒甚麼介心，也樂於與我們聊天。把相機對著他們的一剎，都舉起V字手勢笑的燦爛讓我拍，如此天真無邪，想著他們，為他們那未知又像已知的將來有點揪心。

再回到工友之家，參觀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這是工人把自己的歷史記錄下來，有了載體，才不致在歷史的洪流中消散淹沒。展覽共有打工群體的歷史變遷、女工、流動兒童、勞工NGO的專題，當天更有《新工人家在哪裡》的專題展覽，鄉村／故鄉／老家與城市，仍是在叩問家在何處的問題。看著那些展覽，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一件又一件尋常工友的物品，打工者從起初懷著夢想打工到後來的心灰麻木，那一個個獨一無二的個體又是在勞動異化中的集體。

後來與新工人藝術團的團長孫恒聊天，他也是負責工友之家的其中一人，聽著他道來工人群體的狀態與困境，孫恒說了「新工人」這個階級在中國已形成龐大的群體，新是相對於舊︰即改革開放前那些國營企業的工人。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年，這個時候所形成的「新工人群體」，對社會的影響是不可忽視亦是當今社會問題的重要一環。

新工人藝術團「為勞動者歌唱︰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的口號與理念是如此的溫柔，可這種溫柔的背後所隱含著堅實的力量，新工人藝術團已在這條路上走了十年 －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就這樣走過來，累積到現在，工人維權路仍漫長。

新一年寫在願望樹上的願望是︰希望身處的社會／地方可以變得更好。很天真，但正是將來的希望及改變的可能，才使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在相同的路軌上有接合的可能。

將近60的背包客

說過了，旅行是一個不斷聊天的過程。

雲南之行，最後一站是香格里拉，落腳於獨克宗古城的一家青年旅舍。相對於香格里拉的冷清，這家青年旅舍熱鬧非常。

「今天最小的和最老的都住進我們這兒來了。」青年旅舍裡的老胡這樣說。最小的，指我，最老的，是一個快將60歲的老太太，我們住進同一間四人房。

第二天從松贊林寺看完一年一度的跳神節回來，回到房間，老太太在，一句兩句的便聊起來。老太太是東北人，剛從尼泊爾到德欽再來香格里拉，下一站她說打算到麗江休息一下，休息過後再去東南亞。我聽得直羨慕，然後問老太太這趟旅程會遊多久？然後，老太太的答案令我直瞪眼，她說，她已出來四年了。瞪眼後接著的又是羨慕。

老太太有一個女兒，在美國唸書，不用她擔心。沒有問她的老伴，但我猜或許已逝世或離去，不然老太太也不會這麼孓然一身的走出來吧，我這樣膚淺世俗地想。與老太太談話的過程中，我猜她從前是一個老師，結果，她說她從前是在大專裡教科學的。

那天我拉肚子，老太太便說在青年旅舍煲粥吃，剛巧她也想吃粥，又帶來了一個很迷你的電鍋。那個晚上，我的晚餐是南瓜粥(剛巧旅舍裡有一個南瓜，本來只是打算煲白粥的)，七、八個人一起吃老太太煲的粥。吃過粥後，我們一群人圍在廳裡烤暖爐聊天，大家都七嘴八舌的問老太太問題，好不熱鬧。席間，老太太說她出來旅行也不過是這晚年間的事，但在她小時候看過的一本書對她影響很大，那是《徐霞客遊記》，是沒有任何譯本的文言文。大家「哦」了一聲然後又是驚奇。

老太太的瀟灑是的確令我們很多人都表現出羨慕之情，可她也是一個頗傳統的人。她跟我們說她在途中的一個故事，大致上是說遇上一個女孩受了情傷，不再相信愛情，然後放任自己，不斷在男性群中留連，更矢言不會結婚。老太太是跟這女孩同房的，老太太對她作出一點的勸籲可她卻因此不太喜歡老太太，直到兩人分別的時候，女孩突然跟老太太說，她想通了。由此老太太跟我們說，她堅信女人到最後是要結婚生孩子的。當然引起了一陣討論，我只是覺得，結婚也好不結婚也好，每個人只要為自己的決擇負責任，便可以了，畢竟，人生不是只有一條路。

遇上她，我忽然想起看過的《A Map for Saturday》，當中也記錄了一個年老背包客的訪問。不知道，到了老年的時候，我還有沒有心力與勇氣繼續出去旅行，而那時候的我會否已被生活所消磨？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能繼續。

突然很後悔沒有問老太太過去的往事，她一定身處過火紅的年代，經歷過近代中國史的血淚變遷，我總覺得，想去了解這段歷史，從上一輩的口中是可以填補一點那大時代中所缺失的。

旅行迷人之處，其一就是能遇上不同的人，聽他們說出不同的或相似的故事。

不喜歡麗江

我不喜歡麗江，可卻在麗江待了最久，前後待了七天。

現為遊人熟悉的麗江古城本名大研古城，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江澤民更曾為此題字。好像很誇啦啦的一個古城，可逃不過商業化的命運，亦敗於此。整個大研古城幾乎沒有民住的地方，只剩下客棧、食肆與賣東西的地方。我去的時候是十二月，在內地來說是淡季，但身在大研，遊客之多，根本不像是淡季的景象，後來聽到有人說，麗江古城根本不會有旺淡季之分，在旺季的時候，人數遠比現在多。

我曾以為我會喜歡身在古城的感覺，但在地卻是另一種感覺，沒有對古城有多大的感覺，在大研更是有一種膩的感覺。遊客真的太多，格局真的太商業。特別是四方街，古城的中心，最要命。一到晚上，四方街就會進行篝火晚会，一群納西人與一大群遊客手拉手在跳舞。看著遊人嘻嘻哈哈好像玩得很開心的樣子，不知怎的我就覺得很滑稽。這習俗已不是習俗，不過是商業化的其中一個產物罷了。

我愛亂走亂逛，有一天，在古城逛了一圈，然後亂逛逛至另一頭的尚義文明村。與古城裡的感覺實在相差太大，尚義文明村就是很鄉村的感覺，走過農田耕地，會聞到肥料的臭味，人也很少，而這邊，是住人的。不過與大研古城距離十數公里，差別竟可如此大。在這裡頭亂走，我的感覺很好。那天黃昏時候，繞著這村回到大道上，途中那一段路上，兩旁的一排排樹木和一堆的落葉，令人感到秋意甚濃，畫面真的很美。我想，在麗江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兒。

再有一天，又是誤打誤撞的找到了一間咖啡店，打算在店內坐上一個下午，寫寫明信片。那家咖啡店不算大，裡面只有一個女生，店裡只有我一個客人，我們聊起天上來。她是重慶人，來這店是幫朋友的忙，不過二十多歲，很年輕。交換了QQ和電話，在瀘沽湖的時候收到她的短訊說去了香格里拉數天。我從瀘沽湖再回到麗江，其中一天便去了找她，聊了一個下午，她跟我說麗江是一個豔遇之城，又說了一些她曾目睹的故事，很有趣。道別之時，她說，有緣再相見。

從瀘沽湖回來後又在麗江待了四天，那次去了另一個古鎮，束河古鎮。相對大研，束河無疑是比較安靜與少人的，但商業味道仍不輕。

有一個現象很有趣，麗江有著一些淘碟店，店裡不約而同都放著同一首歌，甚至有些不是淘碟店的商鋪也放著，很誇張。後來問店裡的人，他們說這首歌叫"滴答"，是麗江從前的酒廊歌手坎坎所唱的，好奇問為什麼都放這首歌，答案是坎坎的歌聲令他們覺得很舒服。

大研那裡會收遊客80大元的古城維修費，我沒有付。主要是我沒有上玉龍雪山，也沒有去木府、萬古樓或黑龍潭等景點。不為什麼，只是沒有興趣去觀看。麗江還有一較著名的古鎮叫白沙，沒有甚麼因由反正也沒去。

總而言之，論感覺，麗江真的很膩，當然麗江市很大，我的感覺也只是放在麗江古城新城與束河古鎮為主。有點奇怪為什麼會在這處待了最長的時間，又或許，這兒其實適合hea。

帶著魯迅去旅行

曾經說過，若到中國大陸旅行的話，我會帶上魯迅的著作上路。

這次去雲南，帶了兩本書，一本是《魯迅散文雜文鑒賞》，一本是賈樟柯的《中國工人訪談錄》。很慚愧，到了回家之時，兩本我都沒有看完，賈樟柯那本我更只是看了頭一篇訪問而已。

在火車上看，在臨睡前開著床頭燈躲進被子裡看，在咖啡店看。這本集子散文部份分別由《野草》及《朝花夕拾》集合。我看完了《野草》，及一篇范愛農；雜文也看了十數篇。在這旅途上，看著魯迅的作品，思緒被翻了幾翻，特別是當魯迅在談看客。想到香港的看客，中國的看客，麻木與犬儒的群眾，突然感到也許憤怒才是我們必須的覺醒。廖偉棠在2010年的結尾寫了一篇文章，我也是在旅途中翻牆閱讀的，剛巧同樣提及看客，在今天的中國，民眾仍然是看客，但也許一百年後的圍觀與一百年前的圍觀形式與意義上有所轉變，環觀這些年來由網民透過圍觀與社會的連結，他指出圍觀改變中國。

中學時期隱約讀過孔乙己、阿Q正傳和風箏，印象模糊。真正閱讀魯迅是在中六的時候，第一次看他的作品是狂人日記，開首第一篇已看得一頭霧水，太難懂。後來慢慢看著便好一點，介乎在明白與不明白之間。看《野草》，同樣難懂，隱喻性太重的散文集，只能怪我膚淺。雜文剛好相反，顯淺評論當時社會上所發生的事，筆鋒辛辣即使現在看來仍感痛快。

帶著魯迅的書上路，一來是真的很想看他的作品，二來想透過觀看他在幾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作品來對照現今的中國，畢竟那刻身在中國大陸，而這兩個不過是一個藉口讓我抽出時間去看書。

有人曾說，一個人去旅行很悶及很寂寞的，又不能即時與朋友分享。大概是我早已習慣一個人亦不害怕所謂的寂寞，怕悶的話，帶上一、兩本書上路便行了。在旅途上，不愁認識不了人，也可能會因此結伴同行。或許，旅行又是另一個機會令平時諸多藉口的我去讀書吧。

借用了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的著作《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作標題，也許，有機會去東歐的話，就帶著卡普欽斯基去旅行！

火車上，及我在昆明看電影

這次旅行是坐火車去的，從廣州到昆明，一天的車程。

本來想買硬卧，可是由於在火車開出前兩小時才到廣州火車站，硬卧票沒有了，又不想坐下一班次的車，結果多花了一百多元買了一張軟卧的。

同車廂的是一對公公婆婆帶著他們的外孫女，以及一個大叔(其實也不算是大叔了，他快60歲了，可外貌像40多)。小女孩叫李雨萱，跟我名字只差一個字啊，只有一歲多，像個小男孩，超可愛。小女孩的外婆說，他們是廣西人，去廣州就是帶雨萱去看父母，她的父母在廣州工作。

就在百無聊賴的一天，偶爾逗逗小女孩玩玩，偶爾看看書，偶爾看看窗外的風景。

入黑了，窗外沒甚麼看頭，回到車廂，跟大叔在聊天，他是做健康產品企業的，跟我說了很多他過去與現在的事。說著說著，又跟我說營商之道如何賺錢(只可惜我沒有留心聽，哈哈)，一些人生道理，儘管我有很多不同意的。

到達昆明，是翌日的三點，公公婆婆與小女孩已早在羅平下車了。出了火車站，跟大叔道別後，去了買到大理的車票，晚上十一時的車。距離上車還有一大段的時間，便打算隨處逛逛。

沿著北京路走走，走到一間戲院的時候，看到有《讓子彈飛》和《趙氏孤兒》在上映，選擇了《趙氏孤兒》，$25的票價現在在內地說已經是便宜的了(唉)。這算是舊式戲院，入場後只有小貓三、四隻，像包場。純粹消磨時間，或許是因為有《霸王別姬》作對比，我對《趙氏孤兒》的觀感真的很一般，有點後悔為什麼不看《讓子彈飛》。

看過電影，跑到火車站旁的快餐店坐著，直到火車快到站才走去候車室，然後上火車，睡一個晚上，早上六時到站，嘿，婆仔性格又省了一夜的住宿費。

一個人的旅行

十九這年，我獨自跑了去雲南三個多星期，第一次去旅行。

選擇一個人去旅行也沒甚麼原因，不過是為人奄尖嫌麻煩，對找旅伴如是。本來曾跟友人約好了高考完一同到內地沿海城市遊走的，最後泡湯了，但想去旅行那條癮被挑起，無論如何也要出去一次，趁著年尾有一個多月的sem break，便出去了。

出發前，朋友聽到我說打算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很多都很驚訝，除了那些曾有自助旅行經驗的。他們很多也說一個人去內地旅行危險，「小心」二字不斷從朋友口中聽到，我感謝友人們的關心與擔心。在路上，其實也有不少人帶點驚訝問我「就你一個小女孩出來旅行？」。

還是出發前，看了《A map for Saturday》這套關於旅行與旅人的紀錄片，每個旅人都有其故事與經歷，我在路上時，偶有遇上相似的。也許其實很多人的旅程也差不多，但屬於自身的回憶與經歷都因為是屬於自己的而變得無可取代。

最後，帶著期待出發了。帶著積壓下來的負能量離開，走之時我願能藉此疏理自身的情緒，不知是否旅行是真有散心的作用還是我本已放下了很多，反正我深知回來後已不再頹廢便行了。

畢竟是一個人出去，起初的緊張是少不免，不過還是很快被興奮的心情取代。在地的一刻有點不相信自己已到了目的地。一路上，認識了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當地人也有旅客也有，在不斷的聊天，由是發現旅行原是一個不斷聊天的過程。最終也許交換了聯絡方法，也許沒有。也許日後這些人能繼續成為朋友交往下去，也許他們只是過客。都不要緊，緣聚緣散，也是緣份。

我不懂形容對這趟旅行的具體感覺，有好的有糟的，無論如何也是難忘的。所遇上的，是跟旅行團一輩子都不可能感受到，也無法可比。

旅行的意義每人各有詮釋，於我，我也說不準。這次旅行去了的景點不多，也不感太大興趣，反倒是喜歡看別人的日常。我討厭人多的地方，喜歡跑到人少的地方走走，或發呆，再去旅行的話我還是會選擇淡季，即使景色可能遜色一大半，也不要緊。

在這旅途上，翻牆看著香港發生的事，如遠若近，卻突然感到其實要不問世事真的很容易，我身處異地，看著受壓迫的依然在受壓迫，不知是否距離感還是甚麼，我感到自己很沒用。

走到最後，距離回家之期愈近，徒然發現旅行也許是一場逃避，對我而言。旅程中無甚憂慮，回來後繼續面對種種，然而要面對的終究是要面對，我只得更努力。

最後，嘗試過一個人去旅行，是真的會愛上，不用顧及身邊人。希望這不是年輕才有的勇氣，希望未來仍能繼續這樣。

離開，是為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