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光明的權利 ── 記雨傘革命的二三事

（刊於《街報》2014年11月號）

重陽節的晚上，在特首辦門外，是滿坐在地上的人群，那天早上，警察運送一箱又一箱的催淚彈和像膠子彈，明目張膽。又是一個充斥著緊張氣氛的夜晚，不少人戴上頭盔，以免暴力清場再次發生。我們不知道警察會如何對待我們這班手無寸鐵的人，但是幾天之前那87杖的催淚彈，既讓人痛恨警察的濫權，也使人們變得更加堅壯。

才一個轉身，踫到來自《當今大馬》的記者，他特地在放假的日子來到香港，只為見證某個歷史的時刻。我們曾經在馬來西亞有過一面之緣，是文丁客家村村民的記者會上，看到一個個因保衛家園而被警察打至受傷的身體。在香港的特首辦外，一個馬來西亞人，一個香港人，混合著兩種不同口音的廣東話，不斷言說著關於兩地的種種。在他口中得知，馬來西亞在今年多次引用煽動法令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和提控，對於言論自由作出嚴厲的打壓，在威權國家的狀況中，彷彿看見了我城的倒影。

七月二日的凌晨，一次預演佔領中環，511人被拘捕。因為反對人大常會對於香港選舉改革的提案，中共一次又一次對於香港普選民主的拖延及欺騙，引起學生發出抗議的第一聲。九月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罷課行動，在罷課的尾聲，學生領袖們試圖闖進被拉下鐵閘的公民廣場，這片曾經開放過集會的空間，如今卻是重門深鎖。那個暴烈的晚上，警察把進入公民廣場的學生及市民圍困，並對閘門以外的支援者發射胡椒噴霧，直到天亮，一一把裡面的示威者拘捕，共有74人，首批被捕的包括仍未成年的黃之鋒，這個鋒芒畢露的年輕人，涉及三條罪名「非法集會、擾亂公眾秩序及強行進入政府建築物」，在拘留期間不獲保釋，警察更在搜查寓所時候把他的電腦帶走，他的父母斥之為政治迫害實不為過。馬來西亞有煽動法令，我們也有公安條例的惡法。

因抗命而成為命運共同體

九月二十八日，金鐘的天橋及街道被封鎖，只好沿著灣仔走至演藝學院的那方，那是個天公造美的下午，也是個空氣中彌漫著緊張凝重的日子。從演藝道一直前進，從天橋走到盡頭，映入眼簾是一整條大道被佔領，朋友說那是會令人流淚的場面，我沒有流淚，但卻充斥著難言的感動，從前社會運動總是小部分的人出來佔領馬路，不用一晚就被警察清走，而當下的香港，公民抗命彷彿真的悄悄栽種了在香港人的身上，被催淚彈噴至淚流滿面，卻是去而復返，趕也趕不走。當晚的形勢非常緊張，不斷收到來自各處的謠言，如十二點後解放軍進城、警察開槍……加上那些煙霧彌漫的畫面，真的好像打仗般，就連原來答應24小時開放給市民作為避難處的演藝學院，在午夜將近之前亦匆匆把人趕走，就是因為收到警方將會把裡面的人視為暴徒的消息。學聯呼籲群眾離開，但是這夜再沒有領袖，留下來的人逐漸增多，愈多人愈安全，大家在此刻彷彿都是命運共同體，緊緊相依，互相守護身邊那些認識及不認識的人。

天色漸亮，那晚的謠言一一不攻自破，還發生了佔領旺角的彌敦道和銅鑼灣的軒尼詩道，兩條都是香港交通的重要樞紐，九龍與港島，一脈相承。然後，因為以雨傘遮擋催淚彈而生成的場面，壯觀得成為了一場「雨傘革命」，或是被視為更貼切的「縮骨遮革命」，佔領中環已然退場，而這場運動亦從學生運動轉變成為了全民運動。

據點分散了在金鐘／銅鑼灣及旺角，兩邊的氣氛截然不同，旺角一邊，參與者的成份更為複雜，來自不同的階層及年齡。記得佔領彌敦道的第一個晚上，謠言同樣此起彼落，說是有MK仔／紋身漢在鬧事，消息混亂，但總算是「平安」地度過了那個晚上。

兩條平行線的有感與無感

第二天早上，因為某些行政事務上的必需，特地回了一趟嶺南大學，即使學聯沒有宣佈無限期罷課，大家都是沒有心情繼續上學，看到聚集於學校永安廣場的學生，臉色上的急切，都渴望為這場運動提供一點力所能及的協助。

那天我因回校而坐了兩程西鐵，來回往返，我遇上了兩對截然不同的人。

第一程，旁邊坐著一個操著非純正廣東話腔調的疑似新移民婦女帶著六、七歲的兒子，我們都在看鐵路裡頭那小型的電視框，人小鬼大的小孩脫口而出︰「警察怎麼可以如此暴力對學生的！？」身旁的母親認同孩子的話，有些感慨地說出同一番話︰「對啊，警察怎麼可以如此暴力對學生的。」雖然我覺得被暴力對待的，又豈止是學生。然而，我這兩天比較眼淺，鼻子一酸。

回程，身邊坐著中產打扮的中年男子，在我耳邊強迫我聽了他講十分鐘的電話。滿口自以為是的說話，說起兒子昨晚不回家但只說是去社區中心都被他罵，女兒好像是學生會的人，也被他警告了一下。又說自己並不相信甚麼價值只相信真相（媽的，真相不就是警察不斷向群眾投放摧淚彈，以不合理的武力對待手無寸鐵且和平到不行的人嗎？），再不斷講講講講講，那十分鐘，我真心覺得他對我造成了滋擾，致使我無心專心看書。那一口流利的廣東話，真的比髒話更難聽。

街頭上庶民的多樣與混雜

再次來到旺角街頭，沿著太子區走到油麻地方向，還是充斥著滿腔的感動，在平常日子的狀態中，我很討厭到旺角這個熱鬧地區，人多擠迫，本地人與自由行的混合，讓人喘不過氣。但是佔領之後的旺角變得再不一樣，甚至可以讓人鬆動對於街道這個公共空間的想像，場域性質的轉換，更加貼身地感受得到。有人警剔不要過於鬆懈、滲透、警察消失所可能引起的混亂效果，這些我通通都懂，亦能理解。但我還是很喜歡旺角，庶民的多樣性在此處開展，一個全民的運動，裡面參與的人本身成份就非常斑駁及混雜，重要的不是是排斥（滲透的人當然另計），而是如何與這些看似難以溝通的人去進行溝通，還有嘗試互相理解。在現場遇到舊同學，他說看到去年認識的幾個碼頭工人（注︰2013年3-5月葵青貨櫃碼頭爆發嚴重工潮）都來到彌敦道支持，我深深感到那是運動組織者在過去所種下的種子在發芽。我想，思考多一點如何去互動，總比散播流言來得更實際。

旺角的平靜氣氛延續數天，直到一群反佔中人士及黑社會的出現而發生嚴重衝突，他們打人、非禮女士，然而警察在場卻沒有盡職，非到了現場人士起哄才拘捕生事的人，卻又人被發現另一邊廂把拘捕的人放走。警察的所作所為，雖聽說有嘗試保護在場的佔領人士，但還是令人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早一個星期才佈滿警力甚至出動防暴警察及催淚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反對聲音，為何待遇的差別竟是如此誇張的不同。一直對於警察沒有特別的憎恨與喜愛，心知肚明他們作為國家機器的一方，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但是，比起87枚催淚彈，我更無法接受警方的選擇性執法，這是完全超越底線的私相授受。

期望光明權利的螢螢微光

毛澤東說過，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在這場運動的局勢中，甚至連朝夕都太長，似是天天都在變化，還未好好消化就已經有下一波的局面，而這種緊張，也包括了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攻訐太容易發生，在撤離與留守之間亦出現極大的分歧與爭論，運動出現的去中心化沒有單一意見領袖，這是好事，但如何組織起來是參與者需要面對且思考的一道大難題。

執筆之時，正值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108歲誕辰，我在佔領的旺角街頭中看到過有人貼起印著她頭像的單張，粗略地闡釋了她最為著名的「平庸之惡」這個概念，然而，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曾經寫過以下這段說話︰「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照亮周遭，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流瀉於大地之上。」

祝福我所愛的城市。

寫於香港
2014年10月14日

與台灣友人的一些話

佔領運動持續了近二十天，都不能好好地寫下一篇文章去記錄，大抵是身處屬於自己的城市當中，那種有口難言的感覺來得更深，也是給予自己的一種沉澱，我只有慢慢地去思考及回想，才能好好地疏理一下自己的感受。不知是幸還是不幸，今年目睹了兩宗歷史性的佔領運動，台灣與香港，亞細亞的雙生孤兒[1]，甚至不用像很多朋友般特地移動，上半年我在台北生活，那時很多香港朋友飛來台灣看佔領，下半年回到香港，也跟一些前來觀察運動的台灣朋友踫上了面，我們彷彿靠得更加緊密。

在十七樓的高空，和兩個台灣朋友去了那家叫做龍華軒的咖啡店，是「佔領撐小店」系列曾經介紹過的店家，有別於一般樓上咖啡店，這兒充滿著濃厚的個人特色。台灣朋友帶點驚訝，未曾想過咖啡店竟會在十多層高的大廈中設置，畢竟台灣遍地的咖啡店總是隱身於大街小巷之中，但對我這個香港人來說實是見怪不怪，這座城市的空間如此的擠迫，只能密密麻麻的往上伸延，直到天空都差點被掩蓋，才能罷休。

我在雨傘革命的佔領初期，總是不時將這次運動與台灣三月的反服貿聯想在一起，雖然兩者的性質與細節或許相去甚遠，然而一開始，誰都沒有料想到運動竟然就會這樣一觸即發。佔領既是意外，也是腐敗的官僚與國家機器所迫使出來的嶄新局面，三月時候台灣有張慶忠荒謬地強行通過了服貿審議，九月時候香港有警察無理的打壓，都成為了佔領的導火線。兩場佔領，都是從開始時的學生運動轉化成為全民運動。

眼前的江曾經拍攝關於2008年那場野草莓運動的記錄片，而張便是當中的參與者，那被人視為自野百合學運之後的首場大型學生運動，相隔近二十年，從野百合到野草莓，再從野草莓到太陽花。這些年間，台灣發生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既是一種能量的累積，也讓我們明白在民主化之後的道路仍然漫長，而民主不過是最基本的底線。

十月初的晚上，沿著彌敦道行走，不禁令我想起台北青島東路和濟南路，一樣的人潮，生氣蓬勃的庶民氣息，使這原本充斥著車輛與自由行的擁擠街頭有了另一番清新的氣息。沒有了立法院周邊那令人討厭的糾察隊，沒有了林飛帆陳為廷這種被造神運動所產生的學生領袖，民眾自發所帶來的多元面貌，更能實踐不同的可能性。發展到了中期，相比起台灣，我們卻是有著太多的攻訐，那不只是路線上的不同，而是不實的指責及人身攻擊，「左膠」成為了一個人人都掛在口邊的稻草人。

本來平靜的旺角街頭，卻因為反佔中人士的出現而急劇變化，佔領人士被暴力對待、非禮，而警察在旁的袖手旁觀，比起87杖的催淚彈，選擇性執法更為令人心寒。關於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陳述，在書本及理論上讀過很多，現實上也聽過很多朋友的經歷，那個晚上，我與來自台灣的運一起遊走於充滿躁動及張力的旺角街頭，談論起局勢變化之快速，也說到324的行政院暴力鎮壓事件，警察的濫權。「因為在民主化之後所發生的社會運動，警察通常只把你捉到偏僻的地方掉下就完事，所以那個晚上他們把人打得頭破血流，都讓很多人出乎意料。」

香港人總是羨慕彼岸的台灣，從生活空間到民主制度，而過去爭取民主的歷史總是滲滿血淚，那是以生命來換取自由的抗爭。那沉重的一頁，回到當下的社會抗爭，我納悶於那種乖寶寶的規訓，過度強調和平非暴力，雖然心裡知道台灣媒體的諸多抹黑所造成的某種不得已，但對於外來者如我，還是感到一股不自在的氣氛。我疑惑地看著眼前的江和張。「畢竟現在的年輕人是成長於民主化之後的台灣，他們沒有經歷過激烈的抗爭，也沒有付出過慘痛的代價。一種抗爭的連續被斷裂，這也是在所難免的。」想起那些我所認識的台灣朋友，大都屬於年輕的一輩，也許他們不全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但都不約而同地討厭正在當權的國民黨，有些更是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下打開了參與社會運動的開端。

這場雨傘革命，讓我訝異於一些平常對於社會或政治冷感的朋友，那些周融口中的「沉默的大多數」，紛紛轉上黃絲帶的頭像，也談論事件，甚至熱心地捐助物資。面對同樣是689的執政者，所激發出來的民怨可以如此的深。

台港兩地之間的運動，也許不能直接作出比較，畢竟兩者存在著很多的差異，但總是可以互為鏡子，給予對方多一點的反思及參考。近年，兩地的參照與連結逐漸增多，不再只是從前泛民議員前往台灣觀選的模式，而是公民社會之間更多的交流與對話，還有互相的支持，包括資助在台港生／在港台生回家參與運動的舉措，這都令人不再感到孤單。

「有天變成了被對抗的大人，也別忘記今晚我們帶群孩子闖進誰的殿堂」---〈撒野俱樂部〉1976

[1]〈何雪瑩、袁瑋熙：亞細亞的雙生孤兒 ——中國因素下的台港合作〉

71

沒想到回來後的第二天，就如此沉重。說沒想到，其實心裡或多或少都有所預料。

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見面的第一句都是︰「而，你返黎啦？」對的，回來了。有人問是不是特地回來七一，可以說是，而讓我有更堅定決心要在前一天回來，是當權者對這個社會的打壓愈益加深，也許我只是個Nobody，但還是希望參與在其中，提供微小得不足以道的一點力量。

 在獨媒的街站企了半天，很熱很焗很累，又落大雨，但都算不上甚麼。這個位於銅鑼灣與灣仔交界之間的地段，大約晚上九點多才看到龍尾，很鼓舞，三點到九點，六個鐘！也許每個走出來的人各自抱著不同的訴求，但都是對於香港未來的期許。

晚上大家一起數完錢、吃過飯就前往遮打道，有些朋友逗留了一會離開，我猶豫了幾十秒，最後決定留下，主要是在街道旁的兩側遊走。從大台上的人在說話、到他們被抬離、再到大台下面等待著被捕的人，有熟悉與陌生的臉孔，他們一臉堅定，在他們身上體現著的是對香港未來的承擔。

聽到警察要求傳媒離開，不知所謂，卻又想起在台灣行政院、忠孝西路天橋上的那些夜晚，媒體被警察驅離，阻止記者報導事實，國家機器的暴力是連媒體都不能倖免。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被不同勢力在逐漸摧毀，感謝那些繼續堅守崗位的新聞工作者，不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民間媒體/新媒體。

這一個晚上，遇見之前在馬來西亞一同生活的幾位朋友，他們也是搞學生運動的人，來到香港，為了體驗七一、也為了參考學習。Yulin說，那時的Bersih淨選盟運動，大馬警察根本是亂來，為了驅散示威者，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上投放催淚彈(甚至投入醫院裡面)、打人，很暴力。我就想起在大馬實習時，看到過客家村村民被暴力對待的影像，記者會現場的他們滿身是傷。那是威權國家的馬來西亞。現場也有朋友問我，台灣警察還是香港警察比較暴力？想了一會，就真的覺得，各有各暴力。

天色漸漸光，破曉時分，頭很重，腦袋閉塞。最後還是頂不順六點多就回家了，倒頭大睡，一起床已是晚上七點。從臉面上追蹤最新的消息，五百多人被捕，受到警方不合理的對待，很生氣亦很難過。被捕的人以及做後勤支援的朋友，不眠不休，七一前到七一後，真的辛苦了。

之後跟九哥MSG談這件事，我說起，雖然整個社會面臨的情況是愈來愈險峻，但是無力感好像沒有以往那麼重了，好像，可以再做多一些事、有多一點的可能，他好像能夠理解，也許昨晚至今早對我們的感受也有一些的衝擊。昨天有朋友笑說，你都見過唔少大場面啦，但眼前的這個香港是家，感受與肉緊的程度，始終是不同的。

最後，從下午至清晨一直在身邊的，竟然是蔡，我們一起經歷了這個難忘的七一。

祥哥：由直屬員工到外判工

「如果你沒有能力想像其他人的生活有多麼艱難，你又怎麼能夠允許自己呼吸，更不用說允許自己笑，或睡好吃好 ？ 」—Jonathan Franzen

一直在網絡上看著關於碼頭工人罷工的消息，看著大專生書寫工人的故事，一字一血淚，荒謬感油然而生。這場累積了多年的怨氣所造成的罷工，背後隱含著很多不為人所知的辛酸苦況，不為人所知，是因著貨櫃碼頭的封鎖，裡面所發生的工傷事件甚至連勞工處也不會知道。「小政府、大市場」在這裡真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於是，為了更清楚一點甚麼，我到了葵涌六號貨櫃碼頭。天雨關係，罷工的工人及支援的學生市民只能留在有瓦遮頭的地方，這是罷工的第三天。濕漉漉的地面，是他們這兩晚所睡的地方，硬綁綁的石屎地，伴隨著微寒的天氣。

在範圍不大的地方穿梭，聽到市民或學生與工人在聊天、聽他們說故事，我插在旁邊一起聆聽。那些相似而又有著差異的故事，讀到文字的時候已覺淒酸，當面對面聽著工人們訴說似曾相識的故事時，感覺難以名狀，他們一點都不煽情，像是在閒話家常，但這些閒話大抵積聚了在心中很長時間，一旦找他們聊天，他們都很樂意跟我們分享，故事與感受傾瀉而出，滔滔不絕。

我最深刻的是，聽到有一名工人說，平時子女都不會聽他訴說工作的事情，沒興趣，所以不會知道自己父親的苦況。隔壁的工人打趣道，也許今次的罷工能讓他的子女透過網絡上讀到這群碼頭工人的狀況與辛酸，從而了解。碼頭業沒有女人，另一半離他們而去的例子亦屢聽不鮮，工人亦說這樣的工作時間根本令他們沒有辦法「識女仔」，更遑論去維繫一段關係。

後來和一名做了二十多年的碼頭工人聊天，聊了很久很久，從他口中使我對於碼頭行業的概念逐漸明晰。祥哥，在 1996 年離職前，屬於和黃（HIT）直屬的公司員工，做龍門機機手，負責排列卸下的貨櫃。碼頭業大約分為六個工種，機手是其一，有塔機和龍門機，而這個工種的工人有公司直屬工人及外判工人，不像其餘的碼頭業工種，大部分工人都是外判的。然而，機手的工作卻是極為嚴苛、重覆、單一，十二小時只能留在機內，吃飯、大小二便的範圍亦只限於機內，除非有同事願意接手頂替。旁邊有年輕工人跟我說，試想像你上課要連續八個小時且只能坐在椅子上，你會怎樣？我想我大概會瘋了吧，難以想像。

祥哥見證著這二十多年來碼頭行業的轉變，從外國人到 97 後由華人接手1管治，他說的是︰「以前既入行制度好好架，上面同下面既人都好有感情。」據祥哥說，二十年前他參與的一場工運，同樣是因為工作愈漸繁重之下希望能夠加人工，當時透過按章工作行動進行。卻是這次工運，導致 HIT 引入判頭公司，判頭揸機開始出現，慢慢從一個去到五個，佔揸機人數的三分之一，為的是防止公司直屬工人再次組織工運。

祥哥離職後，2001 年再次重返 HIT，繼續當龍門機機手，然而，這次不再屬於 HIT 的直屬員工，而成了外判工人。祥哥年資深，所以會教新人如何操控龍門機，他說要考牌大約需要訓練一個月，但真正要熟悉這門工種卻起碼要一年的時間。他同時提到，發放牌照的是 HIT 自己，而不是政府勞工處，碼頭上其餘的公司一樣，沒有統一的標準，祥哥說，若要從 HIT 轉到另一間公司，因為牌照上會印著 HIT 的名字，因而轉公司的緣由便需解釋。政府在牌照發放的缺席，更意味著碼頭這一邊的封閉及大商家的張狂。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導致揸機的工作壓力增加，很諷刺，因為資方把金錢投放在監察系統的電腦化，規定工人要在限時內排好貨櫃，若超時便會遭到上層的責罵。由於次數是由電腦計算，有時候甚至會因為不斷重覆排列而出現「做數」的情況。

罷工始於水上姑爺（繫絪員，船上的苦力）及揸紙（橋邊理貨員），機手在罷工的第二天加入，轉捩點是外判商「現創」及「永豐」提出新的加薪方案來嘗試平息旗下工人的罷工，最後「現創」的工人復工，但機手感到這樣並不公平，且造成分化，於是決定全體參與罷工，只剩下公司直屬工人繼續在機上工作。本來只需要工作八小時的公司工因此被逼ＯＴ，由於機手需要牌照才能揸機，這又不是一天半天可以訓練而成的工種，所以沒有臨時工可以代替，一旦公司工的機手因受不了過度的工作而加入罷工，屬於 HIT 的碼頭極有可能因此癱瘓。祥哥說，公司的機手體諒外判工，彼此相處上亦算融洽，他更說，這一行有道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就是同工種不能背叛同工種，多麼漢子的情懷。

我再八掛地問祥哥關於因罷工事件而聘請臨時工人的消息，他說這是真的，臨時工人替代的主要是水上姑爺及揸紙的職位，由於法例規定上船工作必需攜帶藍卡（海上安全卡）和綠卡（進入碼頭的安全卡），但這些臨時工人並沒有，聽說海事處就著這個情況已有所行動。

我很貪心，很想把祥哥跟我說的話都全寫出來，文字畢竟有限，書寫工人永遠有層隔膜，聽著他們道來自己的故事，曾在課堂上書本中讀過的「異化」概念活脫脫的便出現在眼前，那種艱苦與憂愁大抵是我永遠無法觸及的彼岸，那一張張的臉上又到底埋藏了多少的辛酸血淚史。我的文字終究過於書生氣，此刻教我想起潘毅的那番說話︰「底層的人們，在被知識分子所代言，他們真實的聲音，總是被湮沒在理性的分析中，存在理論和現實無法對話的情況。」

不被代言的碼頭工人，自行設立及管理 facebook 專頁「碼頭的辛酸」，如果想了解他們更多，最實際的還是親自到碼頭跟他們聊天，支持他們的行動吧。

碼頭的辛酸︰https://www.facebook.com/pages/碼頭的辛酸/448585381847234?fref=ts

菜園新村導賞團後記

(其實是之前簡略的寫下，我參加那團是八月的)

兩年前，我第一次走進菜園村，是參加了菜園村的導賞團。兩年後，再次參加導賞團，地點已換了在元崗新村旁的菜園新村，導賞員依舊是朱凱迪及馮汝竹。當初希望透過導賞團令市民認識菜園村以及其不遷不拆的願望，今天菜園村被拆了，再次舉辦導賞團所訴說的不再是一村的事，因此朱凱迪說這次不再多著墨於人地情的關係，而是認真地去理解及檢視香港的農業與鄉村的問題。

當我們坐下吃茶點的時候，朱凱迪便開始介紹這個由村民經過長時間一同傾出來的菜園新村︰14萬五千呎的土地，有魚塘、果樹，及臨時屋；現在臨時屋的位置將來會變成公共耕地。共有47戶居民約130多人。菜園新村與菜園村的分別，在於重建新村的時候加入了「生態村」的概念。朱凱迪解釋生態村的概念是嘗試把反迫遷的居民運動和綠色運動嘗試結合起來，以進行更根本的反思。

這得追溯回歷史︰兩種運動在意識上的限制。70年代至今的反迫遷居民運動，以社工的介入幫忙為主導，為居民爭取較好的安置及賠償，但卻不會去質疑迫遷的原因，甚至信服於主流的想法下，即城市發展代表進步，而農村則等於落後。而自80年代起的綠色運動，則多為城市人閒暇時走入鄉村為主導。如何透過本地人於社區扎根及實踐則更為重要，以村民自身為主導，以展示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及多元。這不單是香港所面對的問題，而是全球也在面對的發展主義的迷思。正如朱凱迪一開始便說，其實這些迫遷及重建正正是讓我們問問題的機會。

於是菜園新村有了公共耕地的概念，現在有十家人組成了「菜園新村農業先鋒隊」，導賞員領我們到那塊半集體農場參觀，部分村民以耕田作為工作，呀竹說這是就業就在家門口。實行有機耕種，有別於以往把收成拿去合作社以換酬勞，他們現在選擇直銷，除了種植蔬菜外更會種植水果及香草等，按市場需要而種植。如此這般，是為了要實現「耕田都可以搵到食」。

更進一步，這要拉闊到香港農業的想像。自從80年代起農業開始式微，08年時候的菜園村也幾乎沒有農業，朱凱迪說，鄉村是以居住、生產、及社區的組織組成。現在新村不過是把三樣元素再結合。根據數據，本地蔬菜的產量從70-80年代的高峰194000公噸，到2009年，產量只剩下16000公噸；農地的面積更是從13336公頃縮減至只餘6002公頃。

對農業的扼殺、農地的荒廢，一切又回到發展主義上。荒廢的農地多作貨倉及廢車場之用，沿途走過一片片美麗的田地，本來應是可作農地之用，可惜那些原是代表著v地，即鄉村式發展用地，意味這些土地將來會作建丁屋之用。有團友問，那麼申請把土地用途改過來變回農地不可嗎？朱凱迪答道，這關乎原居民利益的衝突，反對勢必四起。當中又涉及地產發展商與及原居民的買賣勾當。

以上只是簡短的整理，新界的問題遠遠複雜得多。兩年前從菜園村開始，走到現在涉獵(或揭露)更多關於新界的問題，朱凱迪等人更成立了土地正義聯盟。城鄉間的問題已不止於因迫遷而產生的不公義與保衛家園的情感，還需要認真去看待城鄉的規劃與發展等種種已出現或將會出現的矛盾。

08-06　菜園新村首場導賞團（十六分鐘精華片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xEmerkSWXs

活動詳情︰菜園新村導賞團 (逢星期六 及 隔個星期日)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php?eid=243786108979813

兩年前寫的菜園村導賞團後記︰

http://ymlee91.blogspot.com/2010/04/blog-post_817.html

6000元帶來的眾生相

昨天下課後，跟朋友吃飯，他告訴我曾俊華轉軚了決定派6000元及退稅給所有十八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從事不關己變成受益者，一瞬間。我們整頓飯就在談論此事，我感到意外，但感受不到喜悅。

趁著天地堂中間的隙位，上網看看其他人的反應。一如所料，facebook洗版了，充斥著派錢後的議論，也有朋友在盤算應該如何用這一筆錢。看到一篇〈請不要被6000元沖昏頭腦, 忘記當前的社會問題〉的文章被很多朋友轉載。我也忍不住一如以往想到甚麼便寫下來，寫了一段仔感言。

晚上回到家，媽媽問我有6000元是不是很開心。我答她，為什麼要開心？媽媽問，為什麼不開心？我答，我不覺得有甚麼值得開心。媽媽也沒再問下去。

網絡上對派錢的討論仍然很熱鬧，也將感言放了上微博，沒想到經廖偉棠轉載後，掀起一陣討論的熱潮(好了，我承認我的微博超冷清，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談論我那條微博)。有香港人，有內地人。看著他們的回應，有認同的有罵的，沒所謂，無心插柳下反而能讓我從中窺看眾人的百態，畢竟facebook上絕大部分的朋友都是香港人。

這是我發的微博︰「派6000元這種一次性的舉動，可以怎樣持續性地解決民生的問題？抱歉，我看不到。我寧願不要6000元，而是真的給我一些有建設性的政策和措施去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要的是保障機制，不是派錢！香港還有123萬貧窮人口，6000元能幫多少？還富於民亦不只等於派錢！」

內地很多網民轉載大約是說大陸連錢也沒得派，更是受著通漲之苦，物價、房價都讓他們喘不過氣來。反正就是說給他們選擇他們要錢。可能是我一句我寧願不要6000元太黑人憎吧，及我當中提給的，要保障機制。有人指出︰「是否可以完善透明的執行才是關键。比如内地社保！」我突然明白到為什麼他們都寧願選擇要錢，制度與政府都令他們不相信機制了。

今天一條友去吃午飯的時候，聽到同桌兩個婦人在談論派錢事件，其中一個說其實不贊成政府派錢，雖然窮人得到這筆錢或能解決燃眉之急，老人家得到6000蚊如有6倍生果金，但政府應把錢集中花在解決窮人問題上。

廖偉棠及很多朋友都指出了，新移民是未能得益於這6000元的派錢政策。又另一邊箱，看到有人指責新移民不應得益。又，看到有人說18歲以下的香港人也應該有6000元。6000元6000元6000元，是甚麼時候變成了一道分隔線？

對於這政策，要說能說的其實太多，在此不盡言，畢竟這篇文章只是純粹感言，要插要盛隨便。最後，若我拿了6000元，我會捐出去的，也希望，大家明白，123萬的貧窮人口，不是一堆數字，而是一個又一個真實生活在我們身邊四周的人，包括新移民。


〈請不要被6000元沖昏頭腦, 忘記當前的社會問題〉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0150104403095765&id=768259465

古洞是我家，怎捨得失去它 ── 鍾曉晴

「政府發展三個新市鎮，我的家被選中要被逼遷，規劃裡頭，我們古洞人卻不在其中。」古洞女孩鍾曉晴幽幽說出這番話。在二零零八年，政府推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打算於粉嶺北、古洞北及打鼓嶺／坪輋打造三個不同主題的低密度新市鎮，然而，在以舒緩人口增長為目標的背後，卻是另一波的逼遷。

鍾曉晴，十六歲，古洞北村村民，亦是末代會考生。曉晴家位於古洞北的石仔嶺區，據曉晴說，古洞劃分為十四區，當中最少一半被列入新發展區的範圍。現在於古洞的居所是曉晴爺爺遺留下來的，曉晴在新加坡出生，三歲時回香港，與父母及弟弟居於屯門的公屋，但經常回古洞，那時候古洞於她的印象是鄉下。六歲時，一家由公屋搬了去粉嶺中心，直到小三，爺爺去世，與家人搬到古洞居住，再於升中的時候搬回粉嶺中心，最後，中四時回到古洞，一家人本打算安定下來長居於此，怎料卻突然面臨將被逼遷的局面。

「初初住樓時會很開心，因為可以跟人說我是住樓的，又有泳池平台等康樂設施。然而，市區的住宅感覺侷促，又有很多局限，與住在鄉村大相逕庭。」住過市區與鄉村，曉晴直言兩者的感覺相去甚遠「在古洞居住，有大自然相伴，有廣闊的空間給我們活動，踏單車到處逛得樂而忘返。小時候經常與鄰舍的小孩一起玩耍，在村裡跑跑走走，這兒沒有人為的公園，但到處也可是公園。雖然我不是一直於古洞居住，但這十多年來的片段，足以承載我對此處的感情。」

曾經，曉晴也質疑菜園村的「不遷不拆」，後來，終於明白當中的憂患。「去年菜園村村民罵政府假諮詢時，我心想，甚麼假諮詢？現在不是在諮詢嗎！到了年底，政府舉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第二階段的諮詢會時，我看到了甚麼是假諮詢，看著台上那些人的嘴臉，都不把我們的聲音意見當作一回事。諮詢會舉行前兩週才通知我們，而且又限quota，我們村只能有四十人到場參與。」她續說，「針唔拮到肉唔知痛，這是很多人的毛病，若不是古洞也面臨被拆的危機，大概我也不會明瞭菜園村的訴求。」

她自言嘗到了輿論壓力的無力感，「在別人眼中我們只是要賠償，擘頭就問政府給予多少賠償，也是那個論調，不是金錢就能補償一切。我不是反對發展，也認為社會需要發展，但在發展裡頭，漠視了人的存在，以古洞來說，政府連安置居民的計劃方案也沒有，只認為給予一筆金錢便能解決所有問題，很差勁。 」

「政府打算於此打造新市鎮，港鐵便於此建立古洞站，現在已有兩個車站落成了。附近的環境也逐點逐點在改變，像數天前仍看到的樹木會不經不覺消失了，而一些設施或圍欄亦悄悄出現，溫水煮蛙，讓人不易察覺。」

曉晴是古洞北村發展關注組的成員，該關注組是古洞村委會唯一承認的組織，於08年底成立，直到09年底政府進行第二階段的諮詢時才活躍起來。在一條以男性為主導的村落，作為女性且年少，她的位置顯然不討好。「古洞不像菜園村此類散村，在行政上，我們有村長制，對上還有村委會、鄉議局、區議會，基於架構上的不同，外來的支援者難以進行協助。」然而基於父親是關注組的核心成員，也會把重任交托予曉晴，如撰寫會議記錄、看政府文件、爭取傳媒採訪等。

古洞村的事件曝光後，曉晴意識到網上力量的威力，遂在facebook上建立了支援古洞村的群組。透過網絡上的互動，曉晴開始走出來發聲，也曾參與反高鐵運動。「我想反高鐵應算是我參與社運的起始吧，後來加入了九十後大聯盟這組織，亦參與了六四、七一、反政改等活動。」對於參與社運，父母沒有阻止，加上在古洞的事務上，爸媽也有幫忙，曉晴直言她是幸運的，因家人和她的政見沒有衝突，更時常一起談論社會事務。

末代會考生這個身份，又因參與社運被某些村民看死她搞不好學業，有著無形的壓力。「我不會把成績差的責任推向參與社運，我認為讀書是我的責任，我盡了力，無悔便可。」自言盡了百二分努力，若成績不能升讀預科，她會選擇讀副學士。好奇問她會選那一科，她說法律。「陳淑莊是我的偶像，參與社運，我認為懂法律很重要，我會視法律是遊戲規則，當你知道當中的規條，你便會知道怎樣玩這個遊戲，至少面對無理打壓時你會懂得你的權利。現在看到愈來愈多社運人士被政治打壓，我想擔任這樣的一個位置。」

小妮子雖小，但扛在肩上的擔子不小，在這一年間，既要擔憂古洞村的事宜又要兼顧學業，但樂觀的她經常掛起一副傻大姐式的笑容，即使前路如何艱難，她也會繼續走下去，只為了這個家與她心中的正義，她相信正義必勝。


後記︰曉晴帶領著筆者遊走古洞北，藍天白雲能在水平線中看到，不用仰望，再走到塱原濕地，好美。我用普通的dc把景象拍下來，好像油畫，放了上網，大家也很喜歡，慨嘆在香港這些美麗的地方，快將消失。到底，我們要怎樣的發展？

後後記︰訪於會考放榜前，會考放榜了，曉晴的成績不俗，但她選擇了另一條路，於此僅送上一聲微不足道的加油，路，一直都在。

古洞北的相簿︰
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p?aid=194398&id=698597421&ref=mf

馬屎埔遊記

4月18月，參加了馬屎埔的導賞團，這次是跟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的一團。

由於當天有記招的緣固，因此導賞團遲了開始。記招的內容是關於石棉瓦的問題，恆基在拆屋的時候把石棉瓦扑碎，令對人體有害的可致癌物質石棉釋放，而且恆基把扑碎了的石棉瓦隨處丟棄，石棉纖維會飄散於空氣中，對村民的健康造成威脅。

記者會完結後導賞團便開始了，在入村前擔任導遊的陳劍青先跟我們簡述馬屎埔的景況，馬屎埔村是一條非原居民的村落，原本有200多戶人家，經歷了地產商一波又一波的逼遷，已有90多間房屋被毀掉。本來馬屎埔的範圍並不限於此，但當綠悠軒、帝庭軒此類私人屋苑以及榮輝中心、榮福中心等居屋屋苑建成後，這片原是馬屎埔的地帶已不復再了。

走進馬屎埔，映入眼簾的是一些鐵皮屋及耕地。根據新界東北關注組的人說，眼看的鐵皮屋，其實是由木屋建成的，但由於馬屎埔的農地不能改變為居住用途，因此把木屋用鐵皮包圍，好讓政府在空中拍攝時不易察覺。走到一所廢置的豬欄時，這裡從前是養豬場，但自綠悠軒落成後，豬牌被收回，豬欄亦被改建用作租屋用途，以$1000/1單位租予東南亞人士及內地的新移民。遊走馬屎埔時，也看見很多被恆基扑爛的房屋，碎片隨處棄置。

途中，我們走到馬屎埔村民becky女麻女麻的居所，看到加上閣樓的設計，據說大部分馬屎埔的村屋也沿用這種設計，除了用作避水浸的用途，還可於親朋好友到訪時讓他們在閣樓過夜。

沿路上，看見多塊菜田及農地也有瓜棚，確讓我這城市人感到很興奮，而且團友們還可以即時摘下新鮮的農作物，待導賞團完結後才一併付款。這種交易模式確是很罕見，只見團友們都收穫豐富。劍青說新界的良心菜與生活作出一個連結，我想其實就是這樣簡單吧。只是農業在香港式微，新界的農地又一步步地被摧毀，不禁又再想起「發展是硬道理」，來一個永續發展可以嗎？看到馬屎埔的菜田都會把不要的菜葉用作施肥，這樣的一個循環，其實便是農民的智慧及良心。

走到悟恫河的時候，看見一大塊寫著「悟恫河開放日」的banner，聽說是地產商的把戲，團友戲言「悟恫河平日是不開放的嗎？」，還有團友以為是導賞團所設計的呢，哈哈。在悟恫河附近一帶，看見牧羊人在放牧，那眾多的羊群，我還是頭一回遇到。然而，當一切因發展而消失後，何去何從？從悟恫河看過去是石湖新村，劍青也跟我們略述發生在1999年的石湖新村警民衝突事件。

馬屎埔的面積很大，聽說也有一個九龍城那麼大(我是九龍東區人，也只好以這個來比喻了)，走了三個小時左右，我們回到becky女麻女麻的家，休息討論總結一下。Becky她們準備了一些茶點招呼我們，有紅菜頭溝益力多特飲，真特別，在村裡也看到種植紅菜頭的農田。

在討論當中，葉寶琳提出了一個迷思，這次馬屎埔的個案與菜園村略有不同，菜園村是被政府逼遷，而馬屎埔則是被地產商所逼遷，在社會上則會有聲音指出這是自由市場經濟下的自然定律，加上香港是資本主義至上的城市，馬屎埔居民的訴求則有可能被視為阻礙自由市場的發展。

我想，在香港右派(經濟上)的聲音，只會搬出一大埋的經濟理論來辯論，而弱勢的聲音則被高喊捍衛自由市場的呼聲所淹蓋。我不想以偏概全，或許是我較側向另一種聲音，對右派有偏見也不定，但在香港這個地產商坐大的地方，我們好像視而不見似的，任由它不斷起樓、起樓、再起樓，對此現象作出批判的人也不多，地產商現在的氣焰愈來愈盛，手段也愈來愈強硬。

對我而言，高樓林立式的城市發展、設計，已很厭倦了，可以讓我們在發展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加上一些人文關懷嗎？理論是死的、可被推翻的，但人卻是存在著的。


延伸閱讀︰
恆地炮製石棉塵毒害粉嶺村民事件簿
http://inmediahk.net/node/1006768

粉嶺北：有關發展商收地、逼遷、擅改土地利用的事實記述
http://inmediahk.net/node/1006768

家園面臨再次被毀 －葉萃澧

文：李雨夢
攝：馮景恆

「在我十二歲那一年，中國解放，共產黨執政後，我被標籤為地主，家產被充公、家族亦四散，少年時家園第一次被毀；來到香港六十年代末期於菜園村買下這片土地，本打算於此重建家園、安享晚年，怎料現在為了興建高鐵，晚年將面臨家園第二次被毀。」說這話的人是他 － 菜園村村民葉萃澧。

葉萃澧，人稱澧叔，七十一歲，一九六七年在菜園村買下了這片土地，與這個伴隨了人生四十二年的家結下了深厚的情緣。本來有個安樂窩，但當政府宣佈要遷拆菜園村的時候，這個家已被外來的力量導致增添了一分不安。澧叔是菜園村關注組的一分子，在這一年間與其他村民一同奔波於菜園村的抗爭活動，更於九月時於立法會被警方以涉嫌藐視罪扣捕。四十二年平靜的鄉村生活被打斷了，巧合地與澧叔少年時期一樣，十二年無風無浪的生活，都是被政府破壞的。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後，是澧叔一家人生的轉捩點。澧叔原籍郁南縣，十二歲前的日子雖處於國共內戰的亂世，但其家庭生活卻沒受多大影響。其後於中央進行階級鬥爭期間澧叔被標籤為黑五類中的「地主」階級，「那個時候，在我們廣東省所謂地主並不是依擁有的土地面積所劃分。不管財產及土地有多少，只要在村內所有人都吃粥，你吃飯，情況比他人好一點便是地主，在當時所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現在沒法以常理理解的。」回憶往事，點滴在心頭。

澧叔被標籤為成分不良的一分子，沒收家產時湊巧其祖父在廣州的一間屋被點算遺漏了，於是澧叔於一九五一年移居到了廣州，但那個時候，澧叔一家也四散了。澧叔與姐姐到了廣州，其後姐姐去了遼西工作，父親到了香港錦田，母親則留了在鄉下。到了一九五三年，澧叔來到香港與父親重聚。

根據澧叔敘述，當年來香港並不是一件易事，以探親為由來香港需要有兩戶人家作擔保人，若來港後不回內地便回連累這兩家人。「剛巧我申請來香港那一年撤銷了這限制，因此來了香港後便一直長居於此了。」

一九五三年來到香港，父親在錦田當小學教師，當時與父親及兩名老師和一名學生家長合伙買地居住，其後在錦田住了十多年，後來感到要擴大家園作將來之需要，便在學生家長介紹下買了菜園村，一直居住至今。「那時候也申請了二次才成功買下菜園村這片土地，第一次申請時因妨礙城市建設為由而不獲接納，再申請時遇到一個新調來的田土委員，他替我們去查一下為何申請不獲批，原來是上一手的田土委員在土地註冊方面規劃為此處不准起屋，新的田土委員便向上級反映為何附近都能建屋而這地卻不能，最後將上一任的決定推翻，批准建屋。但過程也需時一年多，因手續繁複，最終在一九六七年屋子建成後便搬來這兒居住。」澧叔娓娓道來購買菜園村土地的經過和建房子的艱辛，「最初起屋時並不容易，因為資金不足，在買下土地後又要再儲蓄一筆金錢才起屋，需時數年，這間屋得以建成都是靠著我和家父的薪金，但當年薪水微薄，因此建屋過程很艱辛。」

澧叔憶述菜園村第一代的村民全都是以務農為生，他是較特別的一個，農業只是他的副業。「我初來香港時是當修理汽車公司的學徒，然後到了石崗機場當技工，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八年當了九巴司機三十五年，退休後又當了十年小巴司機，到了今年三月才真正退休。」退休過後本打算安享晚年，豈料卻因高鐵而導致老人為了保衛家園而疲於奔走。

在與澧叔傾談期間，澧叔家的貓回來了，不斷在「喵，喵」的呼叫，澧叔說起他的貓，言談間感受到他的愛貓之情「我養了牠四、五年，這貓已老了，牙齒亦有問題，貓糧牠也不吃了，現在要買新鮮的魚去骨後混和白飯才給牠吃。」澧叔說，他的貓平時愛在屋頂上睡覺，到處活動。若菜園村被遷拆，不僅村民的家被摧毀，連帶及烏的動物亦無家可歸。

「故鄉不留我，因此我離開故鄉，來到了菜園村便如尋覓了第二故鄉。」這是澧叔的心聲，現在一家人長居的故鄉面臨被毀滅的危機，這叫澧叔一家情何以堪？這叫村民情何以堪？

高鐵撥款於立法會工務小組獲得通過，這讓我們見證到香港議會的不公義體制，未來十二月十八日仍有立法會財委會的最後一關，看見人家家園被毀不忍心，看見巨額公帑被浪費不甘心，菜園村存亡與否，實有賴每一個你是否願意踏出一步，齊來為不公義發聲！

再訪菜園村

11月22日這天，我再次來到菜園村，沒有跟隨導嘗團，只是和朋友二人入村走走、看看，卻另有一番感受。

早上七時到達菜園村，迎接我們的是清爽的涼風、新鮮的空氣及藍天白雲，再次感到鄉村地方真好，與大自然相為鄰，真好。在菜園村遊走，沿途看到不同種類特色的房屋，是因為這是一條「非原居民村落」的散村吧？我想，沒有固定特色可能才是最大的特色吧，而這特色，是源於村民的團結及對家土的愛護之心。

走著走著，走到了橫台山的露天貨倉地帶，車場及廢車場映入眼廉，其範圍之廣，如同走進了迷陣。跟參與導賞團有別，在有領導之下能知道貨倉地帶的歷史，但走動的範圍不算太多，這次亂闖之下才驚覺貨倉地帶是這樣大，感覺是如此的荒蕪。這裡，與綠色的田園村落形成很大的落差，龐大的貨倉與一角的菜園村，都因為利益問題，農地被改為貨倉、菜園村因高鐵而面臨遷拆的危機。改建貨倉車場已是對大自然的破壞，現在菜園村又可能會被改建為車廠，這是對大自然的雙重傷害。

在貨倉地帶兜轉了半小時左右，終於在錦田公路找到了出路，再乘巴士回菜園村。回到菜園村致電予高春香，打算與村民於下午一同出席記招，高春香示意我聯絡明哥，跟明哥聯絡後，便準備到錦田吃午飯。

出發到錦田時，接到了村民禮叔的來電，原來是明哥跟禮叔說我們的來意，因為明哥不在村而轉托禮叔招呼我們。掛線後，心頭感到曖曖的，在村民身上，我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因為我們只是突然的訪客。吃過午飯後再回菜園村，看到龍園士多 － 菜園村唯一的士多開了門，進了去買東西及與婆婆聊聊天，聽婆婆說她是剛與街坊到錦田飲完茶才回來的。看到她閱閱報紙、看看電視，生活很悠閒隨意，士多做的都只是街坊生意，不為牟利。這樣的生活，高官及那些以利益為依歸的人是很難明白的。

跟婆婆聊了一會後便去了禮叔家，這樣，便開始了我們接近三小時的對話了。除了談及菜園村的事件外，禮叔還跟我們談家事、談國事、談往事，禮叔夫婦還很好客請我們吃茶點，確真令我們受寵若驚，畢竟我們只是闖村的訪客。中段禮叔走開了招待親戚，我和朋友便在禮叔家門前的小耕地看看，禮叔的妻子為我們從旁講解，他們的家種植了很多不同品種的耕物，自給自足，葉太太也很健談，跟我們聊了一段時間。

禮叔有一名九十六歲的父親，同樣屬於菜園村的第一代的村民，看著這老人仍能行走自如、說話思路清晰，沒有都市老人的病症，聽禮叔說菜園村更曾有數名人瑞的出現，這不正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顯示與大自然共處對人類的裨益嗎？當從大自然的生活走出來，要被搬遷到市區「上樓」，這樣的慢性謀殺，對老人來說是何等殘忍？當港人於上年支持增加生果金的同時，現在看到老人再次被政府剝削時，於心何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現在，菜園村的這群公公婆婆很需要大眾的支持，向政府施壓，叫停撥款。

本來打算跟村民一同出席記招，怎料跟禮叔一談便是三個小時，但在這三小時中，令我獲益良多。「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從來都不是我的金科玉律，但在禮叔身上，我感受到這句話的奧妙。禮叔經歷了很多，這個見證過中國近代史轉變的老人，跟我們訴說他的歷史時，語調雖平靜，但卻令我感受到當中的唏噓及無奈，少年時家園曾被毀了一次，老年又將面臨家園的第二次摧毀。政府一意孤行漠視弱勢，甚麼基建經濟發展就是最重要的，高鐵假諮詢快速上馬，這是一個怎樣的政府？有些支持興建高鐵的人，論據中不乏以推動經濟利益為大前提，但細心一想，若有一天，政府同樣打著發展經濟之旗幟，受害的角色轉變成你的時候，你又會如何？

同行的朋友說，這次菜園村的抗爭不但只為菜園村。在內地，有很多相同的事件上演過，同樣是為發展之名，中央一聲令下便可拆毀村落，村民連抗爭、發聲的機會都沒有。菜園村抗爭不但是向香港政府表達不滿，同樣是一股微弱的聲音向中央政府抗議。

(刊於2/12/2009 明報通識版<聽聽菜園老人言>原文)

到菜園村度十．一

十．一這一天，我選擇了到菜園村渡過，這兒沒有隆重的慶祝，只有平民化得可愛的中秋晚會。

一群關注菜園村事件的市民及村民聚在一起，構成了一幅城市與農村交織的影像。男女老幼，為著的只是一個心願：不遷不拆菜園村。

歷時四小時的晚會有很多精彩的節目。不同表演單位以音樂、行為藝術、說故事等形式表演，內容圍繞著菜園村，還有對社會、政府的控訴。這簡單而充實的晚會與市區隆重且高調的慶祝活動，構成一個對比，共通的是兩者都很熱鬧。他們祝賀、歌頌政府，我們反對政府；他們支持發展經濟，我們支持生態保育。

經濟發展背後，我們失去了甚麼？中國文化強調天人合一，中國人愛好大自然，但這六十年間為了超英趕美、為了發展、為了經濟，我想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當我國我城都在以發展為名而破壞生態、環境，最終到處都成了公式化的工商業區，這個國家還有甚麼特色可言？發展不是硬道理！

現在菜園村事件已敲響警鐘，我們守得住這關口嗎？村民需要的是你的關注、你的支持、你的一分力，是你了，香港人。

但願這不是村民在菜園村的最後一個中秋節。

(刊於明報自由談)

菜園村導賞團後記

其實這篇文章早應下筆，但一拖再拖，終於決定動筆了。7月12日，我參加了菜園村的導賞團活動，在活動完結後亦訪問了菜園村的關注組成員朱凱迪而寫了一篇新聞稿。該稿投了上明報的校記網，朱凱迪提議我可在獨立媒體網再寫篇幅較長的新聞稿。接受了這建議，但因本人不才，沒有思緒應怎樣擴大及伸展，只好放棄，以個人參加完活動的感受來代替。

經過了最後的諮詢期，菜園村關注組已成功收集一萬四千份反對書，作為與政府磋商的「籌碼」。在諮詢期過後，菜園村關注組並沒有鬆懈，繼續舉行一些保衛菜園村的活動，菜園村導賞團是其一。

那一天參加導賞團的人數大約有30人，首先出發到八鄉蓮花地村，沿路由朱凱迪及馮汝竹（呀竹）作導遊，透過他們的口述，我們對新界農村及菜園村的歷史多了一份認識。中途到了休息一會，巧遇明哥（菜園村關注組副主席盧明光），因之前曾見過一次，他仍認得我。問起明哥情況如何，明哥說有了這一萬四千份反對書，無疑令政府有壓力，但對於將來仍是未知之數，明哥說：「如果最後政府堅持要收地，大約到明年你便不會再見到菜園村。」說話中帶著無奈及慨嘆。

再走了一陣子我們去了村民謝先生的家裡品嘗茶點及聽謝先生說他的故事。謝先生是50年代搬進菜園村的，這50多年來，一家人一直在菜園村過著自給自足生活。有團友問及政府打算賠償多少給居民，呀竹說：「賠償多少沒意義，我們只是想要菜園村這片土地。政府給我們一筆錢後，這筆錢遠遠及不上我們的農地，我們的農地可以用來耕作，帶給我們一種實在的感覺，有了賠償費又如何呢？我們只能關在公屋，不像住在農村這樣自由自在。」的確，看到菜園村的居民相處融洽、沒有隔膜，這不是賠償一筆金錢就能代替的！

在菜園村的地方都不難發現反對搬遷的橫額及海報，這些菜園村村民的心聲，政府到底你有甚麼權力去逼遷他們？

離開謝家前，呀竹送上親手製的銀緬醬絡我們每一個團友，接過這禮物，只感到很窩心。

最後在導賞團完結前，我們去了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的家參觀，高伯（我猜應該是高春香的爸爸吧？）跟我們大談他在當天捉拿五爪金龍的趣事，把我們逗樂。「雖然今天你看我們好像很樂觀，但其實背後我們會哭，但想讓你們參加導賞團的心情都愉快。」高春香說。村民背後的辛酸，我們又知道多少？我們不是他們，沒有切膚之痛，但也不是忽視事件的藉口。

最後，日落黃昏，導嘗團亦完結，我找了朱凱迪進行訪問，一直很好奇為什麼會有菜園村導嘗團的出現，朱凱迪很直接的一句「唔黎唔識反對」，然後再慢慢解釋：「畢竟香港人不是菜園村的居民，亦沒有接觸過這條村。可能他們會認同社會的主流印象，認為市區重建及收地便是好、能夠發展經濟，但他們往往忽略從地方角度出發，特別是菜園村這類邊緣社群，因此希望讓更多香港市民入村了解菜園村及其歷史。」再問他導賞團會舉辦到甚麼時候，朱凱迪說會一直舉辦，直到村民成功爭取不遷不拆後仍會進行「若成功爭取到後舉行導賞團的意義會更大，因為這可改變其他人的主流想法，日後若有同樣事情再發生便可作為一面借鏡。」

細問下原來朱凱迪不是菜園村的居民，本來是進行上海街的保育的計劃，但得知菜園村的事件後，基於好奇心而接觸這條村莊，其後找到自己的目標，認為有責任一起保衛菜園村，於是加入了菜園村關注組選擇幫菜園村作介紹。「其實這是一次好好的經驗，讓我認識到更多關於菜園村的事物。」

在今次的導賞團中，我看見都有年輕人參加，看樣子都只是中學生，我們的下一代也會關注這個社會，在今天仍不斷討論o靚模的氣氛下，這是一個對比。我相信，我們的下一代仍有希望。

但願菜園村的村民能成功爭取不遷不拆菜園村，香港這個社會充斥太多商業化，希望僅有的這道防線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