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了昂山素姬的緬甸，是個女權主義國家嗎？

喬治．奧威爾的作品《緬甸歲月》中，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描述，做盡壞事的緬甸本地治安官吳波金，由於相信佛教信仰中的輪迴因果論，為了下世投胎時仍然能當一個男人，於是想方設法在日常生活中積福，以抵銷過往所做的各種罪行。當中點出在緬甸傳統社會中，男女之間極大的差異︰「女人跟老鼠、青蛙什麼的層次差不多，頂多算是一種類似大象這樣的高級點兒的動物。」

奧威爾在上個世紀30年代寫下這部以緬甸為背景的小說，行文中不時透露中女性在當時社會的卑微與低下。

時間回到21世紀的今天。

在緬甸舉行歷史性選舉的前後，仰光街頭，隨處可以看到貼滿昂山素姬肖像的宣傳物品，緬甸民眾熱烈支持昂山將軍的女兒，甚至稱她為「媽媽素」。我遇上一些人，直言其所信任及尊敬的，只有昂山素姬，而非「全國民主聯盟」（NLD，下稱民盟）。作為女性領導人，溫婉而陰柔的形象，與軍政府所代表的父權架構，有着強烈鮮明的對照。我很疑惑，昂山素姬的受歡迎程度，是否代表女性的地位及處境在緬甸有所改善？事實上，兩者似乎沒有必然的關係。

「我相信她是一個很優秀的領袖，但坦白說，她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如果以昂山素姬來作為女權狀況的指標，那只會見樹不見林。」代表民盟參選上議院的候選人Naw Susanna Hla Hla Soe對我說。

現年50歲的Naw Susanna Hla Hla Soe，是緬甸知名的女權行動者，把半生奉獻在當地的女權運動中，她曾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了十多年，但深感國際組織在極權政府統治底下的諸多限制，於是在2003年的時候，自行創辦一個在地的婦女組織︰克倫婦女充權組織（Karen Women's Empowerment Group），以提供各項的培訓及協助，雖以克倫族為名，但卻不限於任何民族。

女性安全問題最嚴峻

處理了這麼多年跟女性議題有關的工作，我很想從她的經驗中知道，現下緬甸女性面臨着最嚴重的問題，到底是什麼。Naw Susanna Hla Hla Soe毫不猶豫地指出︰「安全問題。我們國家沒有真正保障女性的法例，安全是當下最為嚴峻的問題，例如家庭暴力、拐賣、強姦，曾經有家暴的受害者向我們尋求協助，當我們陪伴她們去警察局報案時，警察往往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最終不了了之。」

1996年，緬甸政府成立了「緬甸婦女事務全國委員會」，該委員會隸屬社會福利與救濟安置部、內政部旗下，以促進性別平等為目標。其後，於1997年，緬甸加入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成為締約國的一員。根據「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2010年的會議紀錄，緬甸提交的進展報告中，意圖呈現出其為婦女權益而作出的努力，以及婦女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權利。例如，緬甸官方強調現行的《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中，關於禁止人口販賣的第358條，便是特別為了保護婦女及兒童免受暴力行為的對待。

制訂法律女性狀況就能改善？

驟眼看，官方似乎一直都有為性別平等而積極做過不同的工作。但制訂了法律及設立相關機構，跟女權狀況是否真正有所改善，兩者不一定是呈現正比的關係。甚至是，由於政府轄下的婦女組織，或是女權運動的存在，相比起其他以民主改革為訴求的反對運動，本身並不足以影響政府運作的正當性，故此對政權沒有構成太大的威脅，甚至可以替政府挽回一些聲譽。

我從Naw Susanna Hla Hla Soe的經驗中看到另一種挫敗。她在婦女團體工作時，接觸到形形色色的個案，不斷向國會議員倡議及與他們溝通，卻沒有多大成效。這才促使她有了參選國會的念頭，成為一個立法者，在體制內推動婦女的權益。

擁有克倫族的身份，她見證着少數民族武裝組織與政府軍之間的衝突，看到無數婦女和兒童因戰禍而遭受的傷害。少數民族婦女，雙重的邊緣身份，需要面對的是雙重威脅。衝突地區沒有法律可言，生命更是沒有保障，除了遭受來自政府軍的性暴力對待，連屬同一民族的武裝組織，也會性侵犯當地婦女。然而，她們的處境，卻鮮少有人提及，邊緣群體持續被排拒於主流的視野論述中。

象徵性大於實質意義的「全國性停火協議」中，八支武裝軍隊與政府就停戰達成協議，可是，坐在談判桌上的清一色都是男性領袖，這是一場以男性為主導的角力賽，談不上有任何性別平等的意識存在，而在戰火中被傷害的女性，更遑論能因此而討回公道。聯合國緬甸人權特使李亮喜（Yanghee Lee）在2015年呈交的緬甸人權狀況報告中，曾經強調女性在參與建設國家和平道路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受衝突影響社區的婦女，必須能夠充分且平等和切實地參與所有有關預防和解決武裝衝突、維持和平與安全、在衝突後建設和平的活動，從而實現持久的和平。」

政府是性別歧視的共謀

在報告中，李亮喜特別留了一個篇章給緬甸的婦女歧視問題。在性別歧視的問題中，貌似推動性別平等的政府，其實起着共謀的角色，她提及緬甸政府嘗試推行的「計劃生育」。2015年5月，總統吳登盛批准了新的人口法，這條法例容許地方政府以減少生育率為名，規管婦女的生育權利，強制必須於兩胎之間，至少要有36個月（即3年）的間隔期。「計劃生育」這個概念並不陌生，國家透過法律與規訓介入私人生活的領域，美其名是為了人口的控制，但懲罰性的手段，似乎暗示着，女性的子宮，也逃不過被政府操縱的命運。

女性參政的困難

制訂法例上的性別盲點，某程度跟國會內的男女失衡狀況有關。在現行的憲法中，雖然明文確保了婦女參政的權利，然而，在國會內只有4%的女性議員。以上下議員共664個議席來計算，大約只有27名女性在內。這是其中一個使Naw Susanna Hla Hla Soe決定參選的原因，說不上是能夠打破議會內的性別結構，但起碼可以為此注入一絲改變。我好奇問她，那麼民盟派了多少名女性候選人？她說有168。但是，民盟總共有1151名候選人，女性的比例也不過是佔十分之一左右。Naw Susanna Hla Hla Soe進一步解釋，這涉及女性參政的困難之處。

「我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緬甸的文化與習俗，很多人不相信女性有領導能力；第二，家庭的支持與否亦是非常關鍵的因素，我們看到很多有潛質的女性，就是因為家人的阻礙，所以便沒法成為候選人；第三，關乎是否擁有參與政治的平台。」

除了上述的因素外，我很想知道，作為女性，有沒有因為其性別而遭受的攻擊？ Naw Susanna Hla Hla Soe用她去年參選仰光城市發展委員會的經驗回答我︰「當時的對手故意散布謠言，為我塑造出一個極差的形象，例如說我的水平很低、會和鄰居打架、整天只會說政府的壞話……令別人認為女性的本質只是八卦、粗魯，沒有任何領導的能力。」

路仍崎嶇，緩慢前行

她所說的，都令我想起社會對於刻板形象的塑造，性別是其中的一環，尤其是像緬甸這樣一個的發展中國家。當歷史時的選舉過後，昂山素姬領導的民盟大勝之際，這不過是民主進程的其中一步，前路仍是充滿着重重的險阻。在女性議題方面，不論是安全問題、議會男女比例的結構，或是缺乏公民教育而產生的刻板印象、少數民族婦火在戰火中的困境，甚至是國家透過法律對於女性身體的規訓……都提醒着我們，即使誕生了昂山素姬的國度，女權狀況仍然不甚理想。但隨着2010年後的改革，對於公民社會的鬆綁，導致愈來愈多以女性議題為主的組織出現，有些更進一步關注到性別議題的領域。道路雖然崎嶇，卻緩慢地前行中。

如果說，公民社會的力量有機會被政府收編，甚至當權者本身就有能力設立相關的機構，那麼，Naw Susanna Hla Hla Soe從女權運動領導轉身成政治人物的歷程，便提供了一扇窗口讓我們去理解女權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間的結合。她是在今年決定參選後才加入民盟，我好奇，為何她不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或加入克倫族的政黨，而是加入最大的反對陣營中。

「民盟提供了一個平台，他們在揀選候選人的時候有三個原則，第一是青年、第二是婦女、第三是少數民族。我剛好符合了兩個。」一直與反對黨保持良好合作關係的她，在過去2012年的國會補選中，亦義務幫忙籌款與協助競選的活動。而她亦曾經在接受緬甸傳媒的專訪時，提及昂山素姬在獲釋後，曾經與當地的一些婦女團體碰面，了解女權運動的最新狀況。而昂山素姬本人亦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建議。

除了帶領着緬甸民主運動的走向，作為女性領袖的象徵，相比起男性領袖，昂山素姬無疑對於性別意識有着較為敏感的關注。她在57歲生日的那一年發表過演說，當中便提及了緬甸女性在國內受到的歧視與偏見。雖然緬甸的女權狀況並沒有因為The Lady的存在而有劇烈的轉變，但昂山素姬曾經在10年前，為婦女論壇留下過這樣的註腳︰「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男性對於自身的價值擁有真正的信心時，女性的存在便能夠不僅僅是被忍容，而是受到重視。」（In societies where men are truly confident of their own worth，women are not merely tolerated but valued）

（原刊於2015.11.14 《端傳媒》）

十三座牛雜@士林夜市 港味重現台灣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五）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台北的冬季多雨，陰陰、細細的帶給人黏膩。

雖然來台灣生活前，早有朋友提醒我台北比香港多雨、潮濕，但真正面臨雨季，才知道衣服永遠曬不乾的苦惱。

劉以鬯在《酒徒》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若是如此，記憶如潮水，我在台北的雨季裏便留下了滿滿的回憶。

那個陰暗的下雨天，我走到香港人最為熟悉的夜市——士林夜市，不為觀光，只為採訪十三座牛雜店的老闆湯建業。

湯先生在香港可以算是名人，不只做牛雜方面在香港首屈一指，同時他也上遍了香港大大小小的電視節目與報章雜誌媒體，許多旅遊美食書都會介紹他的牛雜店。

「十三座」根本上就是香港牛雜的代名詞，是家喻戶曉的牛雜小食代表。

父親說：做什麼也好，不要賣牛雜

「十三座」一詞的由來，是來自於湯先生早年在柴灣所居住的公共房屋，位於整條邨的第十三幢，故以此為牛雜店的名字。十三座牛雜並非數十年老店，湯先生從父親處承接過來的，是手藝，而非店舖。湯生的父親賣過粥、飲品，但以鹵牛雜最受歡迎，且讓親朋好友、顧客念念不忘。然而，湯生的父親鹵牛雜的工夫雖是一絕，但卻拒絕自己的下一代承接牛雜的生意。父親曾警告湯先生不要開牛雜店，這樣的忠告裏頭也許帶着複雜的親情與疼惜。湯生說到這段時，還是會有所感慨﹕「父親曾告誡我，什麼行業都可以做，就是不要賣牛雜。」這樣的叮嚀對湯先生來說最終只是馬耳東風，不知怎的還是走上了賣牛雜的道路，而且一賣還賣出名氣，成為香港美食的代表。

製作耗時 做牛雜之難

湯爸爸的憂慮不是沒有原因的，牛雜的製作流程繁複、耗工費時，往往需要花上兩三天或更長的時間，一百斤的牛雜，經歷了清潔、處理、川燙、鹵製的製作過程後，最後只剩下三十斤，成本相當高昂。所以賣牛雜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前期工作時間非常長，不像咖喱魚蛋、雞蛋仔、煎釀三寶般，容易準備、也比較容易為市場所接受。

或許有人會問，市場對於咖喱魚蛋與牛雜的接受度有分別嗎？答案是有的。華人社會過去多為農耕社會，有一定比例的民眾至今仍不吃牛肉，另外也有現代人與西方口味相近，比較不會吃內臟類的食物，包括大腸、肝、肚等等。這些原因讓牛雜比起咖喱魚蛋的銷售客群少了很多，也使牛雜生意受到挑戰，並非想像般來得容易。

宣傳口碑 營商之難

許多人欣羨十三座牛雜的生意興隆，在號稱美食王國的香港，能夠做出特色小吃的代表，背後所下的工夫是不足為外人所道。除了產品本身要夠吸引，如何經營生意也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湯先生在做牛雜生意之前是做美容美髮的，並且在台灣擁有好幾家的分店，但已是1987年前後的事了，那時正值台灣解嚴前後，社會最有活力、經濟正蓬勃發展的年代。俗諺說道﹕「台灣錢淹腳目」就是指那時候。不過，錢財若不懂得如何守成，則來得快去得也快。年紀尚輕的湯先生並不能在美髮產業留下，最後都因為經營的問題，在大環境的變化下，他最終還是不得已要將公司頂讓給他人。這件事情，讓他學習到營運公司之難，在於不能僅僅擁有技術，其他的部分如廣告宣傳、人員管理、財務規劃等等都會牽動到一家店的成敗。

二○○五年，湯先生自父親手上承接牛雜店，把其重新開張後，以短短九年的時間，就在全港擴張了七家分店，建立起雄霸一方的牛雜食肆王國。十三座牛雜能在香港崛起，不只因為味道，透過宣傳、行銷所創造的口碑，更使北角的小小食舖橫行多年、排隊人龍綿延。也因為他的經營之術，讓湯先生在短短的十年之間拓展極快，並以中央廚房的形式，統一控制管理食材的味道。他的成功絕非偶然，更像是代表着獅子山下的那種拼搏精神，努力、勤奮的工作，希望能夠力爭上游，在香港的競爭社會中爭得一席之地。
轉戰台灣 不是「逃離」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香港社會的急速變化，莫不如是。二○○三年，SARS導致香港的經濟及社會陷入空前的低潮，隨後與中國大陸簽訂CEPA讓香港起死回生，但同時也使香港的生活更為依賴大陸。每年不斷成長的中國觀光客人數、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的人數、在香港買樓的數量，這些種種都刺激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使得港人成為全球人均所得名列前茅的地區。

然而，隨着中國近年來的高速發展與崛起，人民幣在近幾年內大幅升值，這讓大量依靠大陸供應食物來源的香港人愈來愈感受到生活上的壓力，也使十三座牛雜的成本增加不少。不僅如此，那動輒數十萬港幣的店租不斷上漲，使小本經營的商店在寸金尺土的都市叢林中只能苦撐下去。壓垮十三座牛雜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人力問題。由於香港的餐飲業興盛，然而，相對來說這一塊市場的勞動力嚴重不足。這導致缺工情况嚴重，有錢也請不到有經驗的餐飲相關從業人員。如此情形，使十三座牛雜的員工長期處於超時工作的狀態，人才留不住、流動頻繁，直接影響了牛雜製作的品質。湯先生為求牛雜鹵製要有一定的水準，把心一橫之下決定結束香港的生意，將重心轉向台灣，在那有「台灣第一夜市」的士林夜市裏，開闢他新的戰場。

早有妻兒在台 只是歸去

猶記得在二○一四年三月，於報紙上赫然看見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消息，全港媒體同時報道此事。這件事對香港人來說是重重的一擊，沉痛、憤怒且無以名狀的痛。這樣的疼痛原因複雜，一方面是看着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小吃品牌遠走他鄉，宛若變了心的情人，令人難以割捨分離。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香港的社會環境愈變愈惡劣，高漲的房租、通貨膨脹嚴重、缺工問題無法解決等等，趕走了屬於香港庶民的味道。

然而湯先生認為，他的品牌以及香港都沒有港人所想像的悲觀。許多媒體過於突顯他的部分談話，讓他的台灣開業夢，被塑造成為逃離香港的行為。這實非他本意。對於湯先生，「逃離」這個指控，對於自己或香港，都太過沉重。談到來台開店的原因，湯先生表示有其更深沉和複雜的原因，並非單單歸咎於香港社會的問題，就能夠解釋清楚。很多時候，他都希望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無奈電視或新聞報道上的呈現往往都有所出入，久而久之，他也習慣了媒體有其意識形態與需要的生態，將他的創業夢放置在三稜鏡下，折射出浪漫七彩的光芒。

其實，他早就已經有來台灣開業的規劃。早在一九九○年代，湯先生已在台灣結婚生子，並且入籍台灣。他的太太與小孩沒有隨着湯先生回香港生活，十三座牛雜的經營都是靠着他在台港兩地奔波，與香港的合伙朋友、家人撐起來的。

牛雜挑戰台灣人口味？

台灣早已是湯建業的家了，回台灣開店只是遲早的事，為了妻子、為了孩子。香港媒體與民眾對於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惋惜與難過，似乎忘記湯先生是香港人，但同時入籍台灣。把十三座牛雜的結業，解釋成反映香港社會通貨膨脹、租金過高、連鎖店林立等等問題，既過於簡化，也太過一廂情願。

湯建業雖然早已入籍台灣十數年，但牛雜這種香港道地小食卻仍未融入台灣的小吃文化之中。不同於「添好運」港式飲茶進軍台灣般，能夠立即獲得好評，並且有大排長龍的人群，或是像早以成為台灣飲食文化一部分的街頭燒味便當店，還有在夜市出沒的雞蛋仔、凍檸茶，牛雜在這幾年來才進入台灣美食系譜，是否能真正獲得廣泛的接受，還得考驗台灣民眾的口味。

細數在台灣與牛雜類似的料理，以牛做為小吃美食的，似乎只有鹵牛腱、牛肉湯這兩樣，關於內臟部分是鹵牛肚，其他像是牛腸、牛舌、牛肝等則少在台灣的料理中出現。牛的臟器之所以較不能為台灣人所接受，或許因為台灣過往是農業社會，在不吃牛的習俗下，故此在臟器的接受度也不像豬那麼高。另一方面，對於「鹵味」的想像，台港兩地也十分不同。台灣的鹵製食品多半偏甜，從鹵肉飯到鹵雞爪都是如此，而香港的鹵牛雜則有濃郁的中藥材並屬鹹味，口感上的差異，也挑戰着台灣顧客對牛雜的接受程度。
他並沒有因為自己是香港美食的代表，來到台灣後就隨便製作來應付台灣人，反過來，卻是更為戰戰兢兢的做出符合台灣人口味的牛雜小吃。這種符合並不是完全為了市場導向而放棄原有的港式味道，而是在台灣顧客能夠接受的範圍內，製作出具有香港特色的牛雜料理。湯建業如此用心，背後所反映的是他對待饕客以及食材的態度。除了在口感上下工夫外，他更將十多坪大的店舖佈置得港味十足，除了吧枱沒有椅子的吃法很香港街頭外，裏頭的叮叮車和公共房屋的設計，也都散發出濃濃的香港風格。

十三座牛雜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51號
專頁：www.facebook.com/hkblk13

忠告﹕台灣市場不浪漫
湯先生是商場老手，對市場有特別的見解。當我問他可否給未來希望來台灣生活或開業的香港朋友一些建議時，他突然嚴肅起來﹕「千萬不要對來台灣抱持着過分的浪漫與想像，以為開一間咖啡店，或者做小吃非常容易。在台灣，市場是很現實的。一個產品的好壞，顧客的感受與反應是很真實的。」

在他的一本正經裏頭，我看到了一種敬業樂業的認真。

文/ 李雨夢
編輯/ 方曉盈

槍！在我們的肩膀上︰CY的阿兵哥日記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為什麼人要當兵？為什麼我們都沒有選擇？」——《軍中樂園》

二○一四年，由鈕承澤執導的《軍中樂園》在台灣炒得火熱，不但因為戲中有帥氣的阮經天和漂亮的陳意涵，更是電影裏描述的那一段被淹沒在時間長河中的封塵歷史，一九六九年，發生在金門軍營中的種種光怪陸離。

這個距離台灣本島二百七十七公里，卻距離中國廈門僅僅一點八公里的小島，曾是海峽兩岸在歷史上的戰爭前線，亦在國民黨遷台後成為了十幾萬國民黨軍隊所駐守的海上軍營。

《軍中樂園》所呈現的，既是時代的無奈，也是軍中的百態，既有職業的外省老兵，也有服義務兵役的本省新兵。

關於台灣的義務役徵兵政策，就是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大江大海的時代裏被強行實行起來，續延至今。

根據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凡是年齡屆滿十九歲的男性，除了一些能豁免服役的理由外，都必須按時義務服兵役，這種稱為「役男」的人士，到了三十六歲才能除役。

說到當兵，我所認識的台灣男性朋友都視此為苦差，甚至想方設計逃兵役。

延遲畢業是最普遍的做法，讀完大學念碩士，讀完碩士念博士，一拖再拖。

即便如此，一旦到了三十三歲，為免觸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以令自己身陷囹圄，還是需要休學來強行服役，逃來逃去，最終還是逃不過「服役」的五指山。

當台灣男子如此討厭當兵之際，一個來自香港的怪人卻特地在大學畢業後立刻跑到台灣服兵役，傻的嗎？這個外表看來正正常常的怪人叫王浚儒，別號CY，簡稱跟香港特首梁振英一模一樣。

雙重國籍下的「役男」

CY是台灣跟香港的「混血兒」，媽媽是台灣人，家鄉在新竹，爸爸是香港人，自三歲後他們便舉家回到香港，一住便是二十幾年，直到讀完大學。所以CY既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又有中華民國的護照，擁有雙重國籍。在中華民國法律的定義下，他是「役男」，有服役的義務，除非一輩子也不回台灣，否則不能倖免。

十六歲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踏足過台灣這片土地，算是逃避兵役的做法，那時候他害怕一旦入境就難以出境。在香港科技大學念商科的CY，是被視為尖子生的一群，畢業後的前途理應一片光明，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城市，不會沒有他的容身之地。

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

大學畢業後，身邊的同學或許都奔向了商業大廈林立的中環。他原本也可以像同學一樣的，找一份掙到錢的工作、結婚、生小孩，這一條香港人的既定公式。但他卻選擇了相反的道路，裏面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CY說，從小他便喜歡做些與眾不同的事情，忽發奇想之下，認為當兵是可行的選擇，於是便回到這片稱為家鄉的故土，但一切卻是如此陌生，生活從零開始。那是二○一○年的夏天，他廿二歲。

謎樣的魔鬼部隊

到達台灣報到後，下一步便是抽籤決定服役的種類，軍種分別有海軍、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當中以陸軍步兵最為普遍。當時的CY心裏希望自己能夠抽中海軍陸戰隊，這個以兩棲作戰、反登陸作戰、奪島作戰、台灣本島及外島、離島守備、軍事設施防衛為任務的兵種，艱辛而特別，著名的台灣詩人瘂弦和藝人豬哥亮都曾服役於此。老天爺似乎聽到他的心聲，CY最終如願以償。

接下來便是一年艱辛的訓練，分別在新北市的林口區和基地屏東縣度過。對於CY來說，所有的經驗都是全新的，他像小孩子般好奇地看待每一樣事物，睡街、天天不洗澡、自己動手挖廁所、隨處大小便、規律的作息時間……香港新一代總是給人嬌生慣養的感覺、不能吃苦，於是有了「港孩」的稱號，但以上種種都沒有難到CY，更豐富了他的人生。
天真可愛的阿兵哥們

軍隊中的伙伴是他最初接觸的一群台灣人，他自言是第一次認識到讀書不佳的朋友。初聽感到驚訝，但後來細想他從小到大都在名校長大，身邊圍繞的都是優秀聰明的同學，就覺得沒什麼好奇怪了。當兵讓他認識到來自各行各業的平凡人，在他口中的那些阿兵哥天真而可愛。他娓娓道來，於這天之驕子的人生中，這些經驗都彷彿是對固有的看法上的一種衝擊，他真實地感受到世界本就是如此斑駁混雜，不同階級背景的人有了互相理解的可能。雖然，軍營仍是個階級非常分明的地方，長官下屬，學長學弟，某程度也反映了台灣社會的面貌。強調服從與規律的地方，與喜愛自由的CY格格不入，雖然被迫要遵守一大堆無聊的規矩，他卻沒有後悔選擇作出這個決定，只求得過且過，「沒辦法，這個就是軍隊裏面的制度」。

軍隊是愛情的墳場

說到難忘的事情，在澡堂脫光光一群大男人在洗澡，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傳說，在軍隊中洗澡的時候，肥皂掉落在地上是不能撿拾的，因為一彎下身「菊花」便會面臨疼痛的境界。CY卻一句就破除了傳說中的迷思﹕「我們是可以用皂液的！」

莫名奇妙的口號

從感覺彆扭到逐漸視為日常的，還有莫名奇妙的口號。剛開始的時候連喝一口水都要先喊口號才能解渴，他重新示範一次「喝水喝水300CC，喝水！」給我看，我看得詫異，也覺得這樣的規訓非常無聊，他覺得這是長官把新兵當作低能兒來看待。更匪夷所思的口號在後頭，「親愛的共軍兄弟們！你們已經被包圍了，我們國民政府是寬大仁慈的！快點出來投誠吧！」我聽後不禁失笑，也許是冒犯了，但這畢竟是不真實的虛幻。不要說台灣人不把這當作一回事，遑論CY這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口號到了嘴邊還是含糊過關便算，他告訴我，這些意識形態的口號沒有幾個人在認真理會，只是高層的一廂情願。

歷時三個月的睡街

行軍打仗，少不免要露宿街頭，演練如是，歷時三個月的睡街，應該是他人生目前為止的極限。「他會發給你一個背包，裏面的東西就是三星期之內所需的全部物資。第一次收拾的時候，沒有經驗之下買了一大堆東西塞滿背包，例如很多的濕紙巾，以為就算不能洗澡也能抹身。後來發現其實用不了這麼多的東西，就連濕紙巾也懶得用。一件內衣加一件外套，就可以穿很多天了。一開始買下很多紙內褲，完全沒有用武之地。」他不忘告訴我，這些艱苦的演練，是專屬海軍陸戰隊的。

思念與寂寞交集

在到達台灣之前，他跟一個台灣女孩在交往，常言道，阿兵哥背後的女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當的，軍營中的訓練艱辛而乏味，軍營以外的另一半亦需要面對相思之苦。孑然一身的人最瀟灑，無牽無掛。連張震嶽也曾經寫過一首《孤獨的夜哨》來表達思念與寂寞交集的情緒，簡單的歌詞，道盡很多台灣男子的心聲。「擔心妳跟別人跑掉，如果妳真的要跑掉，麻煩妳順便說一下，我不要最後才知道。」這反覆吟唱的末段，讓我想起侯孝賢導演的代表作《戀戀風塵》，本是青梅竹馬的兩小無猜，男主角要到外島金門服兵役，女主角卻在他當兵的期間，與每天送信的郵差結成夫妻，據說是改編自編劇吳念真的初戀故事，一段無疾而終的戀情，教人感到唏噓。CY最終還是跟台灣女朋友分手了，但那已經是當兵完結後的故事了。

台灣與香港的最終抉擇

短短一年的時光，教CY永生難忘，這畢竟不是香港男子應有的經歷，從殖民地時期的英殖政府，到九七後的中國政府，都沒有要求香港人服義務的兵役，能夠體驗軍中生活的大抵只有那些黃埔軍校的遊學團或夏令營。

服完兵役後，本來打算打道回港，卻在種種的機緣巧合下，停留在此處。

決心留在台灣

台灣的創業風氣及成本低廉是令他想留下的一個原因，之後在台灣生活的幾年，他都以接Freelance的工作為主，湊合之下生活尚算無憂。台灣人的友善沒有機心，令他願意生活於此地。他是讀商科的人，在港的經歷應該讓他看慣了競爭裏頭的爾虞我詐，甚至自己也或多或少感染了這樣的氣味，於是來到台灣令他能更強烈感受到人性中的差異，也倍感珍惜這個尚未被嚴重「污染」的島嶼。他同樣提到，台灣人的機車性格雖然讓他覺得裝模作樣，然而這些缺點在他眼中也不過是小事一樁，無損他留在台灣的決心。

「沒後悔曾經當兵」

對於香港，他彷彿再沒有太多的歸屬感了，更笑言若回香港純粹只為掙錢。在被視為洪水猛獸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出爐之際，這份由中共直接頒令香港的報告，其政治干預的決心，引發公民社會的軒然大波。身在台灣的CY，看到消息後，在facebook上放上了香港特區護照與中華民國護照的相片，寫下短短一句「沒後悔曾經當兵」，也許「保家衛國」在當兵時期是個口號，但在面對中共對港、台民主與自由的打壓時，卻又是撼動人心的真情告白。

文/ 李雨夢
編輯/ 林韻兒

青年旅店異地一個家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走出西門捷運站，台北的喧鬧宛若熱浪，各種創意市集及次文化活動匯聚於此，造就了台北城西的百年風華。

鮮有人知道，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西門町一帶沼澤遍佈，直到後來日軍進駐，此地由於作為防衛台北城的武裝部屬基地，才漸漸發展起來。

西門這個地方，幾乎是香港遊客必去的景點，在擁擠的人潮裏，伴隨着廣東話及國語的交錯，讓人分不清究竟是身在香港還是台灣，甚至誤以為置身於旺角的街頭。

沿着成都路，走了將近十分鐘的路程，把我帶到一間以漫遊為主題的青年旅店。

香港僑生台灣栽種開店種子

旅店坐落的路段雖然仍屬西門區域，但已經遠離潮流品牌、名店，進入了在地人的生活領域。與其說是在西門町商圈，這裏其實更接近龍山寺。走到「台北漫步旅店」的門外，已經感受得到該店所散發的青春與休閒風格，裝潢顯示出它作為老屋改造的旅店印記，散發出有別於一般酒店的氣質。踏進接待處，眼前是一大片的公共空間，和煦的陽光透過落地玻璃灑進，來自各地的旅人三五成群散落在不同的角落，有人看報、有人喝飲料，還有一群人圍繞着地圖指指點點，為晚上的行程做確認。

老闆林維源（Mark）見我到來，連忙走出來招待我，着我先把鞋子脫下，再換上居家的拖鞋，並且對我解釋「換鞋」的舉動意味着回家，他們希望客人來到這裏能有家的感覺。

眼前的Mark看起來很年輕，卻已經是個成家立室的男子。十二年前，他以僑生身分來到台灣的輔仁大學讀書，主修餐旅管理。畢業之後，他不想一讀完書就工作，於是決定到墾丁的佳樂水逗留半年，以打工換宿的方式享受南台灣的烈陽，這種現在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Mark在當年可以算是先行者之列，偏離主流的軌道，只為了實踐心中仍未萌芽的理想。

在他的回憶中，八年前的佳樂水只有一間民宿，但現在這個美麗的地方已經成為了遊客的「勝地」，人滿為患，民宿一家接一家的開。由於佳樂水貼近海邊，旁邊便是太平洋，Mark當時的工作便是教人衝浪。這半年的體驗在他的身體裏埋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等待適合的時機發芽。

在台灣留了四年半之後，Mark還是決定回到香港的職場上打拼，在旅行社擔任旅遊顧問。他工作一路順遂，業績更是名列前茅，然而，過於重複的單調與平淡，沒有太大起伏與變化的生活，都使他感到不滿於現狀，於是心底裏的創業念頭慢慢浮現出來。他期盼有朝一日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旅館，一磚一瓦到室內擺設都是經過精心的挑選及規劃，能夠在這個空間裏面招待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Mark無法記起開設旅店的想法何時才是真正成形的階段，但是回顧他以往的日子，不管是大學時候所修讀科目及回港之後的工作，都離不開旅遊這一領域，在創業時候朝着這個方向作準備也似乎是理想當然，或許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際遇。

香港開店不成

話說回來，漫步旅店最初並不打算在台灣開設，一切都是機緣巧合。Mark最初籌劃在香港開店，走遍尖沙嘴、油麻地、銅鑼灣等旺區，卻難以尋覓理想的位置，即便遇上合意的地方，業主也未必願意出租。最經典的一次是雙方已經談好租賃的事宜，連訂金都付了，豈料業主幾天之後自行毁約，把訂金退還給他們，原因是業主認為創辦青年旅店是很奇怪的事，他不了解這樣的行業在香港是否能夠生存，因而拒絕這熱心的年青人。退訂的事情雖然莫名其妙，但背後所反映的是一般大眾對於青年旅店的不了解，一般港人出外旅遊，想到的住宿地點往往是酒店或賓館，追求舒適的享受，吃喝玩樂才是王道，我們好像缺乏了這種比較「另類」的旅行文化。

在香港遍尋不着合適的青年旅店落腳處，Mark暫且放下這些艱難與挫敗的心情，飛到台灣參加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大學同學會。席間跟同學聊到正在尋覓開設旅店之困難，且談及自己的想法與未來的規劃，剛好其中一個同學在地產公司上班，答應幫他物色地點。不到一個星期，這位同學便跟他聯絡，也寄給他幾個合適地點的資訊。看完資料之後，他立馬動身飛到台灣，跟着這位房屋仲介的友人看了不同的場地，走到成都路上，他一眼就看上了這幢老房子，並決意要將此地變成創業的新據點。

談及「漫步旅店」過去的身世，Mark有感而發地比較了這個空間幾次的轉變。「如今我們身處的地方，在四十年前曾經是一間酒店，開了十年後便改變用途，出租給學生居住，到了後來，業主又嫌分別收租太麻煩，於是又把整棟房子再次完整租出。」兜兜轉轉，這座位於西門的六層高單位，又好像回到最初的模樣。

青年旅店﹕交流大過天

「青年旅店有別於一般的飯店或酒店，強調自助、互相尊重與不浪費的精神，提供背包客在旅途中有一個經濟實惠的落腳處，大多是以床位為出租單位的多人寢室與公用衛浴，並注重人際交流的生活空間，期許來自世界各國的旅人能夠互相分享旅遊經驗、交流異國文化，在此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交流是「漫步旅店」的核心價值。該處的靈魂是一樓的公共空間，以家的概念來說這是一個客廳。幾張長形的桌子，讓來自各地的旅人聚集於此，環境舒適得讓人放下防備之心去作最真誠的交流。

然而，到來的客人未必每人都能夠了解青年旅店背後所代表的精神，於是鬧出了不同的誤會。Mark認為亞洲人多半對這種旅遊文化較為陌生，他們在入住時會有很多前設，一旦不符合要求便會發牢騷。例如「漫步旅店」有六層樓，客人便會理所當然的覺得一定有電梯，當知道要爬樓梯的時候便會抱怨。

打破客人固有想像

有一次，一群台灣學生訂了房間，入住之後一群人佔據了公共空間大半的面積，把該處變成他們開會的地方。有其他客人想使用公共空間看電視、聊天時，他們不單制止，還不讓其他旅客進入及打擾。這引起其他房客的不滿，外國人向Mark詢問這群學生是來自哪裏，為何會這樣的自私無知，Mark有點不好意思地回答他們是本地人，也向其他旅客道歉才化解了紛爭。這觸發了Mark的不滿，隨即「教訓」了台灣房客一頓。當然，雖說是教訓，其實更像是向他們解釋青年旅店是什麼。就是因為跟飯店或酒店有所不同，Mark都會透過交流去嘗試打破客人固有想像，讓他們學懂互相理解及尊重。

青年旅舍vs.民宿

我好奇問道他如何看待台灣的民宿，特別是香港人來台灣旅遊時候的首選總是離不開民宿。我相信他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應該會得出有趣的看法。對於民宿，Mark並不排斥但也不能接受。他認為民宿提供不到交流的空間，在他的心中，那不是他旅行時喜歡居住的地方。

民宿主要分兩種，一種是跟屋主一起居住，分你一間房，但其實客廳的人氣很冷清；一種則是屋主不會在家，把鑰匙給客人之後，房間就是完全私人的，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有點像酒店，只是沒有服務。住民宿的人會比較在意房間的設計，要求比較高，是追求一種硬件上的質素。但青年旅店僅提供一個床位給客人，沒有多餘花巧的服務或設計。換言之，住慣青年旅舍的人會比較着重整個氣氛，Mark稱之為軟件的部件。但在台灣，很多時候兩者還是會被人混淆在一起，有時候跟朋友寒暄，對方不免會問︰「你的民宿現在經營得怎樣？」對於這樣的詢問，他總是感到很無奈。

最大心願：「適合的人」來住

Mark具有浪漫主義者的特質，生意人開酒店很多都是為了賺大錢，但他開青年旅舍的最大心願卻不同，他不需要旅店每日都是客滿的狀態，只希望住在漫步旅店的客人都是適合這個地方的旅人。所謂適合的人就是那些願意打開心扉，透過聊天交流而去了解世界的複雜與差異的旅行者，Mark亦希望這些人的存在能夠影響另一些不願交流或從未曾有過如此經驗的客人。

後記﹕漫步在台灣

訪談的尾聲，我問Mark對於未來有何計劃︰「堅守這一方園地？回香港開設青年旅店？或者有其他的可能？」他說想要開設第二家分店，持續在台灣深耕，將「慢活」與「交流」透過青年旅店的影響力發揮出去。不過前提是先把台北的生意穩定下來，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在他的旅店版圖規劃中，花蓮是第二家分店的目的地。花蓮之後，或許下一步就是國境之南的墾丁。看着他一個據點一個據點的數着，每一間青年旅店就像一顆星星一般在天空閃耀着。或許哪一天，他實踐了這樣的夢想後，把這些店家聯合起來，就可以成為代表Mark創業精神的星辰了。

說到對未來的規劃時，Mark又興致勃勃的談起了旅店和旅行：「其實台灣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可能不是熱門的旅遊景點，例如鹿港，一般遊客可能會嫌遠，但如果我在台中開店的話，我就可以推介給客人，反正從台中到鹿港的車程才大約一小時，這樣可能就有人願意去了。」就像在台北的店，在與客人的交談與互動中，他們會建議客人去九份、烏來、平溪，或者近至附近的西門紅樓、龍山寺等地方，而不是只停留在百貨商場的購物行程。

從Mark的陽光男孩笑容中，我讀出了當中的從容與自信，也許在台灣的創業歷程讓他學會了「等待」，等待「青年旅店」在香港與台灣能夠更廣為人知，亦被更加多人接受。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作者在台灣，遇見五個到台灣生活的香港人。
文/ 李雨夢
編輯/ 方曉盈

Miss Sex創作人 島國半生緣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二）

（作為九十後的一代，小時候也是看著《Yes!》裡的Miss Sex長大，很慶幸有機會訪問到Miss Sex的漫畫家。那天在摩斯漢堡店，聽了很多關於阿勉在台灣幾十年來的生活及經歷，本土漫畫的沒落與癥結，這個剛好夾在戒嚴末期與解嚴縫隙中的香港人，見證著台灣的種種轉變，更成為了台灣的公民，下星期便是「九合一選舉」，在藍綠的包袱以外，他有另一種看法。）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也許李勉之這個名字於你有點陌生，但作為八、九十後的一代，應該或多或少都有聽過一本叫作《Miss Sex》（又名Miss阿性）的漫畫。 這本被譽為青少年男女「性啟蒙」的聖經，以輕鬆幽默的手法向讀者展示各種學校沒有教授而又是最基本的「性知識」。

 Miss Sex早期刊載於台灣的漫畫雜誌《熱門少年TOP》，後來透過《yes!》而讓Miss Sex在香港有了曝光的機會。 對於台港兩地的八、九十後來說，Miss Sex就是他們年輕時候的「性教育」導師，陪伴度過了那個對異性有着奇異幻想，男生看到衛生棉會害羞、女生不敢在公開場合吃香蕉的懵懂年紀，也是記憶中的青澀少年時代。

這個引領着一個世代潮流，創作了Miss Sex一角的人，正是游走於港澳台三地的漫畫家——李勉之。

生於香港 長於澳門 闖進台灣 

阿勉於香港出生，成長於澳門，直到中學畢業後，回流香港好一陣子，希望能夠投身漫畫業界，因此他並非一開始就決心到台灣的，內心還是掙扎良久。到達台灣之前，看見著名漫畫家馬榮成、馮志明的公司請人，他還是會主動去應徵，期待能夠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環境，最後卻未獲錄取。曾經被玉郎集團獲得賞識，然而工作環境與想像有差距，權衡之下阿勉決定背上行囊飛往未知的旅程：台灣。

這樣的決定也是個陰錯陽差的偶然所致，那年夏天，阿勉在澳門的同學坐船到香港，準備報考台灣的大學，一幫人住進了他父親的辦公室，就在那幾天的分享以及同學的慫恿下，他決定要與大伙兒一起到台灣闖闖。

戒嚴年代的日常 

在台灣仍然處於戒嚴狀態的一九八五年，一群港澳學生浩浩蕩蕩地出發來到台灣、當時被稱作「自由中國」的島嶼。初抵台灣，阿勉一行人需先行修讀國立僑生大學的先修班，作為上大學前的「再教育」。先修班位於台北市郊的林口，是個偏僻的地方。對於阿勉這樣一個過慣了自由、現代化生活的人，陡地進入一個荒涼之地難免無所適從，一開始時候印象很差，因為必須過着類似於當兵的集體行動與洗腦的生活。

阿勉的回憶中，學校恍似一座監獄，整個校園只有一棟校舍及小食店，平常日不能外出，只有周末才能接觸到外面的世界。這種規訓學生的方式，某程度也是威權體制的伸延，延續着國共戰爭的緊張關係，他們這群從海外而來的「僑生」，莫名其妙就成為了宣傳與洗腦的對象。他難忘於那時候政治色彩的濃厚，教官會向僑生灌輸政治思想，每天早會的時候要升旗、唱中華民國的國歌、做一些很奇怪的早操、叫「打倒共匪」、「反攻大陸」等口號，這令從小沒有經歷過濃重政治氣氛的阿勉感到很抗拒。

常言道，即使你不理會政治，政治還是會來騷擾你。阿勉就有一次不小心的牽涉到政治的漩渦，惹上了麻煩，令他永生難忘︰「我在班上有幫忙做一些美術方面的工作，記得有一次幫運動會畫海報，之後教務處竟然要見我。去到教務處，看到主任手上拿着那張海報，質問我為什麼要畫一粒紅星在裏面、知不知道這是代表着中共，然後警告不准再畫這些政治敏感的東西。」那是阿勉第一次在台灣感受到所謂政治壓力是什麼，僅僅因為一顆小星星就被做了政治聯想。這現在看似荒謬的故事，但回到當時的時空環境，很可能影響阿勉的求學路途。

見證台北城市發展 

兩年過後，台灣解嚴，阿勉直言1987年以後的社會變得比較自由，可是在經濟逐漸起飛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躁動不安的氣氛。或許是農村人口大量轉往都會，台北城裏呈現欣欣向榮的熱鬧與繁華，但也由於轉型期時台灣人的質素、水平還是參差不齊，某程度上還是會有台北不如香港的感覺。「當年香港人都不太喜歡台灣，覺得這個地方落後，我想這也跟香港人高傲的心態有關吧。」我從阿勉的解釋裏，感受到他內心對於現今台灣人的文明與秩序所存在的今昔對照。

阿勉打從踏進台灣這片土地，生命軌迹就巧合地與這座島嶼的命運緊緊相繫，以外來者的身分一直旁觀台灣的改變。「畢業時嘴巴還是會說不喜歡台灣，但是不可否認，對這地方有着莫名的感情」，阿勉訕訕地笑着，談起過去的「口非心是」，解釋着身體很誠實的把自己種在台灣的泥土裏，一留便是二十多年，甚至在這裏成家立室，開始了自己的事業。

 一留二十年 落地生根 「移民台灣」對阿勉來說沒有太大的困難，在那個台灣自稱為「自由中國」的年代裏，僑生一入學就有身分證，是永久的那種，跟現在的標準不一樣。當然，取得台灣公民身分後，不須服兵役，可視為這個國家拉攏海外華僑的「德政」。唯一的麻煩是他必須每四個月離境一次，也唯有如此才可逃避兵役。直到四十歲，他才毋須回港回得那麼頻密，算是真正成為了台灣的公民。

訪問結束後，阿勉趕到幼稚園接女兒放學，談起女兒，他的臉上難掩喜悅之情，並且述說着父女二人的小故事。所謂落地生根，大抵就是從這些日常的平凡中顯露出來。從當初將自己視為異鄉人的本能式抗拒，到現今完全融入到台灣的生活氣息中，在阿勉身上，我彷彿能夠看到與深愛的人共築的那片幸福之地，就可稱之為家。台灣屬於他的家。

在台灣投票

如今香港人總是羨慕彼岸的文化與民主，然而這些令人稱羡的種種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在朝夕之間建立。尤其是民主化的發展軌迹，更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衝撞體制而來，背後付出了沉重代價，才有得來不易之今天。2000年，台灣民主化後出現了首次政黨輪替，將一介平民推向總統寶座，「陳水扁」三個字從代表「希望」與「夢想」轉換為「貪腐」與「權貴」，對台灣人民來說確實是一記沉重的打擊。阿勉並沒有像台灣人一樣的投身於「擁扁」與「反扁」的情緒之中，這或許因為他在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又或是沒有過往沉重歷史記憶的包袱。這使得他的投票行為更為客觀，少了藍綠的歷史情結，更多的是思考「普選」賢能的意義。「阿扁貪污，那我便投票給其他人。馬英九沒有貪污，但無能，那我再投給其他人。」

阿勉說得風輕雲淡，但他知道在台灣與朋友談政治，總得小心許多的禁忌。他目睹過朋友因為政治立場的差異而決裂，許多家庭也會因為政治的因素，搞到四分五裂並老死不相往來。「不過，除了在政治方面要小心一點之外，基本上跟台灣人做朋友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他們很友善，亦很容易交心，相處完全沒有壓力。相反，香港人則比較勢利。」

Miss Sex 開放「性」討論 

作為長居台灣的外來者，阿勉對「本土政治」並沒有太大的感觸，但「本土漫畫」卻是他所密切關注的問題。大四那年，他認識了漫畫家高永與「大然出版」的呂社長，也因此意外地闖進了台灣的漫畫圈，得以延續他在香港的未竟之志。《Miss Sex》是讓他在台灣打響知名度的得意之作，一九九三年這本漫畫面世，在市場大受歡迎。成功絕非偶然，除了因為在台灣經濟高速發展之際，人們需要更多的消費商品與娛樂；另一方面，「性」的問題能夠在公眾場域討論，也象徵着解嚴後從封閉走向開放。

翻閱過往阿勉接受報紙的訪問，他解釋《Miss Sex》之所以出現的初衷︰「我們的用意是要塑造出一個偶像，賦予這個偶像美麗的外表與鮮明的個性，來解答許多青少年朋友難以啟齒的問題。很多青少年朋友碰到性方面的問題，在同儕間得不到解答，又不願意也不好意思向長輩請教，這時候就輪到我們阿性姐上場啦！」

阿勉與拍檔嘗試打開新的局面，把原本被視為禁忌的「性」放在陽光底下讓人們討論。讀者群更不局限於年輕一輩，甚至包括家長和小孩︰「記得在一次簽名會上，有家長帶他的小朋友前來，那是我意料之外的事。」出現這樣的組合，代表台灣的性教育從自我摸索與學習，到後來慢慢出現父母教導正確性知識的情况，在這之中《Miss Sex》有一定的貢獻。

本土漫畫的宿命 

在台灣要當一個漫畫家注定是艱難的，漫畫家在台灣的生活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風光，歸根究柢在於台灣漫畫市場門戶洞開的癥結，使本土漫畫受到外來勢力的嚴峻挑戰。阿勉看在眼中，覺得台灣漫畫的問題是被日本漫畫壟斷，也嫌不夠本土。不可否認，轉型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剩下的市場只有逐漸下滑與萎縮。他解釋，關於漫畫市場的沒落是全球性的問題，從前的人沒什麼娛樂，只好看漫畫，所以能夠擁有一定的讀者群。然而現在的娛樂五花八門，根本不用看漫畫，或者在線上看漫畫，所以能夠賺取收入的已經不再是漫畫本身，而是由此衍生的商品。以阿勉為例，他不能只靠畫漫畫維生，而是必須依賴繪畫其他的插畫，甚至是開班授課的方式，才能維持生活必須的開支。

現在阿勉在自己的臉書專頁「阿勉頻道」上，不時發放以父女關係為題材的漫畫「哇靠老爸」，這讓他與許多愛他漫畫和故事的朋友有更多互動，也試圖增加作品的曝光。他很直接的說︰「做自己有興趣的漫畫，畫了以後才會知道有沒有人想找我接洽談合作，甚至是出版的可能。」在自我調侃的語調中，還是能夠從他身上看到在台灣追尋漫畫夢想的可能，回到香港，也許在更加無形與龐大的經濟壓力下，他會如同許許多多的香港創作者，被迫放棄自己心愛的事業。

台北的夢想 香港人的店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一）

（磨了大半年，別人都不知道我在台灣做甚麼，這是其中一個朋友找我幫忙合作的計劃，感謝星期日生活願意刊登，亦感謝各位受訪者。計劃其實源於去年炒得火熱的「移民台灣」潮，剛好我之後要在台灣生活半年，跟不同人聊天的過程中，發覺更多的是媒體炒作，在真實生活過的經驗裡，往往落差可能會來得更大。我自己是嘗試把更真實的感受帶出，雖然自知仍有很多沙石。今次來台灣也是為了這個計劃的某部分工作，才來幾天，卻跟上半年生活的感受很不一樣，或許短途的旅行總是美好的。）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在某個平常日子的下午，我前往隱藏於羅斯福路巷弄裏的婆娑咖啡店，準備如期跟老闆Raymond及老闆娘Kia做訪問。

認識他們是由朋友介紹，之前已來拜訪過一兩次，彼此相談甚歡。此次約定好專程前來訪問，卻沒料到下午茶的時間高朋滿坐。

Raymond和Kia兩公婆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時間招呼我，更遑論坐下來被採訪。

我只能坐在他們幫我預留的位置，飲着熱美式咖啡與他們為我準備的蛋糕，靜靜地觀察這個由香港人在台灣一手建立的小天地。

他們初來台灣旅行時與多數人一樣，認為台灣人特質總是親切、好客、友善，與台灣朋友之間相處非常愉快。

由於對台灣的印象很好，喜歡那濃厚的文化氣息，抱着追求美好生活，他們決定到台灣開一家咖啡店，也希望能把自家的咖啡店打造成舉辦文化活動的場域。

寧要空間 不要錢

從設計到家具的挑選，都經過Raymond和Kia的精心策劃，以求打造令客人感到舒適及放鬆的環境。對他們而言這間咖啡店是一場夢，也是打造表現他們性格與生活方式的空間。偌大的咖啡店本來可以放更多的位子以換取更多的盈利，但他們卻選擇把桌椅排列得零散疏落，來營造寬闊的空間，以及隨意、流動的感受。這原因無他，在於過去在香港的生活空間太過狹窄，來到台灣自己開店後，除了闢了一座小花園，更在店內以鬆散的擺設創造舒適的生活品味。

展示生活品味

兩人的浪漫除了來自於天生的基因外，也跟過去的創作人身分有關，那些屬於他們獨特的品味，透過這家店中的各個細節顯露無遺。Raymond是攝影師，咖啡店的牆面就成了他作品的展場，展示一幅幅具溫度的作品。我有幾位喜愛到台灣旅行的香港友人，到台北後總愛往婆娑咖啡店裏鑽，他們羨慕Raymond和Kia在具濃郁文化氣息的台北城築夢，在香港要開一間咖啡館想都不用想，光是租金就足以嚇死所有人。

幸福的兩夫妻擁有屬於自己的咖啡店，好像每天都能優哉游哉地過活，旁人看在眼裏總會感到羨慕。但是實踐理想總要付出代價，Raymond和Kia在台灣創業初期的時候吃足苦頭，也經歷過挫敗與迷失，今天的成果是透過苦苦堅持才得以換來。

開店初期是他們最艱難的日子，最久有超過四十天沒有任何生意上門。在那等待着客人進門，同時卻看不到未來的日子裏，他們彼此相互扶持鼓勵，在夜闌人靜時也會感到恐懼，不知道這樣的堅持是對還是錯，是否應該放棄回香港或北京討生活。Kia說Raymond總覺得是自己虧欠了老婆，但她自己並不這樣覺得，那些一起經歷彷徨與辛酸的日子，對他們來說其實彌足珍貴。也因為這一段日子讓他們更珍惜彼此，兩人的關係除了是夫妻外，也是生意與工作上的親密伙伴。

價格偏高 堅持用料

他們回顧創業初期的慘澹經營，原因當然有很多層面，除了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顧客群與口碑之外，另一個艱難存活的原因，在於他們所販賣的產品價錢偏高，不論是食物或咖啡，單價都比其他咖啡店還要高一些。而這一些些的差異就足以令他們在咖啡店的戰場吃足苦頭，因為在台灣選擇咖啡店一如香港選擇茶餐廳那麼普遍，只要有些許的差池，可能都足以影響生意的好壞。

當然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他們之所以會將產品拉高單價，原因在於原料選購上的堅持。夫婦兩人雖不是出身於專業的餐飲背景，但由於創作者的浪漫與堅持，在食材上要求用最好的材料，不計較成本的經營模式，也都是使他們的價錢會比其他咖啡店還貴的原因。他們的認真不是屬於香港人特有的文化與性格，而是兩人難能可貴的內在特質。至少我是這樣覺得。
猶記得初次在婆娑咖啡店吃到檸檬塔時那驚為天人的感覺，深深被此處的產品所俘虜。這種形容完全沒有誇張，我是個不愛吃檸檬製成品的人，但檸檬味道的新鮮開胃卻使我念念不忘。吃過後我把我的感動告訴他們，Raymond說﹕「外面很多店舖的檸檬塔都是以香精來代替真檸檬，所以你才會有如此巨大的落差。我們的檸檬塔不能大量製造，每次只能做六個，所以很多時候客人都需要耐心等待。」上述文字自己都覺得像在賣廣告，事實是他們堅持每樣甜品都要親自製作，不像其他咖啡店那樣，甜品都是從別處購買回來。

台灣美好以外……

從許多報道與和Raymond接觸經驗裏，對台灣人也多所批評，這與一個旅行者的感受不太一樣。我想理解究竟他們在台灣創業與生活時遭遇了什麼困難，甚或是遇到了怎樣的台灣人，讓他們對台灣產生這麼多的負面情緒。這些情緒也許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同時更可能是文化差異所導致。

機車不是人人可忍

Raymond舉台灣機車文化為例，他不能忍受人人有機車，以機車代步的生活。Raymond說，台灣的法例某程度促成了機車的橫行，如果一輛汽車與一架機車相撞，要賠償的肯定是汽車；另外在菜市場買菜時，更經常看見有人駕着機車在菜市場裏穿梭。聽着他的批評，我想起逛夜市時的經歷，在狹窄的道路裏充斥着擠擁的人群，但機車還是不顧一切的往前轉動，硬是要在毫無縫隙的人群中殺出一條血路。

Raymond將這現象歸根於台灣人的懶惰，「明明是很短程的距離卻不願意多走一步，硬是要騎車。」當然，香港是一個大眾交通工具規劃完善健全的城市，一般民眾基本上不必買車，透過公車、地鐵、渡輪完整的架起香港的運輸網絡。相較來說，台灣即便是在台北，交通上都沒有香港便利，很多時候以機車代步是有其不得已。若真要搭乘公車，不是班次鮮少就是繞路、兜圈情况嚴重，我在台灣生活時也很受不了這樣的情况。

年輕人工作態度散漫

除了機車文化外，Raymond也認為台灣人生性懶散，以好聽的詞彙來形容是「慢活」。尤其是年輕人的生活態度，總是在可有可無、隨意、散漫之間，沒有太多的企圖心、想法。這些看法源自於他們這幾年來請工讀生的經驗，從開店到現在所聘請的工讀生不斷的來來去去，工作態度是他們認為最棘手的問題。對着台灣員工不能直接指出他們的錯處，一旦嚴正的指摘工讀生的不是，他們雖不至於當場爭辯，但往往禁不起責罵而辭職走人。

曾經有人以「草莓族」來形容台灣的年輕一代，這個概念源自於翁靜玉的《辦公室物語》，泛指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特質是「抗壓性低、承受挫力低、忠誠度低、服從性低、穩定度低、個人權益優先於群體權益」。台灣年輕人是否真是如此，以我與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確實感受到年輕朋友對自身權益的意識之高遠勝於香港的青年朋友。尤其是台灣的大學生，自我意識之強，不容易相信、認同於其他人，雖然很多時候選擇沉默不說話，但內心中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不容易被人說服。

在台灣 愛香港

究竟工作與生活應該如何平衡，Raymond認為歐洲的做法是不錯的範例。雖不至於工作至上，但也不會在工作時毫無效率。Raymond曾經在法國巴黎留學，那是一個一頓飯要吃三小時的國家。根據他的經驗，飯的確吃了很久，但很多想法及創意就是在餐桌上討論出來。到正式工作時只要依據原來的計劃，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雖然一星期只工作35小時，但生產力沒有因工時短而下降，時間也沒有因為吃飯而浪費掉。這是Raymond心中理想的生活模式，在香港與台灣之間所達不到的工作與生活之平衡。

我又再次問Raymond與Kia兩人﹕「既然對這地方有這麼多怨言，為何不回香港或北京？」他們相視而笑的說，縱使台灣有很多令他們非常受不了的「文化衝擊」，但仍然選擇留在這裏，是因為對這塊土地已經有所感情。况且婆娑咖啡店是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城堡，又如何能夠說走就走的放棄呢。確是如此，咖啡店的生意逐漸上了軌道，曾經與他們建立過關係的客人慢慢成為朋友。而咖啡店早已成為他們招待從香港、北京、法國等各地來台灣旅行的親朋好友之場所，這個由兩人一磚一瓦合力建立的「家」，也讓他們的人生找到歸屬之地。

台灣人愛說「愛」

在台灣生活的日子裏，常常聽到台灣人把「愛」字掛在嘴巴，「愛台灣」、「愛台北」、「愛台南」，說起愛的時候台灣人臉上總會掛着得意的面容。我總會反觀自己以及香港，很多香港人從不輕易說出「愛香港」，總覺得肉麻、噁心。因為那些在香港打着「愛」旗號的團體，總是以令人起着雞皮疙瘩的「愛國情懷」在操弄着人們的情感。

我跟他們都是關心香港未來的人，於是聊起天來份外投緣。在採訪時我總是在思考，這一群因不同原因來到台灣的香港人，難道就不愛香港了嗎？又或是怎樣的事情迫使他們不得不離家那麼遠，甚至是將他鄉當作故鄉。在那個佔領中環的日子，家園到了危急關頭，我們才知道「愛」早已存在於身體裏，只是對香港人來說，從不輕言。

我愛香港。四個字。很簡單，也很艱難。

天色漸漸光

（刪減版刊於《字花》第四十九期）

「天色漸漸光／遮有一陣人／為了守護咱的夢／成做更加勇敢的人」

一首台語歌曲《島嶼天光》，彷彿成為了2014年這場三月學運的主題曲，3月30號那個五十萬人佔領凱道的前夕，台北下起陣陣大雨，讓人憂心翌日的行動會怎樣。破曉時分，天色漸漸光亮起來，下午的時候更是陽光普照，令人想起另一首同是出自滅火器樂團的《晚安台灣》︰「黑暗他總會過去，太陽一出來仍然會是好天氣」，天伯公真的保庇了這天的行動順利進行，黑壓壓的人潮，從凱達格蘭大道蔓延至立法院。

《島嶼天光》創作於台灣的「黑暗之夜」後，那個在行政院的夜晚，警察以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一幕幕頭破血流的畫面，教人憤怒且難過。

在暴烈的震撼過後，溫柔的力量出現，上網看著《島嶼天光》的資料，歌曲的出現是源自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北藝大）的學生團隊向滅火器樂團邀歌，也源自於被媒體冠上學運領袖的林飛帆對楊大正說︰「我現在想到的是，我們需要一點溫柔的力量。」

經歷了整整48小時，樂團的主唱楊大正交出了這首現已在群眾中廣泛流傳的「社運歌曲」。歌曲出現後，由北藝大學生團隊製作的兩個MV相繼面世，3月30日的前一天，我的臉書被《島嶼天光》洗版了。

繼續瀏覽資料，看到吳達坤是《島嶼天光》的企劃之一，為了做訪問，我特地去到北藝大的關渡美術館，一個很北邊的山上，那是他工作的地方，此外，他也在這所學校教動畫，在立法院內外有著很多他的學生。

「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嘛？主要是我們希望在力所能及的位置上，為這場學運付出。之前《晚安台灣》這首不是刻意為運動寫的歌卻在運動裡面流傳起來，幾乎每天在現場都聽到，加上我的朋友陳敬元，也是另外一位企劃，他認識滅火器的主唱，於是就向楊大正提出這樣的一個合作。歌曲創作完，除了放上網外，我們還召集了30個人和結他一起到立法院那邊教參與的人一起唱。」

在我找他的那一天，他們正打算要找人填寫《島嶼天光》的英文歌詞，「想讓國際知道這件事情」。他又播放最新有人製作的管弦樂四重奏版本給我聽，「這首歌的版權是開放的，只要是用作非商業用途，我們歡迎大家拿去使用、拿去改編。」

關於藝術或音樂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吳達坤說這兩者從來就沒有分開過，然後向我道來北藝大的反抗傳統。這所屹立於北投區山上的國立學府。「我們的校長是最早進去立法院跟學生見面的人，而首先衝進立法院的那批學生當中，也有來自北藝大的。」

作為老師，他實行不點名的上課模式，即使沒有這次的反服貿事件。他樂意看到學生關心社會。在他過往與現在策劃的展覽中，就看得出那種藝術與社會的緊密連結。民國一百週年，他在高雄舉辦了《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的展覽，透過矛盾與尖銳的諷刺讓人討論民國百年的意義；現在，又在日本與台灣進行著一個《亞細亞安那其連線》的巡迴展，政治意味的濃重在名字上反映出來。藝術使政治的討論變得豐富，在長篇大論的論述文宣分析文章之外，視覺或聽覺上的刺激可以讓人再想多一點。

其實他無意把北藝大美化，「這次反服貿不只是北藝大的人站出來啦，而是台灣的藝術界都參與在其中，用各自的方式去支持這一場的運動，我覺得這是公民社會從過去每場運動的累積，也是非常強大的民意爆發，對於政府的不滿。」

我這個不諳台語的香港人被《島嶼天光》感動著，在他們反覆傳唱之下，歌詞中出現的「做一個勇敢的台灣人」竟然沒有令我感到一絲肉麻。音樂在運動上的出現，始終有著一種巨大的感染力，七十年代以後，他們有了唱得街知巷聞的《美麗島》；著名創作歌手張懸在2012年寫了一首給社運人士的《玫瑰色的你》；還有很多諸如黑手那卡西、交工樂隊、農村武裝青年……等積極介入社會運動的樂團。也許台灣是令人羨慕的，他們對於這片土地的熱愛與守護，彷彿是自然而然地流在身體與血液裡。

佔領前傳——專訪台灣立法委員林淑芬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在台北發生佔領立法院前的一星期，我身在台南，住在朋友的家，過着不問世事的幾天，不問世事還是會被開着的電視新聞逼使我或多或少地得知一點世事，記得那晚看到一則新聞，報道立法委員林淑芬在搶麥克風而使嘴唇受傷，那天是立法院聯席委員會第二次審議服貿的日子，朝野黨派的立委進行了一進大混戰，是這一則放大在林淑芬受傷的新聞，令我第一次接觸到服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字眼。

在佔領運動發生的前一天，是聯席委員會再召開審議的會議，由國民黨的立委張慶忠做主持，朝野黨派再次進行「搶奪麥克風之戰」，埋身肉搏，最後是張慶忠以30秒的速度宣布審議的完成︰「出席人數52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已逾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這短短的30秒，意味着服貿被強行通過委員會，即將送到立法院審批。這是引發青年佔領立法院的導火線。

我找來曾因為搶奪麥克風而受傷的立委林淑芬，請她覆述會議當天的經過、如何看待公民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對於服貿的態度、以及在野黨的角色。

答﹕林淑芬

民進黨立法委員，2005年至今擔任了三屆的立法院委員，求學時期參與過學生運動，在擔任立法委員之前曾經當過兩屆台北縣議員。

問﹕李雨夢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學生，在休學的期間無意中見證了台灣的佔領立法院。

問︰3月17號當天的情况到底是怎樣？

林︰先說一下背景，由於這條《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覆蓋很多的產業，所以我們需要召開聯席委員會去審議，全體立法委員都要出席，上個禮拜我們其實已經召開過兩次，由民進黨的陳其邁做召集委員，但遭到國民黨的杯葛，他們搶佔麥克風，意圖讓召委沒有辦法主持會議。

到了這個星期，聯席委員會的召委是張慶忠，是下午的會議。早上有另外一個財政委員會的會議，我們在野黨打算佔領會議室，一直守在那裏，等到下午2點半左右，聯席委員會的會議開始，我們要杯葛，想讓他沒法上主席台去主持這場會議，沒想到的是張慶忠使用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手段去宣告整個會議的完成。

問︰是什麼手段？

林︰當天他進來會議室的時候，身上帶着兩個麥克風，一個是無線電的，一個是隱藏式的。為了不讓他主持，我們就打算搶奪他手上的麥克風，最後他假裝上廁所，就在廁所那一邊，突然利用那個隱藏式麥克風，以30秒宣告會議的結束︰「出席人數52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已逾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

立法院從來沒有嘗試過這樣的畫面，張慶忠的所作所為也打破了很多立法院既有的規則，按道理來說他其實必須在主席台上主持會議，另外更嚴重的是他違背了去年6月朝野兩黨曾經有了共識的協商，那個結論是這樣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本文應經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服務貿易協議特定承諾表應逐項審查、逐項表決，不得予以全案包裹表決，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不得啟動生效條款」。

為了達到他的目的不惜破壞整個程序的架構，這是架空了我們的立法院。

問︰一直以來，普遍香港人都會覺得立法機關應該是一個有秩序的地方，以前看到台灣議會的打架都會覺得「你看，這就是台灣的民主」，多少抱持一種看鬧劇的心態，這種觀念近年隨着我們的立法會開始有議會內的抗爭以後，開始慢慢的有所轉變。

林︰我們所做的杯葛行動一直都是在立法院設立的框架裏面進行，規則沒有因為行動而被顛覆，我們都有在遵守。可是張慶忠那種以行政院的意志為主導，破壞共識及程序正義的行為，就是在毀壞這個國家的民主。

問︰三權分立的模式我們都聽得耳熟能詳，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互相監察與制衡，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在服貿被粗暴地在委員會通過後，行政院公開表示感謝張慶忠的「辛勞」。

如果沒有青年學生的佔領，立法院繼續在星期五舉行會議，在野黨會有什麼對策？

林︰我們會繼續杯葛會議，進行體制內的破壞，希望能以強烈且有效的手段去阻止會議的進行。在投票表決上我們阻止不了服貿的「包裹表決」，只能以行動的方法去阻止。

問︰最後一群青年在星期二的晚上，佔領了立法院，你對這有什麼看法？

林︰我覺得他們的行動是值得肯定的，當立法院已經沒有辦法去制衡行政獨大的時候，作為公民的他們選擇了直接行動，負起了責任而沒有選擇逃避。近年來，一波又一波的公民運動開始遍地開花，年輕人願意為這個國家的未來去思考和行動，從野草莓運動、大埔事件反圈地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還有很多，到了今天的佔領立法院，是透過一次又一次行動的累積，台灣的民主一直在深化當中。公民社會的崛起某程度上反映了在野黨在體制內的局限，我們做得不夠好，無法阻止到服貿最後在委員會的通過，才導致他們需要以一個更激進的行動去阻止和癱瘓議會的運作。

問︰你們與這群青年學生和公民的在這一次事件的關係是怎樣？

林︰我們在體制內抗爭，他們在體制外抗爭，他們是一股獨立於政黨的力量。直到他們佔領了立法院，身為立法委員的我們能做的是從旁協助和配合的角色，盡最大所能去保護他們，這幾天我們都輪流在會議室外的門口把守，以免警察進入去傷害學生。

問︰佔領行動以外，還我們回到最初的議題，你是如何看待服貿這一條協議？

林︰這只是我個人的觀點，反服貿不是一種「逢中必反」的反對邏輯，於我而言也帶來了對自由貿易的反省與思考。過去台灣很少有對於自由貿易的反對聲音，在2001年台灣加入了WTO，社會上沒有很大的爭議，從來沒有一個廣泛的討論。這次反服貿的事件正好讓社會有一個反思的空間，到底自由貿易的本質是什麼？

問︰既然你說到不是逢中必反，有人說如果貿易的對象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或其他國家呢？

林︰我想這個問題主要是來自知識精英界的討論吧。我個人對於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持取非常保留的態度，會質疑與批判，而且認為在野黨對於TPP的簽訂也應該更審慎。雖然同是自由貿易的本質，但是服貿與TPP在內容方面畢竟有一樣的地方，就以產業形態上來講也有所不同，一旦全面對大陸開放服務行業，對於基層市民會造成很大的衝擊，台灣的服務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個體戶也很多，如果開放任由中國連鎖經營的資本進來台灣，這些市民會失去招架的能力的。

不管中國還是美國，講自由貿易的本身說是那種有能力跨國移動的大資本，那種準自由貿易的架構本來就是撤除掉國家的藩籬，某程度是一種跨國的掠奪，最後付出代價的是我們台灣的小農小工。

問︰台灣加入WTO也十幾年了，對於本地農業的衝擊，就是一項以證自由貿易傷害的例子。

林︰從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到服貿，撇除政治因素，關於兩岸經貿的合作和對於自由貿易的討論也愈來愈深入，我想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去讓我們了解一下很基本的概念。

後記：

在本來要舉行會議但因佔領運動而沒法開會前一個晚上，我與林淑芬就坐在他／她們立法委會防止警察進入的議會門口外，進行這一場的訪問，她的嘴巴看起來沒事了。

訪問完畢，已是午夜，走出立法院外，下着細雨，場外的人沒有離去，一個又一個穿起黃色雨衣的人坐滿街道，風雨中抱緊自由，在台灣的立法院外體現着。

Omah-omah，來自爪哇的愛

（原文刊於《城市日記》）

我在多年以前的情人節看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忘掉種過的花》，內容講述花農遭受的剝削，美艷的花朵染著他們的血淚，而我們只顧消費，滿足一己的慾望，從不正視生產者的辛酸。

情人節快到了，我很多朋友都在為買什麼禮物惆悵，而她，卻想借這個節日，為一條村落延續經濟命脈，讓傳統手藝得以傳承？她為今期的《城市日記》帶來一個遠在印尼爪哇的故事。

文舒穎（Stephaine）是香港大學的商科學生，心裡一直裝著個社企夢，去年毅然休學一年，遊走亞洲的不同國家，通過為心懷社企夢的人提供合作平台的機構MakeSense，與不同地方的社企合作，運用她在商科上學到的知識，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她的一年計劃，名為「背包裡的社企夢」Asia Sense Tour。

Stephaine的旅程於去年九月開始，第一站是馬來西亞，一留便是三個月。新一年她去了印尼爪哇島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展開新的合作計劃。

這個小鎮曾有「銀器帝國」的美名，Stephaine到訪的Jagalan村，更是一條名副其實的銀匠村，每家每戶幾乎都有位銀匠，靠鑄造銀器維生。銀匠們的祖先曾經為王室服務，後來他們把銀器賣到峇里島，那裡是遊客的天堂，生意好的時候，銀匠們工作一星期就賺夠一個月的開銷。

然而歌仔也有得唱，「好景不會每日常在」。2002年峇里島發生爆炸案，遊客大減，銀匠村失去了主要的收入來源，為了生計，銀匠們只好另覓出路。後來Jagalan村又遭遇大地震，很多房屋損毀，不少銀匠都轉做建築工人，以換取更高的收入。

銀匠們還要面臨當地大公司的競爭，利潤微乎其微，他們沒辦法只專注於造銀，而要尋找多一份工作才能維生。年輕人看不到這行有什麼前途，都不願意學這門手藝。

銀匠村的故事幾乎是老生常談，很多傳統技藝的失傳與斷層都是這樣發生的。銀匠村昔日有2000戶居民，現在仍然從事銀匠工作的只剩下11人。

然而有一班年輕人，不願意看到傳統技藝就此消失，希望能做點什麼讓銀匠的生意延續下去。在當地機構Arkomjogja的召集下，他們走在一起，來自香港的Stephaine正好路經此地，看到了合作的可能。

Stephaine在情人節前到達，靈機一觸︰「銀匠們可以製作以情人節為主題的銀飾售賣到香港呀。」

Stephaine想為商品注入故事。於是他們開始收集屬於這條村落的愛情故事。Stephaine說，在爪哇地區離婚很罕見，Jagalan村曾經離婚的伴侶只有五對，反觀在高唱自由戀愛的現代都市，結婚與離婚卻是如此的輕易。

愛情故事反映了當地文化。在這裡，Stephaine看到了愛情價值觀的差異。有位老婆婆的老公是銀匠，親手打造了一雙戒指作為彼此的信物，婆婆的那一隻刻著老公公的名字，而公公的那一隻則刻上了婆婆的名字。即使結婚後面對著令人煩惱的經濟問題，他們也相愛如昔。 Stephaine他們把老婆婆的故事拍攝下來，作為推廣商品的短片以外，她還希望這個平實而感人的故事讓觀眾更了解這個地方的人和事物。

Omah-omah是爪哇語，代表真愛在乎明白和體諒。Stephaine選這作為宣傳概念，除了因為情人節，也許還代表著一個年輕女孩對傳統技藝的珍視，以及對陌生的弱勢群體伸出援手的人類的大愛吧。

Omah-omah 這次售賣的戒指限量25對，全是基於真實的愛情故事設計。「Omah」爪哇語的意思是「護蔭」，交織的竹片代表兩個獨立的生命交集後變得更堅強；環繞的印花傳統用以祝福愛情和諧長久。

這次的計劃除了希望開拓一個新市場外，還希望能夠創造一種新的經營模式，例如合作社。因此售賣戒指的所得將有一部分撥入社區基金，讓這條銀匠村再思考如何持續發展。不但銀匠村，我想每個搞社企業的人會面對這一道難題。

http://vimeo.com/84510113
https://www.facebook.com/AsiaSenseTour

草根婦女最易成世貿犧牲品 － 專訪Liza Maza

「婦女議題和WTO的關係很緊密，在新殖民主義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政策底下，婦女所受到的傷害是顯然易見的，特別是來自草根階層的她們。」現任國際婦女聯盟(International Women Alliance,IWA) 主席兼前菲律賓國會議員Liza Maza擲地有聲道。

Liza過去十多年間參與過三次反世貿示威，西雅圖是她的起點。「在2005年香港那次的世貿時，我是代表GABRIELA(菲律賓的左翼婦女團體) 到來參與，那時候我們舉辦了一個婦女法庭。今次再來到峇里，仍然希望以行動來向WTO作出抗議。」

「我首先是行動者」

她在大學時代已投身於社會運動，那年是1977。1998年菲律賓實行政黨名單法，讓邊緣社群有了參政的機會，於是Liza在2001年踏上國會的舞台，共當了九年（三屆）國會議員。她的宗旨是︰「我首先是行動者，其次才是議員。」

國會工作的九年間，她處理過很多議案，特別關注婦女議題。任職其間，她推動通過把拐賣列為罪行。在此之前，菲律賓根本沒有「拐賣」的定義。遭拐賣的受害者以女性為主，迫良為娼的事情沒有遠離這個時代︰「把女性拐賣，然後逼迫她們從事並不自願的工作，主要是賣淫。這正正是把女性商品化，彷彿她們只是一件商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女性被當作商品

拐賣與輸出外勞有著異曲同工之微妙關係。七十年代起，菲律賓輸出大量外勞，當中不少人本來的身份是農民。「菲律賓加入WTO後，愈來愈多農產品進口到我們的國家，於是農民不能透過農業來維持生計。農村婦女情況尤其艱難，她們的處境完全被漠視。另外，國家的農地逐漸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農民喪失他們的土地後，便選擇離鄉，走進城市。但城市失業率也很高，於是只得到國外尋找工作，成為外勞的一份子。」國家經濟一蹶不振，人民被迫遠走他鄉，為了存活。這些流動的人力資源，一方面為工作的國家付出了勞動力，一方面為自己的國家付上賺取回來的金錢。

政府有計劃大量輸出外勞

對於勞工輸出政策，Liza認為政府故意輸出大量外勞︰「透過輸出勞工，一來政府可以減輕國內失業率；二來可以從中取利，收取外勞稅及行政費；三來某程度上令反對及不滿的聲音不能聚集在一起。」

「在最低度發展國家及一些發展中國家裡面，婦女只有很少的話語權，特別是來自低下階層的人。我們這次到來印尼抗議WTO，是希望婦女的聲音可以被聽見，我們不希望WTO繼續存在。」

於是在WTO舉行的第三天，Liza所屬的IWA 突擊位於努沙杜亞(Nusa Dua) 的會議中心，在會場對面空地作出抗議，參加者約三十人。他們在烈日當空下高喊著「Down Down WTO」，歷時近半小時。警方沒有阻撓或制止，示威者亦和平散去。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祥哥：由直屬員工到外判工

「如果你沒有能力想像其他人的生活有多麼艱難，你又怎麼能夠允許自己呼吸，更不用說允許自己笑，或睡好吃好 ？ 」—Jonathan Franzen

一直在網絡上看著關於碼頭工人罷工的消息，看著大專生書寫工人的故事，一字一血淚，荒謬感油然而生。這場累積了多年的怨氣所造成的罷工，背後隱含著很多不為人所知的辛酸苦況，不為人所知，是因著貨櫃碼頭的封鎖，裡面所發生的工傷事件甚至連勞工處也不會知道。「小政府、大市場」在這裡真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於是，為了更清楚一點甚麼，我到了葵涌六號貨櫃碼頭。天雨關係，罷工的工人及支援的學生市民只能留在有瓦遮頭的地方，這是罷工的第三天。濕漉漉的地面，是他們這兩晚所睡的地方，硬綁綁的石屎地，伴隨著微寒的天氣。

在範圍不大的地方穿梭，聽到市民或學生與工人在聊天、聽他們說故事，我插在旁邊一起聆聽。那些相似而又有著差異的故事，讀到文字的時候已覺淒酸，當面對面聽著工人們訴說似曾相識的故事時，感覺難以名狀，他們一點都不煽情，像是在閒話家常，但這些閒話大抵積聚了在心中很長時間，一旦找他們聊天，他們都很樂意跟我們分享，故事與感受傾瀉而出，滔滔不絕。

我最深刻的是，聽到有一名工人說，平時子女都不會聽他訴說工作的事情，沒興趣，所以不會知道自己父親的苦況。隔壁的工人打趣道，也許今次的罷工能讓他的子女透過網絡上讀到這群碼頭工人的狀況與辛酸，從而了解。碼頭業沒有女人，另一半離他們而去的例子亦屢聽不鮮，工人亦說這樣的工作時間根本令他們沒有辦法「識女仔」，更遑論去維繫一段關係。

後來和一名做了二十多年的碼頭工人聊天，聊了很久很久，從他口中使我對於碼頭行業的概念逐漸明晰。祥哥，在 1996 年離職前，屬於和黃（HIT）直屬的公司員工，做龍門機機手，負責排列卸下的貨櫃。碼頭業大約分為六個工種，機手是其一，有塔機和龍門機，而這個工種的工人有公司直屬工人及外判工人，不像其餘的碼頭業工種，大部分工人都是外判的。然而，機手的工作卻是極為嚴苛、重覆、單一，十二小時只能留在機內，吃飯、大小二便的範圍亦只限於機內，除非有同事願意接手頂替。旁邊有年輕工人跟我說，試想像你上課要連續八個小時且只能坐在椅子上，你會怎樣？我想我大概會瘋了吧，難以想像。

祥哥見證著這二十多年來碼頭行業的轉變，從外國人到 97 後由華人接手1管治，他說的是︰「以前既入行制度好好架，上面同下面既人都好有感情。」據祥哥說，二十年前他參與的一場工運，同樣是因為工作愈漸繁重之下希望能夠加人工，當時透過按章工作行動進行。卻是這次工運，導致 HIT 引入判頭公司，判頭揸機開始出現，慢慢從一個去到五個，佔揸機人數的三分之一，為的是防止公司直屬工人再次組織工運。

祥哥離職後，2001 年再次重返 HIT，繼續當龍門機機手，然而，這次不再屬於 HIT 的直屬員工，而成了外判工人。祥哥年資深，所以會教新人如何操控龍門機，他說要考牌大約需要訓練一個月，但真正要熟悉這門工種卻起碼要一年的時間。他同時提到，發放牌照的是 HIT 自己，而不是政府勞工處，碼頭上其餘的公司一樣，沒有統一的標準，祥哥說，若要從 HIT 轉到另一間公司，因為牌照上會印著 HIT 的名字，因而轉公司的緣由便需解釋。政府在牌照發放的缺席，更意味著碼頭這一邊的封閉及大商家的張狂。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導致揸機的工作壓力增加，很諷刺，因為資方把金錢投放在監察系統的電腦化，規定工人要在限時內排好貨櫃，若超時便會遭到上層的責罵。由於次數是由電腦計算，有時候甚至會因為不斷重覆排列而出現「做數」的情況。

罷工始於水上姑爺（繫絪員，船上的苦力）及揸紙（橋邊理貨員），機手在罷工的第二天加入，轉捩點是外判商「現創」及「永豐」提出新的加薪方案來嘗試平息旗下工人的罷工，最後「現創」的工人復工，但機手感到這樣並不公平，且造成分化，於是決定全體參與罷工，只剩下公司直屬工人繼續在機上工作。本來只需要工作八小時的公司工因此被逼ＯＴ，由於機手需要牌照才能揸機，這又不是一天半天可以訓練而成的工種，所以沒有臨時工可以代替，一旦公司工的機手因受不了過度的工作而加入罷工，屬於 HIT 的碼頭極有可能因此癱瘓。祥哥說，公司的機手體諒外判工，彼此相處上亦算融洽，他更說，這一行有道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就是同工種不能背叛同工種，多麼漢子的情懷。

我再八掛地問祥哥關於因罷工事件而聘請臨時工人的消息，他說這是真的，臨時工人替代的主要是水上姑爺及揸紙的職位，由於法例規定上船工作必需攜帶藍卡（海上安全卡）和綠卡（進入碼頭的安全卡），但這些臨時工人並沒有，聽說海事處就著這個情況已有所行動。

我很貪心，很想把祥哥跟我說的話都全寫出來，文字畢竟有限，書寫工人永遠有層隔膜，聽著他們道來自己的故事，曾在課堂上書本中讀過的「異化」概念活脫脫的便出現在眼前，那種艱苦與憂愁大抵是我永遠無法觸及的彼岸，那一張張的臉上又到底埋藏了多少的辛酸血淚史。我的文字終究過於書生氣，此刻教我想起潘毅的那番說話︰「底層的人們，在被知識分子所代言，他們真實的聲音，總是被湮沒在理性的分析中，存在理論和現實無法對話的情況。」

不被代言的碼頭工人，自行設立及管理 facebook 專頁「碼頭的辛酸」，如果想了解他們更多，最實際的還是親自到碼頭跟他們聊天，支持他們的行動吧。

碼頭的辛酸︰https://www.facebook.com/pages/碼頭的辛酸/448585381847234?fref=ts

古洞是我家，怎捨得失去它 ── 鍾曉晴

「政府發展三個新市鎮，我的家被選中要被逼遷，規劃裡頭，我們古洞人卻不在其中。」古洞女孩鍾曉晴幽幽說出這番話。在二零零八年，政府推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打算於粉嶺北、古洞北及打鼓嶺／坪輋打造三個不同主題的低密度新市鎮，然而，在以舒緩人口增長為目標的背後，卻是另一波的逼遷。

鍾曉晴，十六歲，古洞北村村民，亦是末代會考生。曉晴家位於古洞北的石仔嶺區，據曉晴說，古洞劃分為十四區，當中最少一半被列入新發展區的範圍。現在於古洞的居所是曉晴爺爺遺留下來的，曉晴在新加坡出生，三歲時回香港，與父母及弟弟居於屯門的公屋，但經常回古洞，那時候古洞於她的印象是鄉下。六歲時，一家由公屋搬了去粉嶺中心，直到小三，爺爺去世，與家人搬到古洞居住，再於升中的時候搬回粉嶺中心，最後，中四時回到古洞，一家人本打算安定下來長居於此，怎料卻突然面臨將被逼遷的局面。

「初初住樓時會很開心，因為可以跟人說我是住樓的，又有泳池平台等康樂設施。然而，市區的住宅感覺侷促，又有很多局限，與住在鄉村大相逕庭。」住過市區與鄉村，曉晴直言兩者的感覺相去甚遠「在古洞居住，有大自然相伴，有廣闊的空間給我們活動，踏單車到處逛得樂而忘返。小時候經常與鄰舍的小孩一起玩耍，在村裡跑跑走走，這兒沒有人為的公園，但到處也可是公園。雖然我不是一直於古洞居住，但這十多年來的片段，足以承載我對此處的感情。」

曾經，曉晴也質疑菜園村的「不遷不拆」，後來，終於明白當中的憂患。「去年菜園村村民罵政府假諮詢時，我心想，甚麼假諮詢？現在不是在諮詢嗎！到了年底，政府舉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第二階段的諮詢會時，我看到了甚麼是假諮詢，看著台上那些人的嘴臉，都不把我們的聲音意見當作一回事。諮詢會舉行前兩週才通知我們，而且又限quota，我們村只能有四十人到場參與。」她續說，「針唔拮到肉唔知痛，這是很多人的毛病，若不是古洞也面臨被拆的危機，大概我也不會明瞭菜園村的訴求。」

她自言嘗到了輿論壓力的無力感，「在別人眼中我們只是要賠償，擘頭就問政府給予多少賠償，也是那個論調，不是金錢就能補償一切。我不是反對發展，也認為社會需要發展，但在發展裡頭，漠視了人的存在，以古洞來說，政府連安置居民的計劃方案也沒有，只認為給予一筆金錢便能解決所有問題，很差勁。 」

「政府打算於此打造新市鎮，港鐵便於此建立古洞站，現在已有兩個車站落成了。附近的環境也逐點逐點在改變，像數天前仍看到的樹木會不經不覺消失了，而一些設施或圍欄亦悄悄出現，溫水煮蛙，讓人不易察覺。」

曉晴是古洞北村發展關注組的成員，該關注組是古洞村委會唯一承認的組織，於08年底成立，直到09年底政府進行第二階段的諮詢時才活躍起來。在一條以男性為主導的村落，作為女性且年少，她的位置顯然不討好。「古洞不像菜園村此類散村，在行政上，我們有村長制，對上還有村委會、鄉議局、區議會，基於架構上的不同，外來的支援者難以進行協助。」然而基於父親是關注組的核心成員，也會把重任交托予曉晴，如撰寫會議記錄、看政府文件、爭取傳媒採訪等。

古洞村的事件曝光後，曉晴意識到網上力量的威力，遂在facebook上建立了支援古洞村的群組。透過網絡上的互動，曉晴開始走出來發聲，也曾參與反高鐵運動。「我想反高鐵應算是我參與社運的起始吧，後來加入了九十後大聯盟這組織，亦參與了六四、七一、反政改等活動。」對於參與社運，父母沒有阻止，加上在古洞的事務上，爸媽也有幫忙，曉晴直言她是幸運的，因家人和她的政見沒有衝突，更時常一起談論社會事務。

末代會考生這個身份，又因參與社運被某些村民看死她搞不好學業，有著無形的壓力。「我不會把成績差的責任推向參與社運，我認為讀書是我的責任，我盡了力，無悔便可。」自言盡了百二分努力，若成績不能升讀預科，她會選擇讀副學士。好奇問她會選那一科，她說法律。「陳淑莊是我的偶像，參與社運，我認為懂法律很重要，我會視法律是遊戲規則，當你知道當中的規條，你便會知道怎樣玩這個遊戲，至少面對無理打壓時你會懂得你的權利。現在看到愈來愈多社運人士被政治打壓，我想擔任這樣的一個位置。」

小妮子雖小，但扛在肩上的擔子不小，在這一年間，既要擔憂古洞村的事宜又要兼顧學業，但樂觀的她經常掛起一副傻大姐式的笑容，即使前路如何艱難，她也會繼續走下去，只為了這個家與她心中的正義，她相信正義必勝。


後記︰曉晴帶領著筆者遊走古洞北，藍天白雲能在水平線中看到，不用仰望，再走到塱原濕地，好美。我用普通的dc把景象拍下來，好像油畫，放了上網，大家也很喜歡，慨嘆在香港這些美麗的地方，快將消失。到底，我們要怎樣的發展？

後後記︰訪於會考放榜前，會考放榜了，曉晴的成績不俗，但她選擇了另一條路，於此僅送上一聲微不足道的加油，路，一直都在。

古洞北的相簿︰
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p?aid=194398&id=698597421&ref=mf

家園面臨再次被毀 －葉萃澧

文：李雨夢
攝：馮景恆

「在我十二歲那一年，中國解放，共產黨執政後，我被標籤為地主，家產被充公、家族亦四散，少年時家園第一次被毀；來到香港六十年代末期於菜園村買下這片土地，本打算於此重建家園、安享晚年，怎料現在為了興建高鐵，晚年將面臨家園第二次被毀。」說這話的人是他 － 菜園村村民葉萃澧。

葉萃澧，人稱澧叔，七十一歲，一九六七年在菜園村買下了這片土地，與這個伴隨了人生四十二年的家結下了深厚的情緣。本來有個安樂窩，但當政府宣佈要遷拆菜園村的時候，這個家已被外來的力量導致增添了一分不安。澧叔是菜園村關注組的一分子，在這一年間與其他村民一同奔波於菜園村的抗爭活動，更於九月時於立法會被警方以涉嫌藐視罪扣捕。四十二年平靜的鄉村生活被打斷了，巧合地與澧叔少年時期一樣，十二年無風無浪的生活，都是被政府破壞的。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後，是澧叔一家人生的轉捩點。澧叔原籍郁南縣，十二歲前的日子雖處於國共內戰的亂世，但其家庭生活卻沒受多大影響。其後於中央進行階級鬥爭期間澧叔被標籤為黑五類中的「地主」階級，「那個時候，在我們廣東省所謂地主並不是依擁有的土地面積所劃分。不管財產及土地有多少，只要在村內所有人都吃粥，你吃飯，情況比他人好一點便是地主，在當時所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現在沒法以常理理解的。」回憶往事，點滴在心頭。

澧叔被標籤為成分不良的一分子，沒收家產時湊巧其祖父在廣州的一間屋被點算遺漏了，於是澧叔於一九五一年移居到了廣州，但那個時候，澧叔一家也四散了。澧叔與姐姐到了廣州，其後姐姐去了遼西工作，父親到了香港錦田，母親則留了在鄉下。到了一九五三年，澧叔來到香港與父親重聚。

根據澧叔敘述，當年來香港並不是一件易事，以探親為由來香港需要有兩戶人家作擔保人，若來港後不回內地便回連累這兩家人。「剛巧我申請來香港那一年撤銷了這限制，因此來了香港後便一直長居於此了。」

一九五三年來到香港，父親在錦田當小學教師，當時與父親及兩名老師和一名學生家長合伙買地居住，其後在錦田住了十多年，後來感到要擴大家園作將來之需要，便在學生家長介紹下買了菜園村，一直居住至今。「那時候也申請了二次才成功買下菜園村這片土地，第一次申請時因妨礙城市建設為由而不獲接納，再申請時遇到一個新調來的田土委員，他替我們去查一下為何申請不獲批，原來是上一手的田土委員在土地註冊方面規劃為此處不准起屋，新的田土委員便向上級反映為何附近都能建屋而這地卻不能，最後將上一任的決定推翻，批准建屋。但過程也需時一年多，因手續繁複，最終在一九六七年屋子建成後便搬來這兒居住。」澧叔娓娓道來購買菜園村土地的經過和建房子的艱辛，「最初起屋時並不容易，因為資金不足，在買下土地後又要再儲蓄一筆金錢才起屋，需時數年，這間屋得以建成都是靠著我和家父的薪金，但當年薪水微薄，因此建屋過程很艱辛。」

澧叔憶述菜園村第一代的村民全都是以務農為生，他是較特別的一個，農業只是他的副業。「我初來香港時是當修理汽車公司的學徒，然後到了石崗機場當技工，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八年當了九巴司機三十五年，退休後又當了十年小巴司機，到了今年三月才真正退休。」退休過後本打算安享晚年，豈料卻因高鐵而導致老人為了保衛家園而疲於奔走。

在與澧叔傾談期間，澧叔家的貓回來了，不斷在「喵，喵」的呼叫，澧叔說起他的貓，言談間感受到他的愛貓之情「我養了牠四、五年，這貓已老了，牙齒亦有問題，貓糧牠也不吃了，現在要買新鮮的魚去骨後混和白飯才給牠吃。」澧叔說，他的貓平時愛在屋頂上睡覺，到處活動。若菜園村被遷拆，不僅村民的家被摧毀，連帶及烏的動物亦無家可歸。

「故鄉不留我，因此我離開故鄉，來到了菜園村便如尋覓了第二故鄉。」這是澧叔的心聲，現在一家人長居的故鄉面臨被毀滅的危機，這叫澧叔一家情何以堪？這叫村民情何以堪？

高鐵撥款於立法會工務小組獲得通過，這讓我們見證到香港議會的不公義體制，未來十二月十八日仍有立法會財委會的最後一關，看見人家家園被毀不忍心，看見巨額公帑被浪費不甘心，菜園村存亡與否，實有賴每一個你是否願意踏出一步，齊來為不公義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