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與壓迫 — 孤立無援的羅興亞人

「我只是不明白，為何國際的關注都放了在羅興亞人身上，有些人還指控說這是種族的滅絕，我覺得以上指責過於嚴重，而且說話的人也忽略了緬甸境內其他人民的困境。我認同需要認真去處理及解決宗教與族群之間的衝突，但受到政府迫害的，還包括緬甸的平民。」和緬甸朋友吃晚飯時，談論到這個國家近年的宗教衝突問題，屬於克倫族的她說出了這段話。

｜佛教徒與穆斯林的暴力衝突｜

2012年，位於緬甸西南部的若開邦發生了嚴重的暴力衝突，主要是來自當地的佛教徒與羅興亞穆斯林，事件造成大約180死亡，約十四萬人流離失所。2015年初，為了逃避政府的迫害，以及遠離在緬甸的嚴苛處境，羅興亞人再次逃亡到鄰近的東南亞諸國，如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因為人口販子棄船離開，把不知所措的羅興亞人遺留在海洋中，加上諸國拒絕接受這批被政治迫害的難民、或是把他們再次推回到海上而造成的人道危機，使羅興亞難民議題再次重回國際的視野中。另外，在緬甸全國大選中，登盛政府剝奪羅興亞人的投票資格，也引來了零星的爭議。

為了一探究竟，去年大選前夕，記者嘗試進入曾為衝突現場的若開邦首府實兌。這個曾經一度禁止外國遊客從陸路進入的邦區，除了古城妙烏是較為知名的景點外，基本上很少遊客踏足這一片土地，相關資訊的匱乏，也為若開邦添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相較於仰光市內熱烈的選舉氣氛，實兌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光景。沒有鋪天蓋地的「紅色孔雀旗」（全國民主聯盟的黨旗），難以察覺若開民眾對於最大反對黨的支持，倒是以少數民族為基礎的若開民族黨（Arakan National Party），佔據著實兌大街小巷的宣傳板上，民盟的冷清，形成了強烈鮮明的對照。

競選時期，昂山素姬曾在若開邦進行為期三天的競選活動，卻避開了充滿爭議性以及聚滿羅興亞人的北部地區。昂山素姬及全國民主聯盟在若開邦處於一個頗為尷尬的位置，一方面，為了避免惹怒當地的激進佛教徒，她選擇在羅興亞議題上保持緘默，另一方面，正由於她異常低調的姿態，導致國際社會的支持者感到大為失望。

｜政府操弄下的撕裂｜

「我認為穆斯林與若開佛教徒之間的對立，很大程度是由（前屆）政府弄出來的。」現年34歲的Myittar Resource Foundation（下稱MRF）的聯合創辦人兼項目經理Ko Ko Lwin在他的辦公室裡，以一個緬甸人的視角，向我解釋他在若開邦的工作經驗及觀察。

MRF成立於2008年的納吉斯風災後，當初是以災後重建及人道主義工作為目標，直到2012年發生了宗教衝突後，他們進入了若開邦的首府實兌，在該邦展開了漫長的和平建設工作，以「不分種族、膚色、政治派別、性別、信仰」為原則，為若開佛教徒及羅興亞穆斯林的社群提供服務，協助修補族群之間的撕裂，可以說是當地唯一一家來自緬甸的非政府組織。

「我認為最少有三個面向顯示政府是有份製造衝突的共謀。第一是經濟面向，緬甸政府為了遮掩與中國合作的中緬油氣管道，便利用其他事件來轉移視線，令民眾無暇關注，甚至進一步抗議；第二個是要維持政權的穩定性，因為動亂，提供了一個令軍隊必需駐守於此的理由，強化軍隊的正當性；最後，便是散佈『伊斯蘭恐懼症』，現行政府懂得操弄族群與宗教之間的政治，透過取悅少數民族（若開族），讓他們有種『政府站在我這一邊』的感覺，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Ko Ko Lwin認為，這是一種滾雪球的效應，但以上的因素不斷累積後，便會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鐵三角因素︰政治、宗教、種族｜

「這是政治、宗教、種族三個元素互相交纏的問題，就像鐵三角般，你記住要這樣去理解問題，才得以看得見背後千絲萬縷的關係。」在實兌著名的「觀景點」，眼前是一望無際的孟加拉灣，52歲的Alex（化名）喝著椰青，在炙熱的太陽底下，他慢慢道來在實兌生活六年的故事。

Alex的老家在仰光，2009年，他在一家國際人道組織工作，隨著機構來到西南部的實兌，雖現在已經離職，但卻再也沒有離開，連戶口也遷移至此。

他說，剛抵達實兌的時候，市面上仍然處於平靜的氣氛，約有兩成穆斯林與佛教徒會在一起工作，雖未達至融洽相處的境界，但起碼沒有互相排斥的情況。「大家會保持距離，那是一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心態。」

直到2012年的衝突發生後，政府很快便宣佈當地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實行戒嚴。2014年初，一些在實兌設立了辦公室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受到襲擊，然後撤離該地，情況一度十分嚴峻。

「有些本地人會認為國際組織都偏向於羅興亞人，但也沒辦法，因為他們要服務最弱勢的一群，而國內的流離失所者約九成都是穆斯林，某程度便形成了一種局限。」Alex對我說出國際非政府組織在若開邦所面對的困難。根據聯合國難民公署在緬甸的專頁中，指出他們在若開邦所關注的主要群體為國內流離失所者、無國籍人士、難民、回返者和收容社區，但也承認援助工作因當地政治背景而受到限制。

「現在氣氛算是平靜了許多。」經歷了衝突與戒嚴的日子，Alex認為雙方的緊張關係逐漸緩和了下來。然而，大街上難以看見穆斯林，他們大多數被送進了由政府所設置的國內流離失所者營地裡，光在實兌便有近20個這樣的營地。聯合國難民公署認為這種隔離，限制了和解的努力和共存的空間。

｜仍未看見盡頭的和解之路｜

如果說國際非政府組織在重建與和解的工作上，面臨著諸多的難題時，來自本地的MRF便提供了另一道解決難題的方法。記者問Ko Ko Lwin，從事和解工作有否太大的困難時，他說幾乎沒有。「首先你要和兩邊的社群都建立一個信任的關係，我們是從這方面入手的。不論是佛教徒還是穆斯林尋求協助，我們都會提供幫忙。」關係建立以後，他再利用工餘的時間，為當地居民提供訓練，用三個月的時間教授社會科學的課程，至今已有300個參與者。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教育來消除歧視，有人透過散佈仇恨言論來操縱族群之間的對立，加上若開邦是緬甸第二貧窮的地區，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如今我們作出嘗試去改變固有的偏見。」除了授課，MRF還舉辦許多有趣的活動，以軟性的手法來傳達信息。維持了近三年的工作，Ko Ko Lwin彷彿逐漸看到了成效，他說︰「你必需同時看到若開居民的困境，他們也因為極端的貧窮而承受很大的傷害。」

隨即，他伸出一隻手遮住左眼，批判媒體的盲點︰「一方面，國際媒體只聚焦於羅興亞人的慘況，卻忽略整個若開邦的困境，若開居民其實是會妒忌的，變相積累出更多不滿。另一方面，若開當地的媒體又不斷指責穆斯林是非法移民者，在雙方都遮閉了一隻眼睛的情況下，和平的道路會更艱難。」族群之間的矛盾，甚至成了一場媒體之間呈現方式上的角力。

實兌之行，MRF曾嘗試替記者聯絡兩邊的社群，只是，他們都不太願意談論彼此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因為沒有政府的許可證，無法前往國內流離失所者營地。被隔絕的羅興亞人，無緣參與去年歷史性的全國大選，變天與否彷彿與他們沾不上邊，即使換了新政府上台，他們卻仍然屬於孤立無援的一群。

（原刊於《明周文化》網站）

緬甸觀選記，25年民主路

感謝帝莊給了我五千字的空間，對我來說，這是非常珍貴的八版紙。還在歐洲的時候，心裡完全沒有底，只是機票都買好，就算是自己跑過去看看，也好。直到九月寫過難民潮後，明周願意給予機會，在緬甸的大選中，再次以特稿形式合作。

這篇報導，包括了大選當天的情況，有本地與海外觀選團的專訪、也有兩代學運人的專訪，寫完後覺得，五千字其實並不足以承載近一個月來的所見所聞。

｜變天的前夕｜

緬甸舉行歷史性大選，沒有懸念地，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下稱「民盟」）以壓倒性的姿態勝出。

選舉當天，凌晨時分，我跟隨着當地媒體《Mizzima》以及《Democracy Voice of Burma》的記者，抵達昂山素姬所屬的票站，那是位於仰光中北部的巴罕區（Banhan Township）第三小學。天仍未亮，已有多家本地及國際媒體機構在守候。距離正式投票的時間還有一小時，已有民眾前往票站外排隊，等待開門的一刻。晨曦初露，天空從漆黑一片逐漸轉變為魚肚色，如同這個國家的發展，走過黑暗的歲月，現在彷彿慢慢看到明亮的曙光。踏正六時，第三小學的大門一開，記者、選民、觀察員，立刻一窩蜂地湧了進去。「這是我第二次投票了，第一次在五年前。這次選舉明顯看到更多人投入其中，而程序上亦沒有多大限制，雖然未達至完美的標準，但已經有所改善了。」現年二十九歲的醫生Kyaw Thet Soe剛投完票，染在尾指上的深藍色墨水仍然未乾，那是投票的印記，亦是當局為了防止重複投票的措施。訪問期間，醫生的媽媽經過，面上帶着自信的表情向我透露，她和三個兒子都一起前來投票了。

唐人街一帶，票站明顯比巴罕區破落，小小的斗室外，排滿了一條長長的人龍，緬甸的天氣酷熱難當，選舉日也不例外，人人撐着一把雨傘，頂着大太陽，沒有怨言地繼續排隊，只為等待投票的一刻。我在站外遇上一個來自上海的大哥，他在緬甸旅行時，剛好是大選前夕，為了進行社會觀察，特地趕了過來仰光。言談間，他不時透露對於是次觀察的感動，這個與中國雲南邊境接壤的國家，本來在軍政府的獨裁政權底下過了四十多年，為了爭取民主而付出過慘重的代價，如今卻迎來了一場容納多黨競爭的選舉。大哥的語氣中，充滿了羨慕與無奈的複雜情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看到中國有真正的民主與選舉。」

接近投票結束的時間，約莫下午四時，仰光街頭下起陣陣大雨，雨勢雖大，卻沖不去緬甸民眾的喜悅之情。黃昏時分，大量民眾聚集在民盟的總部外，等待昂山素姬出現。最終，我們都看不見她的身影，但依舊人潮擠擁，黏貼在一起的身體，似在告訴我這外來人，他們對於改變的盼望。

“It’s time to change.”（這是改變的時刻。）

昂山素姬在競選期間，對於緬甸人民作出以上的呼籲。

｜鎮壓．選舉．軟禁｜

自從緬甸於1948年在英國殖民政府的手上獨立以後，緬甸曾一度實行多黨制的議會式民主。直到1962年，奈溫將軍發動政變，緬甸自此淪入軍政府的獨裁統治之中，社會及經濟發展自此停滯了數十年時光，並且成為東南亞極為貧窮的國家。八十年代，一場「八八八八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後，軍政府為了尋求其政權的正當性，於1990年進行了一場歷史性選舉，民盟便是這個背景底下的產物，並且於那場選舉中獲得第一次壓倒性的勝利，可是，歷史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甚至不以民眾的意志為轉移，軍政府最終不承認這次選舉的結果，並把民盟領導人昂山素姬斷斷續續地軟禁了近十五年，民盟的成員同時亦遭到政府的追捕與清算。

以上，是我們最耳熟能詳的緬甸近代史發展，尤其是，昂山素姬於199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目光與焦點更是側重在非暴力抗爭與極權的對抗之中。

相隔二十年，立基於2008年所制訂的新憲法《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在公投中「順利」通過，緬甸在兩年後舉行了另一次議會選舉，把權力從軍政府轉移至現行的文人政府，昂山素姬亦於同年被釋放，外界普遍視為這是邁向改革開放的先兆。雖然軍方仍然陰魂不散，繼續坐享其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但至少披上了一層開放的外衣，引起國際社會對這國度的再度關注，更重要的，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外國投資。在2010年的大選中，民盟因抵制而沒有參與，及後重新進行了政黨登記註冊，得以競逐兩年後的國會補選，並在今年的選舉中，正面迎擊親軍方的執政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 USDP，下稱「鞏發黨」）。

2010年，鞏發黨首次登場，伴隨着選舉舞弊的指控而贏得當年的大選，成為執政黨，以現代政黨形式取代了過去軍事獨裁的模樣。在「八八八八民運」過後，奈溫將軍下台，軍政府成立了「國家恢復法律和秩序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SLORC），其後更名為「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PDC），一直掌握國家大權，直到新政府成立。作為前軍人，現任總統吳登盛便是出身自SPDC。

關於緬甸近年的「改革開放」，令我想起曾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看過著名異議喜劇團體「鬍子兄弟」的演出，他們諷刺道，這不過是「新瓶舊酒」的把戲。我一直抱持着這樣的想法，嘗試在選舉前夕抵達緬甸，觀察這場被外界稱為歷史性的選舉，是否真如總統吳登盛所說的︰自由與公正。以及，聆聽不同人士對於選舉以及緬甸現狀的評價。

｜監察組織 感到意外｜

2010年的選舉中，緬甸官方不容許任何選舉觀察團隊前往監察。到了兩年後的補選，聯邦選舉委員會（Union Election Commission）破天荒地邀請了一些國際觀選團前往緬甸。在2015年的這一次大選中，本地觀選團隊得到官方認可後，便如雨後春筍地出現。選舉當天，那些頸上掛着許可證的觀選員，散佈於緬甸大大小小的票站，相當顯眼。

「這是選委會第一次開放選舉觀察給予本地的觀選團，2010年沒有、2012年的補選也沒有。」現年三十七歲的PACE執行總監Sai Ye Kyaw Swar Myint，在位於仰光大學附近的辦公室裏，向我解釋道。

被《緬甸時報》列為緬甸國內其中一個重要的選舉觀察團體「可信的選舉人民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Credible Elections, PACE），設立於2013年，本來是由三個不同領域的民間團體所組成的鬆散組織，到了後來，慢慢轉型成為聚焦於選舉議題的獨立機構，可以說是本地選舉觀察團體的先行者。

「我們很意外，選委會願意接納本地不同選舉觀察團體的意見，並按此修改某些規則。」PACE的其中一項工作是政策倡議，於是跟選委會有所來往，也認為選委會比起過往更願意與公民社會及不同政黨溝通。

對於選委會貌似「開放」的舉動，Sai Ye認為那是他們嘗試尋求其自身的正當性，如果選舉仍然處於封閉的狀態，這無疑是明確地告訴外界，選委會不過是一枚任由政府操控的橡皮圖章，毫無自主性可言。「一方面他們想獲得認受性，一方面也是來自國內逐漸增加的壓力，所以除了邀請國際觀選團外，亦會嘗試接納本地觀選團體所提出的建議。」

是次選舉，PACE調配了一百三十個長期觀察員到不同選區作出近兩個月的觀察，並於選舉當天，派出超過二千名短期觀察員，進駐多個票站。根據PACE在選舉後所發表的初步報告指出，觀察員在票站觀察及點票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受到任何阻撓，而初步的結論，從選舉前夕到結束，也沒有發生太多異常狀況，整份報告對於這次選舉的評價尚算正面，但也特別提及一些明顯的爭議，涉及是次選舉的缺陷︰如軍方仍然不用透過選舉便坐擁國會四分一議席、衝突地區投票的資格被取消、白卡（臨時身份證）持有人的選民資格被剝奪……

｜民主是永恆的警覺｜

成立於1997年的「亞洲自由選舉觀察團」（Asian Network For Free Election, ANFREL），在亞洲約十五個國家觀察過近三十五場選舉，這是他們第一次在緬甸進行正式的選舉觀察。

「記得2010年的選舉，我們只能偷偷地進行觀察。」來自印尼的ANFREL執行總監Ichal Supriadi回憶起五年前的秘密「觀選」，對照今天，有感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光景。

大選前夕，我跑到ANFREL位於茵雅湖附近的臨時辦公室，所有工作人員都處於異常忙碌的狀態，除了準備觀選的工作外，還要應付大量傳媒的來訪。Ichal Supriadi在百忙之中，騰出了一小時給我。

ANFREL總共派出了二十個長期觀察員，走訪緬甸全國作選前選後的觀察，而選舉當天，有三十二個短期觀察員。撇除資料性的詢問後，我很想知道，在做過這麼多個亞洲國家的選舉觀察後，緬甸的大選有否特別之處？Ichal Supriadi沒有直接評論，但他覺得，這次選舉對緬甸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開端，雖然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他肯定選委會所作出的努力，認為緬甸正一步一步地進步。

「如果你要將緬甸的選舉用歐美標準來比較，這是不公平的。」當我詢問有外界的聲音質疑這是可被操縱的「假選舉」時，Ichal Supriadi承認，現行的選舉法雖有瑕疵與不足，例如軍方自動當選，但同時提醒我，不能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來看待是次選舉。

另一方面，來自歐盟選舉觀察團在選後的初步聲明中，指出了在現行憲法架構底下的限制︰如國會有四分一議席不由選民的意願來決定，而且沒有足夠的機制來解決選舉的爭端，故此，這不能算是全面地提供了一場「真正的選舉」。讀着歐盟的聲明，恍似在歐亞差異的經驗中，看到了一場有趣的對照。

Ichal Supriadi打趣地說︰「即使我們的國家（印尼），在民主選舉中也偶爾會出現一些狀況，例如像緬甸選前爭議不斷的選民名單問題。」僅次於印尼，緬甸是東南亞的第二大國，兩者都曾經歷過軍事獨裁歲月，只是，印尼民主化進程比緬甸走前了一步，這條道路走得並不容易。然而，基於文化、社會、宗教和歷史脈絡的不同，難以將兩個國家直接比較，但互為近鄰，不失是一面參考的鏡子。在ANFREL選後發表的中期報告中，也提及緬甸可以學習印尼的民主化過程，如何從憲法中保留軍方的25%議席中，轉型至一個更具有代表性的議會，以鞏固民主的成果。報告中肯定這次選舉對於緬甸民主的重要性，但同時提醒要繼續保持警惕。

｜學運領袖見盡人性黑暗｜

選舉前一天，我來到緬甸知名藝術家Htein Lin的家中，連日來，他一直奔波於民盟的競選活動中，疲態盡現於中年的臉龐。

拖着低沉而沙啞的聲線，將近五十歲的他向我娓娓道來這二十多年的經歷。曾為「八八八八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一，事後不免受到政府的清算，於是，Htein Lin躲進了緬甸與印度邊境的叢林中，並加入由「八八世代」學運人士所建立的武裝組織「全緬學生民主陣線」（All Burma Students’ Democratic Front, ABSDF）。那段艱難的日子，他依然歷歷在目。

「當時我們太天真，以為印度政府會有意幫助我們。」這解釋了為什麼緬印邊境的叢林會是學運分子的其中一個據點。對於學生來說，要適應叢林生存的法則，是一道大難題；但最可怕的，始終不是自然力量的考驗，而是人性，權力鬥爭似乎永遠考驗着每一個人。

英國自由主義者Lord Acton曾說過︰「權力本身具有導致腐敗的傾向」。那時，「全緬學生民主陣線」分了兩派人，Htein Lin所屬的一派被另一派別視為間諜，曾為同伴的人立時壁壘分明，並將他逮捕，最震撼的，是見證身邊的同伴被殺害。那時他醒覺，這不是民主，只是權鬥。把生命保存下來後，1993年，他回到仰光大學，修讀仍未完成的法律學位。然而，畢業以後，他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當一個藝術工作者，以另一種形式作對抗。

｜用囚犯衣服繪畫｜

1998年，正值「八八八八民運」的十周年前夕，他遭到了政府的拘捕，被關押了六年多，於2004年釋放。在監獄中，他沒有放棄過從事藝術創作。買通監獄的人，用囚犯衣服作為他的畫布，再偷偷運送出外。在出獄後，得到現任英籍妻子Vicky Bowman的幫忙，這批畫作被運送到阿姆斯特丹的社會歷史國際研究所檔案館中，引起國際關注。2006年，他隨着妻子移居至倫敦，兩人發現再也無法返回緬甸，因為他很可能會因這批畫作而在入境時被當局拘捕。

2012年，登盛政府上台之後一年，一連串改革正如火如荼地進行。Htein Lin獲准回國，妻子和女兒的簽證也沒有問題了。判斷過各種形勢以後，他們決定舉家搬回緬甸生活。

同年，緬甸政府特赦了一批政治犯，現年二十七歲的D Nyein Lynn是其中之一。

大選過後，一切處於尚算平穩的狀況，我和D Nyein Lynn在仰光一家連鎖咖啡店見面。他是2007年的學運人士，那一年，發生了一場反對軍政府的示威行動，後來僧侶介入，外界稱其為「袈裟革命」（又名「番紅花革命」）。軍政府出動武力鎮壓，緬甸一些記者把影像拍下，秘密運出國外，製作成紀錄片《Burma VJ》，讓外界理解這次革命。當年十九歲的D Nyein Lynn是學運領袖之一，遭軍政府拘捕，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半，在專門用來關押政治犯的茵盛監獄服刑。他在監獄度過了四年多的時間，因特赦提早獲釋。

2004年，D Nyein Lynn入讀西仰光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Yangon），修讀地質學系。讀了兩年大學後，有感緬甸的教育制度充滿着諸多缺陷︰「現在全國大約有一百六十八間大學，幾乎都位於偏僻的位置，上學非常不方便。你要知道，我們沒有宿舍，大學缺乏基本設施，進入學校還要進行身份辨識。」他開玩笑道，這很像一所監獄。

｜新一代良心犯｜

為了爭取學生權益、推動教育改革，他與同學密謀重新籌組「全緬學生會聯盟」（All Burma Federation of Student Unions），這個以全國串連為基礎的學生組織，前身為1936年成立的「緬甸全國學生會」（All Burma Students’ Union），直到1951年才改名。這個學運組織跟緬甸爭取獨立與民主的歷史有着深厚淵源，「獨立之父」昂山將軍曾是這個學生會的主席。從反抗英殖民政府到反對軍事獨裁政府的鬥爭中，都能輕易看到學生的身影，自從1962年奈溫將軍發動政變後，學生組織的活動被迫轉為地下化，直到1988年的民主運動期間，才再次公開地重新出現，但很快又受到軍方壓制。

在緬甸，學生運動一直扮演着先鋒角色，從三十年代昂山將軍帶領緬甸人民走上獨立之路，到1988年的民主運動，一直都是當權者的眼中釘及憂慮，在獨裁政權底下，學生不被容許成立學生會，因為那是培育異議分子的溫牀。但D Nyein Lynn回憶起2007年前後，其實沒有很多學生加入他們，因為被恐懼纏繞。

直到緬甸逐漸開放後，愈來愈多年輕人關心政事，氣氛鬆動了許多，加上資訊的解禁，要獲取信息更為容易。今年年初，學生運動再次湧現，抗議政府去年通過的《全國教育法》，認為該法干預了學術自由，同時收緊大學的自主性。最終，多名學運人士遭到拘捕。舊一批的政治犯被釋放了，然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關於緬甸的最新報告，新一代良心犯又再出現，人權狀況將有走回舊路之虞。

選舉最終以和平的姿態落幕，舉國歡騰之際，正如許多論者指出，選舉只是民主的其中一環，現時緬甸國內仍然充斥着各種問題，例如貧窮、種族、宗教、性別、人權、軍方勢力……這次選舉只是一個看見光明的開端，那些埋藏在喜悅底下的哀愁、各種複雜而盤根錯節的難題，都需要下屆政府認真去面對和解決。這是改變的時刻，但願真的如此。

（刊於2015.11.28《明報周刊》）

直擊歐洲難民最前線

今年以來，逾三十萬來自叙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飽受戰爭、迫害和苦難煎熬的難民，放棄了自己的家園，把生命、財產都押了進去，冒險橫渡地中海，謀求一個安全的彼岸，一個能看見未來曙光的地方。期間，近三千人在前往歐洲途中淹死。可是，幾十萬的數字和幾千死亡的數字，並未能打動所有人。電視和網媒的報道，也許，讓我們覺得一切依然遙遠。

「Hello，你是記者嗎？」

 走到匈牙利邊境村落勒斯凱（Röszke），這裏跟塞爾維亞接壤，有着一條連着兩國的路軌，火車現已停駛，在鋪滿碎石的路上，不斷有人流動，試圖從塞爾維亞走到匈牙利的這一邊。一家人攜老帶幼，是最常看到的景象。本來沒人理會的邊陲小村，因為這一波的難民潮，突然成為了新聞熱點，國際組織紛紛在此設立補給物資站。

樹蔭下的逃亡故事 

我沿着路軌行走，忽爾旁邊走過一名年輕的叙利亞男子，約莫二十多歲，高高瘦瘦，操着流利的英語，然後問我是否記者。三言兩語後，他同意接受採訪，但不願透露真實身份，不過，談論起他的逃亡經歷時，卻是滔滔不絕。就這樣，我們坐在鐵路的旁邊，樹蔭下，時光似乎暫時凝滯。叙利亞的動亂，彷彿只存在於他的話語中。

「你知道嘛，我的故鄉現在變成了伊斯蘭國（ISIS） 的首都。」Syrianglory（ 化名）口中的故鄉拉卡（Al-Raqqah），是叙利亞北部的重要城市，自從叙利亞四年前爆發內戰後，反抗軍於2013年發起過一場「拉卡戰鬥」，攻下了這座城市，到了後來，拉卡落入伊斯蘭國手中，並成為該國的首都。

早在內戰爆發之初，Syrianglory已經逃離故國，前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尋求存活的空間。經過接近三年的時間，由於鄰近叙利亞的關係，此處也不斷受到戰亂影響。今年8月，Syrianglory有感貝魯特將會變得愈來愈不安全，於是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隨着逃亡浪潮，他跟大隊人羣一起移動，當他向我詳細闡釋其逃亡的路線時，不意外地，跟媒體描述的相去不遠，只是，從報道上讀到，跟親耳聽到，那種感受又是兩碼子的事。「我先從貝魯特坐飛機到土耳其的阿達納（Adana），再轉乘巴士到達伊斯坦堡。後來，就是你在新聞上看到的，我坐上了一艘『死亡之船』，船上有五十人，沿着地中海，飄流到了希臘。」地中海路線有兩個熱門的登陸點，一個是希臘，一個是意大利。在希臘登陸後，Syrianglory繼續北上，途經馬其頓和塞爾維亞，路程遙遠，有時他會乘坐巴士，有時只能徒步而行，有時甚至會遇上「發難民財」的計程車司機，單單是從馬其頓到塞爾維亞邊境的一程車，便花費了200歐元（約一千七百港元）。

鐵絲網像苦難一樣長 

大多數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都渴望坐上前往德國或奧地利的列車，在該處展開新生活。一名駐匈牙利的法國記者告訴我，希臘理應是難民登陸後踏進的第一個歐盟國家，但希臘由於其債務危機，已經自身難保，因此千方百計把人潮推送至馬其頓，而馬其頓及塞爾維亞亦沒有接收難民的意欲，只願他們盡快進入匈牙利。地理位置的緣故，匈牙利成為了第一個需要直面難民問題的歐盟國，但該國政府應付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在塞匈邊境建立一道長達175公里的鐵絲網，而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更明言「移民危機是德國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並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聯合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的強制配額計劃。

Syrianglory不打算落腳在匈牙利，如果能夠幸運抵達，挪威應該會是他的終點站。「我只是想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度，沒有戰亂，不用擔心安危，而且我猜在挪威應該能夠找到不錯的機會吧。」吸了一口煙，徐徐呼出煙圈，然後嘆了一口氣。離開中東之前，他是一名會計師，在失序的地方，專業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因此，他只盼望能夠找到容身之處，但求好好地活下去。在這個念頭驅使下，他表示將會用盡方法逃離匈牙利警方的耳目，找出前往北歐的路線。

資訊相對沒有那麼充足的人，進入了匈牙利的國界後，會在收容中心等候被送進難民營。難民營被一圈一圈的鐵絲網圍繞，加上大量警察在看守，防止難民逃離。透過一網之隔，突然又被一把聲音叫停，營裏的人問我有沒有香煙，我聳聳肩，並走向他們，嘗試打探網中人的故事。

「早知難民營的情況是這樣的話，我就不會進來，我們跟這裏的非洲人也不太相處得來。」已為人母的Hanan，在頭巾底下的那張臉龐，顯露出不滿的神情。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在難民之間，也有可能存在族羣政治。Hanan一家十二口，沿着相同的路線，花了二十天的時間來到匈牙利邊境，透過巴士接載，一家人從收容中心轉移至難民營。「被送了進來後，我們問看守的警察何時可以離開，下一步又會怎樣時，他們只會說不懂英文，也沒有確實的答案。有時說一小時後能離開，有時說兩小時，有時又說三五天不等。」

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 

跟Hanan談話的過程中，警察一直從旁監視，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如此明目張膽。後來，Hanan的家人也走了過來，她一一介紹，這十二人的家庭裏，年齡層由兩歲到七十四歲。七十四歲的父親原是巴勒斯坦人，由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局長期不穩，於是選擇逃難至鄰國。Hanan在叙利亞出生及成長，本來過着相安無事的生活，內戰後情況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內戰爆發之初，她們還抱持着觀望的心態，直到三年後，覺得局勢無法逆轉，終於決定離開叙利亞，前往歐洲。「我們有親戚在瑞典，希望能去那裏團聚。」

根據歐盟在1997年生效的《都柏林公約》指引，難民需要在首個登陸國提出庇護申請，而被送往勒斯凱（Röszke）難民營的難民，將會在匈牙利透過讀取指紋來進行身份辨識。前路茫茫，能否前往瑞典，實是未知之數。Hanan一家為了逃難，已經花費了每人近四千歐元（約三萬五千港元），合共約五萬歐元（約四十四萬港元），隨身行李亦在地中海全部遺失了。「希望你能夠幫幫我們，」到了最後，站在Hanan旁邊不諳英語的丈夫，卻突然冒出了一句話：「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聽到這話後，不免心虛，數以十萬計逃往歐洲或其他國家的難民故事，我們能夠透過文字或影像閱讀到大量相似的背景與故事，可是，對於「難民」諸多的刻板印象，足以把每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磨平。到底如何才能夠更立體地呈現？如何才能夠避免消費他人的苦難？這是一道大難題，不免深感文字的匱乏。

後記：難民並不遙遠 

在新聞現場，看見那些影像中的人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卻仍然受到不小的衝擊，他們寄望安全及更好的將來，教我不禁想起在香港曾進行過一次非洲難民的訪問，在處處是掣肘的社會環境底下，美好的新生活並沒有來臨，活於社會極度邊緣的位置中，因為尋求庇護者的身份，導致不能合法於香港工作，輾轉之下只能投入黑工市場，飽嘗被剝削的滋味。難民距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

有時候總會質疑自己是否過於濫情，遠方的同情或凝視畢竟廉價，但想起在匈牙利的邊陲之地，看到難民小孩天真爛漫的笑容時，那種心酸的感覺，使人久久無語。我不想，也沒有資格用道德之尺去丈量他人對於難民的態度，而關於難民或移民政策的討論，實在還有太多太多的空間。執筆之際，只是惦記着Hanan丈夫的期盼，嘗試盡量把他們的故事說出去。

（原刊於2015.9.26《明報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