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牙利看歐洲的難民潮

九月十五日，匈牙利實施了新的移民法，以「回應」歐洲的難民潮，根據法例，任何非法進入匈牙利的人將會被視為是犯罪行為。在新法生效之後，仍然有不少難民試圖跨越塞爾維亞與匈牙利之間的界線，接下來，便是防暴警察的出動，水炮車與催淚彈，抱着孩子的父親被打得滿頭是血、連八歲的小女孩也被打傷……隔着電腦屏幕看政府宣布「緊急狀態」以後的新聞，心裏不禁一揪，我在新法實行前到過邊境一趟，當時氣氛雖然對立，卻尚算平靜。

八月下旬，我來到了匈牙利，是畢業旅行的其中一站。抵達布達佩斯，住宿的旅店在東火車站附近，甫踏出Keleti的站外，映入眼簾的景像，令我有點反應不過來，大批難民聚集在這裏，每走一步，都是難民棲息的地方。過了數天，再次重返火車站，看到難民在示威，而警察在火車站門外嚴陣以待，雙方處於劍拔弩張的狀况。那是九月二日，前一天，難民仍然能夠持票乘搭火車前往奧地利及德國，到了翌日卻突然被關上大門，而通往其他國家的列車也暫停行駛。

當天我適逢生病，並沒逗留太久，沿着通道離開，看到一批批難民蓆地而睡，如此赤裸在眼前，心頭不免一重。之前在媒體上略知一二關於是次的難民潮，沒有太放在心上，我想，如果不是來了匈牙利，其實應該純粹流於「得個知字」，然而，卻沒料到，如此不設防地，被迫直面及思考這個龐大的議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這次難民潮的迫切及重要。

與旅店老闆娘的對話

回到旅店，來自意大利但居住在布達佩斯多年的老闆娘，無意間跟我談論起這個話題來，她說，布達佩斯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况，她既感到難過，同時亦顯得憂心忡忡，並非擔心難民會來搶奪資源，而是，如今難民聚腳的地方，衛生情況非常差勁，只怕疾病會由此傳染開來。擔心之餘，她不免提醒我，匈牙利人很友善，有些餐廳甚至免費提供食物給站外的難民。

聽完她的說話後，我不禁疑惑，到底真實情況的差異有多大，在腦海中浮現的，是匈牙利近年右翼的崛起。成立於2003年的極右翼政黨尤比克（Jobbik），以「爭取一個更好的匈牙利運動」之名，在五年前逐漸冒起，2010年的大選中一舉拿下47席，成為了該國的第三大黨。而匈牙利的執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同樣也是光譜上的保守右翼，國會有三分之二的議席被右翼勢力囊括，由此可以窺探匈牙利社會向右轉的端倪。這也就不意外，為何匈牙利政府會決定在與塞爾維亞接壤處，建立起175公里長的鐵絲網，以圖堵塞難民的進入，並且在國會的修法後，一律把非法進入匈牙利的難民視作罪犯對待。

塞格德大學的學者János Nagyillés聽到我的疑惑後，嘗試作出解釋，關於整個社會右轉的現况，他歸因於匈牙利的民主發展仍未成熟，這裏頭包括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東歐的共產陣營倒台後，匈牙利跟隨着眾多鄰國的步伐，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至民主國家，歷時不過二十多年，而且，在1956年的時候，這個國家爆發了一場被稱為「十月事件」的革命，民眾透過示威抗議表達對當時共產政權的不滿，最終以蘇聯派駐軍隊鎮壓作結，這一事件，為匈牙利人造成了不可磨滅的陰影，這也是後來左翼在匈牙利逐漸失勢的原因之一。值得留意的是，尤比克的其中一個創黨成員，便是曾經參與過十月事件的Gergely Pongrátz。

到達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

離開布達佩斯後，一直留意着事情的進展，終於找到機會，去到成為了新聞熱點的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那道四米高的鐵絲網，延綿至不見盡頭的位置，成了一道帶刺的「圍牆」。我在鐵絲網正式完工前抵達，當時仍未完全「落閘」，難民還可以從塞爾維亞那邊走路過來匈牙利這頭，沿着一條長長的鐵路軌，人流沒有間斷過。邊境之處站着為數不多的軍人與警察，難民越過時，沒有加以任何阻止。不遠處便是收容中心，那裏有着讓人短暫居留的帳篷堆，國際組織的支援站設立於此，也有自發前來幫助難民的義工。收容中心附近停泊了大量的巴士，用來接載這裡的人到難民營，再實行身分登記。

有些人不願在匈牙利進行登記，於是想方設法逃避警方的耳目，我遇上一個家鄉在拉卡的敘利亞人，他說，匈牙利的治安不好，也難以尋找工作機會，所以最終的理想之地在挪威。這次難民潮中，許多人想前往的目的地是德國或奧地利，這亦是為什麼在關閉Keleti火車站後引來強烈抗議的緣故。另一方面，德國與匈牙利在處理這個燙手山芋的手法上，以及對待難民的態度，也讓人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姿態。整個歐洲社會，無疑因為這次的難民潮，又陷入了一連串的角力之中。

繼續遊走在這片荒地上，瞥見一面小小的「紅黑旗」，懸掛在其中一個臨時的支援站外，不禁好奇，詢問正在煮食的男孩，原來這是一個小型的廚房，義務提供有營養的食物給難民。這一群人，來自反法西斯行動（Anti-Fascist Action）的組織，分別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來到匈牙利的邊境上。言談間，他們帶着些許不滿地透露，一些國際組織礙於在此煮食屬於違法、加上大量警察在旁監視，因此不願合作。在這群左翼無政府主義分子的不遠之處，就是隔阻兩國的藩籬，國家的概念，忽爾如此具體起來，並且來勢洶洶。他們不甘示弱，卻只有野貓式的行動，在其中一個難民容身的據點，貼上了「歡迎難民」的標語，另一頭，則是「沒有邊界、沒有國家」，以作出微弱的抗議。

沒有國家的家園，畢竟是個過分浪漫的烏托邦理想，聽着那些難民的故事，為了逃避戰亂而不得不逃離原本的家鄉，冒着生命危險，期盼能找到安全的棲身之所，當他們說出希望未來能夠在歐洲好好地生活時，我有些迷茫，生命保存了下來，能夠在新國度展開新生活固然很好，然而現實總是殘酷，在右翼逐漸抬頭的歐洲社會，即便安頓了下來，但下一步將會面對怎樣的融合困難，又有什麼挑戰等待着他們，種種棘手的難題，都在可以預視與未知之間徘徊着。

「他屬於一個國家，卻無法在其中居住；
他居住在一個國家，卻無法歸屬其中。
他的名字是罪過，
猶如一顆石子
在歷史的臉上滾動」
——〈燈〉，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

（原刊於20.9.2015《明報星期日生活》）

波蘭卡普欽斯基故居，叩問記者之道

「如果你不能成為人，那麼你就不太可能成為記者。」——Samuel G. Freedman

記者必然要客觀？還是可以主觀？這似乎是條永恆辯駁的命題。

哥倫比亞大哥新聞學教授Samuel G. Freedman曾撰寫過一本《給年輕記者的信》，他在書中劈頭質問在新聞行業中道德與客觀之間的關係，很多時候，新聞業往往以公正之名，與報道的對象保持一定距離，卻很容易掩蓋了記者作為人應有的主觀情感。

超越記者角色 流露人文關懷

幾個月前，港視劇集《導火新聞線》播出後，成為一時佳話，受到眾人的追捧，在二十四集的長度裏，觀眾得以從中窺探新聞行業裏頭的百態，還有擺盪在市場與理想之間的拉扯。第二集，老總汪海藍在《囧報》報道「明星人狗交」後被人追斬，採主方凝前往醫院探望她時說出的那番話，總令我念茲在茲︰「世界上，每年都有上百個行家，都因為要堅持報道真相的理念而失去生命，Marie Colvin、村本博之、李翔，而你卻為了一單人狗交的新聞而躺進醫院。到底對你來說，新聞是什麼？」

以上兩種叩問，也許每個傳媒人都問過自己無數次，我不懂得解答，但想起了在波蘭被譽為「國寶級」的記者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他的職業生涯，也許可供參考。自從在五十年代成為波蘭駐外記者後，卡氏便游走於不同的戰地裏，展開了傳奇的半生，在亞、非、拉地區見證過歷史性的政變與革命。為了報道真相，他曾經被判處死刑四次、也被關押過四十多次，差一點便失去了生命，而最後卻都一一逃過了。

他的作品擁有強烈個人色彩，故此，其報道風格亦被歸類為報道文學，甚至有人稱之為「魔幻新聞主義」。從卡氏的作品中，總是能夠輕易讀到，他在見證事件時所流露出來的情感與思考，對於底層人民的關懷，也潛伏於書中的不同角落。另類形式的書寫手法，使卡氏既是記者，同時又超越了記者的角色，然而，這種體裁，是他最為人推崇，也是最為人所詬病的特點，因為被視為偏離於「英式新聞」的嚴格規範，模糊了新聞報道與文學創作的界線，尤其在波蘭記者Artur Domoslawski於二○一○年出版了Kapuscinski Non-Fiction這本傳記後，更引起了軒然大波。

縱然如此，世界對於卡普欽斯基的肯定，還是超越了他所帶來的爭議，在上世紀那個仍然封閉的共產波蘭，他為讀者打開了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口，也確立了一種記者的典範，不安於分，對於世界永遠抱有強烈的好奇心與關懷。

收藏書與筆 藝術中尋養分

初次知道這位波蘭記者的大名，來自香港著名的獨立記者張翠容，她曾於訪問中透露，卡氏是她在新聞寫作路上的啟蒙者，我曾經在少年時候被翠容深深影響過，不斷思考關於記者這一課，而卡氏的名字亦由此烙印了在我的腦海中。不知是命運的偶然或必然，到波蘭旅行時，竟然在機緣巧合下，有了造訪卡普欽斯基故居的機會。

華沙炙熱的午後，我沿着地圖，找到了卡氏的故居。按下門鈴，開門的是一位波蘭中年女士，當我表明來意，並在交談幾句以後，始知這位女士是卡氏的女兒Zofia。我這個人生路不熟的外國人，冒昧下闖進，Zofia倒也不意外，然後徐徐引領我進客廳，裏頭坐着卡氏的遺孀Alicja Kapuscinski，看起來是個和藹的老太太。

隨即，我們走到客廳旁邊，那兒放滿了卡氏作品的所有翻譯版本，包括中文，可惜數量少得很，只有三本，分別是講述蘇聯時期的《帝國︰俄羅斯五十年》、記錄埃塞俄比亞最后一個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以及其晚年糅合個人自傳及讀書筆記的回憶錄《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帝國》是最早被翻譯為中文的作品，於二○○七年卡氏離世後在台灣出版，讀着第一位翻譯者胡洲賢的序言，講述翻譯時那誠惶誠恐的心情，而他慶幸我們還來得及透過文字來認識卡普欽斯基。

書桌集合各地原子筆

參觀完這邊，Zofia帶領我走上閣樓，那兒是卡氏生前的書房及工作室，牆邊鋪滿密密麻麻的書籍，從藝術、文史哲到經濟學，不一而足，涉獵範圍極廣，我想，大抵如此，才足以成就這樣的傳奇，而把議題及事情往更深更廣的面向學習與發掘，應該也是記者本身的自我期許吧。Samuel G. Freedman曾對於這個世代的年輕記者有過如此盼望︰「偉大的新聞記者絕不會只停留在閱讀報章雜誌、收集新聞材料和收聽新聞報道上，而會在文學、電影和爵士樂等偉大的藝術中尋找養分和催化劑。」

Zofia從書櫃上拿下畫冊與攝影集，向我介紹波蘭種種的藝術作品，從古代到當代，翻看着卡氏生前曾經閱讀過的書藉、學習過的知識，忽爾有着無以名狀的奇妙之感，彷彿透過書本把兩人靜靜地連繫上。掩卷以後，我再慢慢地觀賞這間工作室，看到他從異地收集回來的物件散落於不同的角落，忽然，瞥見書桌一角放置了好幾個筆筒，插滿了大量的原子筆。Zofia說，那些筆也是從各地帶回來波蘭的。不禁會心微笑，果然是個身經百戰的記者，連「武器」都比別人多，只有這樣的人，才會懂得筆桿的重量。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Ryszard Kapuscinski

出國報道 起初只想體驗越境

「其實我們也有考慮過出版他駐外以前的作品，畢竟他不是一下子就變成後來的模樣，或許他早期的文字也是有參考意義的。」Zofia說。卡普欽斯基一生走過如此廣闊無垠的大地，在不同的洲與大陸留下過自己的足迹，但，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如此想強烈認識世界？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中，他回憶起對於出國工作的初衷，沒有任何驚天動地或激情的想法，只不過是單純對於跨越邊境有着莫名的好奇︰「我心裏只有一個非常樸素的想法，就是在一瞬間體驗一下越過邊境，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感受一下越境這一刻的心情，體會一下這一簡單的經過。我只是想到國境那邊去看看，然後立刻返回，滿足我的好奇心，解解心頭之渴，足矣。」

基於這樣的念頭，有一次，他終於忍不住跟所屬的《青年旗幟報》美女主編說出︰「我將來很想出國工作。」那時，他初出茅廬。美女主編問，想到哪個國家採訪？答案是捷克斯洛伐克。後來，他終於得到這樣的機會，只是，採訪之地從歐洲轉移至位於亞洲的印度。這位主編在卡普欽斯基臨行前送贈了一本書給他，是由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撰寫的《歷史》，這本書影響卡氏甚深，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的行文中，卡普欽斯基便不時流露出希羅多德是其靈魂伴侶的感嘆。

沒名人嘴臉 謙卑過日子

印度以後，他又陸續被派駐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從最初抵達陌生異地的青澀與彷徨，透過經驗的不斷累積後，他慢慢確立了屬於自己的報道方式，亦逐漸蛻變成為日後被人讚頌的傳奇記者。「我的父親很喜歡跟年輕人聊天，像他這樣一個如此知名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卻跟普通人無異。」我想，那種無異非關經歷，而是經過了無數異常的日子後，還能保持最謙卑的姿態，不會賣弄明星記者的嘴臉。

黃昏時分，該跟她們告別了，臨走之時，Zofia怕我會肚餓，送給我一盒紅桑莓，還有一些糖果，叫我帶在路上吃，還送我到附近的地鐵站。暗暗感動，我不過是個突如其來的訪客，是名副其實的打擾，而她們卻熱情友善如斯。到了最後，Zofia勉勵我要保持對於新聞的熱誠，她知道，她的父親畢竟影響過好一些人。

卡普欽斯基著名報道

先後被派駐印度、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採訪過非洲在解殖過程中所爆發的各種內戰，如一九六○年代初的剛果內戰、從一九七五年開始並長達二十七年的安哥拉內戰；發生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之間的「足球戰爭」、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一一成為了他筆下的書寫對象。

（原刊於2015.9.6《明報星期日生活》）

槍！在我們的肩膀上︰CY的阿兵哥日記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為什麼人要當兵？為什麼我們都沒有選擇？」——《軍中樂園》

二○一四年，由鈕承澤執導的《軍中樂園》在台灣炒得火熱，不但因為戲中有帥氣的阮經天和漂亮的陳意涵，更是電影裏描述的那一段被淹沒在時間長河中的封塵歷史，一九六九年，發生在金門軍營中的種種光怪陸離。

這個距離台灣本島二百七十七公里，卻距離中國廈門僅僅一點八公里的小島，曾是海峽兩岸在歷史上的戰爭前線，亦在國民黨遷台後成為了十幾萬國民黨軍隊所駐守的海上軍營。

《軍中樂園》所呈現的，既是時代的無奈，也是軍中的百態，既有職業的外省老兵，也有服義務兵役的本省新兵。

關於台灣的義務役徵兵政策，就是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大江大海的時代裏被強行實行起來，續延至今。

根據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凡是年齡屆滿十九歲的男性，除了一些能豁免服役的理由外，都必須按時義務服兵役，這種稱為「役男」的人士，到了三十六歲才能除役。

說到當兵，我所認識的台灣男性朋友都視此為苦差，甚至想方設計逃兵役。

延遲畢業是最普遍的做法，讀完大學念碩士，讀完碩士念博士，一拖再拖。

即便如此，一旦到了三十三歲，為免觸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以令自己身陷囹圄，還是需要休學來強行服役，逃來逃去，最終還是逃不過「服役」的五指山。

當台灣男子如此討厭當兵之際，一個來自香港的怪人卻特地在大學畢業後立刻跑到台灣服兵役，傻的嗎？這個外表看來正正常常的怪人叫王浚儒，別號CY，簡稱跟香港特首梁振英一模一樣。

雙重國籍下的「役男」

CY是台灣跟香港的「混血兒」，媽媽是台灣人，家鄉在新竹，爸爸是香港人，自三歲後他們便舉家回到香港，一住便是二十幾年，直到讀完大學。所以CY既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又有中華民國的護照，擁有雙重國籍。在中華民國法律的定義下，他是「役男」，有服役的義務，除非一輩子也不回台灣，否則不能倖免。

十六歲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踏足過台灣這片土地，算是逃避兵役的做法，那時候他害怕一旦入境就難以出境。在香港科技大學念商科的CY，是被視為尖子生的一群，畢業後的前途理應一片光明，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城市，不會沒有他的容身之地。

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

大學畢業後，身邊的同學或許都奔向了商業大廈林立的中環。他原本也可以像同學一樣的，找一份掙到錢的工作、結婚、生小孩，這一條香港人的既定公式。但他卻選擇了相反的道路，裏面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CY說，從小他便喜歡做些與眾不同的事情，忽發奇想之下，認為當兵是可行的選擇，於是便回到這片稱為家鄉的故土，但一切卻是如此陌生，生活從零開始。那是二○一○年的夏天，他廿二歲。

謎樣的魔鬼部隊

到達台灣報到後，下一步便是抽籤決定服役的種類，軍種分別有海軍、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當中以陸軍步兵最為普遍。當時的CY心裏希望自己能夠抽中海軍陸戰隊，這個以兩棲作戰、反登陸作戰、奪島作戰、台灣本島及外島、離島守備、軍事設施防衛為任務的兵種，艱辛而特別，著名的台灣詩人瘂弦和藝人豬哥亮都曾服役於此。老天爺似乎聽到他的心聲，CY最終如願以償。

接下來便是一年艱辛的訓練，分別在新北市的林口區和基地屏東縣度過。對於CY來說，所有的經驗都是全新的，他像小孩子般好奇地看待每一樣事物，睡街、天天不洗澡、自己動手挖廁所、隨處大小便、規律的作息時間……香港新一代總是給人嬌生慣養的感覺、不能吃苦，於是有了「港孩」的稱號，但以上種種都沒有難到CY，更豐富了他的人生。
天真可愛的阿兵哥們

軍隊中的伙伴是他最初接觸的一群台灣人，他自言是第一次認識到讀書不佳的朋友。初聽感到驚訝，但後來細想他從小到大都在名校長大，身邊圍繞的都是優秀聰明的同學，就覺得沒什麼好奇怪了。當兵讓他認識到來自各行各業的平凡人，在他口中的那些阿兵哥天真而可愛。他娓娓道來，於這天之驕子的人生中，這些經驗都彷彿是對固有的看法上的一種衝擊，他真實地感受到世界本就是如此斑駁混雜，不同階級背景的人有了互相理解的可能。雖然，軍營仍是個階級非常分明的地方，長官下屬，學長學弟，某程度也反映了台灣社會的面貌。強調服從與規律的地方，與喜愛自由的CY格格不入，雖然被迫要遵守一大堆無聊的規矩，他卻沒有後悔選擇作出這個決定，只求得過且過，「沒辦法，這個就是軍隊裏面的制度」。

軍隊是愛情的墳場

說到難忘的事情，在澡堂脫光光一群大男人在洗澡，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傳說，在軍隊中洗澡的時候，肥皂掉落在地上是不能撿拾的，因為一彎下身「菊花」便會面臨疼痛的境界。CY卻一句就破除了傳說中的迷思﹕「我們是可以用皂液的！」

莫名奇妙的口號

從感覺彆扭到逐漸視為日常的，還有莫名奇妙的口號。剛開始的時候連喝一口水都要先喊口號才能解渴，他重新示範一次「喝水喝水300CC，喝水！」給我看，我看得詫異，也覺得這樣的規訓非常無聊，他覺得這是長官把新兵當作低能兒來看待。更匪夷所思的口號在後頭，「親愛的共軍兄弟們！你們已經被包圍了，我們國民政府是寬大仁慈的！快點出來投誠吧！」我聽後不禁失笑，也許是冒犯了，但這畢竟是不真實的虛幻。不要說台灣人不把這當作一回事，遑論CY這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口號到了嘴邊還是含糊過關便算，他告訴我，這些意識形態的口號沒有幾個人在認真理會，只是高層的一廂情願。

歷時三個月的睡街

行軍打仗，少不免要露宿街頭，演練如是，歷時三個月的睡街，應該是他人生目前為止的極限。「他會發給你一個背包，裏面的東西就是三星期之內所需的全部物資。第一次收拾的時候，沒有經驗之下買了一大堆東西塞滿背包，例如很多的濕紙巾，以為就算不能洗澡也能抹身。後來發現其實用不了這麼多的東西，就連濕紙巾也懶得用。一件內衣加一件外套，就可以穿很多天了。一開始買下很多紙內褲，完全沒有用武之地。」他不忘告訴我，這些艱苦的演練，是專屬海軍陸戰隊的。

思念與寂寞交集

在到達台灣之前，他跟一個台灣女孩在交往，常言道，阿兵哥背後的女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當的，軍營中的訓練艱辛而乏味，軍營以外的另一半亦需要面對相思之苦。孑然一身的人最瀟灑，無牽無掛。連張震嶽也曾經寫過一首《孤獨的夜哨》來表達思念與寂寞交集的情緒，簡單的歌詞，道盡很多台灣男子的心聲。「擔心妳跟別人跑掉，如果妳真的要跑掉，麻煩妳順便說一下，我不要最後才知道。」這反覆吟唱的末段，讓我想起侯孝賢導演的代表作《戀戀風塵》，本是青梅竹馬的兩小無猜，男主角要到外島金門服兵役，女主角卻在他當兵的期間，與每天送信的郵差結成夫妻，據說是改編自編劇吳念真的初戀故事，一段無疾而終的戀情，教人感到唏噓。CY最終還是跟台灣女朋友分手了，但那已經是當兵完結後的故事了。

台灣與香港的最終抉擇

短短一年的時光，教CY永生難忘，這畢竟不是香港男子應有的經歷，從殖民地時期的英殖政府，到九七後的中國政府，都沒有要求香港人服義務的兵役，能夠體驗軍中生活的大抵只有那些黃埔軍校的遊學團或夏令營。

服完兵役後，本來打算打道回港，卻在種種的機緣巧合下，停留在此處。

決心留在台灣

台灣的創業風氣及成本低廉是令他想留下的一個原因，之後在台灣生活的幾年，他都以接Freelance的工作為主，湊合之下生活尚算無憂。台灣人的友善沒有機心，令他願意生活於此地。他是讀商科的人，在港的經歷應該讓他看慣了競爭裏頭的爾虞我詐，甚至自己也或多或少感染了這樣的氣味，於是來到台灣令他能更強烈感受到人性中的差異，也倍感珍惜這個尚未被嚴重「污染」的島嶼。他同樣提到，台灣人的機車性格雖然讓他覺得裝模作樣，然而這些缺點在他眼中也不過是小事一樁，無損他留在台灣的決心。

「沒後悔曾經當兵」

對於香港，他彷彿再沒有太多的歸屬感了，更笑言若回香港純粹只為掙錢。在被視為洪水猛獸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出爐之際，這份由中共直接頒令香港的報告，其政治干預的決心，引發公民社會的軒然大波。身在台灣的CY，看到消息後，在facebook上放上了香港特區護照與中華民國護照的相片，寫下短短一句「沒後悔曾經當兵」，也許「保家衛國」在當兵時期是個口號，但在面對中共對港、台民主與自由的打壓時，卻又是撼動人心的真情告白。

文/ 李雨夢
編輯/ 林韻兒

青年旅店異地一個家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走出西門捷運站，台北的喧鬧宛若熱浪，各種創意市集及次文化活動匯聚於此，造就了台北城西的百年風華。

鮮有人知道，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西門町一帶沼澤遍佈，直到後來日軍進駐，此地由於作為防衛台北城的武裝部屬基地，才漸漸發展起來。

西門這個地方，幾乎是香港遊客必去的景點，在擁擠的人潮裏，伴隨着廣東話及國語的交錯，讓人分不清究竟是身在香港還是台灣，甚至誤以為置身於旺角的街頭。

沿着成都路，走了將近十分鐘的路程，把我帶到一間以漫遊為主題的青年旅店。

香港僑生台灣栽種開店種子

旅店坐落的路段雖然仍屬西門區域，但已經遠離潮流品牌、名店，進入了在地人的生活領域。與其說是在西門町商圈，這裏其實更接近龍山寺。走到「台北漫步旅店」的門外，已經感受得到該店所散發的青春與休閒風格，裝潢顯示出它作為老屋改造的旅店印記，散發出有別於一般酒店的氣質。踏進接待處，眼前是一大片的公共空間，和煦的陽光透過落地玻璃灑進，來自各地的旅人三五成群散落在不同的角落，有人看報、有人喝飲料，還有一群人圍繞着地圖指指點點，為晚上的行程做確認。

老闆林維源（Mark）見我到來，連忙走出來招待我，着我先把鞋子脫下，再換上居家的拖鞋，並且對我解釋「換鞋」的舉動意味着回家，他們希望客人來到這裏能有家的感覺。

眼前的Mark看起來很年輕，卻已經是個成家立室的男子。十二年前，他以僑生身分來到台灣的輔仁大學讀書，主修餐旅管理。畢業之後，他不想一讀完書就工作，於是決定到墾丁的佳樂水逗留半年，以打工換宿的方式享受南台灣的烈陽，這種現在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Mark在當年可以算是先行者之列，偏離主流的軌道，只為了實踐心中仍未萌芽的理想。

在他的回憶中，八年前的佳樂水只有一間民宿，但現在這個美麗的地方已經成為了遊客的「勝地」，人滿為患，民宿一家接一家的開。由於佳樂水貼近海邊，旁邊便是太平洋，Mark當時的工作便是教人衝浪。這半年的體驗在他的身體裏埋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等待適合的時機發芽。

在台灣留了四年半之後，Mark還是決定回到香港的職場上打拼，在旅行社擔任旅遊顧問。他工作一路順遂，業績更是名列前茅，然而，過於重複的單調與平淡，沒有太大起伏與變化的生活，都使他感到不滿於現狀，於是心底裏的創業念頭慢慢浮現出來。他期盼有朝一日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旅館，一磚一瓦到室內擺設都是經過精心的挑選及規劃，能夠在這個空間裏面招待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Mark無法記起開設旅店的想法何時才是真正成形的階段，但是回顧他以往的日子，不管是大學時候所修讀科目及回港之後的工作，都離不開旅遊這一領域，在創業時候朝着這個方向作準備也似乎是理想當然，或許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際遇。

香港開店不成

話說回來，漫步旅店最初並不打算在台灣開設，一切都是機緣巧合。Mark最初籌劃在香港開店，走遍尖沙嘴、油麻地、銅鑼灣等旺區，卻難以尋覓理想的位置，即便遇上合意的地方，業主也未必願意出租。最經典的一次是雙方已經談好租賃的事宜，連訂金都付了，豈料業主幾天之後自行毁約，把訂金退還給他們，原因是業主認為創辦青年旅店是很奇怪的事，他不了解這樣的行業在香港是否能夠生存，因而拒絕這熱心的年青人。退訂的事情雖然莫名其妙，但背後所反映的是一般大眾對於青年旅店的不了解，一般港人出外旅遊，想到的住宿地點往往是酒店或賓館，追求舒適的享受，吃喝玩樂才是王道，我們好像缺乏了這種比較「另類」的旅行文化。

在香港遍尋不着合適的青年旅店落腳處，Mark暫且放下這些艱難與挫敗的心情，飛到台灣參加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大學同學會。席間跟同學聊到正在尋覓開設旅店之困難，且談及自己的想法與未來的規劃，剛好其中一個同學在地產公司上班，答應幫他物色地點。不到一個星期，這位同學便跟他聯絡，也寄給他幾個合適地點的資訊。看完資料之後，他立馬動身飛到台灣，跟着這位房屋仲介的友人看了不同的場地，走到成都路上，他一眼就看上了這幢老房子，並決意要將此地變成創業的新據點。

談及「漫步旅店」過去的身世，Mark有感而發地比較了這個空間幾次的轉變。「如今我們身處的地方，在四十年前曾經是一間酒店，開了十年後便改變用途，出租給學生居住，到了後來，業主又嫌分別收租太麻煩，於是又把整棟房子再次完整租出。」兜兜轉轉，這座位於西門的六層高單位，又好像回到最初的模樣。

青年旅店﹕交流大過天

「青年旅店有別於一般的飯店或酒店，強調自助、互相尊重與不浪費的精神，提供背包客在旅途中有一個經濟實惠的落腳處，大多是以床位為出租單位的多人寢室與公用衛浴，並注重人際交流的生活空間，期許來自世界各國的旅人能夠互相分享旅遊經驗、交流異國文化，在此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交流是「漫步旅店」的核心價值。該處的靈魂是一樓的公共空間，以家的概念來說這是一個客廳。幾張長形的桌子，讓來自各地的旅人聚集於此，環境舒適得讓人放下防備之心去作最真誠的交流。

然而，到來的客人未必每人都能夠了解青年旅店背後所代表的精神，於是鬧出了不同的誤會。Mark認為亞洲人多半對這種旅遊文化較為陌生，他們在入住時會有很多前設，一旦不符合要求便會發牢騷。例如「漫步旅店」有六層樓，客人便會理所當然的覺得一定有電梯，當知道要爬樓梯的時候便會抱怨。

打破客人固有想像

有一次，一群台灣學生訂了房間，入住之後一群人佔據了公共空間大半的面積，把該處變成他們開會的地方。有其他客人想使用公共空間看電視、聊天時，他們不單制止，還不讓其他旅客進入及打擾。這引起其他房客的不滿，外國人向Mark詢問這群學生是來自哪裏，為何會這樣的自私無知，Mark有點不好意思地回答他們是本地人，也向其他旅客道歉才化解了紛爭。這觸發了Mark的不滿，隨即「教訓」了台灣房客一頓。當然，雖說是教訓，其實更像是向他們解釋青年旅店是什麼。就是因為跟飯店或酒店有所不同，Mark都會透過交流去嘗試打破客人固有想像，讓他們學懂互相理解及尊重。

青年旅舍vs.民宿

我好奇問道他如何看待台灣的民宿，特別是香港人來台灣旅遊時候的首選總是離不開民宿。我相信他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應該會得出有趣的看法。對於民宿，Mark並不排斥但也不能接受。他認為民宿提供不到交流的空間，在他的心中，那不是他旅行時喜歡居住的地方。

民宿主要分兩種，一種是跟屋主一起居住，分你一間房，但其實客廳的人氣很冷清；一種則是屋主不會在家，把鑰匙給客人之後，房間就是完全私人的，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有點像酒店，只是沒有服務。住民宿的人會比較在意房間的設計，要求比較高，是追求一種硬件上的質素。但青年旅店僅提供一個床位給客人，沒有多餘花巧的服務或設計。換言之，住慣青年旅舍的人會比較着重整個氣氛，Mark稱之為軟件的部件。但在台灣，很多時候兩者還是會被人混淆在一起，有時候跟朋友寒暄，對方不免會問︰「你的民宿現在經營得怎樣？」對於這樣的詢問，他總是感到很無奈。

最大心願：「適合的人」來住

Mark具有浪漫主義者的特質，生意人開酒店很多都是為了賺大錢，但他開青年旅舍的最大心願卻不同，他不需要旅店每日都是客滿的狀態，只希望住在漫步旅店的客人都是適合這個地方的旅人。所謂適合的人就是那些願意打開心扉，透過聊天交流而去了解世界的複雜與差異的旅行者，Mark亦希望這些人的存在能夠影響另一些不願交流或從未曾有過如此經驗的客人。

後記﹕漫步在台灣

訪談的尾聲，我問Mark對於未來有何計劃︰「堅守這一方園地？回香港開設青年旅店？或者有其他的可能？」他說想要開設第二家分店，持續在台灣深耕，將「慢活」與「交流」透過青年旅店的影響力發揮出去。不過前提是先把台北的生意穩定下來，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在他的旅店版圖規劃中，花蓮是第二家分店的目的地。花蓮之後，或許下一步就是國境之南的墾丁。看着他一個據點一個據點的數着，每一間青年旅店就像一顆星星一般在天空閃耀着。或許哪一天，他實踐了這樣的夢想後，把這些店家聯合起來，就可以成為代表Mark創業精神的星辰了。

說到對未來的規劃時，Mark又興致勃勃的談起了旅店和旅行：「其實台灣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可能不是熱門的旅遊景點，例如鹿港，一般遊客可能會嫌遠，但如果我在台中開店的話，我就可以推介給客人，反正從台中到鹿港的車程才大約一小時，這樣可能就有人願意去了。」就像在台北的店，在與客人的交談與互動中，他們會建議客人去九份、烏來、平溪，或者近至附近的西門紅樓、龍山寺等地方，而不是只停留在百貨商場的購物行程。

從Mark的陽光男孩笑容中，我讀出了當中的從容與自信，也許在台灣的創業歷程讓他學會了「等待」，等待「青年旅店」在香港與台灣能夠更廣為人知，亦被更加多人接受。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作者在台灣，遇見五個到台灣生活的香港人。
文/ 李雨夢
編輯/ 方曉盈

Miss Sex創作人 島國半生緣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二）

（作為九十後的一代，小時候也是看著《Yes!》裡的Miss Sex長大，很慶幸有機會訪問到Miss Sex的漫畫家。那天在摩斯漢堡店，聽了很多關於阿勉在台灣幾十年來的生活及經歷，本土漫畫的沒落與癥結，這個剛好夾在戒嚴末期與解嚴縫隙中的香港人，見證著台灣的種種轉變，更成為了台灣的公民，下星期便是「九合一選舉」，在藍綠的包袱以外，他有另一種看法。）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也許李勉之這個名字於你有點陌生，但作為八、九十後的一代，應該或多或少都有聽過一本叫作《Miss Sex》（又名Miss阿性）的漫畫。 這本被譽為青少年男女「性啟蒙」的聖經，以輕鬆幽默的手法向讀者展示各種學校沒有教授而又是最基本的「性知識」。

 Miss Sex早期刊載於台灣的漫畫雜誌《熱門少年TOP》，後來透過《yes!》而讓Miss Sex在香港有了曝光的機會。 對於台港兩地的八、九十後來說，Miss Sex就是他們年輕時候的「性教育」導師，陪伴度過了那個對異性有着奇異幻想，男生看到衛生棉會害羞、女生不敢在公開場合吃香蕉的懵懂年紀，也是記憶中的青澀少年時代。

這個引領着一個世代潮流，創作了Miss Sex一角的人，正是游走於港澳台三地的漫畫家——李勉之。

生於香港 長於澳門 闖進台灣 

阿勉於香港出生，成長於澳門，直到中學畢業後，回流香港好一陣子，希望能夠投身漫畫業界，因此他並非一開始就決心到台灣的，內心還是掙扎良久。到達台灣之前，看見著名漫畫家馬榮成、馮志明的公司請人，他還是會主動去應徵，期待能夠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環境，最後卻未獲錄取。曾經被玉郎集團獲得賞識，然而工作環境與想像有差距，權衡之下阿勉決定背上行囊飛往未知的旅程：台灣。

這樣的決定也是個陰錯陽差的偶然所致，那年夏天，阿勉在澳門的同學坐船到香港，準備報考台灣的大學，一幫人住進了他父親的辦公室，就在那幾天的分享以及同學的慫恿下，他決定要與大伙兒一起到台灣闖闖。

戒嚴年代的日常 

在台灣仍然處於戒嚴狀態的一九八五年，一群港澳學生浩浩蕩蕩地出發來到台灣、當時被稱作「自由中國」的島嶼。初抵台灣，阿勉一行人需先行修讀國立僑生大學的先修班，作為上大學前的「再教育」。先修班位於台北市郊的林口，是個偏僻的地方。對於阿勉這樣一個過慣了自由、現代化生活的人，陡地進入一個荒涼之地難免無所適從，一開始時候印象很差，因為必須過着類似於當兵的集體行動與洗腦的生活。

阿勉的回憶中，學校恍似一座監獄，整個校園只有一棟校舍及小食店，平常日不能外出，只有周末才能接觸到外面的世界。這種規訓學生的方式，某程度也是威權體制的伸延，延續着國共戰爭的緊張關係，他們這群從海外而來的「僑生」，莫名其妙就成為了宣傳與洗腦的對象。他難忘於那時候政治色彩的濃厚，教官會向僑生灌輸政治思想，每天早會的時候要升旗、唱中華民國的國歌、做一些很奇怪的早操、叫「打倒共匪」、「反攻大陸」等口號，這令從小沒有經歷過濃重政治氣氛的阿勉感到很抗拒。

常言道，即使你不理會政治，政治還是會來騷擾你。阿勉就有一次不小心的牽涉到政治的漩渦，惹上了麻煩，令他永生難忘︰「我在班上有幫忙做一些美術方面的工作，記得有一次幫運動會畫海報，之後教務處竟然要見我。去到教務處，看到主任手上拿着那張海報，質問我為什麼要畫一粒紅星在裏面、知不知道這是代表着中共，然後警告不准再畫這些政治敏感的東西。」那是阿勉第一次在台灣感受到所謂政治壓力是什麼，僅僅因為一顆小星星就被做了政治聯想。這現在看似荒謬的故事，但回到當時的時空環境，很可能影響阿勉的求學路途。

見證台北城市發展 

兩年過後，台灣解嚴，阿勉直言1987年以後的社會變得比較自由，可是在經濟逐漸起飛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躁動不安的氣氛。或許是農村人口大量轉往都會，台北城裏呈現欣欣向榮的熱鬧與繁華，但也由於轉型期時台灣人的質素、水平還是參差不齊，某程度上還是會有台北不如香港的感覺。「當年香港人都不太喜歡台灣，覺得這個地方落後，我想這也跟香港人高傲的心態有關吧。」我從阿勉的解釋裏，感受到他內心對於現今台灣人的文明與秩序所存在的今昔對照。

阿勉打從踏進台灣這片土地，生命軌迹就巧合地與這座島嶼的命運緊緊相繫，以外來者的身分一直旁觀台灣的改變。「畢業時嘴巴還是會說不喜歡台灣，但是不可否認，對這地方有着莫名的感情」，阿勉訕訕地笑着，談起過去的「口非心是」，解釋着身體很誠實的把自己種在台灣的泥土裏，一留便是二十多年，甚至在這裏成家立室，開始了自己的事業。

 一留二十年 落地生根 「移民台灣」對阿勉來說沒有太大的困難，在那個台灣自稱為「自由中國」的年代裏，僑生一入學就有身分證，是永久的那種，跟現在的標準不一樣。當然，取得台灣公民身分後，不須服兵役，可視為這個國家拉攏海外華僑的「德政」。唯一的麻煩是他必須每四個月離境一次，也唯有如此才可逃避兵役。直到四十歲，他才毋須回港回得那麼頻密，算是真正成為了台灣的公民。

訪問結束後，阿勉趕到幼稚園接女兒放學，談起女兒，他的臉上難掩喜悅之情，並且述說着父女二人的小故事。所謂落地生根，大抵就是從這些日常的平凡中顯露出來。從當初將自己視為異鄉人的本能式抗拒，到現今完全融入到台灣的生活氣息中，在阿勉身上，我彷彿能夠看到與深愛的人共築的那片幸福之地，就可稱之為家。台灣屬於他的家。

在台灣投票

如今香港人總是羨慕彼岸的文化與民主，然而這些令人稱羡的種種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在朝夕之間建立。尤其是民主化的發展軌迹，更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衝撞體制而來，背後付出了沉重代價，才有得來不易之今天。2000年，台灣民主化後出現了首次政黨輪替，將一介平民推向總統寶座，「陳水扁」三個字從代表「希望」與「夢想」轉換為「貪腐」與「權貴」，對台灣人民來說確實是一記沉重的打擊。阿勉並沒有像台灣人一樣的投身於「擁扁」與「反扁」的情緒之中，這或許因為他在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又或是沒有過往沉重歷史記憶的包袱。這使得他的投票行為更為客觀，少了藍綠的歷史情結，更多的是思考「普選」賢能的意義。「阿扁貪污，那我便投票給其他人。馬英九沒有貪污，但無能，那我再投給其他人。」

阿勉說得風輕雲淡，但他知道在台灣與朋友談政治，總得小心許多的禁忌。他目睹過朋友因為政治立場的差異而決裂，許多家庭也會因為政治的因素，搞到四分五裂並老死不相往來。「不過，除了在政治方面要小心一點之外，基本上跟台灣人做朋友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他們很友善，亦很容易交心，相處完全沒有壓力。相反，香港人則比較勢利。」

Miss Sex 開放「性」討論 

作為長居台灣的外來者，阿勉對「本土政治」並沒有太大的感觸，但「本土漫畫」卻是他所密切關注的問題。大四那年，他認識了漫畫家高永與「大然出版」的呂社長，也因此意外地闖進了台灣的漫畫圈，得以延續他在香港的未竟之志。《Miss Sex》是讓他在台灣打響知名度的得意之作，一九九三年這本漫畫面世，在市場大受歡迎。成功絕非偶然，除了因為在台灣經濟高速發展之際，人們需要更多的消費商品與娛樂；另一方面，「性」的問題能夠在公眾場域討論，也象徵着解嚴後從封閉走向開放。

翻閱過往阿勉接受報紙的訪問，他解釋《Miss Sex》之所以出現的初衷︰「我們的用意是要塑造出一個偶像，賦予這個偶像美麗的外表與鮮明的個性，來解答許多青少年朋友難以啟齒的問題。很多青少年朋友碰到性方面的問題，在同儕間得不到解答，又不願意也不好意思向長輩請教，這時候就輪到我們阿性姐上場啦！」

阿勉與拍檔嘗試打開新的局面，把原本被視為禁忌的「性」放在陽光底下讓人們討論。讀者群更不局限於年輕一輩，甚至包括家長和小孩︰「記得在一次簽名會上，有家長帶他的小朋友前來，那是我意料之外的事。」出現這樣的組合，代表台灣的性教育從自我摸索與學習，到後來慢慢出現父母教導正確性知識的情况，在這之中《Miss Sex》有一定的貢獻。

本土漫畫的宿命 

在台灣要當一個漫畫家注定是艱難的，漫畫家在台灣的生活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風光，歸根究柢在於台灣漫畫市場門戶洞開的癥結，使本土漫畫受到外來勢力的嚴峻挑戰。阿勉看在眼中，覺得台灣漫畫的問題是被日本漫畫壟斷，也嫌不夠本土。不可否認，轉型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剩下的市場只有逐漸下滑與萎縮。他解釋，關於漫畫市場的沒落是全球性的問題，從前的人沒什麼娛樂，只好看漫畫，所以能夠擁有一定的讀者群。然而現在的娛樂五花八門，根本不用看漫畫，或者在線上看漫畫，所以能夠賺取收入的已經不再是漫畫本身，而是由此衍生的商品。以阿勉為例，他不能只靠畫漫畫維生，而是必須依賴繪畫其他的插畫，甚至是開班授課的方式，才能維持生活必須的開支。

現在阿勉在自己的臉書專頁「阿勉頻道」上，不時發放以父女關係為題材的漫畫「哇靠老爸」，這讓他與許多愛他漫畫和故事的朋友有更多互動，也試圖增加作品的曝光。他很直接的說︰「做自己有興趣的漫畫，畫了以後才會知道有沒有人想找我接洽談合作，甚至是出版的可能。」在自我調侃的語調中，還是能夠從他身上看到在台灣追尋漫畫夢想的可能，回到香港，也許在更加無形與龐大的經濟壓力下，他會如同許許多多的香港創作者，被迫放棄自己心愛的事業。

台北的夢想 香港人的店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一）

（磨了大半年，別人都不知道我在台灣做甚麼，這是其中一個朋友找我幫忙合作的計劃，感謝星期日生活願意刊登，亦感謝各位受訪者。計劃其實源於去年炒得火熱的「移民台灣」潮，剛好我之後要在台灣生活半年，跟不同人聊天的過程中，發覺更多的是媒體炒作，在真實生活過的經驗裡，往往落差可能會來得更大。我自己是嘗試把更真實的感受帶出，雖然自知仍有很多沙石。今次來台灣也是為了這個計劃的某部分工作，才來幾天，卻跟上半年生活的感受很不一樣，或許短途的旅行總是美好的。）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在某個平常日子的下午，我前往隱藏於羅斯福路巷弄裏的婆娑咖啡店，準備如期跟老闆Raymond及老闆娘Kia做訪問。

認識他們是由朋友介紹，之前已來拜訪過一兩次，彼此相談甚歡。此次約定好專程前來訪問，卻沒料到下午茶的時間高朋滿坐。

Raymond和Kia兩公婆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時間招呼我，更遑論坐下來被採訪。

我只能坐在他們幫我預留的位置，飲着熱美式咖啡與他們為我準備的蛋糕，靜靜地觀察這個由香港人在台灣一手建立的小天地。

他們初來台灣旅行時與多數人一樣，認為台灣人特質總是親切、好客、友善，與台灣朋友之間相處非常愉快。

由於對台灣的印象很好，喜歡那濃厚的文化氣息，抱着追求美好生活，他們決定到台灣開一家咖啡店，也希望能把自家的咖啡店打造成舉辦文化活動的場域。

寧要空間 不要錢

從設計到家具的挑選，都經過Raymond和Kia的精心策劃，以求打造令客人感到舒適及放鬆的環境。對他們而言這間咖啡店是一場夢，也是打造表現他們性格與生活方式的空間。偌大的咖啡店本來可以放更多的位子以換取更多的盈利，但他們卻選擇把桌椅排列得零散疏落，來營造寬闊的空間，以及隨意、流動的感受。這原因無他，在於過去在香港的生活空間太過狹窄，來到台灣自己開店後，除了闢了一座小花園，更在店內以鬆散的擺設創造舒適的生活品味。

展示生活品味

兩人的浪漫除了來自於天生的基因外，也跟過去的創作人身分有關，那些屬於他們獨特的品味，透過這家店中的各個細節顯露無遺。Raymond是攝影師，咖啡店的牆面就成了他作品的展場，展示一幅幅具溫度的作品。我有幾位喜愛到台灣旅行的香港友人，到台北後總愛往婆娑咖啡店裏鑽，他們羨慕Raymond和Kia在具濃郁文化氣息的台北城築夢，在香港要開一間咖啡館想都不用想，光是租金就足以嚇死所有人。

幸福的兩夫妻擁有屬於自己的咖啡店，好像每天都能優哉游哉地過活，旁人看在眼裏總會感到羨慕。但是實踐理想總要付出代價，Raymond和Kia在台灣創業初期的時候吃足苦頭，也經歷過挫敗與迷失，今天的成果是透過苦苦堅持才得以換來。

開店初期是他們最艱難的日子，最久有超過四十天沒有任何生意上門。在那等待着客人進門，同時卻看不到未來的日子裏，他們彼此相互扶持鼓勵，在夜闌人靜時也會感到恐懼，不知道這樣的堅持是對還是錯，是否應該放棄回香港或北京討生活。Kia說Raymond總覺得是自己虧欠了老婆，但她自己並不這樣覺得，那些一起經歷彷徨與辛酸的日子，對他們來說其實彌足珍貴。也因為這一段日子讓他們更珍惜彼此，兩人的關係除了是夫妻外，也是生意與工作上的親密伙伴。

價格偏高 堅持用料

他們回顧創業初期的慘澹經營，原因當然有很多層面，除了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顧客群與口碑之外，另一個艱難存活的原因，在於他們所販賣的產品價錢偏高，不論是食物或咖啡，單價都比其他咖啡店還要高一些。而這一些些的差異就足以令他們在咖啡店的戰場吃足苦頭，因為在台灣選擇咖啡店一如香港選擇茶餐廳那麼普遍，只要有些許的差池，可能都足以影響生意的好壞。

當然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他們之所以會將產品拉高單價，原因在於原料選購上的堅持。夫婦兩人雖不是出身於專業的餐飲背景，但由於創作者的浪漫與堅持，在食材上要求用最好的材料，不計較成本的經營模式，也都是使他們的價錢會比其他咖啡店還貴的原因。他們的認真不是屬於香港人特有的文化與性格，而是兩人難能可貴的內在特質。至少我是這樣覺得。
猶記得初次在婆娑咖啡店吃到檸檬塔時那驚為天人的感覺，深深被此處的產品所俘虜。這種形容完全沒有誇張，我是個不愛吃檸檬製成品的人，但檸檬味道的新鮮開胃卻使我念念不忘。吃過後我把我的感動告訴他們，Raymond說﹕「外面很多店舖的檸檬塔都是以香精來代替真檸檬，所以你才會有如此巨大的落差。我們的檸檬塔不能大量製造，每次只能做六個，所以很多時候客人都需要耐心等待。」上述文字自己都覺得像在賣廣告，事實是他們堅持每樣甜品都要親自製作，不像其他咖啡店那樣，甜品都是從別處購買回來。

台灣美好以外……

從許多報道與和Raymond接觸經驗裏，對台灣人也多所批評，這與一個旅行者的感受不太一樣。我想理解究竟他們在台灣創業與生活時遭遇了什麼困難，甚或是遇到了怎樣的台灣人，讓他們對台灣產生這麼多的負面情緒。這些情緒也許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同時更可能是文化差異所導致。

機車不是人人可忍

Raymond舉台灣機車文化為例，他不能忍受人人有機車，以機車代步的生活。Raymond說，台灣的法例某程度促成了機車的橫行，如果一輛汽車與一架機車相撞，要賠償的肯定是汽車；另外在菜市場買菜時，更經常看見有人駕着機車在菜市場裏穿梭。聽着他的批評，我想起逛夜市時的經歷，在狹窄的道路裏充斥着擠擁的人群，但機車還是不顧一切的往前轉動，硬是要在毫無縫隙的人群中殺出一條血路。

Raymond將這現象歸根於台灣人的懶惰，「明明是很短程的距離卻不願意多走一步，硬是要騎車。」當然，香港是一個大眾交通工具規劃完善健全的城市，一般民眾基本上不必買車，透過公車、地鐵、渡輪完整的架起香港的運輸網絡。相較來說，台灣即便是在台北，交通上都沒有香港便利，很多時候以機車代步是有其不得已。若真要搭乘公車，不是班次鮮少就是繞路、兜圈情况嚴重，我在台灣生活時也很受不了這樣的情况。

年輕人工作態度散漫

除了機車文化外，Raymond也認為台灣人生性懶散，以好聽的詞彙來形容是「慢活」。尤其是年輕人的生活態度，總是在可有可無、隨意、散漫之間，沒有太多的企圖心、想法。這些看法源自於他們這幾年來請工讀生的經驗，從開店到現在所聘請的工讀生不斷的來來去去，工作態度是他們認為最棘手的問題。對着台灣員工不能直接指出他們的錯處，一旦嚴正的指摘工讀生的不是，他們雖不至於當場爭辯，但往往禁不起責罵而辭職走人。

曾經有人以「草莓族」來形容台灣的年輕一代，這個概念源自於翁靜玉的《辦公室物語》，泛指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特質是「抗壓性低、承受挫力低、忠誠度低、服從性低、穩定度低、個人權益優先於群體權益」。台灣年輕人是否真是如此，以我與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確實感受到年輕朋友對自身權益的意識之高遠勝於香港的青年朋友。尤其是台灣的大學生，自我意識之強，不容易相信、認同於其他人，雖然很多時候選擇沉默不說話，但內心中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不容易被人說服。

在台灣 愛香港

究竟工作與生活應該如何平衡，Raymond認為歐洲的做法是不錯的範例。雖不至於工作至上，但也不會在工作時毫無效率。Raymond曾經在法國巴黎留學，那是一個一頓飯要吃三小時的國家。根據他的經驗，飯的確吃了很久，但很多想法及創意就是在餐桌上討論出來。到正式工作時只要依據原來的計劃，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雖然一星期只工作35小時，但生產力沒有因工時短而下降，時間也沒有因為吃飯而浪費掉。這是Raymond心中理想的生活模式，在香港與台灣之間所達不到的工作與生活之平衡。

我又再次問Raymond與Kia兩人﹕「既然對這地方有這麼多怨言，為何不回香港或北京？」他們相視而笑的說，縱使台灣有很多令他們非常受不了的「文化衝擊」，但仍然選擇留在這裏，是因為對這塊土地已經有所感情。况且婆娑咖啡店是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城堡，又如何能夠說走就走的放棄呢。確是如此，咖啡店的生意逐漸上了軌道，曾經與他們建立過關係的客人慢慢成為朋友。而咖啡店早已成為他們招待從香港、北京、法國等各地來台灣旅行的親朋好友之場所，這個由兩人一磚一瓦合力建立的「家」，也讓他們的人生找到歸屬之地。

台灣人愛說「愛」

在台灣生活的日子裏，常常聽到台灣人把「愛」字掛在嘴巴，「愛台灣」、「愛台北」、「愛台南」，說起愛的時候台灣人臉上總會掛着得意的面容。我總會反觀自己以及香港，很多香港人從不輕易說出「愛香港」，總覺得肉麻、噁心。因為那些在香港打着「愛」旗號的團體，總是以令人起着雞皮疙瘩的「愛國情懷」在操弄着人們的情感。

我跟他們都是關心香港未來的人，於是聊起天來份外投緣。在採訪時我總是在思考，這一群因不同原因來到台灣的香港人，難道就不愛香港了嗎？又或是怎樣的事情迫使他們不得不離家那麼遠，甚至是將他鄉當作故鄉。在那個佔領中環的日子，家園到了危急關頭，我們才知道「愛」早已存在於身體裏，只是對香港人來說，從不輕言。

我愛香港。四個字。很簡單，也很艱難。

佔領前傳——專訪台灣立法委員林淑芬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在台北發生佔領立法院前的一星期，我身在台南，住在朋友的家，過着不問世事的幾天，不問世事還是會被開着的電視新聞逼使我或多或少地得知一點世事，記得那晚看到一則新聞，報道立法委員林淑芬在搶麥克風而使嘴唇受傷，那天是立法院聯席委員會第二次審議服貿的日子，朝野黨派的立委進行了一進大混戰，是這一則放大在林淑芬受傷的新聞，令我第一次接觸到服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字眼。

在佔領運動發生的前一天，是聯席委員會再召開審議的會議，由國民黨的立委張慶忠做主持，朝野黨派再次進行「搶奪麥克風之戰」，埋身肉搏，最後是張慶忠以30秒的速度宣布審議的完成︰「出席人數52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已逾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這短短的30秒，意味着服貿被強行通過委員會，即將送到立法院審批。這是引發青年佔領立法院的導火線。

我找來曾因為搶奪麥克風而受傷的立委林淑芬，請她覆述會議當天的經過、如何看待公民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對於服貿的態度、以及在野黨的角色。

答﹕林淑芬

民進黨立法委員，2005年至今擔任了三屆的立法院委員，求學時期參與過學生運動，在擔任立法委員之前曾經當過兩屆台北縣議員。

問﹕李雨夢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學生，在休學的期間無意中見證了台灣的佔領立法院。

問︰3月17號當天的情况到底是怎樣？

林︰先說一下背景，由於這條《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覆蓋很多的產業，所以我們需要召開聯席委員會去審議，全體立法委員都要出席，上個禮拜我們其實已經召開過兩次，由民進黨的陳其邁做召集委員，但遭到國民黨的杯葛，他們搶佔麥克風，意圖讓召委沒有辦法主持會議。

到了這個星期，聯席委員會的召委是張慶忠，是下午的會議。早上有另外一個財政委員會的會議，我們在野黨打算佔領會議室，一直守在那裏，等到下午2點半左右，聯席委員會的會議開始，我們要杯葛，想讓他沒法上主席台去主持這場會議，沒想到的是張慶忠使用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手段去宣告整個會議的完成。

問︰是什麼手段？

林︰當天他進來會議室的時候，身上帶着兩個麥克風，一個是無線電的，一個是隱藏式的。為了不讓他主持，我們就打算搶奪他手上的麥克風，最後他假裝上廁所，就在廁所那一邊，突然利用那個隱藏式麥克風，以30秒宣告會議的結束︰「出席人數52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已逾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

立法院從來沒有嘗試過這樣的畫面，張慶忠的所作所為也打破了很多立法院既有的規則，按道理來說他其實必須在主席台上主持會議，另外更嚴重的是他違背了去年6月朝野兩黨曾經有了共識的協商，那個結論是這樣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本文應經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服務貿易協議特定承諾表應逐項審查、逐項表決，不得予以全案包裹表決，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不得啟動生效條款」。

為了達到他的目的不惜破壞整個程序的架構，這是架空了我們的立法院。

問︰一直以來，普遍香港人都會覺得立法機關應該是一個有秩序的地方，以前看到台灣議會的打架都會覺得「你看，這就是台灣的民主」，多少抱持一種看鬧劇的心態，這種觀念近年隨着我們的立法會開始有議會內的抗爭以後，開始慢慢的有所轉變。

林︰我們所做的杯葛行動一直都是在立法院設立的框架裏面進行，規則沒有因為行動而被顛覆，我們都有在遵守。可是張慶忠那種以行政院的意志為主導，破壞共識及程序正義的行為，就是在毀壞這個國家的民主。

問︰三權分立的模式我們都聽得耳熟能詳，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互相監察與制衡，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在服貿被粗暴地在委員會通過後，行政院公開表示感謝張慶忠的「辛勞」。

如果沒有青年學生的佔領，立法院繼續在星期五舉行會議，在野黨會有什麼對策？

林︰我們會繼續杯葛會議，進行體制內的破壞，希望能以強烈且有效的手段去阻止會議的進行。在投票表決上我們阻止不了服貿的「包裹表決」，只能以行動的方法去阻止。

問︰最後一群青年在星期二的晚上，佔領了立法院，你對這有什麼看法？

林︰我覺得他們的行動是值得肯定的，當立法院已經沒有辦法去制衡行政獨大的時候，作為公民的他們選擇了直接行動，負起了責任而沒有選擇逃避。近年來，一波又一波的公民運動開始遍地開花，年輕人願意為這個國家的未來去思考和行動，從野草莓運動、大埔事件反圈地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還有很多，到了今天的佔領立法院，是透過一次又一次行動的累積，台灣的民主一直在深化當中。公民社會的崛起某程度上反映了在野黨在體制內的局限，我們做得不夠好，無法阻止到服貿最後在委員會的通過，才導致他們需要以一個更激進的行動去阻止和癱瘓議會的運作。

問︰你們與這群青年學生和公民的在這一次事件的關係是怎樣？

林︰我們在體制內抗爭，他們在體制外抗爭，他們是一股獨立於政黨的力量。直到他們佔領了立法院，身為立法委員的我們能做的是從旁協助和配合的角色，盡最大所能去保護他們，這幾天我們都輪流在會議室外的門口把守，以免警察進入去傷害學生。

問︰佔領行動以外，還我們回到最初的議題，你是如何看待服貿這一條協議？

林︰這只是我個人的觀點，反服貿不是一種「逢中必反」的反對邏輯，於我而言也帶來了對自由貿易的反省與思考。過去台灣很少有對於自由貿易的反對聲音，在2001年台灣加入了WTO，社會上沒有很大的爭議，從來沒有一個廣泛的討論。這次反服貿的事件正好讓社會有一個反思的空間，到底自由貿易的本質是什麼？

問︰既然你說到不是逢中必反，有人說如果貿易的對象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或其他國家呢？

林︰我想這個問題主要是來自知識精英界的討論吧。我個人對於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持取非常保留的態度，會質疑與批判，而且認為在野黨對於TPP的簽訂也應該更審慎。雖然同是自由貿易的本質，但是服貿與TPP在內容方面畢竟有一樣的地方，就以產業形態上來講也有所不同，一旦全面對大陸開放服務行業，對於基層市民會造成很大的衝擊，台灣的服務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個體戶也很多，如果開放任由中國連鎖經營的資本進來台灣，這些市民會失去招架的能力的。

不管中國還是美國，講自由貿易的本身說是那種有能力跨國移動的大資本，那種準自由貿易的架構本來就是撤除掉國家的藩籬，某程度是一種跨國的掠奪，最後付出代價的是我們台灣的小農小工。

問︰台灣加入WTO也十幾年了，對於本地農業的衝擊，就是一項以證自由貿易傷害的例子。

林︰從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到服貿，撇除政治因素，關於兩岸經貿的合作和對於自由貿易的討論也愈來愈深入，我想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去讓我們了解一下很基本的概念。

後記：

在本來要舉行會議但因佔領運動而沒法開會前一個晚上，我與林淑芬就坐在他／她們立法委會防止警察進入的議會門口外，進行這一場的訪問，她的嘴巴看起來沒事了。

訪問完畢，已是午夜，走出立法院外，下着細雨，場外的人沒有離去，一個又一個穿起黃色雨衣的人坐滿街道，風雨中抱緊自由，在台灣的立法院外體現着。

柬埔寨觀選記︰柬埔寨大選觀看我城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到柬埔寨觀選，實是意料之外，本來休學一年打算先到東南亞走走，卻誤打誤撞之下得悉柬埔寨在七月舉行大選，乘着出走之便決定要到該國，是我人生頭一回在異國觀選。

在此之前，我對柬埔寨並沒有很深刻的認識，僅聽過紅色高棉和吳哥窟這兩個性質如此相異又同生於這個國度的名字。為了這次觀選之旅不淪為走馬看花，便在出發前後惡補了很多關於柬國的歷史與時政，曾經盛極一時的吳哥王朝、法殖統治、脫殖獨立、紅色高棉那三年零八個月的殘酷統治、越南入侵後的傀儡政權、第一次舉行全國大選，如此厚重又複雜的歷史，銘刻在這片土地之上。

這次是柬埔寨的第五屆大選，從最初聯合國的主持與監察，到後來成立了國家選舉委員會，不經不覺原來已是二十年。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名字並不陌生，屢遭外界批評為獨裁者，在位已接近三十年，初掌權力時是傀儡政權下的總理，在第一次選舉中落敗卻仍然能擔任為第二首相（第一首相為拉那烈王子，據前國王宣稱，兩個首相的權力是一樣的），1997 年發動政變後的第二屆選舉至今，便一直擔任首相之位，他所領導的人民黨也穩坐執政的地位。

資訊流通得知國家問題 

我沒有任何人脈於此地，卻幸運地在東南亞另一國度的朋友幫助下，認識到當地的年輕人，得以順利進行數個訪談，聽聽他們的聲音。當中竟然認識到一個家人在政府工作的年輕人，既是現在政權下的受益者，亦無阻其求變的決心。「怎麼能夠讓一個政黨及一個人當權這麼多年？而且洪森政權存在貪污腐敗，特權階級又壟斷大量財富和資源。當你從流通的資訊處得知這個國家現存的問題，你便會想去改變，想未來的社會變得更好。我數天前才和家人有場大辯論，甚至氣得我爸說不要在房子裏談政治。」

壟斷資源，倒是很容易在選舉的宣傳期觀察得出。走在大街小巷，到處充斥着人民黨的宣傳品，包括貼紙海報和banner，彷彿整個城市是都為了這個政黨而生的樣子。反觀最大反對派救國黨的宣傳品則顯得零落而簡陋。我分別到過執政黨和反對黨的集會，單是執政黨在金邊便有兩處大型的舞台，分別設置於獨立紀念碑且洪森官邸旁， 還有在皇宮後面那被稱為「Liberation Park」的地方，搭上燈光四射的舞台和著名歌星坐陣。另一邊廂，反對黨的陣地則在被稱為「自由公園∕民主廣場」的地方，簡陋的大台和台下的群眾，竟然有點熟悉的感覺，我想起香港的集會。自由公園在建成之始，曾被反對派批評這是市政府為了更容易操控示威集會而建的場地，擔心自由會受到限制。諷刺的是，自由公園卻成了反對派集會的象徵地點。一旦到過兩邊的集會，便明顯感受到那種不一樣的氣氛，在反對黨的集會，能從那些人們歡悅的臉孔和熱情窺看到一點什麼，對於改變的期待。

資源的壟斷，還涉及對媒體的操縱。幾乎所有電視台都是由人民黨所把持，在電視裏頭，你很難會看到反對派的消息，都是人民黨的宣傳。社交媒體的出現扭轉了這種資訊壟斷的局面， 由於facebook 的崛起，很多年輕一代樂於在網絡上發表政見，亦會與他人交鋒及討論。我所遇見的年輕人，都不約而同地告訴我facebook 是反對黨得以打開年輕人票源的重要工具，他們從網絡上吸收不同的信息，再作出一己判斷。聽着聽着，不免令我陷入一陣迷思，社交網絡在全球的崛起彷彿真能為年輕人打開一扇接觸社會及時事、宣泄不滿的窗戶。在香港，我們對社交媒體的運用並不陌生，然而我對着他們不敢宣之於口的是，網絡與真實社會，那個期許的落差到底會有多大？

選舉有了不一樣的意義 

到了大選當天，金邊市異常寧靜，很多人都從這個城市離開，回家投票。空洞洞的市面，很多店舖都關上了門，連平常熱鬧的中央市場都顯得冷清起來。朋友載着我游走於不同的票站，下午三點投票結束，我在票站裏頭看到很多觀看點票的市民，有些甚至拿起一張紙一支筆，就一同自行點起票上來。當他們聽到7 號的救國黨得票時，都會拍手歡呼。到不同的票站打聽結果，都是反對黨勝出，在金邊反對黨幾乎是「贏到開巷」，身旁的柬國朋友不住表露出他那興奮的心情，還有其他柬國人民臉上露出的歡顏和肉緊，雖然選舉不公和舞弊的爭議仍然不斷，甚至因而引起衝突，但卻看到這次選舉對他們來說，有了不一樣的意義。

適逢大選當天，得知香港會舉行一個守衛東北趕走貪污的遊行，關於土地的爭議，柬埔寨這邊也有。2007 年，本為公眾地方的萬谷湖被人民黨成員所持有的公司收購發展，居住在萬谷湖附近的居民被逼遷，影響大約1000 個家庭，居民多次為了土地及居住的權益示威抗議，有示威者甚至因此被關押至今，爭議在選舉之時仍未平息。雖然該國近年的經濟持續增長，但增長帶來的，是貧窮懸殊極度不均，發展項目最終的得益者明顯不會是普通人民，土地從來就不應是為了權貴資本而生的。

執筆之時，初步結果已出，國會123 個議席全由人民黨及救國黨所獲得，人民黨雖然勝出且能單獨執政，不需與反對黨籌組聯合政府，但卻是二十年來第一次失去22個議席，從90 席變成68 席，反對黨的議席卻是首次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從29 席上升至55 席。壟斷權力幾十年的執政黨面對首次重挫，這樣的逆轉，彷彿為這個國度帶來了一個新的氣象，亦同時告訴我這個異鄉人，改變不是沒有可能的。選舉過後，柬埔寨的社會問題仍然嚴重，這是執政黨及反對黨都要正視和處理的問題。

在異國觀看選舉，使我上了寶貴的一課，從他方觀看我城，雖然充滿差異，但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何其相似。祝願柬國的人的生活能夠得以改善，社會能變得更美好，從赤柬時期走過來所承受的苦難已夠多。這一課，我會銘記於心，銘記在這裏遇上過那些良善的人們，他們值得活得更好。

其他關於柬埔寨選舉的報導文章︰ 
〈從赤柬時代走來的選舉〉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7401

〈柬埔寨選舉:要穩定還是要改變？從人民黨及救國黨說起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7449

〈柬埔寨選舉︰躁動求變的年輕一代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7469

〈柬埔寨選舉︰暫且落定的結果，人民黨繼續執政〉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7481

再訪菜園村

11月22日這天，我再次來到菜園村，沒有跟隨導嘗團，只是和朋友二人入村走走、看看，卻另有一番感受。

早上七時到達菜園村，迎接我們的是清爽的涼風、新鮮的空氣及藍天白雲，再次感到鄉村地方真好，與大自然相為鄰，真好。在菜園村遊走，沿途看到不同種類特色的房屋，是因為這是一條「非原居民村落」的散村吧？我想，沒有固定特色可能才是最大的特色吧，而這特色，是源於村民的團結及對家土的愛護之心。

走著走著，走到了橫台山的露天貨倉地帶，車場及廢車場映入眼廉，其範圍之廣，如同走進了迷陣。跟參與導賞團有別，在有領導之下能知道貨倉地帶的歷史，但走動的範圍不算太多，這次亂闖之下才驚覺貨倉地帶是這樣大，感覺是如此的荒蕪。這裡，與綠色的田園村落形成很大的落差，龐大的貨倉與一角的菜園村，都因為利益問題，農地被改為貨倉、菜園村因高鐵而面臨遷拆的危機。改建貨倉車場已是對大自然的破壞，現在菜園村又可能會被改建為車廠，這是對大自然的雙重傷害。

在貨倉地帶兜轉了半小時左右，終於在錦田公路找到了出路，再乘巴士回菜園村。回到菜園村致電予高春香，打算與村民於下午一同出席記招，高春香示意我聯絡明哥，跟明哥聯絡後，便準備到錦田吃午飯。

出發到錦田時，接到了村民禮叔的來電，原來是明哥跟禮叔說我們的來意，因為明哥不在村而轉托禮叔招呼我們。掛線後，心頭感到曖曖的，在村民身上，我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因為我們只是突然的訪客。吃過午飯後再回菜園村，看到龍園士多 － 菜園村唯一的士多開了門，進了去買東西及與婆婆聊聊天，聽婆婆說她是剛與街坊到錦田飲完茶才回來的。看到她閱閱報紙、看看電視，生活很悠閒隨意，士多做的都只是街坊生意，不為牟利。這樣的生活，高官及那些以利益為依歸的人是很難明白的。

跟婆婆聊了一會後便去了禮叔家，這樣，便開始了我們接近三小時的對話了。除了談及菜園村的事件外，禮叔還跟我們談家事、談國事、談往事，禮叔夫婦還很好客請我們吃茶點，確真令我們受寵若驚，畢竟我們只是闖村的訪客。中段禮叔走開了招待親戚，我和朋友便在禮叔家門前的小耕地看看，禮叔的妻子為我們從旁講解，他們的家種植了很多不同品種的耕物，自給自足，葉太太也很健談，跟我們聊了一段時間。

禮叔有一名九十六歲的父親，同樣屬於菜園村的第一代的村民，看著這老人仍能行走自如、說話思路清晰，沒有都市老人的病症，聽禮叔說菜園村更曾有數名人瑞的出現，這不正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顯示與大自然共處對人類的裨益嗎？當從大自然的生活走出來，要被搬遷到市區「上樓」，這樣的慢性謀殺，對老人來說是何等殘忍？當港人於上年支持增加生果金的同時，現在看到老人再次被政府剝削時，於心何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現在，菜園村的這群公公婆婆很需要大眾的支持，向政府施壓，叫停撥款。

本來打算跟村民一同出席記招，怎料跟禮叔一談便是三個小時，但在這三小時中，令我獲益良多。「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從來都不是我的金科玉律，但在禮叔身上，我感受到這句話的奧妙。禮叔經歷了很多，這個見證過中國近代史轉變的老人，跟我們訴說他的歷史時，語調雖平靜，但卻令我感受到當中的唏噓及無奈，少年時家園曾被毀了一次，老年又將面臨家園的第二次摧毀。政府一意孤行漠視弱勢，甚麼基建經濟發展就是最重要的，高鐵假諮詢快速上馬，這是一個怎樣的政府？有些支持興建高鐵的人，論據中不乏以推動經濟利益為大前提，但細心一想，若有一天，政府同樣打著發展經濟之旗幟，受害的角色轉變成你的時候，你又會如何？

同行的朋友說，這次菜園村的抗爭不但只為菜園村。在內地，有很多相同的事件上演過，同樣是為發展之名，中央一聲令下便可拆毀村落，村民連抗爭、發聲的機會都沒有。菜園村抗爭不但是向香港政府表達不滿，同樣是一股微弱的聲音向中央政府抗議。

(刊於2/12/2009 明報通識版<聽聽菜園老人言>原文)

到菜園村度十．一

十．一這一天，我選擇了到菜園村渡過，這兒沒有隆重的慶祝，只有平民化得可愛的中秋晚會。

一群關注菜園村事件的市民及村民聚在一起，構成了一幅城市與農村交織的影像。男女老幼，為著的只是一個心願：不遷不拆菜園村。

歷時四小時的晚會有很多精彩的節目。不同表演單位以音樂、行為藝術、說故事等形式表演，內容圍繞著菜園村，還有對社會、政府的控訴。這簡單而充實的晚會與市區隆重且高調的慶祝活動，構成一個對比，共通的是兩者都很熱鬧。他們祝賀、歌頌政府，我們反對政府；他們支持發展經濟，我們支持生態保育。

經濟發展背後，我們失去了甚麼？中國文化強調天人合一，中國人愛好大自然，但這六十年間為了超英趕美、為了發展、為了經濟，我想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當我國我城都在以發展為名而破壞生態、環境，最終到處都成了公式化的工商業區，這個國家還有甚麼特色可言？發展不是硬道理！

現在菜園村事件已敲響警鐘，我們守得住這關口嗎？村民需要的是你的關注、你的支持、你的一分力，是你了，香港人。

但願這不是村民在菜園村的最後一個中秋節。

(刊於明報自由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