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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31日

赤柬一頁難言之重︰《遺失的映像》


(原文刊於《映畫手民》

在剛過去的八月天,由聯合國及柬埔寨共同組成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判決前赤柬(又名紅色高棉,柬埔寨的共產黨)的領袖農謝與喬森潘反人道罪成立,兩人被判終身監禁。一段曾經撼動世界的歷史,透過這一個裁決再次重提於人前。在1975-1979年的短短四年間,因為赤柬的執政,為了進行「純粹的烏托邦社會」的實驗,把這個位於東南亞的小國變成人間煉獄,短短四年間,約200萬人因屠殺、勞役、飢荒而死。這場「世紀審判」被人稱作是遲來的正義,這遲來的三十年,當年的領導者早就年事已高,主腦波布亦早在1998年已然病逝,令人想起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這一句說話。

同樣的2014年,一套以紅色高棉時期歷史為主題的電影入圍了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遺失的映像》的導演潘禮德(Rithy Panh)少年時代曾經歷過這段苦不堪言的時期,家人、朋友、鄰居、陌生人一個又一個離去,不斷的見證死亡,烙印從此埋藏心中。潘禮德逃離柬埔寨後,也是赤柬沒落之時,他在輾轉之下到了法國巴黎求學,到了後來的創作之路︰《柬埔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Bophana︰一個柬埔寨的悲劇》、《S-21︰紅色高棉的殺戮機器》……一個個與柬國相連的名字,都流露出導演對於母土以及那段悲慘歷史的關注。

「當時,所有影像全被摧毀,只留下政府的宣傳影片。」

《遺失的映像》儼如一套倖存者的獨白,透過黏土人的製作以及破碎零亂的宣傳影片,以另類手法重新建構歷史,少年時代記憶在腦海中的影像因為黏土人而重現於螢幕面前。整部電影以旁白作為敘事的引導與叩問,如果說黏土人那部分的影像更多是屬於潘禮德的個人所見所聞,那麼紀錄的宣傳片段便是作為側面的佐證,兩者相互交錯的剪接中,讓人不得不直視存活之艱難、極權之殘酷,雖然只是黏土人,卻比真實影像更震撼。

所謂的「紅色烏托邦」,打著消滅一切階級的旗號實行領袖勞役人民的狀態,畫面一轉,是當時中共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與耿彪前往柬埔寨與波布等人會面的情景,據說,赤柬第一部社會主義的憲法更是由張春橋班子協助起草。七十年代中期是文革剛完結不久的時候,你方唱罷我登場,兩個共產政權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總令我想起如今中共常掛在嘴邊的「外國勢力論」,回看歷史他們經常自打嘴巴,紅色高棉便是一例。《遺失的映像》除了是歷史的重演外,更是對於極權社會的尖銳批評。

潘禮德並沒有因為過去的慘痛而落入冷戰二元對立的窠臼中,電影到了最後,回溯赤柬的崛起其實是美國有份參與的共謀,在最初赤柬成功爭取民心背後,是由美國支持的龍諾將軍於1970年發動政變,推翻前國王西哈努克的統治,從而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權,但龍諾政權在高壓統治下不得民心,當時被篡奪皇位且受人民愛戴的西哈努克國王亦與紅色高棉作出結盟,於是人民紛紛轉而支持以平等為號召的赤柬政權。只是沒有料到,迎接而來的竟是如斯下場。

歷史終究過去,但這一頁畢竟銘刻於這片國度當中,提起那段日子不免沉重。三十年過去,人民沒有因為紅色高棉的瓦解而活得更好,貧窮依然如影隨形,即便有了選舉,還有獨裁者韓森把持政權三十年,貪污腐敗叢生。

記得在柬埔寨旅行的時候,吳哥的壯麗宏偉實在令人驚艷,但那些連衣服都沒有的小孩與觀光景點不過咫尺之近;也到過當年赤柬的殺人場和S-21集中營,殺人場現在一片祥和的景像很難讓人聯想當年竟有如此多人喪命於此,而S-21的前身更是培育學子的場所,參觀時氣氛凝重,那一張張被展示出來而絕望的面孔,更讓人無法迴避這一頁難言之重。

雖然我想起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一書中,詰問戰爭影像的充斥泛濫在現代社會所帶來的到底是甚麼。影像的充斥會令人覺得應該更加關注,或是因疲勞轟炸而更有事不關己的感覺?如此這般,直視苦難的歷史又意味著甚麼?也許如同潘禮德導演所言︰「今天我呈現給各位的不僅是一個映像或對這一個映像的探索,而是用電影的手法來表現,這遺失的映像衍生的探索。」

2013年2月9日

在風中哭泣的亞細亞孤兒


他們無怨無悔,雖然一直不為外人所知,但是他們用血淚寫下的這段歷史,確是真的。

以上這番說話,是電影《異域》開首中所出現的。二十一年後,導演朱延平再次於《10+10》中,拍了《無國籍公民》,延續他對泰北孤軍及其後裔的關注。《無國籍公民》以鄧克保因發高燒而沒有及時醫治,導致智障的女兒安岱為主角,呈現出她這個孤軍後裔重回台灣所面臨的境況。柏楊原著小說中,安岱於緬甸死去,而電影則把安岱帶到成長後的世界,面對社會對她的欺壓。當〈亞細亞的孤兒〉再次響起,羅大佑的歌聲飄蕩在空氣中,心頭便不知不覺沉重起來。

那是一段不為人所熟悉的歷史,特別在中國大陸與香港。泰緬孤軍,一個被遺忘的群體,當年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及二十六軍,於1949年與共軍在雲南的一役後退到緬甸邊境,再經歷兩次的「中緬大戰」,與緬甸國防軍交戰,與及後來的反攻雲南。都是這支孤軍一手打出來的仗。在他們艱辛應戰的時候,被國家(中華民國)遺忘,直到緬甸向聯合國控告他們入侵時,國民黨政府才予以理會。

一九六一年,柏楊化名鄧克保,以第一身的書寫角度去講述泰北孤軍的這段歷史,《異域》由此而起,被視為報導文學。後來,因著柏楊是作者的身份曝光,《異域》被歸類為戰爭小說。然而,不論是報導文學還是戰爭小說,裡面所描述的,都是真實且充滿血淚的歷史。在台灣,因著這本小說以及朱延平在四十年後的改編電影而使得泰北孤軍這個群體進入台灣人的視野,然而在對岸的兩地(中國大陸及香港),卻對這段歷史如此陌生(當然這裡頭涉及到政治的考量)。

在《無國籍公民》的最後,朱延平導演呼籲社會關注及解決關於泰緬後裔在台灣所面臨的「健保」及「生計困難」等問題,那不是取得合法居留身份便能化解的問題。他在一次訪問中說道︰我覺得對於他們就是要以最大的愛心來包容他們,來幫助他們,要比一般人還要有包容心給他們,因為他們的父母為了國民黨真的是做了太多太多太多。

二十一年後的延續,仍然使人看得心痛,而泰北孤軍的故事,也是在朱延平眾多作品中,難得的認真。

比起《西南忠魂》(台灣曾有電視劇以此為名來拍攝這段歷史)這個充滿著英雄氣慨的名字,「泰北孤軍」彷彿更能表示那一群充滿掙扎與無奈而又被政府所「拋棄」的軍人。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但他們無怨無悔。

(文章刊於《主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