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 Aspire︰休學，看見改變的力量

（謝謝茵茵的訪問，亦很用心地嘗試呈現我過去一年所經歷過的點點滴滴。回來後，熟悉我的朋友大抵知道我那各種格格不入所導致的低潮，簡直就是一個問題少女（或者不是少女），有時我會懷疑，回來讀大三，是否要證明我到底有多廢，為什麼適應竟會如斯艱難，我不知道。感謝她記錄了我的種種困惑，這比起浪漫化的旅程，或者對讀者無意義，但卻對我很重要。）

我知道用幾個詞來形容一個人太過膚淺，安靜或內向，都不足以打包出她真實的個性。該如何描述她所選擇的那條休學路途，在社會規範下看似無理，卻步步著實豐盈，像她的臉書頁面，在休學的路上，在路上，仍有未盡的經驗分享。

香港女孩李雨夢，做了一件我大學年年都想做的事－休學。步伐從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一路往西，跑到馬來西亞的獨立媒體實習兩個月，最後再到台灣居住半年。一場貼近生活的旅行，用心聆聽這世界的脈動。

休學的念頭

我問起她為何會有休學的念頭，「大一的時候就有休學的idea，那時經常跟我的roommate說，希望有這樣的一年可以出去走走看看。或許覺得可能行政上的手續很煩、又不清楚，聽到很多錯誤的information，如果真的要休學的話要給一整年的學費，聽多了這種事情，就不想去實踐。」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初端，可能是個性使然的念頭根植，直到最後的確切決定。「直到後來，大一那年暑假我去了北京，在一個有機農場實習，認識了一個從廣州來的女生，她休學了一年，我跟她蠻投契的，在聊天當中，就覺得，好像出來一年真的就可以實踐。遇到她之前也許念頭漂浮不定，遇到她之後那個念頭就再次浮現，就更加有決心去做這件事。」

當這樣的念頭重新再起，回到學校後，李雨夢就開始去詢問學校行政機構，關於手續，關於學費、資金、路費這些很現實、很technical的問題。「在香港休學要經過一些很煩的程序，要有所謂的合理理由。我那時候跟一個機構拿了證明文件，交上去學校就核准了。」至於父母又是如何看待休學?「我媽還好，但我爸是不太同意的，他覺得我在浪費時間。我爸還跟我講，你不想那麼快畢業，那你就再念一個MA啊、碩士啊!可是他是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想停一年是為了什麼，他自己也知道我是不太管的了的，通常方法都是先斬後奏。」

休學總有想做的事，最初的計畫跟後來卻截然相反。她說，「我本來打算到北京一家工人團體、類似NGO的組織去做志工，可是後來北京那邊爆發了禽流感，疫情不明確，我的家人不讓我去，那我要做什麼?我就把計畫全部改了，跟朋友一起去了東南亞，後來半年去了台灣。」


嘗試不同的事情，得到很多幫助
     
李雨夢休學的前半年在東南亞待了五個月，頭三個月是背包旅行，後兩個月在獨立媒體做實習記者。

「剛開始會去東南亞是覺得蠻近的，香港人很愛去星馬泰嘛!因為我以前沒有出過國，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對於東南亞的印象很模糊，也想去看看這一塊領域是怎麼樣的。第一站，我跟一個已經畢業的朋友去了越南，他當成是他的畢業旅行，越南之後回香港找工作，然後我就繼續，去了柬埔寨、泰國、緬甸，緬甸之後去了馬來西亞，又去了新加坡、印尼。」

在越南第一次嘗試沙發旅行、到泰國有機農業參觀下田、到柬埔寨見證大選翻盤。她說：「我跟我朋友在一起，因為他是男生，感覺上比較安全，我們在越南嘗試兩次沙發旅行，在柬埔寨也是，這些都是很不錯的經驗，因為你真的可以跟當地人交流。在泰國，我在距離清邁市中心70多公里的有機農業住了一下，看看泰國的有機農業發展是怎麼樣，當中也有下田幫忙。」看了柏楊的書<異域>和朱延平執導的電影後，她對早期打完國共內戰的國民黨孤軍後裔感到好奇，「我後來才知道在泰北有這樣的一個聚落，我那時剛好又在泰國，何不去泰北看看呢，也遇上了國軍的後裔啊，父親輩可能就是在四十年代很多人已經死去，剩下的就是他們的後裔，可能他們這些人也有跟著他們的父親幫泰國打仗，金三角那邊的販毒區，那些國民黨的小孩在泰國幫助政府去對付共產黨，以換取他們在泰國的生存。」

「我剛好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她對我說著：「2013年的7月底，我人已在越南，上網找資料才剛好看到，將臨柬埔寨大選，就決定提前離開越南，去柬埔寨看這次大選。感覺十分難得，我自己對於政治或者社會的東西比較感興趣，香港有很多人會去台灣觀看選舉，我自己也沒有在外國觀看選舉的經驗。那時候完全沒有什麼準備，也沒有認識當地人，可是就很想去看看，後來轉折得到朋友的朋友層層介紹，認識了一個柬埔寨當地官員的兒子，他幫我很多、載著我到處看選舉和開箱，那時候也做了一些採訪。」

她在緬甸純粹旅遊，那裡是剛開放的國家，有很多東西可以觀察。「可能大家家裡都會有翁山蘇姬的畫像，以前與她有關的東西是被禁止、你也不能公開談論她，某種程度你會看到一個開放性的存在，一個剛剛開始的狀態，它是一個旅館少、很髒，WIFI非常慢的地方，旅遊業也剛開始。之後到了馬來西亞，在獨立媒體網路電視做實習記者、做拍攝，每天的工作就是拍片和剪片，上司覺得我都不清楚馬來西亞的政治狀況，不可能去做報導，但遇到一些專題也是可以去做採訪的。」

「在馬來西亞時，由於實習沒提供住的地方，我馬來西亞的朋友在那邊認識了一群搞學運的學生，我在那邊問到了租房子的問題，雖然是很簡陋的雙層排屋，卻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租到這個房屋!下班啊或假期，他們會帶你出去玩，這次也得到很多人的幫忙，我真的很幸運，這是剛開始出發之前不會想到的東西。」

 在香港由於地價高，很少有機會獨立生活。「在台灣的半年，我一方面嘗試獨立生活，另一方面也跟一個就是新創立的出版社準備出一本書。我是在2014年初去台灣的，2013年底就是香港移民台灣的熱潮被炒了起來，我朋友就很想做著一個主題，他找我去做這個合作計畫時我就答應了，他想做這一本書去採訪，關於在台灣居住的香港人，然後我另外一部分在台灣就是在做這一塊。」

她在台灣做採訪計畫，和出去玩。「最南去到墾丁，主要待在台北，當你有自己的房子時就會變得很懶很宅。物價低、易融入是台灣的特色，以前香港人最常移民到加拿大，但適應不易，後回到香港。近年大家一直覺得台灣很棒，興起這個熱潮，很多人都只是去旅行幾天、幾個禮拜，我在這裡生活是一種很複雜的情感。我覺得台北那種傳統的氣息沒有那麼商業，也沒有那麼多商場，去宜蘭或桃園車程也不是那麼遠，變成有一個抒發的空間。」

低潮，自自然然地過完

「2012年至2013年，我的路是一帆風順的，得到很多的機會，那時心裡會擔心之後的自己沒這麼好運該怎麼辦。」

 2014年開始，她人生低潮的一年。「客觀上我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別人看也沒什麼，在台灣因為書的關係一直很有壓力而悶悶不樂，壓力讓自己不能放鬆也去不了其他地方，特別是回到香港很不適應，到了9月後，連我唯一擅長去貢獻的文字，我都無法去為雨傘運動做些什麼，後來有一本書<被時代選中的我們>，朋友找我幫忙做兩篇採訪，彷彿我跟運動有連接起來。那種無力感是很重的，或者我感覺自己格格不入，失去在外面的free，回來後就一直想著要再出去，情緒非常差，認識我的人都感受到情緒的低落。我擔心的沒這麼好運的事在2014年就發生了，其實這樣的過程也是很順其自然的發生，也沒有什麼大事，但好像也沒什麼解決不了的。一個低潮的狀態，自然地過完也就好了。」

彷若預知自己的低潮，有時候接受低潮在生命裡的狀態，也是每一個人生命中的大功課，她與低潮相處，自然地過完。


出去，看見改變的力量

在柬埔寨，她見證大選翻盤。「看開箱，公布結果後，因為那時候也蠻關鍵的，這次是第5次大選，柬埔寨的執政黨，在前四次大選都不斷上升的議席，連續都沒有下降的趨勢，就在這次大選失去了20多個議席，是很誇張的一件事，當時候其實也感受到柬埔寨的年輕的一代，很渴望有一個想要改變的心態，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反對派的議席一下子上升了20幾席，這是很難做到的。」柬埔寨，這個連台灣人也不熟悉的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執政黨、一個最大的反對黨，以前可能有一些皇室的政黨，但現在皇室的政黨連議席都拿不到，所以現在的國會只有這兩個政黨在把持。「就是在看選舉資料還有結果的時候，看到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moment。」

台港兩邊的太陽花或雨傘運動都有參與。「可能有時候你去做這件事情是隨機而導致改變，它會讓我更加相信改變的可能。」在台灣經歷太陽花運動，她爬進立法院，之後在外面走走，行政院那天也是在外面看看，沒有待很久。「比較太陽花和雨傘，會覺得太陽花是個很漂亮的收尾，王金平也願意釋出善意，跟林非凡協商，在桌面上是一個很漂亮的事，畢竟你是談了一個東西回來，香港的雨傘運動被大家抵制、去清場，好像什麼都沒有得到。」

「你出去之後，再回到香港，那感觸很深，特別經歷太陽花學運，你會覺得台灣人怎麼這麼強可以衝進立法機關，回來香港之後，7月2日的佔領中環，清晨有500多個被驅補，經歷了一年再回來看自己的地方，那時候對太陽花運動很SURPRISE，大家就從這個太陽花事件講香港怎樣不行，一直停留在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後來其實經過這樣的時候，到了雨傘之後，我們終於不用去羨慕別人了，自己走在自己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從來不覺得香港人可以衝出去佔領這個馬路，你看以前的人在占領馬路只是幾十人、一百人也不到，別人一直罵他們在阻礙，但經過這四、五年，有一萬多人跟你賭出去馬路，就看到那個情境改變很大，原來香港人也可以這樣，看到夏慤道全條大馬路都是人。改變的力量從柬埔寨選舉看到反對派上升20多個議席，在台灣看到太陽花，再回來看到香港有發生這樣一件事，改變的可能是存在的，這樣的相信，某種程度讓個人的無力感沒那麼重。」

 一如她休學的路上看到的改變，去嘗試各種不同的事物，歸於她最後樸實簡短的回答。「這個不那麼重的無力感，可以讓你去做更多事情，更有力量去相信和改變。很多事情，我沒什麼大道理可以講，當你去做任何決定，為自己的人生負上責任就好了。」

原連結︰http://www.sheaspire.com.tw/p2-weekly_column-detail.php?PKey=6dc4QKFM3KlCk9QMpnZCd7n9ex07cQ64wP4i7KMAbS8

十三座牛雜@士林夜市 港味重現台灣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五）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台北的冬季多雨，陰陰、細細的帶給人黏膩。

雖然來台灣生活前，早有朋友提醒我台北比香港多雨、潮濕，但真正面臨雨季，才知道衣服永遠曬不乾的苦惱。

劉以鬯在《酒徒》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若是如此，記憶如潮水，我在台北的雨季裏便留下了滿滿的回憶。

那個陰暗的下雨天，我走到香港人最為熟悉的夜市——士林夜市，不為觀光，只為採訪十三座牛雜店的老闆湯建業。

湯先生在香港可以算是名人，不只做牛雜方面在香港首屈一指，同時他也上遍了香港大大小小的電視節目與報章雜誌媒體，許多旅遊美食書都會介紹他的牛雜店。

「十三座」根本上就是香港牛雜的代名詞，是家喻戶曉的牛雜小食代表。

父親說：做什麼也好，不要賣牛雜

「十三座」一詞的由來，是來自於湯先生早年在柴灣所居住的公共房屋，位於整條邨的第十三幢，故以此為牛雜店的名字。十三座牛雜並非數十年老店，湯先生從父親處承接過來的，是手藝，而非店舖。湯生的父親賣過粥、飲品，但以鹵牛雜最受歡迎，且讓親朋好友、顧客念念不忘。然而，湯生的父親鹵牛雜的工夫雖是一絕，但卻拒絕自己的下一代承接牛雜的生意。父親曾警告湯先生不要開牛雜店，這樣的忠告裏頭也許帶着複雜的親情與疼惜。湯生說到這段時，還是會有所感慨﹕「父親曾告誡我，什麼行業都可以做，就是不要賣牛雜。」這樣的叮嚀對湯先生來說最終只是馬耳東風，不知怎的還是走上了賣牛雜的道路，而且一賣還賣出名氣，成為香港美食的代表。

製作耗時 做牛雜之難

湯爸爸的憂慮不是沒有原因的，牛雜的製作流程繁複、耗工費時，往往需要花上兩三天或更長的時間，一百斤的牛雜，經歷了清潔、處理、川燙、鹵製的製作過程後，最後只剩下三十斤，成本相當高昂。所以賣牛雜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前期工作時間非常長，不像咖喱魚蛋、雞蛋仔、煎釀三寶般，容易準備、也比較容易為市場所接受。

或許有人會問，市場對於咖喱魚蛋與牛雜的接受度有分別嗎？答案是有的。華人社會過去多為農耕社會，有一定比例的民眾至今仍不吃牛肉，另外也有現代人與西方口味相近，比較不會吃內臟類的食物，包括大腸、肝、肚等等。這些原因讓牛雜比起咖喱魚蛋的銷售客群少了很多，也使牛雜生意受到挑戰，並非想像般來得容易。

宣傳口碑 營商之難

許多人欣羨十三座牛雜的生意興隆，在號稱美食王國的香港，能夠做出特色小吃的代表，背後所下的工夫是不足為外人所道。除了產品本身要夠吸引，如何經營生意也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湯先生在做牛雜生意之前是做美容美髮的，並且在台灣擁有好幾家的分店，但已是1987年前後的事了，那時正值台灣解嚴前後，社會最有活力、經濟正蓬勃發展的年代。俗諺說道﹕「台灣錢淹腳目」就是指那時候。不過，錢財若不懂得如何守成，則來得快去得也快。年紀尚輕的湯先生並不能在美髮產業留下，最後都因為經營的問題，在大環境的變化下，他最終還是不得已要將公司頂讓給他人。這件事情，讓他學習到營運公司之難，在於不能僅僅擁有技術，其他的部分如廣告宣傳、人員管理、財務規劃等等都會牽動到一家店的成敗。

二○○五年，湯先生自父親手上承接牛雜店，把其重新開張後，以短短九年的時間，就在全港擴張了七家分店，建立起雄霸一方的牛雜食肆王國。十三座牛雜能在香港崛起，不只因為味道，透過宣傳、行銷所創造的口碑，更使北角的小小食舖橫行多年、排隊人龍綿延。也因為他的經營之術，讓湯先生在短短的十年之間拓展極快，並以中央廚房的形式，統一控制管理食材的味道。他的成功絕非偶然，更像是代表着獅子山下的那種拼搏精神，努力、勤奮的工作，希望能夠力爭上游，在香港的競爭社會中爭得一席之地。
轉戰台灣 不是「逃離」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香港社會的急速變化，莫不如是。二○○三年，SARS導致香港的經濟及社會陷入空前的低潮，隨後與中國大陸簽訂CEPA讓香港起死回生，但同時也使香港的生活更為依賴大陸。每年不斷成長的中國觀光客人數、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的人數、在香港買樓的數量，這些種種都刺激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使得港人成為全球人均所得名列前茅的地區。

然而，隨着中國近年來的高速發展與崛起，人民幣在近幾年內大幅升值，這讓大量依靠大陸供應食物來源的香港人愈來愈感受到生活上的壓力，也使十三座牛雜的成本增加不少。不僅如此，那動輒數十萬港幣的店租不斷上漲，使小本經營的商店在寸金尺土的都市叢林中只能苦撐下去。壓垮十三座牛雜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人力問題。由於香港的餐飲業興盛，然而，相對來說這一塊市場的勞動力嚴重不足。這導致缺工情况嚴重，有錢也請不到有經驗的餐飲相關從業人員。如此情形，使十三座牛雜的員工長期處於超時工作的狀態，人才留不住、流動頻繁，直接影響了牛雜製作的品質。湯先生為求牛雜鹵製要有一定的水準，把心一橫之下決定結束香港的生意，將重心轉向台灣，在那有「台灣第一夜市」的士林夜市裏，開闢他新的戰場。

早有妻兒在台 只是歸去

猶記得在二○一四年三月，於報紙上赫然看見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消息，全港媒體同時報道此事。這件事對香港人來說是重重的一擊，沉痛、憤怒且無以名狀的痛。這樣的疼痛原因複雜，一方面是看着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小吃品牌遠走他鄉，宛若變了心的情人，令人難以割捨分離。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香港的社會環境愈變愈惡劣，高漲的房租、通貨膨脹嚴重、缺工問題無法解決等等，趕走了屬於香港庶民的味道。

然而湯先生認為，他的品牌以及香港都沒有港人所想像的悲觀。許多媒體過於突顯他的部分談話，讓他的台灣開業夢，被塑造成為逃離香港的行為。這實非他本意。對於湯先生，「逃離」這個指控，對於自己或香港，都太過沉重。談到來台開店的原因，湯先生表示有其更深沉和複雜的原因，並非單單歸咎於香港社會的問題，就能夠解釋清楚。很多時候，他都希望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無奈電視或新聞報道上的呈現往往都有所出入，久而久之，他也習慣了媒體有其意識形態與需要的生態，將他的創業夢放置在三稜鏡下，折射出浪漫七彩的光芒。

其實，他早就已經有來台灣開業的規劃。早在一九九○年代，湯先生已在台灣結婚生子，並且入籍台灣。他的太太與小孩沒有隨着湯先生回香港生活，十三座牛雜的經營都是靠着他在台港兩地奔波，與香港的合伙朋友、家人撐起來的。

牛雜挑戰台灣人口味？

台灣早已是湯建業的家了，回台灣開店只是遲早的事，為了妻子、為了孩子。香港媒體與民眾對於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惋惜與難過，似乎忘記湯先生是香港人，但同時入籍台灣。把十三座牛雜的結業，解釋成反映香港社會通貨膨脹、租金過高、連鎖店林立等等問題，既過於簡化，也太過一廂情願。

湯建業雖然早已入籍台灣十數年，但牛雜這種香港道地小食卻仍未融入台灣的小吃文化之中。不同於「添好運」港式飲茶進軍台灣般，能夠立即獲得好評，並且有大排長龍的人群，或是像早以成為台灣飲食文化一部分的街頭燒味便當店，還有在夜市出沒的雞蛋仔、凍檸茶，牛雜在這幾年來才進入台灣美食系譜，是否能真正獲得廣泛的接受，還得考驗台灣民眾的口味。

細數在台灣與牛雜類似的料理，以牛做為小吃美食的，似乎只有鹵牛腱、牛肉湯這兩樣，關於內臟部分是鹵牛肚，其他像是牛腸、牛舌、牛肝等則少在台灣的料理中出現。牛的臟器之所以較不能為台灣人所接受，或許因為台灣過往是農業社會，在不吃牛的習俗下，故此在臟器的接受度也不像豬那麼高。另一方面，對於「鹵味」的想像，台港兩地也十分不同。台灣的鹵製食品多半偏甜，從鹵肉飯到鹵雞爪都是如此，而香港的鹵牛雜則有濃郁的中藥材並屬鹹味，口感上的差異，也挑戰着台灣顧客對牛雜的接受程度。
他並沒有因為自己是香港美食的代表，來到台灣後就隨便製作來應付台灣人，反過來，卻是更為戰戰兢兢的做出符合台灣人口味的牛雜小吃。這種符合並不是完全為了市場導向而放棄原有的港式味道，而是在台灣顧客能夠接受的範圍內，製作出具有香港特色的牛雜料理。湯建業如此用心，背後所反映的是他對待饕客以及食材的態度。除了在口感上下工夫外，他更將十多坪大的店舖佈置得港味十足，除了吧枱沒有椅子的吃法很香港街頭外，裏頭的叮叮車和公共房屋的設計，也都散發出濃濃的香港風格。

十三座牛雜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51號
專頁：www.facebook.com/hkblk13

忠告﹕台灣市場不浪漫
湯先生是商場老手，對市場有特別的見解。當我問他可否給未來希望來台灣生活或開業的香港朋友一些建議時，他突然嚴肅起來﹕「千萬不要對來台灣抱持着過分的浪漫與想像，以為開一間咖啡店，或者做小吃非常容易。在台灣，市場是很現實的。一個產品的好壞，顧客的感受與反應是很真實的。」

在他的一本正經裏頭，我看到了一種敬業樂業的認真。

文/ 李雨夢
編輯/ 方曉盈

槍！在我們的肩膀上︰CY的阿兵哥日記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為什麼人要當兵？為什麼我們都沒有選擇？」——《軍中樂園》

二○一四年，由鈕承澤執導的《軍中樂園》在台灣炒得火熱，不但因為戲中有帥氣的阮經天和漂亮的陳意涵，更是電影裏描述的那一段被淹沒在時間長河中的封塵歷史，一九六九年，發生在金門軍營中的種種光怪陸離。

這個距離台灣本島二百七十七公里，卻距離中國廈門僅僅一點八公里的小島，曾是海峽兩岸在歷史上的戰爭前線，亦在國民黨遷台後成為了十幾萬國民黨軍隊所駐守的海上軍營。

《軍中樂園》所呈現的，既是時代的無奈，也是軍中的百態，既有職業的外省老兵，也有服義務兵役的本省新兵。

關於台灣的義務役徵兵政策，就是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大江大海的時代裏被強行實行起來，續延至今。

根據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凡是年齡屆滿十九歲的男性，除了一些能豁免服役的理由外，都必須按時義務服兵役，這種稱為「役男」的人士，到了三十六歲才能除役。

說到當兵，我所認識的台灣男性朋友都視此為苦差，甚至想方設計逃兵役。

延遲畢業是最普遍的做法，讀完大學念碩士，讀完碩士念博士，一拖再拖。

即便如此，一旦到了三十三歲，為免觸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以令自己身陷囹圄，還是需要休學來強行服役，逃來逃去，最終還是逃不過「服役」的五指山。

當台灣男子如此討厭當兵之際，一個來自香港的怪人卻特地在大學畢業後立刻跑到台灣服兵役，傻的嗎？這個外表看來正正常常的怪人叫王浚儒，別號CY，簡稱跟香港特首梁振英一模一樣。

雙重國籍下的「役男」

CY是台灣跟香港的「混血兒」，媽媽是台灣人，家鄉在新竹，爸爸是香港人，自三歲後他們便舉家回到香港，一住便是二十幾年，直到讀完大學。所以CY既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又有中華民國的護照，擁有雙重國籍。在中華民國法律的定義下，他是「役男」，有服役的義務，除非一輩子也不回台灣，否則不能倖免。

十六歲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踏足過台灣這片土地，算是逃避兵役的做法，那時候他害怕一旦入境就難以出境。在香港科技大學念商科的CY，是被視為尖子生的一群，畢業後的前途理應一片光明，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城市，不會沒有他的容身之地。

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

大學畢業後，身邊的同學或許都奔向了商業大廈林立的中環。他原本也可以像同學一樣的，找一份掙到錢的工作、結婚、生小孩，這一條香港人的既定公式。但他卻選擇了相反的道路，裏面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CY說，從小他便喜歡做些與眾不同的事情，忽發奇想之下，認為當兵是可行的選擇，於是便回到這片稱為家鄉的故土，但一切卻是如此陌生，生活從零開始。那是二○一○年的夏天，他廿二歲。

謎樣的魔鬼部隊

到達台灣報到後，下一步便是抽籤決定服役的種類，軍種分別有海軍、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當中以陸軍步兵最為普遍。當時的CY心裏希望自己能夠抽中海軍陸戰隊，這個以兩棲作戰、反登陸作戰、奪島作戰、台灣本島及外島、離島守備、軍事設施防衛為任務的兵種，艱辛而特別，著名的台灣詩人瘂弦和藝人豬哥亮都曾服役於此。老天爺似乎聽到他的心聲，CY最終如願以償。

接下來便是一年艱辛的訓練，分別在新北市的林口區和基地屏東縣度過。對於CY來說，所有的經驗都是全新的，他像小孩子般好奇地看待每一樣事物，睡街、天天不洗澡、自己動手挖廁所、隨處大小便、規律的作息時間……香港新一代總是給人嬌生慣養的感覺、不能吃苦，於是有了「港孩」的稱號，但以上種種都沒有難到CY，更豐富了他的人生。
天真可愛的阿兵哥們

軍隊中的伙伴是他最初接觸的一群台灣人，他自言是第一次認識到讀書不佳的朋友。初聽感到驚訝，但後來細想他從小到大都在名校長大，身邊圍繞的都是優秀聰明的同學，就覺得沒什麼好奇怪了。當兵讓他認識到來自各行各業的平凡人，在他口中的那些阿兵哥天真而可愛。他娓娓道來，於這天之驕子的人生中，這些經驗都彷彿是對固有的看法上的一種衝擊，他真實地感受到世界本就是如此斑駁混雜，不同階級背景的人有了互相理解的可能。雖然，軍營仍是個階級非常分明的地方，長官下屬，學長學弟，某程度也反映了台灣社會的面貌。強調服從與規律的地方，與喜愛自由的CY格格不入，雖然被迫要遵守一大堆無聊的規矩，他卻沒有後悔選擇作出這個決定，只求得過且過，「沒辦法，這個就是軍隊裏面的制度」。

軍隊是愛情的墳場

說到難忘的事情，在澡堂脫光光一群大男人在洗澡，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傳說，在軍隊中洗澡的時候，肥皂掉落在地上是不能撿拾的，因為一彎下身「菊花」便會面臨疼痛的境界。CY卻一句就破除了傳說中的迷思﹕「我們是可以用皂液的！」

莫名奇妙的口號

從感覺彆扭到逐漸視為日常的，還有莫名奇妙的口號。剛開始的時候連喝一口水都要先喊口號才能解渴，他重新示範一次「喝水喝水300CC，喝水！」給我看，我看得詫異，也覺得這樣的規訓非常無聊，他覺得這是長官把新兵當作低能兒來看待。更匪夷所思的口號在後頭，「親愛的共軍兄弟們！你們已經被包圍了，我們國民政府是寬大仁慈的！快點出來投誠吧！」我聽後不禁失笑，也許是冒犯了，但這畢竟是不真實的虛幻。不要說台灣人不把這當作一回事，遑論CY這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口號到了嘴邊還是含糊過關便算，他告訴我，這些意識形態的口號沒有幾個人在認真理會，只是高層的一廂情願。

歷時三個月的睡街

行軍打仗，少不免要露宿街頭，演練如是，歷時三個月的睡街，應該是他人生目前為止的極限。「他會發給你一個背包，裏面的東西就是三星期之內所需的全部物資。第一次收拾的時候，沒有經驗之下買了一大堆東西塞滿背包，例如很多的濕紙巾，以為就算不能洗澡也能抹身。後來發現其實用不了這麼多的東西，就連濕紙巾也懶得用。一件內衣加一件外套，就可以穿很多天了。一開始買下很多紙內褲，完全沒有用武之地。」他不忘告訴我，這些艱苦的演練，是專屬海軍陸戰隊的。

思念與寂寞交集

在到達台灣之前，他跟一個台灣女孩在交往，常言道，阿兵哥背後的女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當的，軍營中的訓練艱辛而乏味，軍營以外的另一半亦需要面對相思之苦。孑然一身的人最瀟灑，無牽無掛。連張震嶽也曾經寫過一首《孤獨的夜哨》來表達思念與寂寞交集的情緒，簡單的歌詞，道盡很多台灣男子的心聲。「擔心妳跟別人跑掉，如果妳真的要跑掉，麻煩妳順便說一下，我不要最後才知道。」這反覆吟唱的末段，讓我想起侯孝賢導演的代表作《戀戀風塵》，本是青梅竹馬的兩小無猜，男主角要到外島金門服兵役，女主角卻在他當兵的期間，與每天送信的郵差結成夫妻，據說是改編自編劇吳念真的初戀故事，一段無疾而終的戀情，教人感到唏噓。CY最終還是跟台灣女朋友分手了，但那已經是當兵完結後的故事了。

台灣與香港的最終抉擇

短短一年的時光，教CY永生難忘，這畢竟不是香港男子應有的經歷，從殖民地時期的英殖政府，到九七後的中國政府，都沒有要求香港人服義務的兵役，能夠體驗軍中生活的大抵只有那些黃埔軍校的遊學團或夏令營。

服完兵役後，本來打算打道回港，卻在種種的機緣巧合下，停留在此處。

決心留在台灣

台灣的創業風氣及成本低廉是令他想留下的一個原因，之後在台灣生活的幾年，他都以接Freelance的工作為主，湊合之下生活尚算無憂。台灣人的友善沒有機心，令他願意生活於此地。他是讀商科的人，在港的經歷應該讓他看慣了競爭裏頭的爾虞我詐，甚至自己也或多或少感染了這樣的氣味，於是來到台灣令他能更強烈感受到人性中的差異，也倍感珍惜這個尚未被嚴重「污染」的島嶼。他同樣提到，台灣人的機車性格雖然讓他覺得裝模作樣，然而這些缺點在他眼中也不過是小事一樁，無損他留在台灣的決心。

「沒後悔曾經當兵」

對於香港，他彷彿再沒有太多的歸屬感了，更笑言若回香港純粹只為掙錢。在被視為洪水猛獸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出爐之際，這份由中共直接頒令香港的報告，其政治干預的決心，引發公民社會的軒然大波。身在台灣的CY，看到消息後，在facebook上放上了香港特區護照與中華民國護照的相片，寫下短短一句「沒後悔曾經當兵」，也許「保家衛國」在當兵時期是個口號，但在面對中共對港、台民主與自由的打壓時，卻又是撼動人心的真情告白。

文/ 李雨夢
編輯/ 林韻兒

青年旅店異地一個家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走出西門捷運站，台北的喧鬧宛若熱浪，各種創意市集及次文化活動匯聚於此，造就了台北城西的百年風華。

鮮有人知道，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西門町一帶沼澤遍佈，直到後來日軍進駐，此地由於作為防衛台北城的武裝部屬基地，才漸漸發展起來。

西門這個地方，幾乎是香港遊客必去的景點，在擁擠的人潮裏，伴隨着廣東話及國語的交錯，讓人分不清究竟是身在香港還是台灣，甚至誤以為置身於旺角的街頭。

沿着成都路，走了將近十分鐘的路程，把我帶到一間以漫遊為主題的青年旅店。

香港僑生台灣栽種開店種子

旅店坐落的路段雖然仍屬西門區域，但已經遠離潮流品牌、名店，進入了在地人的生活領域。與其說是在西門町商圈，這裏其實更接近龍山寺。走到「台北漫步旅店」的門外，已經感受得到該店所散發的青春與休閒風格，裝潢顯示出它作為老屋改造的旅店印記，散發出有別於一般酒店的氣質。踏進接待處，眼前是一大片的公共空間，和煦的陽光透過落地玻璃灑進，來自各地的旅人三五成群散落在不同的角落，有人看報、有人喝飲料，還有一群人圍繞着地圖指指點點，為晚上的行程做確認。

老闆林維源（Mark）見我到來，連忙走出來招待我，着我先把鞋子脫下，再換上居家的拖鞋，並且對我解釋「換鞋」的舉動意味着回家，他們希望客人來到這裏能有家的感覺。

眼前的Mark看起來很年輕，卻已經是個成家立室的男子。十二年前，他以僑生身分來到台灣的輔仁大學讀書，主修餐旅管理。畢業之後，他不想一讀完書就工作，於是決定到墾丁的佳樂水逗留半年，以打工換宿的方式享受南台灣的烈陽，這種現在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Mark在當年可以算是先行者之列，偏離主流的軌道，只為了實踐心中仍未萌芽的理想。

在他的回憶中，八年前的佳樂水只有一間民宿，但現在這個美麗的地方已經成為了遊客的「勝地」，人滿為患，民宿一家接一家的開。由於佳樂水貼近海邊，旁邊便是太平洋，Mark當時的工作便是教人衝浪。這半年的體驗在他的身體裏埋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等待適合的時機發芽。

在台灣留了四年半之後，Mark還是決定回到香港的職場上打拼，在旅行社擔任旅遊顧問。他工作一路順遂，業績更是名列前茅，然而，過於重複的單調與平淡，沒有太大起伏與變化的生活，都使他感到不滿於現狀，於是心底裏的創業念頭慢慢浮現出來。他期盼有朝一日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旅館，一磚一瓦到室內擺設都是經過精心的挑選及規劃，能夠在這個空間裏面招待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Mark無法記起開設旅店的想法何時才是真正成形的階段，但是回顧他以往的日子，不管是大學時候所修讀科目及回港之後的工作，都離不開旅遊這一領域，在創業時候朝着這個方向作準備也似乎是理想當然，或許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際遇。

香港開店不成

話說回來，漫步旅店最初並不打算在台灣開設，一切都是機緣巧合。Mark最初籌劃在香港開店，走遍尖沙嘴、油麻地、銅鑼灣等旺區，卻難以尋覓理想的位置，即便遇上合意的地方，業主也未必願意出租。最經典的一次是雙方已經談好租賃的事宜，連訂金都付了，豈料業主幾天之後自行毁約，把訂金退還給他們，原因是業主認為創辦青年旅店是很奇怪的事，他不了解這樣的行業在香港是否能夠生存，因而拒絕這熱心的年青人。退訂的事情雖然莫名其妙，但背後所反映的是一般大眾對於青年旅店的不了解，一般港人出外旅遊，想到的住宿地點往往是酒店或賓館，追求舒適的享受，吃喝玩樂才是王道，我們好像缺乏了這種比較「另類」的旅行文化。

在香港遍尋不着合適的青年旅店落腳處，Mark暫且放下這些艱難與挫敗的心情，飛到台灣參加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大學同學會。席間跟同學聊到正在尋覓開設旅店之困難，且談及自己的想法與未來的規劃，剛好其中一個同學在地產公司上班，答應幫他物色地點。不到一個星期，這位同學便跟他聯絡，也寄給他幾個合適地點的資訊。看完資料之後，他立馬動身飛到台灣，跟着這位房屋仲介的友人看了不同的場地，走到成都路上，他一眼就看上了這幢老房子，並決意要將此地變成創業的新據點。

談及「漫步旅店」過去的身世，Mark有感而發地比較了這個空間幾次的轉變。「如今我們身處的地方，在四十年前曾經是一間酒店，開了十年後便改變用途，出租給學生居住，到了後來，業主又嫌分別收租太麻煩，於是又把整棟房子再次完整租出。」兜兜轉轉，這座位於西門的六層高單位，又好像回到最初的模樣。

青年旅店﹕交流大過天

「青年旅店有別於一般的飯店或酒店，強調自助、互相尊重與不浪費的精神，提供背包客在旅途中有一個經濟實惠的落腳處，大多是以床位為出租單位的多人寢室與公用衛浴，並注重人際交流的生活空間，期許來自世界各國的旅人能夠互相分享旅遊經驗、交流異國文化，在此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交流是「漫步旅店」的核心價值。該處的靈魂是一樓的公共空間，以家的概念來說這是一個客廳。幾張長形的桌子，讓來自各地的旅人聚集於此，環境舒適得讓人放下防備之心去作最真誠的交流。

然而，到來的客人未必每人都能夠了解青年旅店背後所代表的精神，於是鬧出了不同的誤會。Mark認為亞洲人多半對這種旅遊文化較為陌生，他們在入住時會有很多前設，一旦不符合要求便會發牢騷。例如「漫步旅店」有六層樓，客人便會理所當然的覺得一定有電梯，當知道要爬樓梯的時候便會抱怨。

打破客人固有想像

有一次，一群台灣學生訂了房間，入住之後一群人佔據了公共空間大半的面積，把該處變成他們開會的地方。有其他客人想使用公共空間看電視、聊天時，他們不單制止，還不讓其他旅客進入及打擾。這引起其他房客的不滿，外國人向Mark詢問這群學生是來自哪裏，為何會這樣的自私無知，Mark有點不好意思地回答他們是本地人，也向其他旅客道歉才化解了紛爭。這觸發了Mark的不滿，隨即「教訓」了台灣房客一頓。當然，雖說是教訓，其實更像是向他們解釋青年旅店是什麼。就是因為跟飯店或酒店有所不同，Mark都會透過交流去嘗試打破客人固有想像，讓他們學懂互相理解及尊重。

青年旅舍vs.民宿

我好奇問道他如何看待台灣的民宿，特別是香港人來台灣旅遊時候的首選總是離不開民宿。我相信他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應該會得出有趣的看法。對於民宿，Mark並不排斥但也不能接受。他認為民宿提供不到交流的空間，在他的心中，那不是他旅行時喜歡居住的地方。

民宿主要分兩種，一種是跟屋主一起居住，分你一間房，但其實客廳的人氣很冷清；一種則是屋主不會在家，把鑰匙給客人之後，房間就是完全私人的，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有點像酒店，只是沒有服務。住民宿的人會比較在意房間的設計，要求比較高，是追求一種硬件上的質素。但青年旅店僅提供一個床位給客人，沒有多餘花巧的服務或設計。換言之，住慣青年旅舍的人會比較着重整個氣氛，Mark稱之為軟件的部件。但在台灣，很多時候兩者還是會被人混淆在一起，有時候跟朋友寒暄，對方不免會問︰「你的民宿現在經營得怎樣？」對於這樣的詢問，他總是感到很無奈。

最大心願：「適合的人」來住

Mark具有浪漫主義者的特質，生意人開酒店很多都是為了賺大錢，但他開青年旅舍的最大心願卻不同，他不需要旅店每日都是客滿的狀態，只希望住在漫步旅店的客人都是適合這個地方的旅人。所謂適合的人就是那些願意打開心扉，透過聊天交流而去了解世界的複雜與差異的旅行者，Mark亦希望這些人的存在能夠影響另一些不願交流或從未曾有過如此經驗的客人。

後記﹕漫步在台灣

訪談的尾聲，我問Mark對於未來有何計劃︰「堅守這一方園地？回香港開設青年旅店？或者有其他的可能？」他說想要開設第二家分店，持續在台灣深耕，將「慢活」與「交流」透過青年旅店的影響力發揮出去。不過前提是先把台北的生意穩定下來，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在他的旅店版圖規劃中，花蓮是第二家分店的目的地。花蓮之後，或許下一步就是國境之南的墾丁。看着他一個據點一個據點的數着，每一間青年旅店就像一顆星星一般在天空閃耀着。或許哪一天，他實踐了這樣的夢想後，把這些店家聯合起來，就可以成為代表Mark創業精神的星辰了。

說到對未來的規劃時，Mark又興致勃勃的談起了旅店和旅行：「其實台灣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可能不是熱門的旅遊景點，例如鹿港，一般遊客可能會嫌遠，但如果我在台中開店的話，我就可以推介給客人，反正從台中到鹿港的車程才大約一小時，這樣可能就有人願意去了。」就像在台北的店，在與客人的交談與互動中，他們會建議客人去九份、烏來、平溪，或者近至附近的西門紅樓、龍山寺等地方，而不是只停留在百貨商場的購物行程。

從Mark的陽光男孩笑容中，我讀出了當中的從容與自信，也許在台灣的創業歷程讓他學會了「等待」，等待「青年旅店」在香港與台灣能夠更廣為人知，亦被更加多人接受。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作者在台灣，遇見五個到台灣生活的香港人。
文/ 李雨夢
編輯/ 方曉盈

Miss Sex創作人 島國半生緣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二）

（作為九十後的一代，小時候也是看著《Yes!》裡的Miss Sex長大，很慶幸有機會訪問到Miss Sex的漫畫家。那天在摩斯漢堡店，聽了很多關於阿勉在台灣幾十年來的生活及經歷，本土漫畫的沒落與癥結，這個剛好夾在戒嚴末期與解嚴縫隙中的香港人，見證著台灣的種種轉變，更成為了台灣的公民，下星期便是「九合一選舉」，在藍綠的包袱以外，他有另一種看法。）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也許李勉之這個名字於你有點陌生，但作為八、九十後的一代，應該或多或少都有聽過一本叫作《Miss Sex》（又名Miss阿性）的漫畫。 這本被譽為青少年男女「性啟蒙」的聖經，以輕鬆幽默的手法向讀者展示各種學校沒有教授而又是最基本的「性知識」。

 Miss Sex早期刊載於台灣的漫畫雜誌《熱門少年TOP》，後來透過《yes!》而讓Miss Sex在香港有了曝光的機會。 對於台港兩地的八、九十後來說，Miss Sex就是他們年輕時候的「性教育」導師，陪伴度過了那個對異性有着奇異幻想，男生看到衛生棉會害羞、女生不敢在公開場合吃香蕉的懵懂年紀，也是記憶中的青澀少年時代。

這個引領着一個世代潮流，創作了Miss Sex一角的人，正是游走於港澳台三地的漫畫家——李勉之。

生於香港 長於澳門 闖進台灣 

阿勉於香港出生，成長於澳門，直到中學畢業後，回流香港好一陣子，希望能夠投身漫畫業界，因此他並非一開始就決心到台灣的，內心還是掙扎良久。到達台灣之前，看見著名漫畫家馬榮成、馮志明的公司請人，他還是會主動去應徵，期待能夠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環境，最後卻未獲錄取。曾經被玉郎集團獲得賞識，然而工作環境與想像有差距，權衡之下阿勉決定背上行囊飛往未知的旅程：台灣。

這樣的決定也是個陰錯陽差的偶然所致，那年夏天，阿勉在澳門的同學坐船到香港，準備報考台灣的大學，一幫人住進了他父親的辦公室，就在那幾天的分享以及同學的慫恿下，他決定要與大伙兒一起到台灣闖闖。

戒嚴年代的日常 

在台灣仍然處於戒嚴狀態的一九八五年，一群港澳學生浩浩蕩蕩地出發來到台灣、當時被稱作「自由中國」的島嶼。初抵台灣，阿勉一行人需先行修讀國立僑生大學的先修班，作為上大學前的「再教育」。先修班位於台北市郊的林口，是個偏僻的地方。對於阿勉這樣一個過慣了自由、現代化生活的人，陡地進入一個荒涼之地難免無所適從，一開始時候印象很差，因為必須過着類似於當兵的集體行動與洗腦的生活。

阿勉的回憶中，學校恍似一座監獄，整個校園只有一棟校舍及小食店，平常日不能外出，只有周末才能接觸到外面的世界。這種規訓學生的方式，某程度也是威權體制的伸延，延續着國共戰爭的緊張關係，他們這群從海外而來的「僑生」，莫名其妙就成為了宣傳與洗腦的對象。他難忘於那時候政治色彩的濃厚，教官會向僑生灌輸政治思想，每天早會的時候要升旗、唱中華民國的國歌、做一些很奇怪的早操、叫「打倒共匪」、「反攻大陸」等口號，這令從小沒有經歷過濃重政治氣氛的阿勉感到很抗拒。

常言道，即使你不理會政治，政治還是會來騷擾你。阿勉就有一次不小心的牽涉到政治的漩渦，惹上了麻煩，令他永生難忘︰「我在班上有幫忙做一些美術方面的工作，記得有一次幫運動會畫海報，之後教務處竟然要見我。去到教務處，看到主任手上拿着那張海報，質問我為什麼要畫一粒紅星在裏面、知不知道這是代表着中共，然後警告不准再畫這些政治敏感的東西。」那是阿勉第一次在台灣感受到所謂政治壓力是什麼，僅僅因為一顆小星星就被做了政治聯想。這現在看似荒謬的故事，但回到當時的時空環境，很可能影響阿勉的求學路途。

見證台北城市發展 

兩年過後，台灣解嚴，阿勉直言1987年以後的社會變得比較自由，可是在經濟逐漸起飛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躁動不安的氣氛。或許是農村人口大量轉往都會，台北城裏呈現欣欣向榮的熱鬧與繁華，但也由於轉型期時台灣人的質素、水平還是參差不齊，某程度上還是會有台北不如香港的感覺。「當年香港人都不太喜歡台灣，覺得這個地方落後，我想這也跟香港人高傲的心態有關吧。」我從阿勉的解釋裏，感受到他內心對於現今台灣人的文明與秩序所存在的今昔對照。

阿勉打從踏進台灣這片土地，生命軌迹就巧合地與這座島嶼的命運緊緊相繫，以外來者的身分一直旁觀台灣的改變。「畢業時嘴巴還是會說不喜歡台灣，但是不可否認，對這地方有着莫名的感情」，阿勉訕訕地笑着，談起過去的「口非心是」，解釋着身體很誠實的把自己種在台灣的泥土裏，一留便是二十多年，甚至在這裏成家立室，開始了自己的事業。

 一留二十年 落地生根 「移民台灣」對阿勉來說沒有太大的困難，在那個台灣自稱為「自由中國」的年代裏，僑生一入學就有身分證，是永久的那種，跟現在的標準不一樣。當然，取得台灣公民身分後，不須服兵役，可視為這個國家拉攏海外華僑的「德政」。唯一的麻煩是他必須每四個月離境一次，也唯有如此才可逃避兵役。直到四十歲，他才毋須回港回得那麼頻密，算是真正成為了台灣的公民。

訪問結束後，阿勉趕到幼稚園接女兒放學，談起女兒，他的臉上難掩喜悅之情，並且述說着父女二人的小故事。所謂落地生根，大抵就是從這些日常的平凡中顯露出來。從當初將自己視為異鄉人的本能式抗拒，到現今完全融入到台灣的生活氣息中，在阿勉身上，我彷彿能夠看到與深愛的人共築的那片幸福之地，就可稱之為家。台灣屬於他的家。

在台灣投票

如今香港人總是羨慕彼岸的文化與民主，然而這些令人稱羡的種種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在朝夕之間建立。尤其是民主化的發展軌迹，更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衝撞體制而來，背後付出了沉重代價，才有得來不易之今天。2000年，台灣民主化後出現了首次政黨輪替，將一介平民推向總統寶座，「陳水扁」三個字從代表「希望」與「夢想」轉換為「貪腐」與「權貴」，對台灣人民來說確實是一記沉重的打擊。阿勉並沒有像台灣人一樣的投身於「擁扁」與「反扁」的情緒之中，這或許因為他在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又或是沒有過往沉重歷史記憶的包袱。這使得他的投票行為更為客觀，少了藍綠的歷史情結，更多的是思考「普選」賢能的意義。「阿扁貪污，那我便投票給其他人。馬英九沒有貪污，但無能，那我再投給其他人。」

阿勉說得風輕雲淡，但他知道在台灣與朋友談政治，總得小心許多的禁忌。他目睹過朋友因為政治立場的差異而決裂，許多家庭也會因為政治的因素，搞到四分五裂並老死不相往來。「不過，除了在政治方面要小心一點之外，基本上跟台灣人做朋友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他們很友善，亦很容易交心，相處完全沒有壓力。相反，香港人則比較勢利。」

Miss Sex 開放「性」討論 

作為長居台灣的外來者，阿勉對「本土政治」並沒有太大的感觸，但「本土漫畫」卻是他所密切關注的問題。大四那年，他認識了漫畫家高永與「大然出版」的呂社長，也因此意外地闖進了台灣的漫畫圈，得以延續他在香港的未竟之志。《Miss Sex》是讓他在台灣打響知名度的得意之作，一九九三年這本漫畫面世，在市場大受歡迎。成功絕非偶然，除了因為在台灣經濟高速發展之際，人們需要更多的消費商品與娛樂；另一方面，「性」的問題能夠在公眾場域討論，也象徵着解嚴後從封閉走向開放。

翻閱過往阿勉接受報紙的訪問，他解釋《Miss Sex》之所以出現的初衷︰「我們的用意是要塑造出一個偶像，賦予這個偶像美麗的外表與鮮明的個性，來解答許多青少年朋友難以啟齒的問題。很多青少年朋友碰到性方面的問題，在同儕間得不到解答，又不願意也不好意思向長輩請教，這時候就輪到我們阿性姐上場啦！」

阿勉與拍檔嘗試打開新的局面，把原本被視為禁忌的「性」放在陽光底下讓人們討論。讀者群更不局限於年輕一輩，甚至包括家長和小孩︰「記得在一次簽名會上，有家長帶他的小朋友前來，那是我意料之外的事。」出現這樣的組合，代表台灣的性教育從自我摸索與學習，到後來慢慢出現父母教導正確性知識的情况，在這之中《Miss Sex》有一定的貢獻。

本土漫畫的宿命 

在台灣要當一個漫畫家注定是艱難的，漫畫家在台灣的生活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風光，歸根究柢在於台灣漫畫市場門戶洞開的癥結，使本土漫畫受到外來勢力的嚴峻挑戰。阿勉看在眼中，覺得台灣漫畫的問題是被日本漫畫壟斷，也嫌不夠本土。不可否認，轉型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剩下的市場只有逐漸下滑與萎縮。他解釋，關於漫畫市場的沒落是全球性的問題，從前的人沒什麼娛樂，只好看漫畫，所以能夠擁有一定的讀者群。然而現在的娛樂五花八門，根本不用看漫畫，或者在線上看漫畫，所以能夠賺取收入的已經不再是漫畫本身，而是由此衍生的商品。以阿勉為例，他不能只靠畫漫畫維生，而是必須依賴繪畫其他的插畫，甚至是開班授課的方式，才能維持生活必須的開支。

現在阿勉在自己的臉書專頁「阿勉頻道」上，不時發放以父女關係為題材的漫畫「哇靠老爸」，這讓他與許多愛他漫畫和故事的朋友有更多互動，也試圖增加作品的曝光。他很直接的說︰「做自己有興趣的漫畫，畫了以後才會知道有沒有人想找我接洽談合作，甚至是出版的可能。」在自我調侃的語調中，還是能夠從他身上看到在台灣追尋漫畫夢想的可能，回到香港，也許在更加無形與龐大的經濟壓力下，他會如同許許多多的香港創作者，被迫放棄自己心愛的事業。

台北的夢想 香港人的店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一）

（磨了大半年，別人都不知道我在台灣做甚麼，這是其中一個朋友找我幫忙合作的計劃，感謝星期日生活願意刊登，亦感謝各位受訪者。計劃其實源於去年炒得火熱的「移民台灣」潮，剛好我之後要在台灣生活半年，跟不同人聊天的過程中，發覺更多的是媒體炒作，在真實生活過的經驗裡，往往落差可能會來得更大。我自己是嘗試把更真實的感受帶出，雖然自知仍有很多沙石。今次來台灣也是為了這個計劃的某部分工作，才來幾天，卻跟上半年生活的感受很不一樣，或許短途的旅行總是美好的。）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在某個平常日子的下午，我前往隱藏於羅斯福路巷弄裏的婆娑咖啡店，準備如期跟老闆Raymond及老闆娘Kia做訪問。

認識他們是由朋友介紹，之前已來拜訪過一兩次，彼此相談甚歡。此次約定好專程前來訪問，卻沒料到下午茶的時間高朋滿坐。

Raymond和Kia兩公婆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時間招呼我，更遑論坐下來被採訪。

我只能坐在他們幫我預留的位置，飲着熱美式咖啡與他們為我準備的蛋糕，靜靜地觀察這個由香港人在台灣一手建立的小天地。

他們初來台灣旅行時與多數人一樣，認為台灣人特質總是親切、好客、友善，與台灣朋友之間相處非常愉快。

由於對台灣的印象很好，喜歡那濃厚的文化氣息，抱着追求美好生活，他們決定到台灣開一家咖啡店，也希望能把自家的咖啡店打造成舉辦文化活動的場域。

寧要空間 不要錢

從設計到家具的挑選，都經過Raymond和Kia的精心策劃，以求打造令客人感到舒適及放鬆的環境。對他們而言這間咖啡店是一場夢，也是打造表現他們性格與生活方式的空間。偌大的咖啡店本來可以放更多的位子以換取更多的盈利，但他們卻選擇把桌椅排列得零散疏落，來營造寬闊的空間，以及隨意、流動的感受。這原因無他，在於過去在香港的生活空間太過狹窄，來到台灣自己開店後，除了闢了一座小花園，更在店內以鬆散的擺設創造舒適的生活品味。

展示生活品味

兩人的浪漫除了來自於天生的基因外，也跟過去的創作人身分有關，那些屬於他們獨特的品味，透過這家店中的各個細節顯露無遺。Raymond是攝影師，咖啡店的牆面就成了他作品的展場，展示一幅幅具溫度的作品。我有幾位喜愛到台灣旅行的香港友人，到台北後總愛往婆娑咖啡店裏鑽，他們羨慕Raymond和Kia在具濃郁文化氣息的台北城築夢，在香港要開一間咖啡館想都不用想，光是租金就足以嚇死所有人。

幸福的兩夫妻擁有屬於自己的咖啡店，好像每天都能優哉游哉地過活，旁人看在眼裏總會感到羨慕。但是實踐理想總要付出代價，Raymond和Kia在台灣創業初期的時候吃足苦頭，也經歷過挫敗與迷失，今天的成果是透過苦苦堅持才得以換來。

開店初期是他們最艱難的日子，最久有超過四十天沒有任何生意上門。在那等待着客人進門，同時卻看不到未來的日子裏，他們彼此相互扶持鼓勵，在夜闌人靜時也會感到恐懼，不知道這樣的堅持是對還是錯，是否應該放棄回香港或北京討生活。Kia說Raymond總覺得是自己虧欠了老婆，但她自己並不這樣覺得，那些一起經歷彷徨與辛酸的日子，對他們來說其實彌足珍貴。也因為這一段日子讓他們更珍惜彼此，兩人的關係除了是夫妻外，也是生意與工作上的親密伙伴。

價格偏高 堅持用料

他們回顧創業初期的慘澹經營，原因當然有很多層面，除了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顧客群與口碑之外，另一個艱難存活的原因，在於他們所販賣的產品價錢偏高，不論是食物或咖啡，單價都比其他咖啡店還要高一些。而這一些些的差異就足以令他們在咖啡店的戰場吃足苦頭，因為在台灣選擇咖啡店一如香港選擇茶餐廳那麼普遍，只要有些許的差池，可能都足以影響生意的好壞。

當然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他們之所以會將產品拉高單價，原因在於原料選購上的堅持。夫婦兩人雖不是出身於專業的餐飲背景，但由於創作者的浪漫與堅持，在食材上要求用最好的材料，不計較成本的經營模式，也都是使他們的價錢會比其他咖啡店還貴的原因。他們的認真不是屬於香港人特有的文化與性格，而是兩人難能可貴的內在特質。至少我是這樣覺得。
猶記得初次在婆娑咖啡店吃到檸檬塔時那驚為天人的感覺，深深被此處的產品所俘虜。這種形容完全沒有誇張，我是個不愛吃檸檬製成品的人，但檸檬味道的新鮮開胃卻使我念念不忘。吃過後我把我的感動告訴他們，Raymond說﹕「外面很多店舖的檸檬塔都是以香精來代替真檸檬，所以你才會有如此巨大的落差。我們的檸檬塔不能大量製造，每次只能做六個，所以很多時候客人都需要耐心等待。」上述文字自己都覺得像在賣廣告，事實是他們堅持每樣甜品都要親自製作，不像其他咖啡店那樣，甜品都是從別處購買回來。

台灣美好以外……

從許多報道與和Raymond接觸經驗裏，對台灣人也多所批評，這與一個旅行者的感受不太一樣。我想理解究竟他們在台灣創業與生活時遭遇了什麼困難，甚或是遇到了怎樣的台灣人，讓他們對台灣產生這麼多的負面情緒。這些情緒也許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同時更可能是文化差異所導致。

機車不是人人可忍

Raymond舉台灣機車文化為例，他不能忍受人人有機車，以機車代步的生活。Raymond說，台灣的法例某程度促成了機車的橫行，如果一輛汽車與一架機車相撞，要賠償的肯定是汽車；另外在菜市場買菜時，更經常看見有人駕着機車在菜市場裏穿梭。聽着他的批評，我想起逛夜市時的經歷，在狹窄的道路裏充斥着擠擁的人群，但機車還是不顧一切的往前轉動，硬是要在毫無縫隙的人群中殺出一條血路。

Raymond將這現象歸根於台灣人的懶惰，「明明是很短程的距離卻不願意多走一步，硬是要騎車。」當然，香港是一個大眾交通工具規劃完善健全的城市，一般民眾基本上不必買車，透過公車、地鐵、渡輪完整的架起香港的運輸網絡。相較來說，台灣即便是在台北，交通上都沒有香港便利，很多時候以機車代步是有其不得已。若真要搭乘公車，不是班次鮮少就是繞路、兜圈情况嚴重，我在台灣生活時也很受不了這樣的情况。

年輕人工作態度散漫

除了機車文化外，Raymond也認為台灣人生性懶散，以好聽的詞彙來形容是「慢活」。尤其是年輕人的生活態度，總是在可有可無、隨意、散漫之間，沒有太多的企圖心、想法。這些看法源自於他們這幾年來請工讀生的經驗，從開店到現在所聘請的工讀生不斷的來來去去，工作態度是他們認為最棘手的問題。對着台灣員工不能直接指出他們的錯處，一旦嚴正的指摘工讀生的不是，他們雖不至於當場爭辯，但往往禁不起責罵而辭職走人。

曾經有人以「草莓族」來形容台灣的年輕一代，這個概念源自於翁靜玉的《辦公室物語》，泛指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特質是「抗壓性低、承受挫力低、忠誠度低、服從性低、穩定度低、個人權益優先於群體權益」。台灣年輕人是否真是如此，以我與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確實感受到年輕朋友對自身權益的意識之高遠勝於香港的青年朋友。尤其是台灣的大學生，自我意識之強，不容易相信、認同於其他人，雖然很多時候選擇沉默不說話，但內心中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不容易被人說服。

在台灣 愛香港

究竟工作與生活應該如何平衡，Raymond認為歐洲的做法是不錯的範例。雖不至於工作至上，但也不會在工作時毫無效率。Raymond曾經在法國巴黎留學，那是一個一頓飯要吃三小時的國家。根據他的經驗，飯的確吃了很久，但很多想法及創意就是在餐桌上討論出來。到正式工作時只要依據原來的計劃，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雖然一星期只工作35小時，但生產力沒有因工時短而下降，時間也沒有因為吃飯而浪費掉。這是Raymond心中理想的生活模式，在香港與台灣之間所達不到的工作與生活之平衡。

我又再次問Raymond與Kia兩人﹕「既然對這地方有這麼多怨言，為何不回香港或北京？」他們相視而笑的說，縱使台灣有很多令他們非常受不了的「文化衝擊」，但仍然選擇留在這裏，是因為對這塊土地已經有所感情。况且婆娑咖啡店是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城堡，又如何能夠說走就走的放棄呢。確是如此，咖啡店的生意逐漸上了軌道，曾經與他們建立過關係的客人慢慢成為朋友。而咖啡店早已成為他們招待從香港、北京、法國等各地來台灣旅行的親朋好友之場所，這個由兩人一磚一瓦合力建立的「家」，也讓他們的人生找到歸屬之地。

台灣人愛說「愛」

在台灣生活的日子裏，常常聽到台灣人把「愛」字掛在嘴巴，「愛台灣」、「愛台北」、「愛台南」，說起愛的時候台灣人臉上總會掛着得意的面容。我總會反觀自己以及香港，很多香港人從不輕易說出「愛香港」，總覺得肉麻、噁心。因為那些在香港打着「愛」旗號的團體，總是以令人起着雞皮疙瘩的「愛國情懷」在操弄着人們的情感。

我跟他們都是關心香港未來的人，於是聊起天來份外投緣。在採訪時我總是在思考，這一群因不同原因來到台灣的香港人，難道就不愛香港了嗎？又或是怎樣的事情迫使他們不得不離家那麼遠，甚至是將他鄉當作故鄉。在那個佔領中環的日子，家園到了危急關頭，我們才知道「愛」早已存在於身體裏，只是對香港人來說，從不輕言。

我愛香港。四個字。很簡單，也很艱難。

完結

從去年七月跟隨我到現在的日曆本，記載了這一年間所經歷的大小事，從東南亞到台灣再回來香港。背包旅行、獨立採訪、實習、異地生活、寫作維生，無論如何都是豐富的一年，儘管美好、焦慮、痛苦相互交集，然而我想，人生便是如此吧，不會因為在路途上就沒有煩惱。

放了一整年的「假」，要開學了，有不習慣，但也是最後一年了，願繼續努力去做一個有用的人，把旅途上的學習與感動，回到日常生活中。

天色漸漸光

（刪減版刊於《字花》第四十九期）

「天色漸漸光／遮有一陣人／為了守護咱的夢／成做更加勇敢的人」

一首台語歌曲《島嶼天光》，彷彿成為了2014年這場三月學運的主題曲，3月30號那個五十萬人佔領凱道的前夕，台北下起陣陣大雨，讓人憂心翌日的行動會怎樣。破曉時分，天色漸漸光亮起來，下午的時候更是陽光普照，令人想起另一首同是出自滅火器樂團的《晚安台灣》︰「黑暗他總會過去，太陽一出來仍然會是好天氣」，天伯公真的保庇了這天的行動順利進行，黑壓壓的人潮，從凱達格蘭大道蔓延至立法院。

《島嶼天光》創作於台灣的「黑暗之夜」後，那個在行政院的夜晚，警察以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一幕幕頭破血流的畫面，教人憤怒且難過。

在暴烈的震撼過後，溫柔的力量出現，上網看著《島嶼天光》的資料，歌曲的出現是源自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北藝大）的學生團隊向滅火器樂團邀歌，也源自於被媒體冠上學運領袖的林飛帆對楊大正說︰「我現在想到的是，我們需要一點溫柔的力量。」

經歷了整整48小時，樂團的主唱楊大正交出了這首現已在群眾中廣泛流傳的「社運歌曲」。歌曲出現後，由北藝大學生團隊製作的兩個MV相繼面世，3月30日的前一天，我的臉書被《島嶼天光》洗版了。

繼續瀏覽資料，看到吳達坤是《島嶼天光》的企劃之一，為了做訪問，我特地去到北藝大的關渡美術館，一個很北邊的山上，那是他工作的地方，此外，他也在這所學校教動畫，在立法院內外有著很多他的學生。

「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嘛？主要是我們希望在力所能及的位置上，為這場學運付出。之前《晚安台灣》這首不是刻意為運動寫的歌卻在運動裡面流傳起來，幾乎每天在現場都聽到，加上我的朋友陳敬元，也是另外一位企劃，他認識滅火器的主唱，於是就向楊大正提出這樣的一個合作。歌曲創作完，除了放上網外，我們還召集了30個人和結他一起到立法院那邊教參與的人一起唱。」

在我找他的那一天，他們正打算要找人填寫《島嶼天光》的英文歌詞，「想讓國際知道這件事情」。他又播放最新有人製作的管弦樂四重奏版本給我聽，「這首歌的版權是開放的，只要是用作非商業用途，我們歡迎大家拿去使用、拿去改編。」

關於藝術或音樂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吳達坤說這兩者從來就沒有分開過，然後向我道來北藝大的反抗傳統。這所屹立於北投區山上的國立學府。「我們的校長是最早進去立法院跟學生見面的人，而首先衝進立法院的那批學生當中，也有來自北藝大的。」

作為老師，他實行不點名的上課模式，即使沒有這次的反服貿事件。他樂意看到學生關心社會。在他過往與現在策劃的展覽中，就看得出那種藝術與社會的緊密連結。民國一百週年，他在高雄舉辦了《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的展覽，透過矛盾與尖銳的諷刺讓人討論民國百年的意義；現在，又在日本與台灣進行著一個《亞細亞安那其連線》的巡迴展，政治意味的濃重在名字上反映出來。藝術使政治的討論變得豐富，在長篇大論的論述文宣分析文章之外，視覺或聽覺上的刺激可以讓人再想多一點。

其實他無意把北藝大美化，「這次反服貿不只是北藝大的人站出來啦，而是台灣的藝術界都參與在其中，用各自的方式去支持這一場的運動，我覺得這是公民社會從過去每場運動的累積，也是非常強大的民意爆發，對於政府的不滿。」

我這個不諳台語的香港人被《島嶼天光》感動著，在他們反覆傳唱之下，歌詞中出現的「做一個勇敢的台灣人」竟然沒有令我感到一絲肉麻。音樂在運動上的出現，始終有著一種巨大的感染力，七十年代以後，他們有了唱得街知巷聞的《美麗島》；著名創作歌手張懸在2012年寫了一首給社運人士的《玫瑰色的你》；還有很多諸如黑手那卡西、交工樂隊、農村武裝青年……等積極介入社會運動的樂團。也許台灣是令人羨慕的，他們對於這片土地的熱愛與守護，彷彿是自然而然地流在身體與血液裡。

71

沒想到回來後的第二天，就如此沉重。說沒想到，其實心裡或多或少都有所預料。

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見面的第一句都是︰「而，你返黎啦？」對的，回來了。有人問是不是特地回來七一，可以說是，而讓我有更堅定決心要在前一天回來，是當權者對這個社會的打壓愈益加深，也許我只是個Nobody，但還是希望參與在其中，提供微小得不足以道的一點力量。

 在獨媒的街站企了半天，很熱很焗很累，又落大雨，但都算不上甚麼。這個位於銅鑼灣與灣仔交界之間的地段，大約晚上九點多才看到龍尾，很鼓舞，三點到九點，六個鐘！也許每個走出來的人各自抱著不同的訴求，但都是對於香港未來的期許。

晚上大家一起數完錢、吃過飯就前往遮打道，有些朋友逗留了一會離開，我猶豫了幾十秒，最後決定留下，主要是在街道旁的兩側遊走。從大台上的人在說話、到他們被抬離、再到大台下面等待著被捕的人，有熟悉與陌生的臉孔，他們一臉堅定，在他們身上體現著的是對香港未來的承擔。

聽到警察要求傳媒離開，不知所謂，卻又想起在台灣行政院、忠孝西路天橋上的那些夜晚，媒體被警察驅離，阻止記者報導事實，國家機器的暴力是連媒體都不能倖免。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被不同勢力在逐漸摧毀，感謝那些繼續堅守崗位的新聞工作者，不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民間媒體/新媒體。

這一個晚上，遇見之前在馬來西亞一同生活的幾位朋友，他們也是搞學生運動的人，來到香港，為了體驗七一、也為了參考學習。Yulin說，那時的Bersih淨選盟運動，大馬警察根本是亂來，為了驅散示威者，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上投放催淚彈(甚至投入醫院裡面)、打人，很暴力。我就想起在大馬實習時，看到過客家村村民被暴力對待的影像，記者會現場的他們滿身是傷。那是威權國家的馬來西亞。現場也有朋友問我，台灣警察還是香港警察比較暴力？想了一會，就真的覺得，各有各暴力。

天色漸漸光，破曉時分，頭很重，腦袋閉塞。最後還是頂不順六點多就回家了，倒頭大睡，一起床已是晚上七點。從臉面上追蹤最新的消息，五百多人被捕，受到警方不合理的對待，很生氣亦很難過。被捕的人以及做後勤支援的朋友，不眠不休，七一前到七一後，真的辛苦了。

之後跟九哥MSG談這件事，我說起，雖然整個社會面臨的情況是愈來愈險峻，但是無力感好像沒有以往那麼重了，好像，可以再做多一些事、有多一點的可能，他好像能夠理解，也許昨晚至今早對我們的感受也有一些的衝擊。昨天有朋友笑說，你都見過唔少大場面啦，但眼前的這個香港是家，感受與肉緊的程度，始終是不同的。

最後，從下午至清晨一直在身邊的，竟然是蔡，我們一起經歷了這個難忘的七一。

樂生

在台灣的最後一天，因為行李已收拾得七七八八，不甘寂寞，於是跑了出外。

去了位於新莊、樹林、桃園交界的樂生療養院，幾年前已經聽過這個因為捷運而面臨遷拆的地方，之前在馬來西亞又採訪過同為麻瘋病療養院的雙溪毛糯療養院，剛好今天有導賞的活動，於是成了我在台灣最後的行程。

先看記錄片《樂生劫運》，記載著近十年前的抗爭運動，這種發展主義的邏輯，真的沒有分藍綠，當時蘇貞昌為行政院院長。看著那些畫面裡的人，藍阿姨因家園被拆而崩潰痛哭，令人看得難過。也讓我想起了菜園村。

看完記錄片，青年樂生聯盟的人帶我們參觀現存的樂生。還有院民茆阿伯向我們解說他自己所建築的樂生模型，好厲害！只可惜我不懂台語。

今天最意外的是在這裡踫到台灣朋友思瑩，實在太有緣，自從她來台北之後，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踫面，竟然在離開的前一天也遇上這個溫柔美麗的女孩，是緣份。

自由廣場上的六四悼念晚會

同樣是在自由廣場，在228當天這裡有活動，64這一天也有悼念的晚會，兩件事情的本質都一樣，當權者屠殺人民，歷史記下了這筆帳。

出席的人數據聞有3000，對照香港那動輒過萬人的晚會，這個數字彷彿不是甚麼，但每一個個體的出席，都代表了一份意義，與人數無關。

「路過天安門，人人坦克人」簡陋的大台，由吾爾開希作開始的致詞，然而教我記住的卻是另一個當年的參與者童屹的致詞，她把內容都放了在前陣子被捕的浦志強律師身上，她的好朋友，讀起他的文章時更一度飲泣。

到了最後一部分，以台灣組織的發言為主，印象深刻的是陳為廷，雖然他的發言一如以往般長氣及跳躍，但卻提出了一段我不知道的過去，說起1989年的台灣，在六四屠殺發生以後，自由廣場上曾經有著數萬人的集會，那是國民黨以「自由中國」來攻訐「紅色中國」的年代，而在六四發生前的兩個月，才發生了鄭南榕自焚事件。

台灣爭取民主的道路走來不易，近年更彷彿是華人社會裡的一盞燈，當陳破口大罵「去他媽的甚麼民主燈塔」來指向現今台灣民主的倒退，威權體制的陰霾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他也談到了台商這些年來在對岸進行的政治獻媚與剝削。燈塔的重燃依靠的是每一個人的思考及參與，中國、香港、台灣。

在這個場面及儀式都沒有香港那般浩大的六四晚會，我好像也在上了一課。中國之於台灣，中國之於香港，兩地互為參照但又是那麼的相異。

此記，六四二十五。

在台灣過端午節

一大早跟隨農陣的朋友去宜蘭的三星鄉，到達時剛好是中午，一群人在素華姐家裡吃午飯，有親手包的北部肉粽、馳名的三星蔥炒一炒已經超好吃，還有些家常小菜，配上新鮮當做的水果。美味豐富的一頓。

剛好遇上原住民電視台在拍東西，兩個台灣女孩的環島故事，以音樂及勞動換取食宿，素華姐的家是她們的第一站，於是她們重回這裡。午飯後的田野，聽到賞心悅目的歌聲，一起勞動了一下，很美好。

朋友在三星這裡合租了一塊田，今天的任務便是把兩個稻草人放在稻田裡，以前雖然幹過農活，但還是第一次下水稻田，喜歡那被泥土弄得髒兮兮的雙腿。

下午離開三星，回到羅東，趁天還未黑在夜市吃了一點宜蘭的特色小吃，最喜歡還是這裡的三星蔥。吃飽過後朋友坐火車離開，而我則坐客運回台北，滿滿的人潮很可怕，結果還是等了差不多一小時才補位上車回家。

很愉快的一個端午節。

佔領前傳——專訪台灣立法委員林淑芬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在台北發生佔領立法院前的一星期，我身在台南，住在朋友的家，過着不問世事的幾天，不問世事還是會被開着的電視新聞逼使我或多或少地得知一點世事，記得那晚看到一則新聞，報道立法委員林淑芬在搶麥克風而使嘴唇受傷，那天是立法院聯席委員會第二次審議服貿的日子，朝野黨派的立委進行了一進大混戰，是這一則放大在林淑芬受傷的新聞，令我第一次接觸到服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字眼。

在佔領運動發生的前一天，是聯席委員會再召開審議的會議，由國民黨的立委張慶忠做主持，朝野黨派再次進行「搶奪麥克風之戰」，埋身肉搏，最後是張慶忠以30秒的速度宣布審議的完成︰「出席人數52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已逾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這短短的30秒，意味着服貿被強行通過委員會，即將送到立法院審批。這是引發青年佔領立法院的導火線。

我找來曾因為搶奪麥克風而受傷的立委林淑芬，請她覆述會議當天的經過、如何看待公民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對於服貿的態度、以及在野黨的角色。

答﹕林淑芬

民進黨立法委員，2005年至今擔任了三屆的立法院委員，求學時期參與過學生運動，在擔任立法委員之前曾經當過兩屆台北縣議員。

問﹕李雨夢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學生，在休學的期間無意中見證了台灣的佔領立法院。

問︰3月17號當天的情况到底是怎樣？

林︰先說一下背景，由於這條《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覆蓋很多的產業，所以我們需要召開聯席委員會去審議，全體立法委員都要出席，上個禮拜我們其實已經召開過兩次，由民進黨的陳其邁做召集委員，但遭到國民黨的杯葛，他們搶佔麥克風，意圖讓召委沒有辦法主持會議。

到了這個星期，聯席委員會的召委是張慶忠，是下午的會議。早上有另外一個財政委員會的會議，我們在野黨打算佔領會議室，一直守在那裏，等到下午2點半左右，聯席委員會的會議開始，我們要杯葛，想讓他沒法上主席台去主持這場會議，沒想到的是張慶忠使用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手段去宣告整個會議的完成。

問︰是什麼手段？

林︰當天他進來會議室的時候，身上帶着兩個麥克風，一個是無線電的，一個是隱藏式的。為了不讓他主持，我們就打算搶奪他手上的麥克風，最後他假裝上廁所，就在廁所那一邊，突然利用那個隱藏式麥克風，以30秒宣告會議的結束︰「出席人數52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已逾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

立法院從來沒有嘗試過這樣的畫面，張慶忠的所作所為也打破了很多立法院既有的規則，按道理來說他其實必須在主席台上主持會議，另外更嚴重的是他違背了去年6月朝野兩黨曾經有了共識的協商，那個結論是這樣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本文應經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服務貿易協議特定承諾表應逐項審查、逐項表決，不得予以全案包裹表決，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不得啟動生效條款」。

為了達到他的目的不惜破壞整個程序的架構，這是架空了我們的立法院。

問︰一直以來，普遍香港人都會覺得立法機關應該是一個有秩序的地方，以前看到台灣議會的打架都會覺得「你看，這就是台灣的民主」，多少抱持一種看鬧劇的心態，這種觀念近年隨着我們的立法會開始有議會內的抗爭以後，開始慢慢的有所轉變。

林︰我們所做的杯葛行動一直都是在立法院設立的框架裏面進行，規則沒有因為行動而被顛覆，我們都有在遵守。可是張慶忠那種以行政院的意志為主導，破壞共識及程序正義的行為，就是在毀壞這個國家的民主。

問︰三權分立的模式我們都聽得耳熟能詳，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互相監察與制衡，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在服貿被粗暴地在委員會通過後，行政院公開表示感謝張慶忠的「辛勞」。

如果沒有青年學生的佔領，立法院繼續在星期五舉行會議，在野黨會有什麼對策？

林︰我們會繼續杯葛會議，進行體制內的破壞，希望能以強烈且有效的手段去阻止會議的進行。在投票表決上我們阻止不了服貿的「包裹表決」，只能以行動的方法去阻止。

問︰最後一群青年在星期二的晚上，佔領了立法院，你對這有什麼看法？

林︰我覺得他們的行動是值得肯定的，當立法院已經沒有辦法去制衡行政獨大的時候，作為公民的他們選擇了直接行動，負起了責任而沒有選擇逃避。近年來，一波又一波的公民運動開始遍地開花，年輕人願意為這個國家的未來去思考和行動，從野草莓運動、大埔事件反圈地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還有很多，到了今天的佔領立法院，是透過一次又一次行動的累積，台灣的民主一直在深化當中。公民社會的崛起某程度上反映了在野黨在體制內的局限，我們做得不夠好，無法阻止到服貿最後在委員會的通過，才導致他們需要以一個更激進的行動去阻止和癱瘓議會的運作。

問︰你們與這群青年學生和公民的在這一次事件的關係是怎樣？

林︰我們在體制內抗爭，他們在體制外抗爭，他們是一股獨立於政黨的力量。直到他們佔領了立法院，身為立法委員的我們能做的是從旁協助和配合的角色，盡最大所能去保護他們，這幾天我們都輪流在會議室外的門口把守，以免警察進入去傷害學生。

問︰佔領行動以外，還我們回到最初的議題，你是如何看待服貿這一條協議？

林︰這只是我個人的觀點，反服貿不是一種「逢中必反」的反對邏輯，於我而言也帶來了對自由貿易的反省與思考。過去台灣很少有對於自由貿易的反對聲音，在2001年台灣加入了WTO，社會上沒有很大的爭議，從來沒有一個廣泛的討論。這次反服貿的事件正好讓社會有一個反思的空間，到底自由貿易的本質是什麼？

問︰既然你說到不是逢中必反，有人說如果貿易的對象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或其他國家呢？

林︰我想這個問題主要是來自知識精英界的討論吧。我個人對於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持取非常保留的態度，會質疑與批判，而且認為在野黨對於TPP的簽訂也應該更審慎。雖然同是自由貿易的本質，但是服貿與TPP在內容方面畢竟有一樣的地方，就以產業形態上來講也有所不同，一旦全面對大陸開放服務行業，對於基層市民會造成很大的衝擊，台灣的服務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個體戶也很多，如果開放任由中國連鎖經營的資本進來台灣，這些市民會失去招架的能力的。

不管中國還是美國，講自由貿易的本身說是那種有能力跨國移動的大資本，那種準自由貿易的架構本來就是撤除掉國家的藩籬，某程度是一種跨國的掠奪，最後付出代價的是我們台灣的小農小工。

問︰台灣加入WTO也十幾年了，對於本地農業的衝擊，就是一項以證自由貿易傷害的例子。

林︰從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到服貿，撇除政治因素，關於兩岸經貿的合作和對於自由貿易的討論也愈來愈深入，我想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去讓我們了解一下很基本的概念。

後記：

在本來要舉行會議但因佔領運動而沒法開會前一個晚上，我與林淑芬就坐在他／她們立法委會防止警察進入的議會門口外，進行這一場的訪問，她的嘴巴看起來沒事了。

訪問完畢，已是午夜，走出立法院外，下着細雨，場外的人沒有離去，一個又一個穿起黃色雨衣的人坐滿街道，風雨中抱緊自由，在台灣的立法院外體現着。

一個香港人看台灣的佔領立法院

星期二的晚上，在輔仁大學聽完台灣獨立導演李惠仁的講座，題目是「年輕人，國家到底有沒有對不起你」，聽完講座回到在台北的家，打開電腦，一張又一張台灣立法院被佔領的相片映入眼簾。當時已是午夜，趕在最後一班捷運之前去到立法院，看看這裡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而我當時對於服質協議是甚麼幾乎一無所知，吸引我眼球的是「佔領」這個行動。

沒有想到，第一次前往台灣的立法院，竟然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午夜的立法院前，因為青年及學生的闖入，警察對於這棟建築的把守開始森嚴，門口都被堵住，進不了去。我沿著中山南路一直走，抵達立法院的其中一個門，鐵閘也已落下，看到裡面已經有一些人在結集，進不了去，就翻牆而入，沒有警察阻止。大約兩小時後，不斷有人嘗試翻牆進入，連梯子也搬來了，開始有兩、三個警察以關心安全為由前來勸阻，但進來的還是繼續進來，警察只是在旁眼白白看著這一個場面。

去到另一個位於青島東路的大門，那是被青年及學生成功攻進的入口，亦最近會議室。數算了一下，大約有一千人，在凌晨不眠不睡留在現場，有些人第二天或者要上班上課，但他／她們還是留下來了，滅火器樂團的《晚安台灣》響徹這一個街道，台語歌詞中反覆唱著的「黑暗他總會過去，太陽一出來仍然會是好天氣」，教我記住了這樣的旋律。四點多離去，睡了一覺，中午一醒來就聽到李惠仁導演因為拍攝記錄學生衝入立法院的行動而被警察拘捕的消息，這個導演向大學生分享完他與國家官僚的交手經驗後就去了立法院的現場做他紀錄的工作，遭到了警察粗暴的對待。

下午我再前往立法院，到達的時候看到青島東路的大門已經被攻克，聽說是清晨時分的事，在門外看著一個又一個人透過梯子爬進立法院，我隨著人龍排隊也排了半小時，在我身後，還有源源不絕打算進入立法院的人。警察依然在進入會議室的門口把守，但是已經沒法阻止人們蜂擁而至的熱情。就是透過這種途徑，看到了被佔領的立法院。

在會議室內已經不止當初的五十人了，主席台變成了運動的「指揮部」，時而靜止，時而向議會內的人們解說面對警察時應該如何應對，強調這是一場「和平非暴力」的佔領，也許是媒體把運動污名化的事情太普遍了，他們不得不這樣強調，亦非常克制，很講規律。到了現場便會感受到，那種指揮的感覺很濃重。我找到已經廣為人熟悉的陳為廷嘗試了解當晚的情況，他一直很忙，直到有空下來的時候，向我解釋整個反服質事情的來龍去脈，但不多久便又繼續忙，訪問被迫中斷，我也不好再作打擾。

在會場內遇到在印尼峇里島認識的農陣（台灣農村陣線）朋友，談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台灣政治及社運的狀況，特別是他提到這一天（19/3）是立法院長王金平關於其國民黨黨席是否開除的判決日子，那個馬英九的對頭人，判決勝訴後向媒體放話會保護學生不強制驅離。說話是否算話要看星期五，那個立法院要開會表決是否要通過服貿的日子。裡面的人繼續佔領就是意味著要癱瘓議會的運作。

說來慚愧，我是先看到佔領，然後才去了解「反服貿」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去年六月的事，由中華民國國策顧問郝明義的一篇《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掀起序幕，文章主要談論的是出版業這一個其中之一的產業，卻已經透露了政府黑箱作業的本質。協議在6月21簽訂，說黑箱作業，是因為沒有經過專家學者的評估、對於各產業的衝擊考量、沒有舉行公聽會，就由馬英九一意孤行與大陸簽訂了這一協議。這一行動引來了在野黨的反對，4天後立法院的朝野黨派達成一個協商，結論是這樣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本文應經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服務貿易協議特定承諾表應逐項審查、逐項表決，不得予以全案包裹表決，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不得啟動生效條款」。

佔領立法院的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在立法院召開聯席委員會打算審議服貿的時候，主席張慶忠為了把服貿盡快送到立法院全體表決，作出了違反協商的行動，開始時的一場立委大混戰，為了不讓張慶忠拿到麥克風而作出的拖延，最後張還是拿到麥克風，那個被廣傳的30秒宣告︰「出席人數52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已逾3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服貿審議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通過，沒有逐條審查、逐條表決，送到立院以全案包裹表決，國民黨的立委就如此粗暴的踐踏了應該是最基本的程序正義。至於服貿對於台灣帶來的影響，大可參閱台灣人民自行製作的懶人包，正反雙方都有。

為了不讓立法院進行表決，反服務的團體聯盟在星期二（18/3）的下午就商討後續的行動，據新聞聯絡人黃郁芬說，原本他們只是打算在晚上舉行「守護民主之夜」的晚會，但為了表示反抗的決心，以及進行可以反映立場的行動，他們選擇佔領及癱瘓議會。那個兵分三路的夜晚，以一眾青年為首的那一邊，成功攻佔進入議會。

當我離開立法院的時候，聽到有一萬人在院外的街道上結集，香港曾經有過包圍立法會，這一次在台灣看到的包圍立法院，為了自己所屬的地方而走出來，那種感動仍然會存在。看到很多人在這次事件與佔領中環作出比較，從而嘲笑與批評，兩地雖然面對著很相似的處境，但是歷史脈絡以及爭取民主的來時路，香港與台灣，畢竟是不同的。我有社運朋友看到台灣這邊的狀況就很熱血的想要前來，最後她沒有這樣做，念著我們的香港，她說︰「我們也有自己的路，你來走這條路，這條路會走得寬闊。聲援台灣是很容易說的話，但也請在日常走進香港的抗爭。」

對，我們也有自己的路。

朋友說我這大半年走過的地方，都見證著亞洲一些國家的重要時刻，所謂的見證，更多時候是無心插柳的機遇，可以的話我更希望是那些國家的人民都能夠生活得好，但願這些我無意中經歷過的，能夠成為日後的養份，回饋到那個令我又愛又恨的城市。

到印尼峇里島採訪WTO

原本決定十二月的第一天就結束五個月的東南亞之行，常言計劃趕不上變化，最後決定跑到印尼的峇里島，這一個以陽光與海灘而聞名的旅遊島嶼，採訪WTO。出發前一直處於焦慮狀態，直到最後一天，終於可以「呼~」。

終究是難忘的一星期，除了是能夠再次在異地採訪外，還有關係的建立，與印尼朋友菲律賓朋友台灣朋友還有香港的朋友，那些細碎的片段都教我不忘。

幾乎每個晚上都和拿破崙在酒店的大堂奮鬥，大家都笑說就好像回到大學時期和同學一起做PAPER的那種感覺；感謝另外認識的印尼朋友，讓我得以知道另一壇的反對活動；和我同房的Dolo，細心、友善，那一程的士裡頭她跟我道來菲傭在香港的狀況，使她揪心的故事，還有她的生活點滴；一起在大堂裡聽的鬼故；和菲律賓前國會議員因詳談而生的訪問；最難以忘懷的，大抵是聽到來自台灣的農陣獻唱一首《美麗島》給在場的反世貿人士，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那種對土地的熱愛，是遺傳在血液裡頭的；

這一次，太多值得記取的回憶。這一星期的採訪，一系列的報導，或有很多不足，但也總算完成了。感謝香港獨立媒體網，這始終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與經歷。

系列報導︰

〈WTO這艘爛船還能走多遠？〉
http://www.inmediahk.net/wto20131203e1

〈各地農民高呼「End WTO」〉
http://www.inmediahk.net/WTO2013-2

〈反世貿重頭戲：人民法庭，代受害者伸冤〉
http://www.inmediahk.net/WTO2013-3

〈草根婦女最易成世貿犧牲品〉
http://www.inmediahk.net/WTO2013-4

〈反世貿團體突襲成功 於場外抗議〉
http://www.inmediahk.net/WTO2013-5

〈香港青年峇里反世貿〉
http://www.inmediahk.net/WTO2013-6

〈世貿達歷史性協議？長期問題仍未解決、多哈回合困局仍存〉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490

世貿達歷史性協議？長期問題仍未解決、多哈回合困局仍存

在第九屆世貿會議結束的前一天，南非前總統曼德拉逝世，新任世貿總幹事阿澤維多在閉幕的致詞中，引用曼德拉的說話︰「這常常被視作不可能，直到它完成為止(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來比喻峇里套案的通過，作為這次會議的閉幕。

峇里套案(Bali Package)是因應這次的會議而生，亦是多哈回合的「斬件」，包括三大議程，分別為1)質易便利化，2)農業問題3) 向 LDCs 國家實施免關稅及免配額的政策。

這項「不可能的任務」，最終在爭議及角力中得以通過。峇里套案最大爭議的是農業一環，特別是由G33所提出的為了糧食安全的公共糧食儲備方案，這個方案容許國家因為糧食安全的理由而向貧農收購農作物，再以低價售給基層，這被視為一種另類的國家補貼。這個提案主要是由印度提出，三天的會議中印度方面的態度一直強硬，多方處於膠著與緊張的狀態，亦從中看到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

最後，會員國同意應該先設立一個短期的機制，然後才於四年後的會議中再談判長遠解決問題的協議。

由於多哈回合停滯近十多年，對於重新恢復整個多哈回合的希望很渺茫，峇里套案才應運而生，藉著通過爭議較少的議案及內容，來換取「階段性勝利」，最後峇里套案在角力中獲得通過，是由於印度方面態度的軟化，也因此被視為是自WTO創立以來第一次能夠達到全面協議。

這次會議的所謂「成功」，終究是因為避開了爭議大的議題，先把恢復整個多哈回合的「宏大」目標擱置下來，換上較為細微的議程，因此比較容易能夠達至全面共識。甚至在爭議最大的G33提案當中，亦談判得出以「短期換長期」的協議，作出某程度的妥協，來換取整個套案的通過。阿澤維多亦指，這個「進步」的結果使得WTO可以朝著另外一些停滯已久的工作範圍前進。到底峇里套案是否能夠推動多哈回合的恢復，則言之過早。

此外，在G33的糧食安全提案亦能看到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有報導指出，這項提案除了美國是主要的反對聲音外，一些發展中的農業國家如泰國、巴基斯坦、烏拉圭等亦心存不滿。印度是金磚五國之一，經濟正在快速增長，從是次的爭端中可以再次印證金磚五國這個新興經濟體系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

談判桌以外，在峇里的這個旅遊島嶼，亦因為WTO舉行會議而出現反WTO的示威抗議。反對行動主要來自印尼兩個民間聯盟，一個是以Gerak Lawan及SMAA（Social Movements for an Alternative Asia）為首的民間聯盟，參與團體以農民為主；另一個則為印尼人民聯盟（Indonesian People’s Alliance）。兩個聯盟在會議期間組織了不同的抗議及示威行動，除了遊行，還有另類的人民法庭、突擊會場外圍、工作坊、論壇，還有韓農為了紀念李京海而作出的儀式。

在會議舉行的第一天和最後一天，兩個聯盟都分別在峇里島的最大城市丹帕沙舉辦遊行，遊行期間，參與者聽到來自會場的消息時，談判因為印度的強硬態度而處於膠著狀態，都一度拍手歡呼︰「他們沒有結果就是我們最好的結果」。最後，峇里套案獲得通過，連著發展中國家能夠因應糧食安全問題而對國內農業作出補貼，這個措舉在四年內並不會受到制裁，來自窮國的農民們似乎可以暫時鬆一口氣。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香港青年峇里反世貿

2005年反世貿一役，不少八十後九後未能參與。八年後的今天，印尼峇里舉行世貿會議，香港有學生和社運人專程飛來，與各地組織齊齊反世貿。

現時在澳洲留學的唐頌欣(Sonia)，05年年紀只有十二歲。她受反國教運動啟蒙，愈來愈投身社會運動。長於中產家庭，環境不會教她何謂經濟上的不平等。直到反國教一役，她開始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知道更多社會上不平等的事源自經濟結構的不平衡。「我在澳洲讀法律的課程時候，會說到WTO有多好，但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

女生反國教後「向左轉」

自稱向左轉的Sonia，認為自己的國際學生身份，亦是一個切入點︰「我是在國際學校讀書，因為了解到世界的複雜，眼光因此更加寬闊。每個地方都有著不一樣的處境，就好像今次的反世貿行動，看似不是很波瀾壯闊，但會明白那是由於印尼的狀況：這個國家普遍貧窮，很難像我們般能輕易從另一個地方到來峇里。」

「雖然這次的反世貿比較少衝擊式的直接行動，但令我最深刻的是有一天在People’s Global Camp的某個工作坊完結後，與一眾印尼的工人及工運人士聊天。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親身接觸工人和基層，他們很有耐性及樂於聆聽其他地方的經驗與例子。透過這種人與人的交流及分享，使我經歷了自我反省的過程。一直以來我的掙扎是︰別人發聲是否同時剝奪他們自行發聲的權利？在此之前可能很主觀的覺得他們反WTO的訴求是非常宏觀，但聊天時發現工人的訴求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複雜，他們最初往往是基於生存與溫飽才站出來抗爭。」

香港青年反WTO

與外傭一起反世貿

社民連的馬雲祺(馬仔) 與Sonia同屬90後，沒有反世貿的回憶。因為他在香港也跟進外傭議題，於是跟她們一起來︰「上次去菲律賓時，觀察當地的社會運動與組織是如何進行及發生，當時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剛巧今次的世貿會議在印尼舉行，希望能夠多觀察外國的社會運動。」

「05年的時候我還很小，但從新聞中得知香港反世貿的情況。這次在印尼的反世貿與香港那次的氣氛相差很遠，峇里畢竟是個旅遊城市，很難與菲律賓的經驗去相比。」然而，他最難忘是跟隨國際婦女聯盟偷偷潛入會場對面示威，「看到一群女人不畏懼風險的勇氣，很感動。」

各地商貿會議都是戰場

左翼21的黃永志(Napo)，05年正值會考，錯過了反世貿。「我覺得香港的社會運動在各方面的視野都比較小，希望能看看來自不同背景的經驗。」

「香港作為WTO的成員，貿易協議的簽訂其實對於各階層都會有所影響，不管是基層還是中小企。開放市場意味著會把惡性競爭帶來香港，跨國企業與本土企業競爭，對於中小企是一場衝擊。最近香港所簽署的採購協定，亦會進一步威脅社會企業及中小企業的生存。」

「雖然這次看不到很激動人心的抗爭，但不會覺得很灰」他認為WTO不像以往那麼具影響力，今次亦沒有達成重大協議。「戰場是很流動的，WTO只是其一」，他提醒大家明年9月亞太經合組織將於香港舉行，又是另一個戰場。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草根婦女最易成世貿犧牲品 － 專訪Liza Maza

「婦女議題和WTO的關係很緊密，在新殖民主義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政策底下，婦女所受到的傷害是顯然易見的，特別是來自草根階層的她們。」現任國際婦女聯盟(International Women Alliance,IWA) 主席兼前菲律賓國會議員Liza Maza擲地有聲道。

Liza過去十多年間參與過三次反世貿示威，西雅圖是她的起點。「在2005年香港那次的世貿時，我是代表GABRIELA(菲律賓的左翼婦女團體) 到來參與，那時候我們舉辦了一個婦女法庭。今次再來到峇里，仍然希望以行動來向WTO作出抗議。」

「我首先是行動者」

她在大學時代已投身於社會運動，那年是1977。1998年菲律賓實行政黨名單法，讓邊緣社群有了參政的機會，於是Liza在2001年踏上國會的舞台，共當了九年（三屆）國會議員。她的宗旨是︰「我首先是行動者，其次才是議員。」

國會工作的九年間，她處理過很多議案，特別關注婦女議題。任職其間，她推動通過把拐賣列為罪行。在此之前，菲律賓根本沒有「拐賣」的定義。遭拐賣的受害者以女性為主，迫良為娼的事情沒有遠離這個時代︰「把女性拐賣，然後逼迫她們從事並不自願的工作，主要是賣淫。這正正是把女性商品化，彷彿她們只是一件商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女性被當作商品

拐賣與輸出外勞有著異曲同工之微妙關係。七十年代起，菲律賓輸出大量外勞，當中不少人本來的身份是農民。「菲律賓加入WTO後，愈來愈多農產品進口到我們的國家，於是農民不能透過農業來維持生計。農村婦女情況尤其艱難，她們的處境完全被漠視。另外，國家的農地逐漸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農民喪失他們的土地後，便選擇離鄉，走進城市。但城市失業率也很高，於是只得到國外尋找工作，成為外勞的一份子。」國家經濟一蹶不振，人民被迫遠走他鄉，為了存活。這些流動的人力資源，一方面為工作的國家付出了勞動力，一方面為自己的國家付上賺取回來的金錢。

政府有計劃大量輸出外勞

對於勞工輸出政策，Liza認為政府故意輸出大量外勞︰「透過輸出勞工，一來政府可以減輕國內失業率；二來可以從中取利，收取外勞稅及行政費；三來某程度上令反對及不滿的聲音不能聚集在一起。」

「在最低度發展國家及一些發展中國家裡面，婦女只有很少的話語權，特別是來自低下階層的人。我們這次到來印尼抗議WTO，是希望婦女的聲音可以被聽見，我們不希望WTO繼續存在。」

於是在WTO舉行的第三天，Liza所屬的IWA 突擊位於努沙杜亞(Nusa Dua) 的會議中心，在會場對面空地作出抗議，參加者約三十人。他們在烈日當空下高喊著「Down Down WTO」，歷時近半小時。警方沒有阻撓或制止，示威者亦和平散去。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反世貿團體突襲成功 於場外抗議

連日來，印尼當局嚴陣以待，禁止無准許證者不能進入世貿會議場地十五公里範圍，直接打擊示威和表達自由。不過，踏入會議第三日，「化整為零」的突襲行動成功讓「Down Down WTO！」的口號在會議中心外面響起。

會議舉行的第三天，下午約一時，國際婦女聯盟突襲會議中心。為數約三十人的示威者為了避開印尼警方的視線，兵分幾路從城市丹帕沙 (Denpasar) 到達三十公里外會議場區努沙杜亞(Nusa Dua)。示威者在會場對面的空地示威，高喊口號，抗議世界貿易協定及新自由主義，損害婦女權益，例如強迫勞動、經濟自主、就業問題等等。菲律賓前國會議員Liza Maza 亦有到場參與（另見專訪）。

抗議行動歷時約半小時，警方沒有阻撓，示威最終亦和平散去。努沙杜亞是峇里島上較為豪華的旅遊區，亦是第九次世貿部長級開會的場所，之前曾有非政府組織在場內抗議，這三天亦有零散的示威行動，但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丹帕沙。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反世貿重頭戲：人民法庭，代受害者伸冤

「因為孟山都，我們印度的農民一個又一個相繼地死去。這間公司壟斷了種子的市場，使到我們的政府取消對綿花的補貼，只能引進它們的基因改造種子，棉農大多因此欠下巨債。它們賣給我們的有毒農藥，最後成了農民自殺的工具。」

「從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亦是WTO的前身）到WTO，多邊貿易體系的權力不斷擴張，如今跨國企業甚至超越了國家政府的地位。政府制定法律政策的權力，甚至被所簽訂的貿易協議所凌駕。」

以上種種控訴「人民法庭」上的證人及受害者說出。峇里WTO會議期間，不同團體以各種方式進行抗議。印尼聯盟Gerak Lawan及SMAA（Social Movements for an Alternative Asia）舉辦人民法庭，模彷法庭的審訊與舉証程序：印尼方面派出法律團隊代表原告人，邀請來自五個國家的學者、公民團體領袖、行動者擔任法官一職；以及一眾對WTO提出控訴的受害者、證人、專家所組成。它針對現行的司法體制偏幫跨國企業，造成種種不公現象，為WTO、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及跨國企業造成的違反人權及不公義的事件作出審判。

2013峇里WTO- 人民法庭

人民法庭被視為一連串抗議行動的重頭戲，今次它共審理十四宗印尼和其他國家的個案，當中包括農民與原住民的死亡（自殺）、水及公共服務遭到私有化、過度剝削及商品化婦女；為了討好跨國企業，不公平對代甚至削弱國家主權的事宜等等。而現實中，這些個案仍的法律訴訟仍未完結。

抗議WTO的人士仍然相信「以法達義」，期望透過公開的「人民法庭」，讓各方進行控訴及審訊，藉此突顯WTO「大國欺壓小國」的不公情況。法律團隊Tim Advokasi Gerak Lawan 的成員Priadi Talman 指出，印尼第一次舉行人民法庭。整個審訊過程結束後，會把文件公開，發送至國際團體及各國政府，形成一定壓力。

人民法庭曾要求被告一方的跨國公司出席是次審訊，對方並沒有理會。Priadi Talman 續說︰「按照現有的法律體制下，如果被告傳召三次都不出現的話，其實就可以把它送進監獄的了。」

「這是一個另類法庭，我們認為，司法體系應該能夠彰顯公義。可是現實中看到的，往往是有權力有錢的人在法律的遊戲中佔有優勢，我們希望打破這不公的體制。人民法庭是一個起點，這是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我們需要另類機制保障人權。」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