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貿達歷史性協議？長期問題仍未解決、多哈回合困局仍存

在第九屆世貿會議結束的前一天，南非前總統曼德拉逝世，新任世貿總幹事阿澤維多在閉幕的致詞中，引用曼德拉的說話︰「這常常被視作不可能，直到它完成為止(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來比喻峇里套案的通過，作為這次會議的閉幕。

峇里套案(Bali Package)是因應這次的會議而生，亦是多哈回合的「斬件」，包括三大議程，分別為1)質易便利化，2)農業問題3) 向 LDCs 國家實施免關稅及免配額的政策。

這項「不可能的任務」，最終在爭議及角力中得以通過。峇里套案最大爭議的是農業一環，特別是由G33所提出的為了糧食安全的公共糧食儲備方案，這個方案容許國家因為糧食安全的理由而向貧農收購農作物，再以低價售給基層，這被視為一種另類的國家補貼。這個提案主要是由印度提出，三天的會議中印度方面的態度一直強硬，多方處於膠著與緊張的狀態，亦從中看到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

最後，會員國同意應該先設立一個短期的機制，然後才於四年後的會議中再談判長遠解決問題的協議。

由於多哈回合停滯近十多年，對於重新恢復整個多哈回合的希望很渺茫，峇里套案才應運而生，藉著通過爭議較少的議案及內容，來換取「階段性勝利」，最後峇里套案在角力中獲得通過，是由於印度方面態度的軟化，也因此被視為是自WTO創立以來第一次能夠達到全面協議。

這次會議的所謂「成功」，終究是因為避開了爭議大的議題，先把恢復整個多哈回合的「宏大」目標擱置下來，換上較為細微的議程，因此比較容易能夠達至全面共識。甚至在爭議最大的G33提案當中，亦談判得出以「短期換長期」的協議，作出某程度的妥協，來換取整個套案的通過。阿澤維多亦指，這個「進步」的結果使得WTO可以朝著另外一些停滯已久的工作範圍前進。到底峇里套案是否能夠推動多哈回合的恢復，則言之過早。

此外，在G33的糧食安全提案亦能看到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有報導指出，這項提案除了美國是主要的反對聲音外，一些發展中的農業國家如泰國、巴基斯坦、烏拉圭等亦心存不滿。印度是金磚五國之一，經濟正在快速增長，從是次的爭端中可以再次印證金磚五國這個新興經濟體系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

談判桌以外，在峇里的這個旅遊島嶼，亦因為WTO舉行會議而出現反WTO的示威抗議。反對行動主要來自印尼兩個民間聯盟，一個是以Gerak Lawan及SMAA（Social Movements for an Alternative Asia）為首的民間聯盟，參與團體以農民為主；另一個則為印尼人民聯盟（Indonesian People’s Alliance）。兩個聯盟在會議期間組織了不同的抗議及示威行動，除了遊行，還有另類的人民法庭、突擊會場外圍、工作坊、論壇，還有韓農為了紀念李京海而作出的儀式。

在會議舉行的第一天和最後一天，兩個聯盟都分別在峇里島的最大城市丹帕沙舉辦遊行，遊行期間，參與者聽到來自會場的消息時，談判因為印度的強硬態度而處於膠著狀態，都一度拍手歡呼︰「他們沒有結果就是我們最好的結果」。最後，峇里套案獲得通過，連著發展中國家能夠因應糧食安全問題而對國內農業作出補貼，這個措舉在四年內並不會受到制裁，來自窮國的農民們似乎可以暫時鬆一口氣。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香港青年峇里反世貿

2005年反世貿一役，不少八十後九後未能參與。八年後的今天，印尼峇里舉行世貿會議，香港有學生和社運人專程飛來，與各地組織齊齊反世貿。

現時在澳洲留學的唐頌欣(Sonia)，05年年紀只有十二歲。她受反國教運動啟蒙，愈來愈投身社會運動。長於中產家庭，環境不會教她何謂經濟上的不平等。直到反國教一役，她開始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知道更多社會上不平等的事源自經濟結構的不平衡。「我在澳洲讀法律的課程時候，會說到WTO有多好，但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

女生反國教後「向左轉」

自稱向左轉的Sonia，認為自己的國際學生身份，亦是一個切入點︰「我是在國際學校讀書，因為了解到世界的複雜，眼光因此更加寬闊。每個地方都有著不一樣的處境，就好像今次的反世貿行動，看似不是很波瀾壯闊，但會明白那是由於印尼的狀況：這個國家普遍貧窮，很難像我們般能輕易從另一個地方到來峇里。」

「雖然這次的反世貿比較少衝擊式的直接行動，但令我最深刻的是有一天在People’s Global Camp的某個工作坊完結後，與一眾印尼的工人及工運人士聊天。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親身接觸工人和基層，他們很有耐性及樂於聆聽其他地方的經驗與例子。透過這種人與人的交流及分享，使我經歷了自我反省的過程。一直以來我的掙扎是︰別人發聲是否同時剝奪他們自行發聲的權利？在此之前可能很主觀的覺得他們反WTO的訴求是非常宏觀，但聊天時發現工人的訴求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複雜，他們最初往往是基於生存與溫飽才站出來抗爭。」

香港青年反WTO

與外傭一起反世貿

社民連的馬雲祺(馬仔) 與Sonia同屬90後，沒有反世貿的回憶。因為他在香港也跟進外傭議題，於是跟她們一起來︰「上次去菲律賓時，觀察當地的社會運動與組織是如何進行及發生，當時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剛巧今次的世貿會議在印尼舉行，希望能夠多觀察外國的社會運動。」

「05年的時候我還很小，但從新聞中得知香港反世貿的情況。這次在印尼的反世貿與香港那次的氣氛相差很遠，峇里畢竟是個旅遊城市，很難與菲律賓的經驗去相比。」然而，他最難忘是跟隨國際婦女聯盟偷偷潛入會場對面示威，「看到一群女人不畏懼風險的勇氣，很感動。」

各地商貿會議都是戰場

左翼21的黃永志(Napo)，05年正值會考，錯過了反世貿。「我覺得香港的社會運動在各方面的視野都比較小，希望能看看來自不同背景的經驗。」

「香港作為WTO的成員，貿易協議的簽訂其實對於各階層都會有所影響，不管是基層還是中小企。開放市場意味著會把惡性競爭帶來香港，跨國企業與本土企業競爭，對於中小企是一場衝擊。最近香港所簽署的採購協定，亦會進一步威脅社會企業及中小企業的生存。」

「雖然這次看不到很激動人心的抗爭，但不會覺得很灰」他認為WTO不像以往那麼具影響力，今次亦沒有達成重大協議。「戰場是很流動的，WTO只是其一」，他提醒大家明年9月亞太經合組織將於香港舉行，又是另一個戰場。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草根婦女最易成世貿犧牲品 － 專訪Liza Maza

「婦女議題和WTO的關係很緊密，在新殖民主義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政策底下，婦女所受到的傷害是顯然易見的，特別是來自草根階層的她們。」現任國際婦女聯盟(International Women Alliance,IWA) 主席兼前菲律賓國會議員Liza Maza擲地有聲道。

Liza過去十多年間參與過三次反世貿示威，西雅圖是她的起點。「在2005年香港那次的世貿時，我是代表GABRIELA(菲律賓的左翼婦女團體) 到來參與，那時候我們舉辦了一個婦女法庭。今次再來到峇里，仍然希望以行動來向WTO作出抗議。」

「我首先是行動者」

她在大學時代已投身於社會運動，那年是1977。1998年菲律賓實行政黨名單法，讓邊緣社群有了參政的機會，於是Liza在2001年踏上國會的舞台，共當了九年（三屆）國會議員。她的宗旨是︰「我首先是行動者，其次才是議員。」

國會工作的九年間，她處理過很多議案，特別關注婦女議題。任職其間，她推動通過把拐賣列為罪行。在此之前，菲律賓根本沒有「拐賣」的定義。遭拐賣的受害者以女性為主，迫良為娼的事情沒有遠離這個時代︰「把女性拐賣，然後逼迫她們從事並不自願的工作，主要是賣淫。這正正是把女性商品化，彷彿她們只是一件商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女性被當作商品

拐賣與輸出外勞有著異曲同工之微妙關係。七十年代起，菲律賓輸出大量外勞，當中不少人本來的身份是農民。「菲律賓加入WTO後，愈來愈多農產品進口到我們的國家，於是農民不能透過農業來維持生計。農村婦女情況尤其艱難，她們的處境完全被漠視。另外，國家的農地逐漸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農民喪失他們的土地後，便選擇離鄉，走進城市。但城市失業率也很高，於是只得到國外尋找工作，成為外勞的一份子。」國家經濟一蹶不振，人民被迫遠走他鄉，為了存活。這些流動的人力資源，一方面為工作的國家付出了勞動力，一方面為自己的國家付上賺取回來的金錢。

政府有計劃大量輸出外勞

對於勞工輸出政策，Liza認為政府故意輸出大量外勞︰「透過輸出勞工，一來政府可以減輕國內失業率；二來可以從中取利，收取外勞稅及行政費；三來某程度上令反對及不滿的聲音不能聚集在一起。」

「在最低度發展國家及一些發展中國家裡面，婦女只有很少的話語權，特別是來自低下階層的人。我們這次到來印尼抗議WTO，是希望婦女的聲音可以被聽見，我們不希望WTO繼續存在。」

於是在WTO舉行的第三天，Liza所屬的IWA 突擊位於努沙杜亞(Nusa Dua) 的會議中心，在會場對面空地作出抗議，參加者約三十人。他們在烈日當空下高喊著「Down Down WTO」，歷時近半小時。警方沒有阻撓或制止，示威者亦和平散去。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反世貿團體突襲成功 於場外抗議

連日來，印尼當局嚴陣以待，禁止無准許證者不能進入世貿會議場地十五公里範圍，直接打擊示威和表達自由。不過，踏入會議第三日，「化整為零」的突襲行動成功讓「Down Down WTO！」的口號在會議中心外面響起。

會議舉行的第三天，下午約一時，國際婦女聯盟突襲會議中心。為數約三十人的示威者為了避開印尼警方的視線，兵分幾路從城市丹帕沙 (Denpasar) 到達三十公里外會議場區努沙杜亞(Nusa Dua)。示威者在會場對面的空地示威，高喊口號，抗議世界貿易協定及新自由主義，損害婦女權益，例如強迫勞動、經濟自主、就業問題等等。菲律賓前國會議員Liza Maza 亦有到場參與（另見專訪）。

抗議行動歷時約半小時，警方沒有阻撓，示威最終亦和平散去。努沙杜亞是峇里島上較為豪華的旅遊區，亦是第九次世貿部長級開會的場所，之前曾有非政府組織在場內抗議，這三天亦有零散的示威行動，但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丹帕沙。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反世貿重頭戲：人民法庭，代受害者伸冤

「因為孟山都，我們印度的農民一個又一個相繼地死去。這間公司壟斷了種子的市場，使到我們的政府取消對綿花的補貼，只能引進它們的基因改造種子，棉農大多因此欠下巨債。它們賣給我們的有毒農藥，最後成了農民自殺的工具。」

「從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亦是WTO的前身）到WTO，多邊貿易體系的權力不斷擴張，如今跨國企業甚至超越了國家政府的地位。政府制定法律政策的權力，甚至被所簽訂的貿易協議所凌駕。」

以上種種控訴「人民法庭」上的證人及受害者說出。峇里WTO會議期間，不同團體以各種方式進行抗議。印尼聯盟Gerak Lawan及SMAA（Social Movements for an Alternative Asia）舉辦人民法庭，模彷法庭的審訊與舉証程序：印尼方面派出法律團隊代表原告人，邀請來自五個國家的學者、公民團體領袖、行動者擔任法官一職；以及一眾對WTO提出控訴的受害者、證人、專家所組成。它針對現行的司法體制偏幫跨國企業，造成種種不公現象，為WTO、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及跨國企業造成的違反人權及不公義的事件作出審判。

2013峇里WTO- 人民法庭

人民法庭被視為一連串抗議行動的重頭戲，今次它共審理十四宗印尼和其他國家的個案，當中包括農民與原住民的死亡（自殺）、水及公共服務遭到私有化、過度剝削及商品化婦女；為了討好跨國企業，不公平對代甚至削弱國家主權的事宜等等。而現實中，這些個案仍的法律訴訟仍未完結。

抗議WTO的人士仍然相信「以法達義」，期望透過公開的「人民法庭」，讓各方進行控訴及審訊，藉此突顯WTO「大國欺壓小國」的不公情況。法律團隊Tim Advokasi Gerak Lawan 的成員Priadi Talman 指出，印尼第一次舉行人民法庭。整個審訊過程結束後，會把文件公開，發送至國際團體及各國政府，形成一定壓力。

人民法庭曾要求被告一方的跨國公司出席是次審訊，對方並沒有理會。Priadi Talman 續說︰「按照現有的法律體制下，如果被告傳召三次都不出現的話，其實就可以把它送進監獄的了。」

「這是一個另類法庭，我們認為，司法體系應該能夠彰顯公義。可是現實中看到的，往往是有權力有錢的人在法律的遊戲中佔有優勢，我們希望打破這不公的體制。人民法庭是一個起點，這是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我們需要另類機制保障人權。」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各地農民高呼「End WTO」

WTO第九次部長級會議昨日在以旅遊聞名的峇里舉行。可惜印尼當局早有防範，會場內外設戒備深嚴，沒有准許証的民間團體惟有選擇在30公里外城市丹帕沙示威。

早上約九時，以農民為主體的組織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 走上街頭，參與團體來自印尼、南韓、台灣、印度等等。約450名參與者打著「End WTO」的口號，一如以往對WTO進行抗議。

「我們要追求的是經濟公義，我相信公義是應該存在於法律的，但是現在的法律並不公義」，遊行人士Mida屬於印尼氣候正義公民社會論壇(Indonesian Civil Society Forum for Climate Justice)，她認為WTO會議內只有國與國之間的角力，人民的利益往往被忽視。「我們憲法所保障印尼人民的權利，總會因為外貿公司的投資而被侵犯。天然資源遭剝奪，現在印尼的棕油業大量被外資所操控，自主權都不在我們手上。」

來自台灣的「農村陣線及捍衛農鄉聯盟」的農民也有到來，抗議國外糧食入口導致國內糧食狀況的扭曲。由於WTO的協議，台灣被迫開放市場，從自給自足的糧食體系變成需要進口外國的食物，政府取消對農業的補貼，打擊農民的生計。

印尼人民聯盟(Indonesian Peoples’ Alliance, IPA) 亦在下午發起另一場遊行，參與人數約400。他們高舉「Junk WTO」的橫額，沿途高喊「Down Down WTO」等口號，終點是其聯盟舉辦People Global Camp 的地點伍拉賴體育館。

印尼多數示威行動都發生在首都雅加達。今次則移往距離WTO會場努沙杜瓦(Nusa Dua) 大約三十公里的丹帕沙(Denpasar)。除了它是區內最大的城市，更重要是會場設有限制，沒有准許證者只能進入努沙杜瓦十五公里外地區。此舉直接打擊示威者的示威和表達自由，無法在會埸外進行直接抗議。

未來數天，各地民間團體將會進行連串行動抗議WTO會議，如工作坊、論壇、示威集會、人民法庭等活動。會議會在本周五結束。

編輯：方鈺鈞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柬埔寨選舉︰暫且落定的結果，人民黨繼續執政

柬埔寨第五屆全國大選已於昨日（28日）下午三時完結，直到晚上新聞部長Khieu Kanharith於其臉書上發表非官方式的選舉結果，宣布執政的人民黨（CPP）獲得68席，反對派救國黨（CNRP）則獲得55席。國會123個議席全由這兩個政黨包攬，弱勢的皇室政黨奉辛比克黨及其餘小黨全軍覆沒。乍看之下，人民黨雖仍能繼續執政而無需組成聯合政府，但是其遭受到的挫敗，還是可以從失去的22個議席中所反映出來。

柬埔寨過往的五屆大選中，這二十年來人民黨每次所得到的議席都有所增長，上一屆更獲取90個議席，超過議會的三分二。救國黨則於2012年由沈良西黨及人權黨兩黨合併而成，上一屆兩個黨合共獲取29個議席，沈良西黨從1998年開始參選以來，雖然每屆所得議席都有所上升，但都不足以撼動執政黨的地位。因此，這次反對派增加了26個議席，幾乎是上一屆的一倍，這樣的逆轉對執政了三十年的人民黨來說是一個警號，背後所隱含著的是柬國人民求變的心理。

洪森掌握權力接近三十年，一直被外界及反對派別批評其獨裁，雖然近年來柬埔寨的經濟都有所增長，可是社會問題卻愈趨嚴重。貧富懸殊現象極度不均，人權狀況仍然不受重視，土地及居住權利的爭議持續不斷，權力及財富壟斷在人民黨權貴的手中。這些問題都影響著人民黨的管治及威信，加上年輕一代的覺醒，資訊得以流通而不再是壟斷在執政黨手中。這些因素對是次選情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

大選當天，選舉不公及舞弊是備受關注的一環，選民名單的問題以及容易洗掉的墨水，是被投訴得最多的問題。救國黨發出聲名指基於選舉的不公，不會承認選舉的結果。這些問題亦導致衝突的發生，筆者所在的金邊市便因為有越南人投了兩次票而被一僧人揭發，僧人反被越南人襲擊，群眾打算進往協助之際卻被警察驅趕及阻礙，及後發生警車被打砸及燒毀的事件。

當地獨立政治評論家Lao Mong Hay曾於選前預測過三種有可能會出現的局面，分別是︰人民黨的議席若繼續增加，反對黨的支持者會示威抗議以示不滿；人民黨失去大部分議席但仍然能夠單獨執政，選後氣氛會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最後是救國黨勝出，執政黨可能再次發動政變，使國家陷入混亂狀態[1]

選舉結果暫且塵埃落定，根據選委會的條例，由於是處理關於選舉的投訴事宜，最終的結果要待一個月後才能得以確實，這一個月內反對黨及執政黨和他們的支持者到底會作出怎樣的行動，實是未知之數。

[1] Win, Lose or Share: Possible Scenarios After Election
http://www.cambodiadaily.com/elections/win-lose-or-share-the-possible-scenarios-after-sundays-election-36959/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柬埔寨選舉︰躁動求變的年輕一代

在第五屆柬埔寨的選舉中，年輕選民愈來愈多，根據國家選舉委員會（NEC）的數據，年輕選民（18-30歲）佔是次大選總選民的數目近三分之一。筆者到達柬埔寨，訪問了幾個年輕朋友，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次選舉氣氛跟上一屆明顯不同，多了年輕人踴躍討論及參與政治，關鍵是社交媒體的崛起。有觀選員說這次選舉未必能帶來很大的轉變，但這股年輕力量肯定會為該國帶來新的衝擊。

全國最大的反對派救國黨得到很多年輕選民的擁護，救國黨使用奧巴馬於2008年參選時的口號「Change」，來吸納對於社會現狀不滿的選民，當中年輕人佔大部分。幾乎所有電視台都是被政府壟斷及把持，反對派的消息及宣傳只能透過非主流媒體的途徑來傳播，而Facebook則是一個重要的據點打進年輕人的「市場」，年輕人透過互聯網了解更關於國家的狀況及問題，亦樂意在網上論政與交鋒，直到大選的宣傳期，很容易就在街頭及集會看見年輕一代的身影，身上穿著的服飾旗幟鮮明地告訴途人他們支持那一個政黨。

「上一屆的選舉，整個國家的氣氛是一片死寂，加上同年金融海嘯的影響，洪森又善於利用當時的泰柬領土衝突事件作為宣傳，求變的欲望幾乎很低。這一屆不同的是，多了很多年輕人合資格登記做選民，亦隨著社交媒體特別是Facebook的普及，資訊得以更流通。」曾在柬埔寨聯合國工作的N告訴我，現今柬埔寨的政府要職都是由洪森及人民黨這個現存的特權階級所擔任，普通人根本是被排除在外，財富分配亦極度不平均。

現為法律系學生的So Chomnab指出年輕人的生存狀況很艱難，他們難以看見出路，很多人選擇離鄉背井到泰國去尋求工作。雖然柬埔寨的經濟每年都在持續增長，救國黨在宣傳的時候批評財富只壟斷在小攝人手中，造成國內極度懸殊的貧富差距。這種看不見希望的困局，導致年輕人渴望求變，不同於上一代，他們似乎顯得更無懼︰「上一代的人會支持人民黨，一方面是由於資訊的不流通，某程度也是源於他們的害怕，他們是經歷過赤柬時期或內戰的人，見證過戰爭的可怕，為了維持現狀，於是他們會投票給人民黨。」柬埔寨對上一次內戰是1997年洪森發動的政變，不過十六年前的事。人民黨亦曾在選前說過，一旦反對黨於選舉勝出，國家有可能會再次陷入內戰。從人民黨所掌握的實際權力及洪森的往績觀看，這個情況極有可能發生。

我問Chomnab，互聯網應該只在城市才普及吧？那麼農村呢？資訊應該不流通吧？農村的年輕人又怎樣？Chomnab說︰「有些人不會去判斷，而選擇跟隨父母的投票意向。但在農村還是會有網吧，透過口耳相傳，要獲取資訊還是有辦法的。」反對派的陣地主要是大城市，而農村地方則往往是人民黨的票源所在，即使是有年輕人參與的面向，但看情況這還是難以攻下的地方。

雖然是票源所在，但農村地方多窮人，人民黨的歛財使得貧者仍然貧窮，曾於四次大選投票的Ten Kanha說，人民黨根本不關心窮人。「四次投票我都投給反對黨，年輕時是因為家人支持才投給他們，可後來接觸的資訊愈多，就覺得沈良西（反對黨領袖）是真的為這個國家及這裡的人著想，他會去探訪窮人去了解他們的狀況與問題。這次救國黨參選的政綱亦提出了每月要給長者10美金和最低工資150美金，對於我們來說這是好事。一個首相和政黨在位三十年了，社會問題叢生，我希望國家能夠改變。」

致力於人權監察的國際特赦組織的觀選員Rupert Abbott亦承認，隨著年輕一代的參與，這次大選的氣氛明顯不同。而這二十年來，選舉還是朝向一個比較正面的方向前進，至少在選舉前後的暴力事件減少，近年亦沒有關於暗殺的報告，人民能有更多的空間安全地去表達他們的意見和控訴，互聯網在此發揮了這樣的功用。儘管選舉的公正仍然存在著很多的隱憂，例如幽靈選民的問題，早前就曾被《金邊郵報》揭發有很多相同的名字重覆出現在選民登記冊中，僅僅在金邊已有25000個[1]。雖然Rupert認為改朝換代的可能不大，但這些年輕選民為柬埔寨所帶來的，肯定是一股很大的衝擊。

[1] Giving more than 100%
http://www.phnompenhpost.com/national/giving-more-100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柬埔寨選舉：要穩定還是要改變？從人民黨及救國黨說起

柬埔寨在本月二十八日將舉行第五屆全國大選，分別有八個政黨參選，當中競爭得最為激烈的主要是兩大政黨，分別是執政的柬埔寨人民黨（CPP）和最大反對派柬埔寨救國黨（CNRP）。上一屆人民黨獲取國會123議席中共90席，而救國黨（前身沈良西黨及人權黨）則合共獲得29席。這一次選舉救國黨所打著的口號是「改變」，而人民黨則提倡國家要走「穩定的道路」，以圖維持現狀。

人民黨前身是柬埔寨人民革命黨，是1979年越柬戰爭以後越南政府在柬埔寨所成立的傀儡政權，國號為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人民革命黨是當時唯一的執政黨，奉行社會主義路線，裡面大多是從赤柬（或紅色高棉）逃離出來的成員，而現任首相洪森則是其一。直到1991年簽訂《巴黎和平協訂》，該國將會從一黨制過度至民主選舉奉行的多黨政治，人民革命黨改名為柬埔寨人民黨，亦從社會主義路線逐漸轉向自由經濟的道路。

1993年，國號變更為現名的柬埔寨王國，亦是第一次全國大選，勝出的是由皇室把持的奉辛比克黨，拉那烈王子任第一首相，由於不足以單獨執政，需要和人民黨聯合執政，洪森成為第二首相，而當時國王西哈努克宣稱兩者的權力是對等的。後來洪森在1997年發動政變，迫使拉那烈王子出走，1998年的第二次大選中，人民黨勝出，洪森得以繼續執政。

洪森是從1985年便擔任當時柬埔寨的總理，至今實際掌權達三十年之久，被外界稱為獨裁者，亦在這數十年間建立起龐大的權力及利益集團網絡，導致貪污問題叢生。由於在這次選舉中，反對派打著「改變」的旗號，而年輕人對於政治的湧躍參與亦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人民黨則強調國家要走穩定的路線，拒絕改變的呼聲。團結、和諧、發展、穩定幾乎就可以概括人民黨在是次選舉的政綱[1]。

至於獲得年輕選民擁護的反對派柬埔寨救國黨，是在2012年成立，前身為沈良西黨和人權黨，兩黨合併後以爭取最多對於執政黨不滿的選民的選票，拿取更多的議席，使反對勢力進一步鞏固。沈良西黨是在1995年成立，而人權黨則是2007年成立。兩黨領袖分別為沈良西和庚速卡，現為救國黨的正副主席。該黨宣稱以追求更民主自由的柬埔寨為目標，指責執政黨的獨裁及貪污腐敗。

救國黨的主席沈良西在2009年被控以拔除柬越邊界碑及偽造越柬邊界地圖，判處有期徒刑11年，沈良西選擇流亡法國，直到大選前夕得到國王的特赦，才得以回國。可是直到選前一星期，國家選舉委員會（NEC）仍然未恢復他的選民及參選資格。

參選政綱方面，救國黨主要集中在國內的社會問題上，例如給予長者每月10美金的資助、最低工資應為每月150美金等[2]，以圖把財富再分配，避免經濟發展的增長只壟斷在一小撮人手中，但該政策被批評為不切實際。兩黨以外，其餘的政黨都是處於弱勢的位置，對執政黨來說不足為患。即使是曾經勝出第一屆大選的奉辛比克黨，成績每況愈下，由於內部的分歧及拉那烈王子另組政黨，在上一屆大選慘遇滑鐵盧，僅得兩席（加上拉那烈黨的兩席，皇室政黨共得四席）。沒有威脅的情況下，人民黨亦樂於繼續與奉辛比克黨組成聯合政府，甚至把這列為政綱之一。《金邊郵報》的一篇報導指出，對於該國的人民來說，除了老一輩的選民外，皇室政黨基本上對柬埔寨人再沒有甚麼吸引力，今次由前國王西哈努克的女兒阿龍拉斯美公主參選亦難以挽回劣勢，人民更關切的是現存的社會問題將會如何解決[3]。

這一屆大選，伴隨著資源極度不平等、執政黨壟斷主流傳媒、背後存在龐大的利益集團等因素，洪森及人民黨的勢力仍然難以動搖，但隨著資訊更流通、社會問題叢生導致的不滿、年輕選民漸多的情況下，反對黨可以拿下的議席似乎是更多，儘管難以一夜變天，但改變的種子將會繼續散落在這個國家的土地上。

[1] The 11 points policy program of the Cambodia People’s Party CPP
[2] CNRP: 8 points policy
[3] A regal tale of decline and betrayal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從赤柬時代走來的選舉

我不熟悉柬埔寨的過去，剛巧得知該國將會在本月二十八日舉行第五屆的全國大選，適逢差不多時候應會身在柬埔寨，於是萌生起觀選的念頭。如無意外，這將會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海外觀選。為了這次行程，花了一些時間去惡補當地的歷史與時政，看著看著，便感到這是一頁難言的重，從紅色高棉那三年零八個月的殘酷統治，然後是越柬戰爭過後那個被廣稱為傀儡政權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再到簽署《巴黎和平協訂》及後來的第一屆全國大選至今，接近四十年的時間，柬埔寨人所走過的路是如此的不容易。

政治是一天都太長，距離1993年的第一屆選舉，已是二十年的光景。二十年間，政壇上的局面不斷變換與起落，但唯一不變的似乎是現任首相洪森的權力，擔任首相長達十五年，實際掌權更長達近三十年，其所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黨在每屆選舉所得到的議席都有所增長，上屆更奪取了九十席（國會共123議席），無怪乎此次一開始便被外界稱為這是一場沒有懸念的選舉。

沒有懸念，因為外界猜測執政之位應非韓森及人民黨莫屬。柬埔寨在政治制度上奉行的是議會內閣制。這次大選共有八個政黨參選，但主要的三大政黨包括執政黨柬埔寨人民黨(CPP)、反對黨柬埔寨救國黨(CNRP)、保皇黨奉辛比克黨(FUNCINPEC)，其所代表的參選人分別為洪森(Hun Sen)、沈良西(Sam Rainsy)和阿龍拉斯美公主(Norodom Arunrasmy)。

1993年的第一屆大選是由聯合國主持和監督，直到後來才交由國家選舉委員會(NEC)運作。從第一屆大選至今，人民黨及奉辛比克黨都有參選，反對黨沈良西黨(Sam Rainsy Party，CNRP的前身)是第二屆才開始參選。第一屆由奉辛比克黨取得勝利，當時的領導者拉那烈王子為第一首相，洪森為第二首相，直到1997年洪森發動政變，第二屆選舉後人民黨獲得勝利後，洪森便擔任首相至今。

看回五屆大選的結果，人民黨每年所獲得的議席都有所增長，曾贏取第一屆大選的奉辛比克黨卻節節敗退，在上一屆的大選只僅僅獲得兩席（同年拉那烈王子自行組黨也只獲得兩席）。由於2006年憲法修改了，執政黨不再需要得到三分之二的議席，取而代之的是簡單多數制，只需得到超過一半的議席便可執政。雖然2008年後洪森仍然選擇與奉辛比克黨組成聯合政府，但皇室的參選似乎已不復當年勇，今年阿龍拉斯美公主能否為保皇黨贏取更多的議席，實是未知之數。

至於最大的反對黨救國黨，是沈良西黨和人權黨(Human Right Party，2007年成立)在2012年所合併，在上屆的大選中共獲得了29席，反對黨的支持度也是每屆都有所提升，雖然相比起執政黨還是有一大段的落差。反對黨的領袖沈良西在此次大選之前，被選委員剔除他的投票及參選資格，因為他在2009年被判除柬越邊界碑及偽造越柬邊界地圖等罪名，判處11年的有期徒刑，這四年間他選擇

流放在海外，直到今月12日得到國王西哈莫尼的特赦，決定19日早上重返柬國，接受大批支持者的迎接。他的「回歸」，為這次大選增添一個新亮點。

相比起十多二十年前，柬埔寨的選舉漸漸走向以一個更和平的方式進行，看資料的時候得知在那時的選舉前夕發生不少的暗殺及暴力事件，以圖恐嚇人心。如今這些事件愈趨減少，但是仍然未達致一個符合國際選舉的標準，究其因仍涉及到國內的貪污腐敗問題所導致的不公，這次大選談不上有變天的可能，洪森及人民黨絕大機會繼續執政，柬國的民主路仍漫長，有待我們繼續觀察及關注。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祥哥：由直屬員工到外判工

「如果你沒有能力想像其他人的生活有多麼艱難，你又怎麼能夠允許自己呼吸，更不用說允許自己笑，或睡好吃好 ？ 」—Jonathan Franzen

一直在網絡上看著關於碼頭工人罷工的消息，看著大專生書寫工人的故事，一字一血淚，荒謬感油然而生。這場累積了多年的怨氣所造成的罷工，背後隱含著很多不為人所知的辛酸苦況，不為人所知，是因著貨櫃碼頭的封鎖，裡面所發生的工傷事件甚至連勞工處也不會知道。「小政府、大市場」在這裡真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於是，為了更清楚一點甚麼，我到了葵涌六號貨櫃碼頭。天雨關係，罷工的工人及支援的學生市民只能留在有瓦遮頭的地方，這是罷工的第三天。濕漉漉的地面，是他們這兩晚所睡的地方，硬綁綁的石屎地，伴隨著微寒的天氣。

在範圍不大的地方穿梭，聽到市民或學生與工人在聊天、聽他們說故事，我插在旁邊一起聆聽。那些相似而又有著差異的故事，讀到文字的時候已覺淒酸，當面對面聽著工人們訴說似曾相識的故事時，感覺難以名狀，他們一點都不煽情，像是在閒話家常，但這些閒話大抵積聚了在心中很長時間，一旦找他們聊天，他們都很樂意跟我們分享，故事與感受傾瀉而出，滔滔不絕。

我最深刻的是，聽到有一名工人說，平時子女都不會聽他訴說工作的事情，沒興趣，所以不會知道自己父親的苦況。隔壁的工人打趣道，也許今次的罷工能讓他的子女透過網絡上讀到這群碼頭工人的狀況與辛酸，從而了解。碼頭業沒有女人，另一半離他們而去的例子亦屢聽不鮮，工人亦說這樣的工作時間根本令他們沒有辦法「識女仔」，更遑論去維繫一段關係。

後來和一名做了二十多年的碼頭工人聊天，聊了很久很久，從他口中使我對於碼頭行業的概念逐漸明晰。祥哥，在 1996 年離職前，屬於和黃（HIT）直屬的公司員工，做龍門機機手，負責排列卸下的貨櫃。碼頭業大約分為六個工種，機手是其一，有塔機和龍門機，而這個工種的工人有公司直屬工人及外判工人，不像其餘的碼頭業工種，大部分工人都是外判的。然而，機手的工作卻是極為嚴苛、重覆、單一，十二小時只能留在機內，吃飯、大小二便的範圍亦只限於機內，除非有同事願意接手頂替。旁邊有年輕工人跟我說，試想像你上課要連續八個小時且只能坐在椅子上，你會怎樣？我想我大概會瘋了吧，難以想像。

祥哥見證著這二十多年來碼頭行業的轉變，從外國人到 97 後由華人接手1管治，他說的是︰「以前既入行制度好好架，上面同下面既人都好有感情。」據祥哥說，二十年前他參與的一場工運，同樣是因為工作愈漸繁重之下希望能夠加人工，當時透過按章工作行動進行。卻是這次工運，導致 HIT 引入判頭公司，判頭揸機開始出現，慢慢從一個去到五個，佔揸機人數的三分之一，為的是防止公司直屬工人再次組織工運。

祥哥離職後，2001 年再次重返 HIT，繼續當龍門機機手，然而，這次不再屬於 HIT 的直屬員工，而成了外判工人。祥哥年資深，所以會教新人如何操控龍門機，他說要考牌大約需要訓練一個月，但真正要熟悉這門工種卻起碼要一年的時間。他同時提到，發放牌照的是 HIT 自己，而不是政府勞工處，碼頭上其餘的公司一樣，沒有統一的標準，祥哥說，若要從 HIT 轉到另一間公司，因為牌照上會印著 HIT 的名字，因而轉公司的緣由便需解釋。政府在牌照發放的缺席，更意味著碼頭這一邊的封閉及大商家的張狂。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導致揸機的工作壓力增加，很諷刺，因為資方把金錢投放在監察系統的電腦化，規定工人要在限時內排好貨櫃，若超時便會遭到上層的責罵。由於次數是由電腦計算，有時候甚至會因為不斷重覆排列而出現「做數」的情況。

罷工始於水上姑爺（繫絪員，船上的苦力）及揸紙（橋邊理貨員），機手在罷工的第二天加入，轉捩點是外判商「現創」及「永豐」提出新的加薪方案來嘗試平息旗下工人的罷工，最後「現創」的工人復工，但機手感到這樣並不公平，且造成分化，於是決定全體參與罷工，只剩下公司直屬工人繼續在機上工作。本來只需要工作八小時的公司工因此被逼ＯＴ，由於機手需要牌照才能揸機，這又不是一天半天可以訓練而成的工種，所以沒有臨時工可以代替，一旦公司工的機手因受不了過度的工作而加入罷工，屬於 HIT 的碼頭極有可能因此癱瘓。祥哥說，公司的機手體諒外判工，彼此相處上亦算融洽，他更說，這一行有道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就是同工種不能背叛同工種，多麼漢子的情懷。

我再八掛地問祥哥關於因罷工事件而聘請臨時工人的消息，他說這是真的，臨時工人替代的主要是水上姑爺及揸紙的職位，由於法例規定上船工作必需攜帶藍卡（海上安全卡）和綠卡（進入碼頭的安全卡），但這些臨時工人並沒有，聽說海事處就著這個情況已有所行動。

我很貪心，很想把祥哥跟我說的話都全寫出來，文字畢竟有限，書寫工人永遠有層隔膜，聽著他們道來自己的故事，曾在課堂上書本中讀過的「異化」概念活脫脫的便出現在眼前，那種艱苦與憂愁大抵是我永遠無法觸及的彼岸，那一張張的臉上又到底埋藏了多少的辛酸血淚史。我的文字終究過於書生氣，此刻教我想起潘毅的那番說話︰「底層的人們，在被知識分子所代言，他們真實的聲音，總是被湮沒在理性的分析中，存在理論和現實無法對話的情況。」

不被代言的碼頭工人，自行設立及管理 facebook 專頁「碼頭的辛酸」，如果想了解他們更多，最實際的還是親自到碼頭跟他們聊天，支持他們的行動吧。

碼頭的辛酸︰https://www.facebook.com/pages/碼頭的辛酸/448585381847234?fref=ts

古洞是我家，怎捨得失去它 ── 鍾曉晴

「政府發展三個新市鎮，我的家被選中要被逼遷，規劃裡頭，我們古洞人卻不在其中。」古洞女孩鍾曉晴幽幽說出這番話。在二零零八年，政府推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打算於粉嶺北、古洞北及打鼓嶺／坪輋打造三個不同主題的低密度新市鎮，然而，在以舒緩人口增長為目標的背後，卻是另一波的逼遷。

鍾曉晴，十六歲，古洞北村村民，亦是末代會考生。曉晴家位於古洞北的石仔嶺區，據曉晴說，古洞劃分為十四區，當中最少一半被列入新發展區的範圍。現在於古洞的居所是曉晴爺爺遺留下來的，曉晴在新加坡出生，三歲時回香港，與父母及弟弟居於屯門的公屋，但經常回古洞，那時候古洞於她的印象是鄉下。六歲時，一家由公屋搬了去粉嶺中心，直到小三，爺爺去世，與家人搬到古洞居住，再於升中的時候搬回粉嶺中心，最後，中四時回到古洞，一家人本打算安定下來長居於此，怎料卻突然面臨將被逼遷的局面。

「初初住樓時會很開心，因為可以跟人說我是住樓的，又有泳池平台等康樂設施。然而，市區的住宅感覺侷促，又有很多局限，與住在鄉村大相逕庭。」住過市區與鄉村，曉晴直言兩者的感覺相去甚遠「在古洞居住，有大自然相伴，有廣闊的空間給我們活動，踏單車到處逛得樂而忘返。小時候經常與鄰舍的小孩一起玩耍，在村裡跑跑走走，這兒沒有人為的公園，但到處也可是公園。雖然我不是一直於古洞居住，但這十多年來的片段，足以承載我對此處的感情。」

曾經，曉晴也質疑菜園村的「不遷不拆」，後來，終於明白當中的憂患。「去年菜園村村民罵政府假諮詢時，我心想，甚麼假諮詢？現在不是在諮詢嗎！到了年底，政府舉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第二階段的諮詢會時，我看到了甚麼是假諮詢，看著台上那些人的嘴臉，都不把我們的聲音意見當作一回事。諮詢會舉行前兩週才通知我們，而且又限quota，我們村只能有四十人到場參與。」她續說，「針唔拮到肉唔知痛，這是很多人的毛病，若不是古洞也面臨被拆的危機，大概我也不會明瞭菜園村的訴求。」

她自言嘗到了輿論壓力的無力感，「在別人眼中我們只是要賠償，擘頭就問政府給予多少賠償，也是那個論調，不是金錢就能補償一切。我不是反對發展，也認為社會需要發展，但在發展裡頭，漠視了人的存在，以古洞來說，政府連安置居民的計劃方案也沒有，只認為給予一筆金錢便能解決所有問題，很差勁。 」

「政府打算於此打造新市鎮，港鐵便於此建立古洞站，現在已有兩個車站落成了。附近的環境也逐點逐點在改變，像數天前仍看到的樹木會不經不覺消失了，而一些設施或圍欄亦悄悄出現，溫水煮蛙，讓人不易察覺。」

曉晴是古洞北村發展關注組的成員，該關注組是古洞村委會唯一承認的組織，於08年底成立，直到09年底政府進行第二階段的諮詢時才活躍起來。在一條以男性為主導的村落，作為女性且年少，她的位置顯然不討好。「古洞不像菜園村此類散村，在行政上，我們有村長制，對上還有村委會、鄉議局、區議會，基於架構上的不同，外來的支援者難以進行協助。」然而基於父親是關注組的核心成員，也會把重任交托予曉晴，如撰寫會議記錄、看政府文件、爭取傳媒採訪等。

古洞村的事件曝光後，曉晴意識到網上力量的威力，遂在facebook上建立了支援古洞村的群組。透過網絡上的互動，曉晴開始走出來發聲，也曾參與反高鐵運動。「我想反高鐵應算是我參與社運的起始吧，後來加入了九十後大聯盟這組織，亦參與了六四、七一、反政改等活動。」對於參與社運，父母沒有阻止，加上在古洞的事務上，爸媽也有幫忙，曉晴直言她是幸運的，因家人和她的政見沒有衝突，更時常一起談論社會事務。

末代會考生這個身份，又因參與社運被某些村民看死她搞不好學業，有著無形的壓力。「我不會把成績差的責任推向參與社運，我認為讀書是我的責任，我盡了力，無悔便可。」自言盡了百二分努力，若成績不能升讀預科，她會選擇讀副學士。好奇問她會選那一科，她說法律。「陳淑莊是我的偶像，參與社運，我認為懂法律很重要，我會視法律是遊戲規則，當你知道當中的規條，你便會知道怎樣玩這個遊戲，至少面對無理打壓時你會懂得你的權利。現在看到愈來愈多社運人士被政治打壓，我想擔任這樣的一個位置。」

小妮子雖小，但扛在肩上的擔子不小，在這一年間，既要擔憂古洞村的事宜又要兼顧學業，但樂觀的她經常掛起一副傻大姐式的笑容，即使前路如何艱難，她也會繼續走下去，只為了這個家與她心中的正義，她相信正義必勝。


後記︰曉晴帶領著筆者遊走古洞北，藍天白雲能在水平線中看到，不用仰望，再走到塱原濕地，好美。我用普通的dc把景象拍下來，好像油畫，放了上網，大家也很喜歡，慨嘆在香港這些美麗的地方，快將消失。到底，我們要怎樣的發展？

後後記︰訪於會考放榜前，會考放榜了，曉晴的成績不俗，但她選擇了另一條路，於此僅送上一聲微不足道的加油，路，一直都在。

古洞北的相簿︰
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p?aid=194398&id=698597421&ref=mf

家園面臨再次被毀 －葉萃澧

文：李雨夢
攝：馮景恆

「在我十二歲那一年，中國解放，共產黨執政後，我被標籤為地主，家產被充公、家族亦四散，少年時家園第一次被毀；來到香港六十年代末期於菜園村買下這片土地，本打算於此重建家園、安享晚年，怎料現在為了興建高鐵，晚年將面臨家園第二次被毀。」說這話的人是他 － 菜園村村民葉萃澧。

葉萃澧，人稱澧叔，七十一歲，一九六七年在菜園村買下了這片土地，與這個伴隨了人生四十二年的家結下了深厚的情緣。本來有個安樂窩，但當政府宣佈要遷拆菜園村的時候，這個家已被外來的力量導致增添了一分不安。澧叔是菜園村關注組的一分子，在這一年間與其他村民一同奔波於菜園村的抗爭活動，更於九月時於立法會被警方以涉嫌藐視罪扣捕。四十二年平靜的鄉村生活被打斷了，巧合地與澧叔少年時期一樣，十二年無風無浪的生活，都是被政府破壞的。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後，是澧叔一家人生的轉捩點。澧叔原籍郁南縣，十二歲前的日子雖處於國共內戰的亂世，但其家庭生活卻沒受多大影響。其後於中央進行階級鬥爭期間澧叔被標籤為黑五類中的「地主」階級，「那個時候，在我們廣東省所謂地主並不是依擁有的土地面積所劃分。不管財產及土地有多少，只要在村內所有人都吃粥，你吃飯，情況比他人好一點便是地主，在當時所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現在沒法以常理理解的。」回憶往事，點滴在心頭。

澧叔被標籤為成分不良的一分子，沒收家產時湊巧其祖父在廣州的一間屋被點算遺漏了，於是澧叔於一九五一年移居到了廣州，但那個時候，澧叔一家也四散了。澧叔與姐姐到了廣州，其後姐姐去了遼西工作，父親到了香港錦田，母親則留了在鄉下。到了一九五三年，澧叔來到香港與父親重聚。

根據澧叔敘述，當年來香港並不是一件易事，以探親為由來香港需要有兩戶人家作擔保人，若來港後不回內地便回連累這兩家人。「剛巧我申請來香港那一年撤銷了這限制，因此來了香港後便一直長居於此了。」

一九五三年來到香港，父親在錦田當小學教師，當時與父親及兩名老師和一名學生家長合伙買地居住，其後在錦田住了十多年，後來感到要擴大家園作將來之需要，便在學生家長介紹下買了菜園村，一直居住至今。「那時候也申請了二次才成功買下菜園村這片土地，第一次申請時因妨礙城市建設為由而不獲接納，再申請時遇到一個新調來的田土委員，他替我們去查一下為何申請不獲批，原來是上一手的田土委員在土地註冊方面規劃為此處不准起屋，新的田土委員便向上級反映為何附近都能建屋而這地卻不能，最後將上一任的決定推翻，批准建屋。但過程也需時一年多，因手續繁複，最終在一九六七年屋子建成後便搬來這兒居住。」澧叔娓娓道來購買菜園村土地的經過和建房子的艱辛，「最初起屋時並不容易，因為資金不足，在買下土地後又要再儲蓄一筆金錢才起屋，需時數年，這間屋得以建成都是靠著我和家父的薪金，但當年薪水微薄，因此建屋過程很艱辛。」

澧叔憶述菜園村第一代的村民全都是以務農為生，他是較特別的一個，農業只是他的副業。「我初來香港時是當修理汽車公司的學徒，然後到了石崗機場當技工，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八年當了九巴司機三十五年，退休後又當了十年小巴司機，到了今年三月才真正退休。」退休過後本打算安享晚年，豈料卻因高鐵而導致老人為了保衛家園而疲於奔走。

在與澧叔傾談期間，澧叔家的貓回來了，不斷在「喵，喵」的呼叫，澧叔說起他的貓，言談間感受到他的愛貓之情「我養了牠四、五年，這貓已老了，牙齒亦有問題，貓糧牠也不吃了，現在要買新鮮的魚去骨後混和白飯才給牠吃。」澧叔說，他的貓平時愛在屋頂上睡覺，到處活動。若菜園村被遷拆，不僅村民的家被摧毀，連帶及烏的動物亦無家可歸。

「故鄉不留我，因此我離開故鄉，來到了菜園村便如尋覓了第二故鄉。」這是澧叔的心聲，現在一家人長居的故鄉面臨被毀滅的危機，這叫澧叔一家情何以堪？這叫村民情何以堪？

高鐵撥款於立法會工務小組獲得通過，這讓我們見證到香港議會的不公義體制，未來十二月十八日仍有立法會財委會的最後一關，看見人家家園被毀不忍心，看見巨額公帑被浪費不甘心，菜園村存亡與否，實有賴每一個你是否願意踏出一步，齊來為不公義發聲！

菜園村導賞團後記

其實這篇文章早應下筆，但一拖再拖，終於決定動筆了。7月12日，我參加了菜園村的導賞團活動，在活動完結後亦訪問了菜園村的關注組成員朱凱迪而寫了一篇新聞稿。該稿投了上明報的校記網，朱凱迪提議我可在獨立媒體網再寫篇幅較長的新聞稿。接受了這建議，但因本人不才，沒有思緒應怎樣擴大及伸展，只好放棄，以個人參加完活動的感受來代替。

經過了最後的諮詢期，菜園村關注組已成功收集一萬四千份反對書，作為與政府磋商的「籌碼」。在諮詢期過後，菜園村關注組並沒有鬆懈，繼續舉行一些保衛菜園村的活動，菜園村導賞團是其一。

那一天參加導賞團的人數大約有30人，首先出發到八鄉蓮花地村，沿路由朱凱迪及馮汝竹（呀竹）作導遊，透過他們的口述，我們對新界農村及菜園村的歷史多了一份認識。中途到了休息一會，巧遇明哥（菜園村關注組副主席盧明光），因之前曾見過一次，他仍認得我。問起明哥情況如何，明哥說有了這一萬四千份反對書，無疑令政府有壓力，但對於將來仍是未知之數，明哥說：「如果最後政府堅持要收地，大約到明年你便不會再見到菜園村。」說話中帶著無奈及慨嘆。

再走了一陣子我們去了村民謝先生的家裡品嘗茶點及聽謝先生說他的故事。謝先生是50年代搬進菜園村的，這50多年來，一家人一直在菜園村過著自給自足生活。有團友問及政府打算賠償多少給居民，呀竹說：「賠償多少沒意義，我們只是想要菜園村這片土地。政府給我們一筆錢後，這筆錢遠遠及不上我們的農地，我們的農地可以用來耕作，帶給我們一種實在的感覺，有了賠償費又如何呢？我們只能關在公屋，不像住在農村這樣自由自在。」的確，看到菜園村的居民相處融洽、沒有隔膜，這不是賠償一筆金錢就能代替的！

在菜園村的地方都不難發現反對搬遷的橫額及海報，這些菜園村村民的心聲，政府到底你有甚麼權力去逼遷他們？

離開謝家前，呀竹送上親手製的銀緬醬絡我們每一個團友，接過這禮物，只感到很窩心。

最後在導賞團完結前，我們去了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的家參觀，高伯（我猜應該是高春香的爸爸吧？）跟我們大談他在當天捉拿五爪金龍的趣事，把我們逗樂。「雖然今天你看我們好像很樂觀，但其實背後我們會哭，但想讓你們參加導賞團的心情都愉快。」高春香說。村民背後的辛酸，我們又知道多少？我們不是他們，沒有切膚之痛，但也不是忽視事件的藉口。

最後，日落黃昏，導嘗團亦完結，我找了朱凱迪進行訪問，一直很好奇為什麼會有菜園村導嘗團的出現，朱凱迪很直接的一句「唔黎唔識反對」，然後再慢慢解釋：「畢竟香港人不是菜園村的居民，亦沒有接觸過這條村。可能他們會認同社會的主流印象，認為市區重建及收地便是好、能夠發展經濟，但他們往往忽略從地方角度出發，特別是菜園村這類邊緣社群，因此希望讓更多香港市民入村了解菜園村及其歷史。」再問他導賞團會舉辦到甚麼時候，朱凱迪說會一直舉辦，直到村民成功爭取不遷不拆後仍會進行「若成功爭取到後舉行導賞團的意義會更大，因為這可改變其他人的主流想法，日後若有同樣事情再發生便可作為一面借鏡。」

細問下原來朱凱迪不是菜園村的居民，本來是進行上海街的保育的計劃，但得知菜園村的事件後，基於好奇心而接觸這條村莊，其後找到自己的目標，認為有責任一起保衛菜園村，於是加入了菜園村關注組選擇幫菜園村作介紹。「其實這是一次好好的經驗，讓我認識到更多關於菜園村的事物。」

在今次的導賞團中，我看見都有年輕人參加，看樣子都只是中學生，我們的下一代也會關注這個社會，在今天仍不斷討論o靚模的氣氛下，這是一個對比。我相信，我們的下一代仍有希望。

但願菜園村的村民能成功爭取不遷不拆菜園村，香港這個社會充斥太多商業化，希望僅有的這道防線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