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與壓迫 — 孤立無援的羅興亞人

「我只是不明白，為何國際的關注都放了在羅興亞人身上，有些人還指控說這是種族的滅絕，我覺得以上指責過於嚴重，而且說話的人也忽略了緬甸境內其他人民的困境。我認同需要認真去處理及解決宗教與族群之間的衝突，但受到政府迫害的，還包括緬甸的平民。」和緬甸朋友吃晚飯時，談論到這個國家近年的宗教衝突問題，屬於克倫族的她說出了這段話。

｜佛教徒與穆斯林的暴力衝突｜

2012年，位於緬甸西南部的若開邦發生了嚴重的暴力衝突，主要是來自當地的佛教徒與羅興亞穆斯林，事件造成大約180死亡，約十四萬人流離失所。2015年初，為了逃避政府的迫害，以及遠離在緬甸的嚴苛處境，羅興亞人再次逃亡到鄰近的東南亞諸國，如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因為人口販子棄船離開，把不知所措的羅興亞人遺留在海洋中，加上諸國拒絕接受這批被政治迫害的難民、或是把他們再次推回到海上而造成的人道危機，使羅興亞難民議題再次重回國際的視野中。另外，在緬甸全國大選中，登盛政府剝奪羅興亞人的投票資格，也引來了零星的爭議。

為了一探究竟，去年大選前夕，記者嘗試進入曾為衝突現場的若開邦首府實兌。這個曾經一度禁止外國遊客從陸路進入的邦區，除了古城妙烏是較為知名的景點外，基本上很少遊客踏足這一片土地，相關資訊的匱乏，也為若開邦添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相較於仰光市內熱烈的選舉氣氛，實兌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光景。沒有鋪天蓋地的「紅色孔雀旗」（全國民主聯盟的黨旗），難以察覺若開民眾對於最大反對黨的支持，倒是以少數民族為基礎的若開民族黨（Arakan National Party），佔據著實兌大街小巷的宣傳板上，民盟的冷清，形成了強烈鮮明的對照。

競選時期，昂山素姬曾在若開邦進行為期三天的競選活動，卻避開了充滿爭議性以及聚滿羅興亞人的北部地區。昂山素姬及全國民主聯盟在若開邦處於一個頗為尷尬的位置，一方面，為了避免惹怒當地的激進佛教徒，她選擇在羅興亞議題上保持緘默，另一方面，正由於她異常低調的姿態，導致國際社會的支持者感到大為失望。

｜政府操弄下的撕裂｜

「我認為穆斯林與若開佛教徒之間的對立，很大程度是由（前屆）政府弄出來的。」現年34歲的Myittar Resource Foundation（下稱MRF）的聯合創辦人兼項目經理Ko Ko Lwin在他的辦公室裡，以一個緬甸人的視角，向我解釋他在若開邦的工作經驗及觀察。

MRF成立於2008年的納吉斯風災後，當初是以災後重建及人道主義工作為目標，直到2012年發生了宗教衝突後，他們進入了若開邦的首府實兌，在該邦展開了漫長的和平建設工作，以「不分種族、膚色、政治派別、性別、信仰」為原則，為若開佛教徒及羅興亞穆斯林的社群提供服務，協助修補族群之間的撕裂，可以說是當地唯一一家來自緬甸的非政府組織。

「我認為最少有三個面向顯示政府是有份製造衝突的共謀。第一是經濟面向，緬甸政府為了遮掩與中國合作的中緬油氣管道，便利用其他事件來轉移視線，令民眾無暇關注，甚至進一步抗議；第二個是要維持政權的穩定性，因為動亂，提供了一個令軍隊必需駐守於此的理由，強化軍隊的正當性；最後，便是散佈『伊斯蘭恐懼症』，現行政府懂得操弄族群與宗教之間的政治，透過取悅少數民族（若開族），讓他們有種『政府站在我這一邊』的感覺，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Ko Ko Lwin認為，這是一種滾雪球的效應，但以上的因素不斷累積後，便會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鐵三角因素︰政治、宗教、種族｜

「這是政治、宗教、種族三個元素互相交纏的問題，就像鐵三角般，你記住要這樣去理解問題，才得以看得見背後千絲萬縷的關係。」在實兌著名的「觀景點」，眼前是一望無際的孟加拉灣，52歲的Alex（化名）喝著椰青，在炙熱的太陽底下，他慢慢道來在實兌生活六年的故事。

Alex的老家在仰光，2009年，他在一家國際人道組織工作，隨著機構來到西南部的實兌，雖現在已經離職，但卻再也沒有離開，連戶口也遷移至此。

他說，剛抵達實兌的時候，市面上仍然處於平靜的氣氛，約有兩成穆斯林與佛教徒會在一起工作，雖未達至融洽相處的境界，但起碼沒有互相排斥的情況。「大家會保持距離，那是一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心態。」

直到2012年的衝突發生後，政府很快便宣佈當地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實行戒嚴。2014年初，一些在實兌設立了辦公室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受到襲擊，然後撤離該地，情況一度十分嚴峻。

「有些本地人會認為國際組織都偏向於羅興亞人，但也沒辦法，因為他們要服務最弱勢的一群，而國內的流離失所者約九成都是穆斯林，某程度便形成了一種局限。」Alex對我說出國際非政府組織在若開邦所面對的困難。根據聯合國難民公署在緬甸的專頁中，指出他們在若開邦所關注的主要群體為國內流離失所者、無國籍人士、難民、回返者和收容社區，但也承認援助工作因當地政治背景而受到限制。

「現在氣氛算是平靜了許多。」經歷了衝突與戒嚴的日子，Alex認為雙方的緊張關係逐漸緩和了下來。然而，大街上難以看見穆斯林，他們大多數被送進了由政府所設置的國內流離失所者營地裡，光在實兌便有近20個這樣的營地。聯合國難民公署認為這種隔離，限制了和解的努力和共存的空間。

｜仍未看見盡頭的和解之路｜

如果說國際非政府組織在重建與和解的工作上，面臨著諸多的難題時，來自本地的MRF便提供了另一道解決難題的方法。記者問Ko Ko Lwin，從事和解工作有否太大的困難時，他說幾乎沒有。「首先你要和兩邊的社群都建立一個信任的關係，我們是從這方面入手的。不論是佛教徒還是穆斯林尋求協助，我們都會提供幫忙。」關係建立以後，他再利用工餘的時間，為當地居民提供訓練，用三個月的時間教授社會科學的課程，至今已有300個參與者。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教育來消除歧視，有人透過散佈仇恨言論來操縱族群之間的對立，加上若開邦是緬甸第二貧窮的地區，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如今我們作出嘗試去改變固有的偏見。」除了授課，MRF還舉辦許多有趣的活動，以軟性的手法來傳達信息。維持了近三年的工作，Ko Ko Lwin彷彿逐漸看到了成效，他說︰「你必需同時看到若開居民的困境，他們也因為極端的貧窮而承受很大的傷害。」

隨即，他伸出一隻手遮住左眼，批判媒體的盲點︰「一方面，國際媒體只聚焦於羅興亞人的慘況，卻忽略整個若開邦的困境，若開居民其實是會妒忌的，變相積累出更多不滿。另一方面，若開當地的媒體又不斷指責穆斯林是非法移民者，在雙方都遮閉了一隻眼睛的情況下，和平的道路會更艱難。」族群之間的矛盾，甚至成了一場媒體之間呈現方式上的角力。

實兌之行，MRF曾嘗試替記者聯絡兩邊的社群，只是，他們都不太願意談論彼此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因為沒有政府的許可證，無法前往國內流離失所者營地。被隔絕的羅興亞人，無緣參與去年歷史性的全國大選，變天與否彷彿與他們沾不上邊，即使換了新政府上台，他們卻仍然屬於孤立無援的一群。

（原刊於《明周文化》網站）

緬甸觀選記，25年民主路

感謝帝莊給了我五千字的空間，對我來說，這是非常珍貴的八版紙。還在歐洲的時候，心裡完全沒有底，只是機票都買好，就算是自己跑過去看看，也好。直到九月寫過難民潮後，明周願意給予機會，在緬甸的大選中，再次以特稿形式合作。

這篇報導，包括了大選當天的情況，有本地與海外觀選團的專訪、也有兩代學運人的專訪，寫完後覺得，五千字其實並不足以承載近一個月來的所見所聞。

｜變天的前夕｜

緬甸舉行歷史性大選，沒有懸念地，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下稱「民盟」）以壓倒性的姿態勝出。

選舉當天，凌晨時分，我跟隨着當地媒體《Mizzima》以及《Democracy Voice of Burma》的記者，抵達昂山素姬所屬的票站，那是位於仰光中北部的巴罕區（Banhan Township）第三小學。天仍未亮，已有多家本地及國際媒體機構在守候。距離正式投票的時間還有一小時，已有民眾前往票站外排隊，等待開門的一刻。晨曦初露，天空從漆黑一片逐漸轉變為魚肚色，如同這個國家的發展，走過黑暗的歲月，現在彷彿慢慢看到明亮的曙光。踏正六時，第三小學的大門一開，記者、選民、觀察員，立刻一窩蜂地湧了進去。「這是我第二次投票了，第一次在五年前。這次選舉明顯看到更多人投入其中，而程序上亦沒有多大限制，雖然未達至完美的標準，但已經有所改善了。」現年二十九歲的醫生Kyaw Thet Soe剛投完票，染在尾指上的深藍色墨水仍然未乾，那是投票的印記，亦是當局為了防止重複投票的措施。訪問期間，醫生的媽媽經過，面上帶着自信的表情向我透露，她和三個兒子都一起前來投票了。

唐人街一帶，票站明顯比巴罕區破落，小小的斗室外，排滿了一條長長的人龍，緬甸的天氣酷熱難當，選舉日也不例外，人人撐着一把雨傘，頂着大太陽，沒有怨言地繼續排隊，只為等待投票的一刻。我在站外遇上一個來自上海的大哥，他在緬甸旅行時，剛好是大選前夕，為了進行社會觀察，特地趕了過來仰光。言談間，他不時透露對於是次觀察的感動，這個與中國雲南邊境接壤的國家，本來在軍政府的獨裁政權底下過了四十多年，為了爭取民主而付出過慘重的代價，如今卻迎來了一場容納多黨競爭的選舉。大哥的語氣中，充滿了羨慕與無奈的複雜情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看到中國有真正的民主與選舉。」

接近投票結束的時間，約莫下午四時，仰光街頭下起陣陣大雨，雨勢雖大，卻沖不去緬甸民眾的喜悅之情。黃昏時分，大量民眾聚集在民盟的總部外，等待昂山素姬出現。最終，我們都看不見她的身影，但依舊人潮擠擁，黏貼在一起的身體，似在告訴我這外來人，他們對於改變的盼望。

“It’s time to change.”（這是改變的時刻。）

昂山素姬在競選期間，對於緬甸人民作出以上的呼籲。

｜鎮壓．選舉．軟禁｜

自從緬甸於1948年在英國殖民政府的手上獨立以後，緬甸曾一度實行多黨制的議會式民主。直到1962年，奈溫將軍發動政變，緬甸自此淪入軍政府的獨裁統治之中，社會及經濟發展自此停滯了數十年時光，並且成為東南亞極為貧窮的國家。八十年代，一場「八八八八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後，軍政府為了尋求其政權的正當性，於1990年進行了一場歷史性選舉，民盟便是這個背景底下的產物，並且於那場選舉中獲得第一次壓倒性的勝利，可是，歷史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甚至不以民眾的意志為轉移，軍政府最終不承認這次選舉的結果，並把民盟領導人昂山素姬斷斷續續地軟禁了近十五年，民盟的成員同時亦遭到政府的追捕與清算。

以上，是我們最耳熟能詳的緬甸近代史發展，尤其是，昂山素姬於199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目光與焦點更是側重在非暴力抗爭與極權的對抗之中。

相隔二十年，立基於2008年所制訂的新憲法《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在公投中「順利」通過，緬甸在兩年後舉行了另一次議會選舉，把權力從軍政府轉移至現行的文人政府，昂山素姬亦於同年被釋放，外界普遍視為這是邁向改革開放的先兆。雖然軍方仍然陰魂不散，繼續坐享其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但至少披上了一層開放的外衣，引起國際社會對這國度的再度關注，更重要的，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外國投資。在2010年的大選中，民盟因抵制而沒有參與，及後重新進行了政黨登記註冊，得以競逐兩年後的國會補選，並在今年的選舉中，正面迎擊親軍方的執政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 USDP，下稱「鞏發黨」）。

2010年，鞏發黨首次登場，伴隨着選舉舞弊的指控而贏得當年的大選，成為執政黨，以現代政黨形式取代了過去軍事獨裁的模樣。在「八八八八民運」過後，奈溫將軍下台，軍政府成立了「國家恢復法律和秩序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SLORC），其後更名為「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PDC），一直掌握國家大權，直到新政府成立。作為前軍人，現任總統吳登盛便是出身自SPDC。

關於緬甸近年的「改革開放」，令我想起曾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看過著名異議喜劇團體「鬍子兄弟」的演出，他們諷刺道，這不過是「新瓶舊酒」的把戲。我一直抱持着這樣的想法，嘗試在選舉前夕抵達緬甸，觀察這場被外界稱為歷史性的選舉，是否真如總統吳登盛所說的︰自由與公正。以及，聆聽不同人士對於選舉以及緬甸現狀的評價。

｜監察組織 感到意外｜

2010年的選舉中，緬甸官方不容許任何選舉觀察團隊前往監察。到了兩年後的補選，聯邦選舉委員會（Union Election Commission）破天荒地邀請了一些國際觀選團前往緬甸。在2015年的這一次大選中，本地觀選團隊得到官方認可後，便如雨後春筍地出現。選舉當天，那些頸上掛着許可證的觀選員，散佈於緬甸大大小小的票站，相當顯眼。

「這是選委會第一次開放選舉觀察給予本地的觀選團，2010年沒有、2012年的補選也沒有。」現年三十七歲的PACE執行總監Sai Ye Kyaw Swar Myint，在位於仰光大學附近的辦公室裏，向我解釋道。

被《緬甸時報》列為緬甸國內其中一個重要的選舉觀察團體「可信的選舉人民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Credible Elections, PACE），設立於2013年，本來是由三個不同領域的民間團體所組成的鬆散組織，到了後來，慢慢轉型成為聚焦於選舉議題的獨立機構，可以說是本地選舉觀察團體的先行者。

「我們很意外，選委會願意接納本地不同選舉觀察團體的意見，並按此修改某些規則。」PACE的其中一項工作是政策倡議，於是跟選委會有所來往，也認為選委會比起過往更願意與公民社會及不同政黨溝通。

對於選委會貌似「開放」的舉動，Sai Ye認為那是他們嘗試尋求其自身的正當性，如果選舉仍然處於封閉的狀態，這無疑是明確地告訴外界，選委會不過是一枚任由政府操控的橡皮圖章，毫無自主性可言。「一方面他們想獲得認受性，一方面也是來自國內逐漸增加的壓力，所以除了邀請國際觀選團外，亦會嘗試接納本地觀選團體所提出的建議。」

是次選舉，PACE調配了一百三十個長期觀察員到不同選區作出近兩個月的觀察，並於選舉當天，派出超過二千名短期觀察員，進駐多個票站。根據PACE在選舉後所發表的初步報告指出，觀察員在票站觀察及點票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受到任何阻撓，而初步的結論，從選舉前夕到結束，也沒有發生太多異常狀況，整份報告對於這次選舉的評價尚算正面，但也特別提及一些明顯的爭議，涉及是次選舉的缺陷︰如軍方仍然不用透過選舉便坐擁國會四分一議席、衝突地區投票的資格被取消、白卡（臨時身份證）持有人的選民資格被剝奪……

｜民主是永恆的警覺｜

成立於1997年的「亞洲自由選舉觀察團」（Asian Network For Free Election, ANFREL），在亞洲約十五個國家觀察過近三十五場選舉，這是他們第一次在緬甸進行正式的選舉觀察。

「記得2010年的選舉，我們只能偷偷地進行觀察。」來自印尼的ANFREL執行總監Ichal Supriadi回憶起五年前的秘密「觀選」，對照今天，有感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光景。

大選前夕，我跑到ANFREL位於茵雅湖附近的臨時辦公室，所有工作人員都處於異常忙碌的狀態，除了準備觀選的工作外，還要應付大量傳媒的來訪。Ichal Supriadi在百忙之中，騰出了一小時給我。

ANFREL總共派出了二十個長期觀察員，走訪緬甸全國作選前選後的觀察，而選舉當天，有三十二個短期觀察員。撇除資料性的詢問後，我很想知道，在做過這麼多個亞洲國家的選舉觀察後，緬甸的大選有否特別之處？Ichal Supriadi沒有直接評論，但他覺得，這次選舉對緬甸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開端，雖然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他肯定選委會所作出的努力，認為緬甸正一步一步地進步。

「如果你要將緬甸的選舉用歐美標準來比較，這是不公平的。」當我詢問有外界的聲音質疑這是可被操縱的「假選舉」時，Ichal Supriadi承認，現行的選舉法雖有瑕疵與不足，例如軍方自動當選，但同時提醒我，不能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來看待是次選舉。

另一方面，來自歐盟選舉觀察團在選後的初步聲明中，指出了在現行憲法架構底下的限制︰如國會有四分一議席不由選民的意願來決定，而且沒有足夠的機制來解決選舉的爭端，故此，這不能算是全面地提供了一場「真正的選舉」。讀着歐盟的聲明，恍似在歐亞差異的經驗中，看到了一場有趣的對照。

Ichal Supriadi打趣地說︰「即使我們的國家（印尼），在民主選舉中也偶爾會出現一些狀況，例如像緬甸選前爭議不斷的選民名單問題。」僅次於印尼，緬甸是東南亞的第二大國，兩者都曾經歷過軍事獨裁歲月，只是，印尼民主化進程比緬甸走前了一步，這條道路走得並不容易。然而，基於文化、社會、宗教和歷史脈絡的不同，難以將兩個國家直接比較，但互為近鄰，不失是一面參考的鏡子。在ANFREL選後發表的中期報告中，也提及緬甸可以學習印尼的民主化過程，如何從憲法中保留軍方的25%議席中，轉型至一個更具有代表性的議會，以鞏固民主的成果。報告中肯定這次選舉對於緬甸民主的重要性，但同時提醒要繼續保持警惕。

｜學運領袖見盡人性黑暗｜

選舉前一天，我來到緬甸知名藝術家Htein Lin的家中，連日來，他一直奔波於民盟的競選活動中，疲態盡現於中年的臉龐。

拖着低沉而沙啞的聲線，將近五十歲的他向我娓娓道來這二十多年的經歷。曾為「八八八八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一，事後不免受到政府的清算，於是，Htein Lin躲進了緬甸與印度邊境的叢林中，並加入由「八八世代」學運人士所建立的武裝組織「全緬學生民主陣線」（All Burma Students’ Democratic Front, ABSDF）。那段艱難的日子，他依然歷歷在目。

「當時我們太天真，以為印度政府會有意幫助我們。」這解釋了為什麼緬印邊境的叢林會是學運分子的其中一個據點。對於學生來說，要適應叢林生存的法則，是一道大難題；但最可怕的，始終不是自然力量的考驗，而是人性，權力鬥爭似乎永遠考驗着每一個人。

英國自由主義者Lord Acton曾說過︰「權力本身具有導致腐敗的傾向」。那時，「全緬學生民主陣線」分了兩派人，Htein Lin所屬的一派被另一派別視為間諜，曾為同伴的人立時壁壘分明，並將他逮捕，最震撼的，是見證身邊的同伴被殺害。那時他醒覺，這不是民主，只是權鬥。把生命保存下來後，1993年，他回到仰光大學，修讀仍未完成的法律學位。然而，畢業以後，他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當一個藝術工作者，以另一種形式作對抗。

｜用囚犯衣服繪畫｜

1998年，正值「八八八八民運」的十周年前夕，他遭到了政府的拘捕，被關押了六年多，於2004年釋放。在監獄中，他沒有放棄過從事藝術創作。買通監獄的人，用囚犯衣服作為他的畫布，再偷偷運送出外。在出獄後，得到現任英籍妻子Vicky Bowman的幫忙，這批畫作被運送到阿姆斯特丹的社會歷史國際研究所檔案館中，引起國際關注。2006年，他隨着妻子移居至倫敦，兩人發現再也無法返回緬甸，因為他很可能會因這批畫作而在入境時被當局拘捕。

2012年，登盛政府上台之後一年，一連串改革正如火如荼地進行。Htein Lin獲准回國，妻子和女兒的簽證也沒有問題了。判斷過各種形勢以後，他們決定舉家搬回緬甸生活。

同年，緬甸政府特赦了一批政治犯，現年二十七歲的D Nyein Lynn是其中之一。

大選過後，一切處於尚算平穩的狀況，我和D Nyein Lynn在仰光一家連鎖咖啡店見面。他是2007年的學運人士，那一年，發生了一場反對軍政府的示威行動，後來僧侶介入，外界稱其為「袈裟革命」（又名「番紅花革命」）。軍政府出動武力鎮壓，緬甸一些記者把影像拍下，秘密運出國外，製作成紀錄片《Burma VJ》，讓外界理解這次革命。當年十九歲的D Nyein Lynn是學運領袖之一，遭軍政府拘捕，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半，在專門用來關押政治犯的茵盛監獄服刑。他在監獄度過了四年多的時間，因特赦提早獲釋。

2004年，D Nyein Lynn入讀西仰光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Yangon），修讀地質學系。讀了兩年大學後，有感緬甸的教育制度充滿着諸多缺陷︰「現在全國大約有一百六十八間大學，幾乎都位於偏僻的位置，上學非常不方便。你要知道，我們沒有宿舍，大學缺乏基本設施，進入學校還要進行身份辨識。」他開玩笑道，這很像一所監獄。

｜新一代良心犯｜

為了爭取學生權益、推動教育改革，他與同學密謀重新籌組「全緬學生會聯盟」（All Burma Federation of Student Unions），這個以全國串連為基礎的學生組織，前身為1936年成立的「緬甸全國學生會」（All Burma Students’ Union），直到1951年才改名。這個學運組織跟緬甸爭取獨立與民主的歷史有着深厚淵源，「獨立之父」昂山將軍曾是這個學生會的主席。從反抗英殖民政府到反對軍事獨裁政府的鬥爭中，都能輕易看到學生的身影，自從1962年奈溫將軍發動政變後，學生組織的活動被迫轉為地下化，直到1988年的民主運動期間，才再次公開地重新出現，但很快又受到軍方壓制。

在緬甸，學生運動一直扮演着先鋒角色，從三十年代昂山將軍帶領緬甸人民走上獨立之路，到1988年的民主運動，一直都是當權者的眼中釘及憂慮，在獨裁政權底下，學生不被容許成立學生會，因為那是培育異議分子的溫牀。但D Nyein Lynn回憶起2007年前後，其實沒有很多學生加入他們，因為被恐懼纏繞。

直到緬甸逐漸開放後，愈來愈多年輕人關心政事，氣氛鬆動了許多，加上資訊的解禁，要獲取信息更為容易。今年年初，學生運動再次湧現，抗議政府去年通過的《全國教育法》，認為該法干預了學術自由，同時收緊大學的自主性。最終，多名學運人士遭到拘捕。舊一批的政治犯被釋放了，然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關於緬甸的最新報告，新一代良心犯又再出現，人權狀況將有走回舊路之虞。

選舉最終以和平的姿態落幕，舉國歡騰之際，正如許多論者指出，選舉只是民主的其中一環，現時緬甸國內仍然充斥着各種問題，例如貧窮、種族、宗教、性別、人權、軍方勢力……這次選舉只是一個看見光明的開端，那些埋藏在喜悅底下的哀愁、各種複雜而盤根錯節的難題，都需要下屆政府認真去面對和解決。這是改變的時刻，但願真的如此。

（刊於2015.11.28《明報周刊》）

誕生了昂山素姬的緬甸，是個女權主義國家嗎？

喬治．奧威爾的作品《緬甸歲月》中，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描述，做盡壞事的緬甸本地治安官吳波金，由於相信佛教信仰中的輪迴因果論，為了下世投胎時仍然能當一個男人，於是想方設法在日常生活中積福，以抵銷過往所做的各種罪行。當中點出在緬甸傳統社會中，男女之間極大的差異︰「女人跟老鼠、青蛙什麼的層次差不多，頂多算是一種類似大象這樣的高級點兒的動物。」

奧威爾在上個世紀30年代寫下這部以緬甸為背景的小說，行文中不時透露中女性在當時社會的卑微與低下。

時間回到21世紀的今天。

在緬甸舉行歷史性選舉的前後，仰光街頭，隨處可以看到貼滿昂山素姬肖像的宣傳物品，緬甸民眾熱烈支持昂山將軍的女兒，甚至稱她為「媽媽素」。我遇上一些人，直言其所信任及尊敬的，只有昂山素姬，而非「全國民主聯盟」（NLD，下稱民盟）。作為女性領導人，溫婉而陰柔的形象，與軍政府所代表的父權架構，有着強烈鮮明的對照。我很疑惑，昂山素姬的受歡迎程度，是否代表女性的地位及處境在緬甸有所改善？事實上，兩者似乎沒有必然的關係。

「我相信她是一個很優秀的領袖，但坦白說，她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如果以昂山素姬來作為女權狀況的指標，那只會見樹不見林。」代表民盟參選上議院的候選人Naw Susanna Hla Hla Soe對我說。

現年50歲的Naw Susanna Hla Hla Soe，是緬甸知名的女權行動者，把半生奉獻在當地的女權運動中，她曾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了十多年，但深感國際組織在極權政府統治底下的諸多限制，於是在2003年的時候，自行創辦一個在地的婦女組織︰克倫婦女充權組織（Karen Women's Empowerment Group），以提供各項的培訓及協助，雖以克倫族為名，但卻不限於任何民族。

女性安全問題最嚴峻

處理了這麼多年跟女性議題有關的工作，我很想從她的經驗中知道，現下緬甸女性面臨着最嚴重的問題，到底是什麼。Naw Susanna Hla Hla Soe毫不猶豫地指出︰「安全問題。我們國家沒有真正保障女性的法例，安全是當下最為嚴峻的問題，例如家庭暴力、拐賣、強姦，曾經有家暴的受害者向我們尋求協助，當我們陪伴她們去警察局報案時，警察往往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最終不了了之。」

1996年，緬甸政府成立了「緬甸婦女事務全國委員會」，該委員會隸屬社會福利與救濟安置部、內政部旗下，以促進性別平等為目標。其後，於1997年，緬甸加入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成為締約國的一員。根據「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2010年的會議紀錄，緬甸提交的進展報告中，意圖呈現出其為婦女權益而作出的努力，以及婦女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權利。例如，緬甸官方強調現行的《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中，關於禁止人口販賣的第358條，便是特別為了保護婦女及兒童免受暴力行為的對待。

制訂法律女性狀況就能改善？

驟眼看，官方似乎一直都有為性別平等而積極做過不同的工作。但制訂了法律及設立相關機構，跟女權狀況是否真正有所改善，兩者不一定是呈現正比的關係。甚至是，由於政府轄下的婦女組織，或是女權運動的存在，相比起其他以民主改革為訴求的反對運動，本身並不足以影響政府運作的正當性，故此對政權沒有構成太大的威脅，甚至可以替政府挽回一些聲譽。

我從Naw Susanna Hla Hla Soe的經驗中看到另一種挫敗。她在婦女團體工作時，接觸到形形色色的個案，不斷向國會議員倡議及與他們溝通，卻沒有多大成效。這才促使她有了參選國會的念頭，成為一個立法者，在體制內推動婦女的權益。

擁有克倫族的身份，她見證着少數民族武裝組織與政府軍之間的衝突，看到無數婦女和兒童因戰禍而遭受的傷害。少數民族婦女，雙重的邊緣身份，需要面對的是雙重威脅。衝突地區沒有法律可言，生命更是沒有保障，除了遭受來自政府軍的性暴力對待，連屬同一民族的武裝組織，也會性侵犯當地婦女。然而，她們的處境，卻鮮少有人提及，邊緣群體持續被排拒於主流的視野論述中。

象徵性大於實質意義的「全國性停火協議」中，八支武裝軍隊與政府就停戰達成協議，可是，坐在談判桌上的清一色都是男性領袖，這是一場以男性為主導的角力賽，談不上有任何性別平等的意識存在，而在戰火中被傷害的女性，更遑論能因此而討回公道。聯合國緬甸人權特使李亮喜（Yanghee Lee）在2015年呈交的緬甸人權狀況報告中，曾經強調女性在參與建設國家和平道路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受衝突影響社區的婦女，必須能夠充分且平等和切實地參與所有有關預防和解決武裝衝突、維持和平與安全、在衝突後建設和平的活動，從而實現持久的和平。」

政府是性別歧視的共謀

在報告中，李亮喜特別留了一個篇章給緬甸的婦女歧視問題。在性別歧視的問題中，貌似推動性別平等的政府，其實起着共謀的角色，她提及緬甸政府嘗試推行的「計劃生育」。2015年5月，總統吳登盛批准了新的人口法，這條法例容許地方政府以減少生育率為名，規管婦女的生育權利，強制必須於兩胎之間，至少要有36個月（即3年）的間隔期。「計劃生育」這個概念並不陌生，國家透過法律與規訓介入私人生活的領域，美其名是為了人口的控制，但懲罰性的手段，似乎暗示着，女性的子宮，也逃不過被政府操縱的命運。

女性參政的困難

制訂法例上的性別盲點，某程度跟國會內的男女失衡狀況有關。在現行的憲法中，雖然明文確保了婦女參政的權利，然而，在國會內只有4%的女性議員。以上下議員共664個議席來計算，大約只有27名女性在內。這是其中一個使Naw Susanna Hla Hla Soe決定參選的原因，說不上是能夠打破議會內的性別結構，但起碼可以為此注入一絲改變。我好奇問她，那麼民盟派了多少名女性候選人？她說有168。但是，民盟總共有1151名候選人，女性的比例也不過是佔十分之一左右。Naw Susanna Hla Hla Soe進一步解釋，這涉及女性參政的困難之處。

「我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緬甸的文化與習俗，很多人不相信女性有領導能力；第二，家庭的支持與否亦是非常關鍵的因素，我們看到很多有潛質的女性，就是因為家人的阻礙，所以便沒法成為候選人；第三，關乎是否擁有參與政治的平台。」

除了上述的因素外，我很想知道，作為女性，有沒有因為其性別而遭受的攻擊？ Naw Susanna Hla Hla Soe用她去年參選仰光城市發展委員會的經驗回答我︰「當時的對手故意散布謠言，為我塑造出一個極差的形象，例如說我的水平很低、會和鄰居打架、整天只會說政府的壞話……令別人認為女性的本質只是八卦、粗魯，沒有任何領導的能力。」

路仍崎嶇，緩慢前行

她所說的，都令我想起社會對於刻板形象的塑造，性別是其中的一環，尤其是像緬甸這樣一個的發展中國家。當歷史時的選舉過後，昂山素姬領導的民盟大勝之際，這不過是民主進程的其中一步，前路仍是充滿着重重的險阻。在女性議題方面，不論是安全問題、議會男女比例的結構，或是缺乏公民教育而產生的刻板印象、少數民族婦火在戰火中的困境，甚至是國家透過法律對於女性身體的規訓……都提醒着我們，即使誕生了昂山素姬的國度，女權狀況仍然不甚理想。但隨着2010年後的改革，對於公民社會的鬆綁，導致愈來愈多以女性議題為主的組織出現，有些更進一步關注到性別議題的領域。道路雖然崎嶇，卻緩慢地前行中。

如果說，公民社會的力量有機會被政府收編，甚至當權者本身就有能力設立相關的機構，那麼，Naw Susanna Hla Hla Soe從女權運動領導轉身成政治人物的歷程，便提供了一扇窗口讓我們去理解女權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間的結合。她是在今年決定參選後才加入民盟，我好奇，為何她不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或加入克倫族的政黨，而是加入最大的反對陣營中。

「民盟提供了一個平台，他們在揀選候選人的時候有三個原則，第一是青年、第二是婦女、第三是少數民族。我剛好符合了兩個。」一直與反對黨保持良好合作關係的她，在過去2012年的國會補選中，亦義務幫忙籌款與協助競選的活動。而她亦曾經在接受緬甸傳媒的專訪時，提及昂山素姬在獲釋後，曾經與當地的一些婦女團體碰面，了解女權運動的最新狀況。而昂山素姬本人亦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建議。

除了帶領着緬甸民主運動的走向，作為女性領袖的象徵，相比起男性領袖，昂山素姬無疑對於性別意識有着較為敏感的關注。她在57歲生日的那一年發表過演說，當中便提及了緬甸女性在國內受到的歧視與偏見。雖然緬甸的女權狀況並沒有因為The Lady的存在而有劇烈的轉變，但昂山素姬曾經在10年前，為婦女論壇留下過這樣的註腳︰「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男性對於自身的價值擁有真正的信心時，女性的存在便能夠不僅僅是被忍容，而是受到重視。」（In societies where men are truly confident of their own worth，women are not merely tolerated but valued）

（原刊於2015.11.14 《端傳媒》）

直擊歐洲難民最前線

今年以來，逾三十萬來自叙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飽受戰爭、迫害和苦難煎熬的難民，放棄了自己的家園，把生命、財產都押了進去，冒險橫渡地中海，謀求一個安全的彼岸，一個能看見未來曙光的地方。期間，近三千人在前往歐洲途中淹死。可是，幾十萬的數字和幾千死亡的數字，並未能打動所有人。電視和網媒的報道，也許，讓我們覺得一切依然遙遠。

「Hello，你是記者嗎？」

 走到匈牙利邊境村落勒斯凱（Röszke），這裏跟塞爾維亞接壤，有着一條連着兩國的路軌，火車現已停駛，在鋪滿碎石的路上，不斷有人流動，試圖從塞爾維亞走到匈牙利的這一邊。一家人攜老帶幼，是最常看到的景象。本來沒人理會的邊陲小村，因為這一波的難民潮，突然成為了新聞熱點，國際組織紛紛在此設立補給物資站。

樹蔭下的逃亡故事 

我沿着路軌行走，忽爾旁邊走過一名年輕的叙利亞男子，約莫二十多歲，高高瘦瘦，操着流利的英語，然後問我是否記者。三言兩語後，他同意接受採訪，但不願透露真實身份，不過，談論起他的逃亡經歷時，卻是滔滔不絕。就這樣，我們坐在鐵路的旁邊，樹蔭下，時光似乎暫時凝滯。叙利亞的動亂，彷彿只存在於他的話語中。

「你知道嘛，我的故鄉現在變成了伊斯蘭國（ISIS） 的首都。」Syrianglory（ 化名）口中的故鄉拉卡（Al-Raqqah），是叙利亞北部的重要城市，自從叙利亞四年前爆發內戰後，反抗軍於2013年發起過一場「拉卡戰鬥」，攻下了這座城市，到了後來，拉卡落入伊斯蘭國手中，並成為該國的首都。

早在內戰爆發之初，Syrianglory已經逃離故國，前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尋求存活的空間。經過接近三年的時間，由於鄰近叙利亞的關係，此處也不斷受到戰亂影響。今年8月，Syrianglory有感貝魯特將會變得愈來愈不安全，於是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隨着逃亡浪潮，他跟大隊人羣一起移動，當他向我詳細闡釋其逃亡的路線時，不意外地，跟媒體描述的相去不遠，只是，從報道上讀到，跟親耳聽到，那種感受又是兩碼子的事。「我先從貝魯特坐飛機到土耳其的阿達納（Adana），再轉乘巴士到達伊斯坦堡。後來，就是你在新聞上看到的，我坐上了一艘『死亡之船』，船上有五十人，沿着地中海，飄流到了希臘。」地中海路線有兩個熱門的登陸點，一個是希臘，一個是意大利。在希臘登陸後，Syrianglory繼續北上，途經馬其頓和塞爾維亞，路程遙遠，有時他會乘坐巴士，有時只能徒步而行，有時甚至會遇上「發難民財」的計程車司機，單單是從馬其頓到塞爾維亞邊境的一程車，便花費了200歐元（約一千七百港元）。

鐵絲網像苦難一樣長 

大多數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都渴望坐上前往德國或奧地利的列車，在該處展開新生活。一名駐匈牙利的法國記者告訴我，希臘理應是難民登陸後踏進的第一個歐盟國家，但希臘由於其債務危機，已經自身難保，因此千方百計把人潮推送至馬其頓，而馬其頓及塞爾維亞亦沒有接收難民的意欲，只願他們盡快進入匈牙利。地理位置的緣故，匈牙利成為了第一個需要直面難民問題的歐盟國，但該國政府應付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在塞匈邊境建立一道長達175公里的鐵絲網，而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更明言「移民危機是德國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並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聯合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的強制配額計劃。

Syrianglory不打算落腳在匈牙利，如果能夠幸運抵達，挪威應該會是他的終點站。「我只是想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度，沒有戰亂，不用擔心安危，而且我猜在挪威應該能夠找到不錯的機會吧。」吸了一口煙，徐徐呼出煙圈，然後嘆了一口氣。離開中東之前，他是一名會計師，在失序的地方，專業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因此，他只盼望能夠找到容身之處，但求好好地活下去。在這個念頭驅使下，他表示將會用盡方法逃離匈牙利警方的耳目，找出前往北歐的路線。

資訊相對沒有那麼充足的人，進入了匈牙利的國界後，會在收容中心等候被送進難民營。難民營被一圈一圈的鐵絲網圍繞，加上大量警察在看守，防止難民逃離。透過一網之隔，突然又被一把聲音叫停，營裏的人問我有沒有香煙，我聳聳肩，並走向他們，嘗試打探網中人的故事。

「早知難民營的情況是這樣的話，我就不會進來，我們跟這裏的非洲人也不太相處得來。」已為人母的Hanan，在頭巾底下的那張臉龐，顯露出不滿的神情。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在難民之間，也有可能存在族羣政治。Hanan一家十二口，沿着相同的路線，花了二十天的時間來到匈牙利邊境，透過巴士接載，一家人從收容中心轉移至難民營。「被送了進來後，我們問看守的警察何時可以離開，下一步又會怎樣時，他們只會說不懂英文，也沒有確實的答案。有時說一小時後能離開，有時說兩小時，有時又說三五天不等。」

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 

跟Hanan談話的過程中，警察一直從旁監視，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如此明目張膽。後來，Hanan的家人也走了過來，她一一介紹，這十二人的家庭裏，年齡層由兩歲到七十四歲。七十四歲的父親原是巴勒斯坦人，由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局長期不穩，於是選擇逃難至鄰國。Hanan在叙利亞出生及成長，本來過着相安無事的生活，內戰後情況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內戰爆發之初，她們還抱持着觀望的心態，直到三年後，覺得局勢無法逆轉，終於決定離開叙利亞，前往歐洲。「我們有親戚在瑞典，希望能去那裏團聚。」

根據歐盟在1997年生效的《都柏林公約》指引，難民需要在首個登陸國提出庇護申請，而被送往勒斯凱（Röszke）難民營的難民，將會在匈牙利透過讀取指紋來進行身份辨識。前路茫茫，能否前往瑞典，實是未知之數。Hanan一家為了逃難，已經花費了每人近四千歐元（約三萬五千港元），合共約五萬歐元（約四十四萬港元），隨身行李亦在地中海全部遺失了。「希望你能夠幫幫我們，」到了最後，站在Hanan旁邊不諳英語的丈夫，卻突然冒出了一句話：「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聽到這話後，不免心虛，數以十萬計逃往歐洲或其他國家的難民故事，我們能夠透過文字或影像閱讀到大量相似的背景與故事，可是，對於「難民」諸多的刻板印象，足以把每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磨平。到底如何才能夠更立體地呈現？如何才能夠避免消費他人的苦難？這是一道大難題，不免深感文字的匱乏。

後記：難民並不遙遠 

在新聞現場，看見那些影像中的人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卻仍然受到不小的衝擊，他們寄望安全及更好的將來，教我不禁想起在香港曾進行過一次非洲難民的訪問，在處處是掣肘的社會環境底下，美好的新生活並沒有來臨，活於社會極度邊緣的位置中，因為尋求庇護者的身份，導致不能合法於香港工作，輾轉之下只能投入黑工市場，飽嘗被剝削的滋味。難民距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

有時候總會質疑自己是否過於濫情，遠方的同情或凝視畢竟廉價，但想起在匈牙利的邊陲之地，看到難民小孩天真爛漫的笑容時，那種心酸的感覺，使人久久無語。我不想，也沒有資格用道德之尺去丈量他人對於難民的態度，而關於難民或移民政策的討論，實在還有太多太多的空間。執筆之際，只是惦記着Hanan丈夫的期盼，嘗試盡量把他們的故事說出去。

（原刊於2015.9.26《明報周刊》）

在匈牙利看歐洲的難民潮

九月十五日，匈牙利實施了新的移民法，以「回應」歐洲的難民潮，根據法例，任何非法進入匈牙利的人將會被視為是犯罪行為。在新法生效之後，仍然有不少難民試圖跨越塞爾維亞與匈牙利之間的界線，接下來，便是防暴警察的出動，水炮車與催淚彈，抱着孩子的父親被打得滿頭是血、連八歲的小女孩也被打傷……隔着電腦屏幕看政府宣布「緊急狀態」以後的新聞，心裏不禁一揪，我在新法實行前到過邊境一趟，當時氣氛雖然對立，卻尚算平靜。

八月下旬，我來到了匈牙利，是畢業旅行的其中一站。抵達布達佩斯，住宿的旅店在東火車站附近，甫踏出Keleti的站外，映入眼簾的景像，令我有點反應不過來，大批難民聚集在這裏，每走一步，都是難民棲息的地方。過了數天，再次重返火車站，看到難民在示威，而警察在火車站門外嚴陣以待，雙方處於劍拔弩張的狀况。那是九月二日，前一天，難民仍然能夠持票乘搭火車前往奧地利及德國，到了翌日卻突然被關上大門，而通往其他國家的列車也暫停行駛。

當天我適逢生病，並沒逗留太久，沿着通道離開，看到一批批難民蓆地而睡，如此赤裸在眼前，心頭不免一重。之前在媒體上略知一二關於是次的難民潮，沒有太放在心上，我想，如果不是來了匈牙利，其實應該純粹流於「得個知字」，然而，卻沒料到，如此不設防地，被迫直面及思考這個龐大的議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這次難民潮的迫切及重要。

與旅店老闆娘的對話

回到旅店，來自意大利但居住在布達佩斯多年的老闆娘，無意間跟我談論起這個話題來，她說，布達佩斯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况，她既感到難過，同時亦顯得憂心忡忡，並非擔心難民會來搶奪資源，而是，如今難民聚腳的地方，衛生情況非常差勁，只怕疾病會由此傳染開來。擔心之餘，她不免提醒我，匈牙利人很友善，有些餐廳甚至免費提供食物給站外的難民。

聽完她的說話後，我不禁疑惑，到底真實情況的差異有多大，在腦海中浮現的，是匈牙利近年右翼的崛起。成立於2003年的極右翼政黨尤比克（Jobbik），以「爭取一個更好的匈牙利運動」之名，在五年前逐漸冒起，2010年的大選中一舉拿下47席，成為了該國的第三大黨。而匈牙利的執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同樣也是光譜上的保守右翼，國會有三分之二的議席被右翼勢力囊括，由此可以窺探匈牙利社會向右轉的端倪。這也就不意外，為何匈牙利政府會決定在與塞爾維亞接壤處，建立起175公里長的鐵絲網，以圖堵塞難民的進入，並且在國會的修法後，一律把非法進入匈牙利的難民視作罪犯對待。

塞格德大學的學者János Nagyillés聽到我的疑惑後，嘗試作出解釋，關於整個社會右轉的現况，他歸因於匈牙利的民主發展仍未成熟，這裏頭包括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東歐的共產陣營倒台後，匈牙利跟隨着眾多鄰國的步伐，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至民主國家，歷時不過二十多年，而且，在1956年的時候，這個國家爆發了一場被稱為「十月事件」的革命，民眾透過示威抗議表達對當時共產政權的不滿，最終以蘇聯派駐軍隊鎮壓作結，這一事件，為匈牙利人造成了不可磨滅的陰影，這也是後來左翼在匈牙利逐漸失勢的原因之一。值得留意的是，尤比克的其中一個創黨成員，便是曾經參與過十月事件的Gergely Pongrátz。

到達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

離開布達佩斯後，一直留意着事情的進展，終於找到機會，去到成為了新聞熱點的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那道四米高的鐵絲網，延綿至不見盡頭的位置，成了一道帶刺的「圍牆」。我在鐵絲網正式完工前抵達，當時仍未完全「落閘」，難民還可以從塞爾維亞那邊走路過來匈牙利這頭，沿着一條長長的鐵路軌，人流沒有間斷過。邊境之處站着為數不多的軍人與警察，難民越過時，沒有加以任何阻止。不遠處便是收容中心，那裏有着讓人短暫居留的帳篷堆，國際組織的支援站設立於此，也有自發前來幫助難民的義工。收容中心附近停泊了大量的巴士，用來接載這裡的人到難民營，再實行身分登記。

有些人不願在匈牙利進行登記，於是想方設法逃避警方的耳目，我遇上一個家鄉在拉卡的敘利亞人，他說，匈牙利的治安不好，也難以尋找工作機會，所以最終的理想之地在挪威。這次難民潮中，許多人想前往的目的地是德國或奧地利，這亦是為什麼在關閉Keleti火車站後引來強烈抗議的緣故。另一方面，德國與匈牙利在處理這個燙手山芋的手法上，以及對待難民的態度，也讓人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姿態。整個歐洲社會，無疑因為這次的難民潮，又陷入了一連串的角力之中。

繼續遊走在這片荒地上，瞥見一面小小的「紅黑旗」，懸掛在其中一個臨時的支援站外，不禁好奇，詢問正在煮食的男孩，原來這是一個小型的廚房，義務提供有營養的食物給難民。這一群人，來自反法西斯行動（Anti-Fascist Action）的組織，分別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來到匈牙利的邊境上。言談間，他們帶着些許不滿地透露，一些國際組織礙於在此煮食屬於違法、加上大量警察在旁監視，因此不願合作。在這群左翼無政府主義分子的不遠之處，就是隔阻兩國的藩籬，國家的概念，忽爾如此具體起來，並且來勢洶洶。他們不甘示弱，卻只有野貓式的行動，在其中一個難民容身的據點，貼上了「歡迎難民」的標語，另一頭，則是「沒有邊界、沒有國家」，以作出微弱的抗議。

沒有國家的家園，畢竟是個過分浪漫的烏托邦理想，聽着那些難民的故事，為了逃避戰亂而不得不逃離原本的家鄉，冒着生命危險，期盼能找到安全的棲身之所，當他們說出希望未來能夠在歐洲好好地生活時，我有些迷茫，生命保存了下來，能夠在新國度展開新生活固然很好，然而現實總是殘酷，在右翼逐漸抬頭的歐洲社會，即便安頓了下來，但下一步將會面對怎樣的融合困難，又有什麼挑戰等待着他們，種種棘手的難題，都在可以預視與未知之間徘徊着。

「他屬於一個國家，卻無法在其中居住；
他居住在一個國家，卻無法歸屬其中。
他的名字是罪過，
猶如一顆石子
在歷史的臉上滾動」
——〈燈〉，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

（原刊於20.9.2015《明報星期日生活》）

波蘭卡普欽斯基故居，叩問記者之道

「如果你不能成為人，那麼你就不太可能成為記者。」——Samuel G. Freedman

記者必然要客觀？還是可以主觀？這似乎是條永恆辯駁的命題。

哥倫比亞大哥新聞學教授Samuel G. Freedman曾撰寫過一本《給年輕記者的信》，他在書中劈頭質問在新聞行業中道德與客觀之間的關係，很多時候，新聞業往往以公正之名，與報道的對象保持一定距離，卻很容易掩蓋了記者作為人應有的主觀情感。

超越記者角色 流露人文關懷

幾個月前，港視劇集《導火新聞線》播出後，成為一時佳話，受到眾人的追捧，在二十四集的長度裏，觀眾得以從中窺探新聞行業裏頭的百態，還有擺盪在市場與理想之間的拉扯。第二集，老總汪海藍在《囧報》報道「明星人狗交」後被人追斬，採主方凝前往醫院探望她時說出的那番話，總令我念茲在茲︰「世界上，每年都有上百個行家，都因為要堅持報道真相的理念而失去生命，Marie Colvin、村本博之、李翔，而你卻為了一單人狗交的新聞而躺進醫院。到底對你來說，新聞是什麼？」

以上兩種叩問，也許每個傳媒人都問過自己無數次，我不懂得解答，但想起了在波蘭被譽為「國寶級」的記者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他的職業生涯，也許可供參考。自從在五十年代成為波蘭駐外記者後，卡氏便游走於不同的戰地裏，展開了傳奇的半生，在亞、非、拉地區見證過歷史性的政變與革命。為了報道真相，他曾經被判處死刑四次、也被關押過四十多次，差一點便失去了生命，而最後卻都一一逃過了。

他的作品擁有強烈個人色彩，故此，其報道風格亦被歸類為報道文學，甚至有人稱之為「魔幻新聞主義」。從卡氏的作品中，總是能夠輕易讀到，他在見證事件時所流露出來的情感與思考，對於底層人民的關懷，也潛伏於書中的不同角落。另類形式的書寫手法，使卡氏既是記者，同時又超越了記者的角色，然而，這種體裁，是他最為人推崇，也是最為人所詬病的特點，因為被視為偏離於「英式新聞」的嚴格規範，模糊了新聞報道與文學創作的界線，尤其在波蘭記者Artur Domoslawski於二○一○年出版了Kapuscinski Non-Fiction這本傳記後，更引起了軒然大波。

縱然如此，世界對於卡普欽斯基的肯定，還是超越了他所帶來的爭議，在上世紀那個仍然封閉的共產波蘭，他為讀者打開了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口，也確立了一種記者的典範，不安於分，對於世界永遠抱有強烈的好奇心與關懷。

收藏書與筆 藝術中尋養分

初次知道這位波蘭記者的大名，來自香港著名的獨立記者張翠容，她曾於訪問中透露，卡氏是她在新聞寫作路上的啟蒙者，我曾經在少年時候被翠容深深影響過，不斷思考關於記者這一課，而卡氏的名字亦由此烙印了在我的腦海中。不知是命運的偶然或必然，到波蘭旅行時，竟然在機緣巧合下，有了造訪卡普欽斯基故居的機會。

華沙炙熱的午後，我沿着地圖，找到了卡氏的故居。按下門鈴，開門的是一位波蘭中年女士，當我表明來意，並在交談幾句以後，始知這位女士是卡氏的女兒Zofia。我這個人生路不熟的外國人，冒昧下闖進，Zofia倒也不意外，然後徐徐引領我進客廳，裏頭坐着卡氏的遺孀Alicja Kapuscinski，看起來是個和藹的老太太。

隨即，我們走到客廳旁邊，那兒放滿了卡氏作品的所有翻譯版本，包括中文，可惜數量少得很，只有三本，分別是講述蘇聯時期的《帝國︰俄羅斯五十年》、記錄埃塞俄比亞最后一個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以及其晚年糅合個人自傳及讀書筆記的回憶錄《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帝國》是最早被翻譯為中文的作品，於二○○七年卡氏離世後在台灣出版，讀着第一位翻譯者胡洲賢的序言，講述翻譯時那誠惶誠恐的心情，而他慶幸我們還來得及透過文字來認識卡普欽斯基。

書桌集合各地原子筆

參觀完這邊，Zofia帶領我走上閣樓，那兒是卡氏生前的書房及工作室，牆邊鋪滿密密麻麻的書籍，從藝術、文史哲到經濟學，不一而足，涉獵範圍極廣，我想，大抵如此，才足以成就這樣的傳奇，而把議題及事情往更深更廣的面向學習與發掘，應該也是記者本身的自我期許吧。Samuel G. Freedman曾對於這個世代的年輕記者有過如此盼望︰「偉大的新聞記者絕不會只停留在閱讀報章雜誌、收集新聞材料和收聽新聞報道上，而會在文學、電影和爵士樂等偉大的藝術中尋找養分和催化劑。」

Zofia從書櫃上拿下畫冊與攝影集，向我介紹波蘭種種的藝術作品，從古代到當代，翻看着卡氏生前曾經閱讀過的書藉、學習過的知識，忽爾有着無以名狀的奇妙之感，彷彿透過書本把兩人靜靜地連繫上。掩卷以後，我再慢慢地觀賞這間工作室，看到他從異地收集回來的物件散落於不同的角落，忽然，瞥見書桌一角放置了好幾個筆筒，插滿了大量的原子筆。Zofia說，那些筆也是從各地帶回來波蘭的。不禁會心微笑，果然是個身經百戰的記者，連「武器」都比別人多，只有這樣的人，才會懂得筆桿的重量。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Ryszard Kapuscinski

出國報道 起初只想體驗越境

「其實我們也有考慮過出版他駐外以前的作品，畢竟他不是一下子就變成後來的模樣，或許他早期的文字也是有參考意義的。」Zofia說。卡普欽斯基一生走過如此廣闊無垠的大地，在不同的洲與大陸留下過自己的足迹，但，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如此想強烈認識世界？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中，他回憶起對於出國工作的初衷，沒有任何驚天動地或激情的想法，只不過是單純對於跨越邊境有着莫名的好奇︰「我心裏只有一個非常樸素的想法，就是在一瞬間體驗一下越過邊境，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感受一下越境這一刻的心情，體會一下這一簡單的經過。我只是想到國境那邊去看看，然後立刻返回，滿足我的好奇心，解解心頭之渴，足矣。」

基於這樣的念頭，有一次，他終於忍不住跟所屬的《青年旗幟報》美女主編說出︰「我將來很想出國工作。」那時，他初出茅廬。美女主編問，想到哪個國家採訪？答案是捷克斯洛伐克。後來，他終於得到這樣的機會，只是，採訪之地從歐洲轉移至位於亞洲的印度。這位主編在卡普欽斯基臨行前送贈了一本書給他，是由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撰寫的《歷史》，這本書影響卡氏甚深，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的行文中，卡普欽斯基便不時流露出希羅多德是其靈魂伴侶的感嘆。

沒名人嘴臉 謙卑過日子

印度以後，他又陸續被派駐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從最初抵達陌生異地的青澀與彷徨，透過經驗的不斷累積後，他慢慢確立了屬於自己的報道方式，亦逐漸蛻變成為日後被人讚頌的傳奇記者。「我的父親很喜歡跟年輕人聊天，像他這樣一個如此知名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卻跟普通人無異。」我想，那種無異非關經歷，而是經過了無數異常的日子後，還能保持最謙卑的姿態，不會賣弄明星記者的嘴臉。

黃昏時分，該跟她們告別了，臨走之時，Zofia怕我會肚餓，送給我一盒紅桑莓，還有一些糖果，叫我帶在路上吃，還送我到附近的地鐵站。暗暗感動，我不過是個突如其來的訪客，是名副其實的打擾，而她們卻熱情友善如斯。到了最後，Zofia勉勵我要保持對於新聞的熱誠，她知道，她的父親畢竟影響過好一些人。

卡普欽斯基著名報道

先後被派駐印度、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採訪過非洲在解殖過程中所爆發的各種內戰，如一九六○年代初的剛果內戰、從一九七五年開始並長達二十七年的安哥拉內戰；發生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之間的「足球戰爭」、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一一成為了他筆下的書寫對象。

（原刊於2015.9.6《明報星期日生活》）

Auschwitz

選擇到東／中歐旅行，某程度也跟中學修讀歷史有關。到達波蘭，奧斯威辛似乎是不能迴避的一站，翻看歷史，波蘭是個苦難的國度，曾一度亡國，二戰時期被納粹德國佔領，1944年的華沙起義，除了官方博物館，還被鮮明地塗鴉在街頭上。

從Krakow到奧斯威辛，十點前抵達，最終還是被迫要跟隨導賞員，但絕對值得，三個半小時，雖然有點匆忙。隨行時邊想起Year 1時讀過Bauman說現代性與holocaust之間的關係，聽到阿道夫的名字時，也不禁想起近年來不斷被引用的「平庸之惡」。導賞到了最後，向我們解說的人幾度抹淚，她說，解放以後，很多人因為進食太多，胃部無法適應突如其來的變化，獲得自由後卻也因此而死。有幅相片，畫面是一群婦女與孩童，手拉著手，而標題是on the way to death。

西伯利亞鐵路

也許，一生人只會搭這麼一次。我以為年輕才會有這樣的精力，但同一趟列車中，還有許許多多上了年紀的人。五天在火車上的生活，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沒有網絡，沒有Facebook，只有不斷的對話、看書、思考，與世隔絕，真有這麼一回事，在紛擾的世道中沉靜下來，未嘗不好。

同一車卡中，遇上了同樣來自香港的小女生T，她比我少兩年，已經在澳洲打工度假兩年，未來打算在英國做同樣的事，聽著她那些豐富的經歷，T說，這足以將過去的自己轉化成另一個模樣，其實我羨慕她那放手一搏的勇氣。五天的時間裡，我們陪伴彼此，或者這也可算是他鄉遇故知的一種情誼吧。鐵道上的侯車員大哥對我們很好，很愛找我們聊天，雖然那些民族大義的說詞總令我覺得很難頂，但他那種知識的涵量，卻令我敬佩。

可以專心看書，Kindle真好，可以裝上很多書，重點是耐用且輕便，每晚睡前都能進行閱讀，然後在火車的行駛中安穩入眠。

到達俄羅斯後，其實我腦裡不斷響起Twins的〈莫斯科沒有眼淚〉，冬天的離別，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軍隊在街上森嚴戒備。讀著昆德拉的笑忘書，那年的布拉格，真的有過戒備森嚴的蘇聯軍隊。最後，來自澳洲的老夫婦說，再讓他們搭一次西伯利亞鐵路，應該便是冬天看那漫天風雪的時候了。

She Aspire︰休學，看見改變的力量

（謝謝茵茵的訪問，亦很用心地嘗試呈現我過去一年所經歷過的點點滴滴。回來後，熟悉我的朋友大抵知道我那各種格格不入所導致的低潮，簡直就是一個問題少女（或者不是少女），有時我會懷疑，回來讀大三，是否要證明我到底有多廢，為什麼適應竟會如斯艱難，我不知道。感謝她記錄了我的種種困惑，這比起浪漫化的旅程，或者對讀者無意義，但卻對我很重要。）

我知道用幾個詞來形容一個人太過膚淺，安靜或內向，都不足以打包出她真實的個性。該如何描述她所選擇的那條休學路途，在社會規範下看似無理，卻步步著實豐盈，像她的臉書頁面，在休學的路上，在路上，仍有未盡的經驗分享。

香港女孩李雨夢，做了一件我大學年年都想做的事－休學。步伐從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一路往西，跑到馬來西亞的獨立媒體實習兩個月，最後再到台灣居住半年。一場貼近生活的旅行，用心聆聽這世界的脈動。

休學的念頭

我問起她為何會有休學的念頭，「大一的時候就有休學的idea，那時經常跟我的roommate說，希望有這樣的一年可以出去走走看看。或許覺得可能行政上的手續很煩、又不清楚，聽到很多錯誤的information，如果真的要休學的話要給一整年的學費，聽多了這種事情，就不想去實踐。」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初端，可能是個性使然的念頭根植，直到最後的確切決定。「直到後來，大一那年暑假我去了北京，在一個有機農場實習，認識了一個從廣州來的女生，她休學了一年，我跟她蠻投契的，在聊天當中，就覺得，好像出來一年真的就可以實踐。遇到她之前也許念頭漂浮不定，遇到她之後那個念頭就再次浮現，就更加有決心去做這件事。」

當這樣的念頭重新再起，回到學校後，李雨夢就開始去詢問學校行政機構，關於手續，關於學費、資金、路費這些很現實、很technical的問題。「在香港休學要經過一些很煩的程序，要有所謂的合理理由。我那時候跟一個機構拿了證明文件，交上去學校就核准了。」至於父母又是如何看待休學?「我媽還好，但我爸是不太同意的，他覺得我在浪費時間。我爸還跟我講，你不想那麼快畢業，那你就再念一個MA啊、碩士啊!可是他是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想停一年是為了什麼，他自己也知道我是不太管的了的，通常方法都是先斬後奏。」

休學總有想做的事，最初的計畫跟後來卻截然相反。她說，「我本來打算到北京一家工人團體、類似NGO的組織去做志工，可是後來北京那邊爆發了禽流感，疫情不明確，我的家人不讓我去，那我要做什麼?我就把計畫全部改了，跟朋友一起去了東南亞，後來半年去了台灣。」


嘗試不同的事情，得到很多幫助
     
李雨夢休學的前半年在東南亞待了五個月，頭三個月是背包旅行，後兩個月在獨立媒體做實習記者。

「剛開始會去東南亞是覺得蠻近的，香港人很愛去星馬泰嘛!因為我以前沒有出過國，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對於東南亞的印象很模糊，也想去看看這一塊領域是怎麼樣的。第一站，我跟一個已經畢業的朋友去了越南，他當成是他的畢業旅行，越南之後回香港找工作，然後我就繼續，去了柬埔寨、泰國、緬甸，緬甸之後去了馬來西亞，又去了新加坡、印尼。」

在越南第一次嘗試沙發旅行、到泰國有機農業參觀下田、到柬埔寨見證大選翻盤。她說：「我跟我朋友在一起，因為他是男生，感覺上比較安全，我們在越南嘗試兩次沙發旅行，在柬埔寨也是，這些都是很不錯的經驗，因為你真的可以跟當地人交流。在泰國，我在距離清邁市中心70多公里的有機農業住了一下，看看泰國的有機農業發展是怎麼樣，當中也有下田幫忙。」看了柏楊的書<異域>和朱延平執導的電影後，她對早期打完國共內戰的國民黨孤軍後裔感到好奇，「我後來才知道在泰北有這樣的一個聚落，我那時剛好又在泰國，何不去泰北看看呢，也遇上了國軍的後裔啊，父親輩可能就是在四十年代很多人已經死去，剩下的就是他們的後裔，可能他們這些人也有跟著他們的父親幫泰國打仗，金三角那邊的販毒區，那些國民黨的小孩在泰國幫助政府去對付共產黨，以換取他們在泰國的生存。」

「我剛好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她對我說著：「2013年的7月底，我人已在越南，上網找資料才剛好看到，將臨柬埔寨大選，就決定提前離開越南，去柬埔寨看這次大選。感覺十分難得，我自己對於政治或者社會的東西比較感興趣，香港有很多人會去台灣觀看選舉，我自己也沒有在外國觀看選舉的經驗。那時候完全沒有什麼準備，也沒有認識當地人，可是就很想去看看，後來轉折得到朋友的朋友層層介紹，認識了一個柬埔寨當地官員的兒子，他幫我很多、載著我到處看選舉和開箱，那時候也做了一些採訪。」

她在緬甸純粹旅遊，那裡是剛開放的國家，有很多東西可以觀察。「可能大家家裡都會有翁山蘇姬的畫像，以前與她有關的東西是被禁止、你也不能公開談論她，某種程度你會看到一個開放性的存在，一個剛剛開始的狀態，它是一個旅館少、很髒，WIFI非常慢的地方，旅遊業也剛開始。之後到了馬來西亞，在獨立媒體網路電視做實習記者、做拍攝，每天的工作就是拍片和剪片，上司覺得我都不清楚馬來西亞的政治狀況，不可能去做報導，但遇到一些專題也是可以去做採訪的。」

「在馬來西亞時，由於實習沒提供住的地方，我馬來西亞的朋友在那邊認識了一群搞學運的學生，我在那邊問到了租房子的問題，雖然是很簡陋的雙層排屋，卻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租到這個房屋!下班啊或假期，他們會帶你出去玩，這次也得到很多人的幫忙，我真的很幸運，這是剛開始出發之前不會想到的東西。」

 在香港由於地價高，很少有機會獨立生活。「在台灣的半年，我一方面嘗試獨立生活，另一方面也跟一個就是新創立的出版社準備出一本書。我是在2014年初去台灣的，2013年底就是香港移民台灣的熱潮被炒了起來，我朋友就很想做著一個主題，他找我去做這個合作計畫時我就答應了，他想做這一本書去採訪，關於在台灣居住的香港人，然後我另外一部分在台灣就是在做這一塊。」

她在台灣做採訪計畫，和出去玩。「最南去到墾丁，主要待在台北，當你有自己的房子時就會變得很懶很宅。物價低、易融入是台灣的特色，以前香港人最常移民到加拿大，但適應不易，後回到香港。近年大家一直覺得台灣很棒，興起這個熱潮，很多人都只是去旅行幾天、幾個禮拜，我在這裡生活是一種很複雜的情感。我覺得台北那種傳統的氣息沒有那麼商業，也沒有那麼多商場，去宜蘭或桃園車程也不是那麼遠，變成有一個抒發的空間。」

低潮，自自然然地過完

「2012年至2013年，我的路是一帆風順的，得到很多的機會，那時心裡會擔心之後的自己沒這麼好運該怎麼辦。」

 2014年開始，她人生低潮的一年。「客觀上我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別人看也沒什麼，在台灣因為書的關係一直很有壓力而悶悶不樂，壓力讓自己不能放鬆也去不了其他地方，特別是回到香港很不適應，到了9月後，連我唯一擅長去貢獻的文字，我都無法去為雨傘運動做些什麼，後來有一本書<被時代選中的我們>，朋友找我幫忙做兩篇採訪，彷彿我跟運動有連接起來。那種無力感是很重的，或者我感覺自己格格不入，失去在外面的free，回來後就一直想著要再出去，情緒非常差，認識我的人都感受到情緒的低落。我擔心的沒這麼好運的事在2014年就發生了，其實這樣的過程也是很順其自然的發生，也沒有什麼大事，但好像也沒什麼解決不了的。一個低潮的狀態，自然地過完也就好了。」

彷若預知自己的低潮，有時候接受低潮在生命裡的狀態，也是每一個人生命中的大功課，她與低潮相處，自然地過完。


出去，看見改變的力量

在柬埔寨，她見證大選翻盤。「看開箱，公布結果後，因為那時候也蠻關鍵的，這次是第5次大選，柬埔寨的執政黨，在前四次大選都不斷上升的議席，連續都沒有下降的趨勢，就在這次大選失去了20多個議席，是很誇張的一件事，當時候其實也感受到柬埔寨的年輕的一代，很渴望有一個想要改變的心態，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反對派的議席一下子上升了20幾席，這是很難做到的。」柬埔寨，這個連台灣人也不熟悉的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執政黨、一個最大的反對黨，以前可能有一些皇室的政黨，但現在皇室的政黨連議席都拿不到，所以現在的國會只有這兩個政黨在把持。「就是在看選舉資料還有結果的時候，看到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moment。」

台港兩邊的太陽花或雨傘運動都有參與。「可能有時候你去做這件事情是隨機而導致改變，它會讓我更加相信改變的可能。」在台灣經歷太陽花運動，她爬進立法院，之後在外面走走，行政院那天也是在外面看看，沒有待很久。「比較太陽花和雨傘，會覺得太陽花是個很漂亮的收尾，王金平也願意釋出善意，跟林非凡協商，在桌面上是一個很漂亮的事，畢竟你是談了一個東西回來，香港的雨傘運動被大家抵制、去清場，好像什麼都沒有得到。」

「你出去之後，再回到香港，那感觸很深，特別經歷太陽花學運，你會覺得台灣人怎麼這麼強可以衝進立法機關，回來香港之後，7月2日的佔領中環，清晨有500多個被驅補，經歷了一年再回來看自己的地方，那時候對太陽花運動很SURPRISE，大家就從這個太陽花事件講香港怎樣不行，一直停留在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後來其實經過這樣的時候，到了雨傘之後，我們終於不用去羨慕別人了，自己走在自己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從來不覺得香港人可以衝出去佔領這個馬路，你看以前的人在占領馬路只是幾十人、一百人也不到，別人一直罵他們在阻礙，但經過這四、五年，有一萬多人跟你賭出去馬路，就看到那個情境改變很大，原來香港人也可以這樣，看到夏慤道全條大馬路都是人。改變的力量從柬埔寨選舉看到反對派上升20多個議席，在台灣看到太陽花，再回來看到香港有發生這樣一件事，改變的可能是存在的，這樣的相信，某種程度讓個人的無力感沒那麼重。」

 一如她休學的路上看到的改變，去嘗試各種不同的事物，歸於她最後樸實簡短的回答。「這個不那麼重的無力感，可以讓你去做更多事情，更有力量去相信和改變。很多事情，我沒什麼大道理可以講，當你去做任何決定，為自己的人生負上責任就好了。」

原連結︰http://www.sheaspire.com.tw/p2-weekly_column-detail.php?PKey=6dc4QKFM3KlCk9QMpnZCd7n9ex07cQ64wP4i7KMAbS8

十三座牛雜@士林夜市 港味重現台灣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五）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台北的冬季多雨，陰陰、細細的帶給人黏膩。

雖然來台灣生活前，早有朋友提醒我台北比香港多雨、潮濕，但真正面臨雨季，才知道衣服永遠曬不乾的苦惱。

劉以鬯在《酒徒》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若是如此，記憶如潮水，我在台北的雨季裏便留下了滿滿的回憶。

那個陰暗的下雨天，我走到香港人最為熟悉的夜市——士林夜市，不為觀光，只為採訪十三座牛雜店的老闆湯建業。

湯先生在香港可以算是名人，不只做牛雜方面在香港首屈一指，同時他也上遍了香港大大小小的電視節目與報章雜誌媒體，許多旅遊美食書都會介紹他的牛雜店。

「十三座」根本上就是香港牛雜的代名詞，是家喻戶曉的牛雜小食代表。

父親說：做什麼也好，不要賣牛雜

「十三座」一詞的由來，是來自於湯先生早年在柴灣所居住的公共房屋，位於整條邨的第十三幢，故以此為牛雜店的名字。十三座牛雜並非數十年老店，湯先生從父親處承接過來的，是手藝，而非店舖。湯生的父親賣過粥、飲品，但以鹵牛雜最受歡迎，且讓親朋好友、顧客念念不忘。然而，湯生的父親鹵牛雜的工夫雖是一絕，但卻拒絕自己的下一代承接牛雜的生意。父親曾警告湯先生不要開牛雜店，這樣的忠告裏頭也許帶着複雜的親情與疼惜。湯生說到這段時，還是會有所感慨﹕「父親曾告誡我，什麼行業都可以做，就是不要賣牛雜。」這樣的叮嚀對湯先生來說最終只是馬耳東風，不知怎的還是走上了賣牛雜的道路，而且一賣還賣出名氣，成為香港美食的代表。

製作耗時 做牛雜之難

湯爸爸的憂慮不是沒有原因的，牛雜的製作流程繁複、耗工費時，往往需要花上兩三天或更長的時間，一百斤的牛雜，經歷了清潔、處理、川燙、鹵製的製作過程後，最後只剩下三十斤，成本相當高昂。所以賣牛雜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前期工作時間非常長，不像咖喱魚蛋、雞蛋仔、煎釀三寶般，容易準備、也比較容易為市場所接受。

或許有人會問，市場對於咖喱魚蛋與牛雜的接受度有分別嗎？答案是有的。華人社會過去多為農耕社會，有一定比例的民眾至今仍不吃牛肉，另外也有現代人與西方口味相近，比較不會吃內臟類的食物，包括大腸、肝、肚等等。這些原因讓牛雜比起咖喱魚蛋的銷售客群少了很多，也使牛雜生意受到挑戰，並非想像般來得容易。

宣傳口碑 營商之難

許多人欣羨十三座牛雜的生意興隆，在號稱美食王國的香港，能夠做出特色小吃的代表，背後所下的工夫是不足為外人所道。除了產品本身要夠吸引，如何經營生意也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湯先生在做牛雜生意之前是做美容美髮的，並且在台灣擁有好幾家的分店，但已是1987年前後的事了，那時正值台灣解嚴前後，社會最有活力、經濟正蓬勃發展的年代。俗諺說道﹕「台灣錢淹腳目」就是指那時候。不過，錢財若不懂得如何守成，則來得快去得也快。年紀尚輕的湯先生並不能在美髮產業留下，最後都因為經營的問題，在大環境的變化下，他最終還是不得已要將公司頂讓給他人。這件事情，讓他學習到營運公司之難，在於不能僅僅擁有技術，其他的部分如廣告宣傳、人員管理、財務規劃等等都會牽動到一家店的成敗。

二○○五年，湯先生自父親手上承接牛雜店，把其重新開張後，以短短九年的時間，就在全港擴張了七家分店，建立起雄霸一方的牛雜食肆王國。十三座牛雜能在香港崛起，不只因為味道，透過宣傳、行銷所創造的口碑，更使北角的小小食舖橫行多年、排隊人龍綿延。也因為他的經營之術，讓湯先生在短短的十年之間拓展極快，並以中央廚房的形式，統一控制管理食材的味道。他的成功絕非偶然，更像是代表着獅子山下的那種拼搏精神，努力、勤奮的工作，希望能夠力爭上游，在香港的競爭社會中爭得一席之地。
轉戰台灣 不是「逃離」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香港社會的急速變化，莫不如是。二○○三年，SARS導致香港的經濟及社會陷入空前的低潮，隨後與中國大陸簽訂CEPA讓香港起死回生，但同時也使香港的生活更為依賴大陸。每年不斷成長的中國觀光客人數、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的人數、在香港買樓的數量，這些種種都刺激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使得港人成為全球人均所得名列前茅的地區。

然而，隨着中國近年來的高速發展與崛起，人民幣在近幾年內大幅升值，這讓大量依靠大陸供應食物來源的香港人愈來愈感受到生活上的壓力，也使十三座牛雜的成本增加不少。不僅如此，那動輒數十萬港幣的店租不斷上漲，使小本經營的商店在寸金尺土的都市叢林中只能苦撐下去。壓垮十三座牛雜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人力問題。由於香港的餐飲業興盛，然而，相對來說這一塊市場的勞動力嚴重不足。這導致缺工情况嚴重，有錢也請不到有經驗的餐飲相關從業人員。如此情形，使十三座牛雜的員工長期處於超時工作的狀態，人才留不住、流動頻繁，直接影響了牛雜製作的品質。湯先生為求牛雜鹵製要有一定的水準，把心一橫之下決定結束香港的生意，將重心轉向台灣，在那有「台灣第一夜市」的士林夜市裏，開闢他新的戰場。

早有妻兒在台 只是歸去

猶記得在二○一四年三月，於報紙上赫然看見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消息，全港媒體同時報道此事。這件事對香港人來說是重重的一擊，沉痛、憤怒且無以名狀的痛。這樣的疼痛原因複雜，一方面是看着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小吃品牌遠走他鄉，宛若變了心的情人，令人難以割捨分離。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香港的社會環境愈變愈惡劣，高漲的房租、通貨膨脹嚴重、缺工問題無法解決等等，趕走了屬於香港庶民的味道。

然而湯先生認為，他的品牌以及香港都沒有港人所想像的悲觀。許多媒體過於突顯他的部分談話，讓他的台灣開業夢，被塑造成為逃離香港的行為。這實非他本意。對於湯先生，「逃離」這個指控，對於自己或香港，都太過沉重。談到來台開店的原因，湯先生表示有其更深沉和複雜的原因，並非單單歸咎於香港社會的問題，就能夠解釋清楚。很多時候，他都希望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無奈電視或新聞報道上的呈現往往都有所出入，久而久之，他也習慣了媒體有其意識形態與需要的生態，將他的創業夢放置在三稜鏡下，折射出浪漫七彩的光芒。

其實，他早就已經有來台灣開業的規劃。早在一九九○年代，湯先生已在台灣結婚生子，並且入籍台灣。他的太太與小孩沒有隨着湯先生回香港生活，十三座牛雜的經營都是靠着他在台港兩地奔波，與香港的合伙朋友、家人撐起來的。

牛雜挑戰台灣人口味？

台灣早已是湯建業的家了，回台灣開店只是遲早的事，為了妻子、為了孩子。香港媒體與民眾對於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惋惜與難過，似乎忘記湯先生是香港人，但同時入籍台灣。把十三座牛雜的結業，解釋成反映香港社會通貨膨脹、租金過高、連鎖店林立等等問題，既過於簡化，也太過一廂情願。

湯建業雖然早已入籍台灣十數年，但牛雜這種香港道地小食卻仍未融入台灣的小吃文化之中。不同於「添好運」港式飲茶進軍台灣般，能夠立即獲得好評，並且有大排長龍的人群，或是像早以成為台灣飲食文化一部分的街頭燒味便當店，還有在夜市出沒的雞蛋仔、凍檸茶，牛雜在這幾年來才進入台灣美食系譜，是否能真正獲得廣泛的接受，還得考驗台灣民眾的口味。

細數在台灣與牛雜類似的料理，以牛做為小吃美食的，似乎只有鹵牛腱、牛肉湯這兩樣，關於內臟部分是鹵牛肚，其他像是牛腸、牛舌、牛肝等則少在台灣的料理中出現。牛的臟器之所以較不能為台灣人所接受，或許因為台灣過往是農業社會，在不吃牛的習俗下，故此在臟器的接受度也不像豬那麼高。另一方面，對於「鹵味」的想像，台港兩地也十分不同。台灣的鹵製食品多半偏甜，從鹵肉飯到鹵雞爪都是如此，而香港的鹵牛雜則有濃郁的中藥材並屬鹹味，口感上的差異，也挑戰着台灣顧客對牛雜的接受程度。
他並沒有因為自己是香港美食的代表，來到台灣後就隨便製作來應付台灣人，反過來，卻是更為戰戰兢兢的做出符合台灣人口味的牛雜小吃。這種符合並不是完全為了市場導向而放棄原有的港式味道，而是在台灣顧客能夠接受的範圍內，製作出具有香港特色的牛雜料理。湯建業如此用心，背後所反映的是他對待饕客以及食材的態度。除了在口感上下工夫外，他更將十多坪大的店舖佈置得港味十足，除了吧枱沒有椅子的吃法很香港街頭外，裏頭的叮叮車和公共房屋的設計，也都散發出濃濃的香港風格。

十三座牛雜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51號
專頁：www.facebook.com/hkblk13

忠告﹕台灣市場不浪漫
湯先生是商場老手，對市場有特別的見解。當我問他可否給未來希望來台灣生活或開業的香港朋友一些建議時，他突然嚴肅起來﹕「千萬不要對來台灣抱持着過分的浪漫與想像，以為開一間咖啡店，或者做小吃非常容易。在台灣，市場是很現實的。一個產品的好壞，顧客的感受與反應是很真實的。」

在他的一本正經裏頭，我看到了一種敬業樂業的認真。

文/ 李雨夢
編輯/ 方曉盈

槍！在我們的肩膀上︰CY的阿兵哥日記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為什麼人要當兵？為什麼我們都沒有選擇？」——《軍中樂園》

二○一四年，由鈕承澤執導的《軍中樂園》在台灣炒得火熱，不但因為戲中有帥氣的阮經天和漂亮的陳意涵，更是電影裏描述的那一段被淹沒在時間長河中的封塵歷史，一九六九年，發生在金門軍營中的種種光怪陸離。

這個距離台灣本島二百七十七公里，卻距離中國廈門僅僅一點八公里的小島，曾是海峽兩岸在歷史上的戰爭前線，亦在國民黨遷台後成為了十幾萬國民黨軍隊所駐守的海上軍營。

《軍中樂園》所呈現的，既是時代的無奈，也是軍中的百態，既有職業的外省老兵，也有服義務兵役的本省新兵。

關於台灣的義務役徵兵政策，就是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大江大海的時代裏被強行實行起來，續延至今。

根據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凡是年齡屆滿十九歲的男性，除了一些能豁免服役的理由外，都必須按時義務服兵役，這種稱為「役男」的人士，到了三十六歲才能除役。

說到當兵，我所認識的台灣男性朋友都視此為苦差，甚至想方設計逃兵役。

延遲畢業是最普遍的做法，讀完大學念碩士，讀完碩士念博士，一拖再拖。

即便如此，一旦到了三十三歲，為免觸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以令自己身陷囹圄，還是需要休學來強行服役，逃來逃去，最終還是逃不過「服役」的五指山。

當台灣男子如此討厭當兵之際，一個來自香港的怪人卻特地在大學畢業後立刻跑到台灣服兵役，傻的嗎？這個外表看來正正常常的怪人叫王浚儒，別號CY，簡稱跟香港特首梁振英一模一樣。

雙重國籍下的「役男」

CY是台灣跟香港的「混血兒」，媽媽是台灣人，家鄉在新竹，爸爸是香港人，自三歲後他們便舉家回到香港，一住便是二十幾年，直到讀完大學。所以CY既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又有中華民國的護照，擁有雙重國籍。在中華民國法律的定義下，他是「役男」，有服役的義務，除非一輩子也不回台灣，否則不能倖免。

十六歲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踏足過台灣這片土地，算是逃避兵役的做法，那時候他害怕一旦入境就難以出境。在香港科技大學念商科的CY，是被視為尖子生的一群，畢業後的前途理應一片光明，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城市，不會沒有他的容身之地。

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

大學畢業後，身邊的同學或許都奔向了商業大廈林立的中環。他原本也可以像同學一樣的，找一份掙到錢的工作、結婚、生小孩，這一條香港人的既定公式。但他卻選擇了相反的道路，裏面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CY說，從小他便喜歡做些與眾不同的事情，忽發奇想之下，認為當兵是可行的選擇，於是便回到這片稱為家鄉的故土，但一切卻是如此陌生，生活從零開始。那是二○一○年的夏天，他廿二歲。

謎樣的魔鬼部隊

到達台灣報到後，下一步便是抽籤決定服役的種類，軍種分別有海軍、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當中以陸軍步兵最為普遍。當時的CY心裏希望自己能夠抽中海軍陸戰隊，這個以兩棲作戰、反登陸作戰、奪島作戰、台灣本島及外島、離島守備、軍事設施防衛為任務的兵種，艱辛而特別，著名的台灣詩人瘂弦和藝人豬哥亮都曾服役於此。老天爺似乎聽到他的心聲，CY最終如願以償。

接下來便是一年艱辛的訓練，分別在新北市的林口區和基地屏東縣度過。對於CY來說，所有的經驗都是全新的，他像小孩子般好奇地看待每一樣事物，睡街、天天不洗澡、自己動手挖廁所、隨處大小便、規律的作息時間……香港新一代總是給人嬌生慣養的感覺、不能吃苦，於是有了「港孩」的稱號，但以上種種都沒有難到CY，更豐富了他的人生。
天真可愛的阿兵哥們

軍隊中的伙伴是他最初接觸的一群台灣人，他自言是第一次認識到讀書不佳的朋友。初聽感到驚訝，但後來細想他從小到大都在名校長大，身邊圍繞的都是優秀聰明的同學，就覺得沒什麼好奇怪了。當兵讓他認識到來自各行各業的平凡人，在他口中的那些阿兵哥天真而可愛。他娓娓道來，於這天之驕子的人生中，這些經驗都彷彿是對固有的看法上的一種衝擊，他真實地感受到世界本就是如此斑駁混雜，不同階級背景的人有了互相理解的可能。雖然，軍營仍是個階級非常分明的地方，長官下屬，學長學弟，某程度也反映了台灣社會的面貌。強調服從與規律的地方，與喜愛自由的CY格格不入，雖然被迫要遵守一大堆無聊的規矩，他卻沒有後悔選擇作出這個決定，只求得過且過，「沒辦法，這個就是軍隊裏面的制度」。

軍隊是愛情的墳場

說到難忘的事情，在澡堂脫光光一群大男人在洗澡，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傳說，在軍隊中洗澡的時候，肥皂掉落在地上是不能撿拾的，因為一彎下身「菊花」便會面臨疼痛的境界。CY卻一句就破除了傳說中的迷思﹕「我們是可以用皂液的！」

莫名奇妙的口號

從感覺彆扭到逐漸視為日常的，還有莫名奇妙的口號。剛開始的時候連喝一口水都要先喊口號才能解渴，他重新示範一次「喝水喝水300CC，喝水！」給我看，我看得詫異，也覺得這樣的規訓非常無聊，他覺得這是長官把新兵當作低能兒來看待。更匪夷所思的口號在後頭，「親愛的共軍兄弟們！你們已經被包圍了，我們國民政府是寬大仁慈的！快點出來投誠吧！」我聽後不禁失笑，也許是冒犯了，但這畢竟是不真實的虛幻。不要說台灣人不把這當作一回事，遑論CY這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口號到了嘴邊還是含糊過關便算，他告訴我，這些意識形態的口號沒有幾個人在認真理會，只是高層的一廂情願。

歷時三個月的睡街

行軍打仗，少不免要露宿街頭，演練如是，歷時三個月的睡街，應該是他人生目前為止的極限。「他會發給你一個背包，裏面的東西就是三星期之內所需的全部物資。第一次收拾的時候，沒有經驗之下買了一大堆東西塞滿背包，例如很多的濕紙巾，以為就算不能洗澡也能抹身。後來發現其實用不了這麼多的東西，就連濕紙巾也懶得用。一件內衣加一件外套，就可以穿很多天了。一開始買下很多紙內褲，完全沒有用武之地。」他不忘告訴我，這些艱苦的演練，是專屬海軍陸戰隊的。

思念與寂寞交集

在到達台灣之前，他跟一個台灣女孩在交往，常言道，阿兵哥背後的女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當的，軍營中的訓練艱辛而乏味，軍營以外的另一半亦需要面對相思之苦。孑然一身的人最瀟灑，無牽無掛。連張震嶽也曾經寫過一首《孤獨的夜哨》來表達思念與寂寞交集的情緒，簡單的歌詞，道盡很多台灣男子的心聲。「擔心妳跟別人跑掉，如果妳真的要跑掉，麻煩妳順便說一下，我不要最後才知道。」這反覆吟唱的末段，讓我想起侯孝賢導演的代表作《戀戀風塵》，本是青梅竹馬的兩小無猜，男主角要到外島金門服兵役，女主角卻在他當兵的期間，與每天送信的郵差結成夫妻，據說是改編自編劇吳念真的初戀故事，一段無疾而終的戀情，教人感到唏噓。CY最終還是跟台灣女朋友分手了，但那已經是當兵完結後的故事了。

台灣與香港的最終抉擇

短短一年的時光，教CY永生難忘，這畢竟不是香港男子應有的經歷，從殖民地時期的英殖政府，到九七後的中國政府，都沒有要求香港人服義務的兵役，能夠體驗軍中生活的大抵只有那些黃埔軍校的遊學團或夏令營。

服完兵役後，本來打算打道回港，卻在種種的機緣巧合下，停留在此處。

決心留在台灣

台灣的創業風氣及成本低廉是令他想留下的一個原因，之後在台灣生活的幾年，他都以接Freelance的工作為主，湊合之下生活尚算無憂。台灣人的友善沒有機心，令他願意生活於此地。他是讀商科的人，在港的經歷應該讓他看慣了競爭裏頭的爾虞我詐，甚至自己也或多或少感染了這樣的氣味，於是來到台灣令他能更強烈感受到人性中的差異，也倍感珍惜這個尚未被嚴重「污染」的島嶼。他同樣提到，台灣人的機車性格雖然讓他覺得裝模作樣，然而這些缺點在他眼中也不過是小事一樁，無損他留在台灣的決心。

「沒後悔曾經當兵」

對於香港，他彷彿再沒有太多的歸屬感了，更笑言若回香港純粹只為掙錢。在被視為洪水猛獸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出爐之際，這份由中共直接頒令香港的報告，其政治干預的決心，引發公民社會的軒然大波。身在台灣的CY，看到消息後，在facebook上放上了香港特區護照與中華民國護照的相片，寫下短短一句「沒後悔曾經當兵」，也許「保家衛國」在當兵時期是個口號，但在面對中共對港、台民主與自由的打壓時，卻又是撼動人心的真情告白。

文/ 李雨夢
編輯/ 林韻兒

青年旅店異地一個家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走出西門捷運站，台北的喧鬧宛若熱浪，各種創意市集及次文化活動匯聚於此，造就了台北城西的百年風華。

鮮有人知道，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西門町一帶沼澤遍佈，直到後來日軍進駐，此地由於作為防衛台北城的武裝部屬基地，才漸漸發展起來。

西門這個地方，幾乎是香港遊客必去的景點，在擁擠的人潮裏，伴隨着廣東話及國語的交錯，讓人分不清究竟是身在香港還是台灣，甚至誤以為置身於旺角的街頭。

沿着成都路，走了將近十分鐘的路程，把我帶到一間以漫遊為主題的青年旅店。

香港僑生台灣栽種開店種子

旅店坐落的路段雖然仍屬西門區域，但已經遠離潮流品牌、名店，進入了在地人的生活領域。與其說是在西門町商圈，這裏其實更接近龍山寺。走到「台北漫步旅店」的門外，已經感受得到該店所散發的青春與休閒風格，裝潢顯示出它作為老屋改造的旅店印記，散發出有別於一般酒店的氣質。踏進接待處，眼前是一大片的公共空間，和煦的陽光透過落地玻璃灑進，來自各地的旅人三五成群散落在不同的角落，有人看報、有人喝飲料，還有一群人圍繞着地圖指指點點，為晚上的行程做確認。

老闆林維源（Mark）見我到來，連忙走出來招待我，着我先把鞋子脫下，再換上居家的拖鞋，並且對我解釋「換鞋」的舉動意味着回家，他們希望客人來到這裏能有家的感覺。

眼前的Mark看起來很年輕，卻已經是個成家立室的男子。十二年前，他以僑生身分來到台灣的輔仁大學讀書，主修餐旅管理。畢業之後，他不想一讀完書就工作，於是決定到墾丁的佳樂水逗留半年，以打工換宿的方式享受南台灣的烈陽，這種現在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Mark在當年可以算是先行者之列，偏離主流的軌道，只為了實踐心中仍未萌芽的理想。

在他的回憶中，八年前的佳樂水只有一間民宿，但現在這個美麗的地方已經成為了遊客的「勝地」，人滿為患，民宿一家接一家的開。由於佳樂水貼近海邊，旁邊便是太平洋，Mark當時的工作便是教人衝浪。這半年的體驗在他的身體裏埋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等待適合的時機發芽。

在台灣留了四年半之後，Mark還是決定回到香港的職場上打拼，在旅行社擔任旅遊顧問。他工作一路順遂，業績更是名列前茅，然而，過於重複的單調與平淡，沒有太大起伏與變化的生活，都使他感到不滿於現狀，於是心底裏的創業念頭慢慢浮現出來。他期盼有朝一日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旅館，一磚一瓦到室內擺設都是經過精心的挑選及規劃，能夠在這個空間裏面招待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Mark無法記起開設旅店的想法何時才是真正成形的階段，但是回顧他以往的日子，不管是大學時候所修讀科目及回港之後的工作，都離不開旅遊這一領域，在創業時候朝着這個方向作準備也似乎是理想當然，或許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際遇。

香港開店不成

話說回來，漫步旅店最初並不打算在台灣開設，一切都是機緣巧合。Mark最初籌劃在香港開店，走遍尖沙嘴、油麻地、銅鑼灣等旺區，卻難以尋覓理想的位置，即便遇上合意的地方，業主也未必願意出租。最經典的一次是雙方已經談好租賃的事宜，連訂金都付了，豈料業主幾天之後自行毁約，把訂金退還給他們，原因是業主認為創辦青年旅店是很奇怪的事，他不了解這樣的行業在香港是否能夠生存，因而拒絕這熱心的年青人。退訂的事情雖然莫名其妙，但背後所反映的是一般大眾對於青年旅店的不了解，一般港人出外旅遊，想到的住宿地點往往是酒店或賓館，追求舒適的享受，吃喝玩樂才是王道，我們好像缺乏了這種比較「另類」的旅行文化。

在香港遍尋不着合適的青年旅店落腳處，Mark暫且放下這些艱難與挫敗的心情，飛到台灣參加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大學同學會。席間跟同學聊到正在尋覓開設旅店之困難，且談及自己的想法與未來的規劃，剛好其中一個同學在地產公司上班，答應幫他物色地點。不到一個星期，這位同學便跟他聯絡，也寄給他幾個合適地點的資訊。看完資料之後，他立馬動身飛到台灣，跟着這位房屋仲介的友人看了不同的場地，走到成都路上，他一眼就看上了這幢老房子，並決意要將此地變成創業的新據點。

談及「漫步旅店」過去的身世，Mark有感而發地比較了這個空間幾次的轉變。「如今我們身處的地方，在四十年前曾經是一間酒店，開了十年後便改變用途，出租給學生居住，到了後來，業主又嫌分別收租太麻煩，於是又把整棟房子再次完整租出。」兜兜轉轉，這座位於西門的六層高單位，又好像回到最初的模樣。

青年旅店﹕交流大過天

「青年旅店有別於一般的飯店或酒店，強調自助、互相尊重與不浪費的精神，提供背包客在旅途中有一個經濟實惠的落腳處，大多是以床位為出租單位的多人寢室與公用衛浴，並注重人際交流的生活空間，期許來自世界各國的旅人能夠互相分享旅遊經驗、交流異國文化，在此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交流是「漫步旅店」的核心價值。該處的靈魂是一樓的公共空間，以家的概念來說這是一個客廳。幾張長形的桌子，讓來自各地的旅人聚集於此，環境舒適得讓人放下防備之心去作最真誠的交流。

然而，到來的客人未必每人都能夠了解青年旅店背後所代表的精神，於是鬧出了不同的誤會。Mark認為亞洲人多半對這種旅遊文化較為陌生，他們在入住時會有很多前設，一旦不符合要求便會發牢騷。例如「漫步旅店」有六層樓，客人便會理所當然的覺得一定有電梯，當知道要爬樓梯的時候便會抱怨。

打破客人固有想像

有一次，一群台灣學生訂了房間，入住之後一群人佔據了公共空間大半的面積，把該處變成他們開會的地方。有其他客人想使用公共空間看電視、聊天時，他們不單制止，還不讓其他旅客進入及打擾。這引起其他房客的不滿，外國人向Mark詢問這群學生是來自哪裏，為何會這樣的自私無知，Mark有點不好意思地回答他們是本地人，也向其他旅客道歉才化解了紛爭。這觸發了Mark的不滿，隨即「教訓」了台灣房客一頓。當然，雖說是教訓，其實更像是向他們解釋青年旅店是什麼。就是因為跟飯店或酒店有所不同，Mark都會透過交流去嘗試打破客人固有想像，讓他們學懂互相理解及尊重。

青年旅舍vs.民宿

我好奇問道他如何看待台灣的民宿，特別是香港人來台灣旅遊時候的首選總是離不開民宿。我相信他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應該會得出有趣的看法。對於民宿，Mark並不排斥但也不能接受。他認為民宿提供不到交流的空間，在他的心中，那不是他旅行時喜歡居住的地方。

民宿主要分兩種，一種是跟屋主一起居住，分你一間房，但其實客廳的人氣很冷清；一種則是屋主不會在家，把鑰匙給客人之後，房間就是完全私人的，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有點像酒店，只是沒有服務。住民宿的人會比較在意房間的設計，要求比較高，是追求一種硬件上的質素。但青年旅店僅提供一個床位給客人，沒有多餘花巧的服務或設計。換言之，住慣青年旅舍的人會比較着重整個氣氛，Mark稱之為軟件的部件。但在台灣，很多時候兩者還是會被人混淆在一起，有時候跟朋友寒暄，對方不免會問︰「你的民宿現在經營得怎樣？」對於這樣的詢問，他總是感到很無奈。

最大心願：「適合的人」來住

Mark具有浪漫主義者的特質，生意人開酒店很多都是為了賺大錢，但他開青年旅舍的最大心願卻不同，他不需要旅店每日都是客滿的狀態，只希望住在漫步旅店的客人都是適合這個地方的旅人。所謂適合的人就是那些願意打開心扉，透過聊天交流而去了解世界的複雜與差異的旅行者，Mark亦希望這些人的存在能夠影響另一些不願交流或從未曾有過如此經驗的客人。

後記﹕漫步在台灣

訪談的尾聲，我問Mark對於未來有何計劃︰「堅守這一方園地？回香港開設青年旅店？或者有其他的可能？」他說想要開設第二家分店，持續在台灣深耕，將「慢活」與「交流」透過青年旅店的影響力發揮出去。不過前提是先把台北的生意穩定下來，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在他的旅店版圖規劃中，花蓮是第二家分店的目的地。花蓮之後，或許下一步就是國境之南的墾丁。看着他一個據點一個據點的數着，每一間青年旅店就像一顆星星一般在天空閃耀着。或許哪一天，他實踐了這樣的夢想後，把這些店家聯合起來，就可以成為代表Mark創業精神的星辰了。

說到對未來的規劃時，Mark又興致勃勃的談起了旅店和旅行：「其實台灣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可能不是熱門的旅遊景點，例如鹿港，一般遊客可能會嫌遠，但如果我在台中開店的話，我就可以推介給客人，反正從台中到鹿港的車程才大約一小時，這樣可能就有人願意去了。」就像在台北的店，在與客人的交談與互動中，他們會建議客人去九份、烏來、平溪，或者近至附近的西門紅樓、龍山寺等地方，而不是只停留在百貨商場的購物行程。

從Mark的陽光男孩笑容中，我讀出了當中的從容與自信，也許在台灣的創業歷程讓他學會了「等待」，等待「青年旅店」在香港與台灣能夠更廣為人知，亦被更加多人接受。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作者在台灣，遇見五個到台灣生活的香港人。
文/ 李雨夢
編輯/ 方曉盈

Miss Sex創作人 島國半生緣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二）

（作為九十後的一代，小時候也是看著《Yes!》裡的Miss Sex長大，很慶幸有機會訪問到Miss Sex的漫畫家。那天在摩斯漢堡店，聽了很多關於阿勉在台灣幾十年來的生活及經歷，本土漫畫的沒落與癥結，這個剛好夾在戒嚴末期與解嚴縫隙中的香港人，見證著台灣的種種轉變，更成為了台灣的公民，下星期便是「九合一選舉」，在藍綠的包袱以外，他有另一種看法。）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也許李勉之這個名字於你有點陌生，但作為八、九十後的一代，應該或多或少都有聽過一本叫作《Miss Sex》（又名Miss阿性）的漫畫。 這本被譽為青少年男女「性啟蒙」的聖經，以輕鬆幽默的手法向讀者展示各種學校沒有教授而又是最基本的「性知識」。

 Miss Sex早期刊載於台灣的漫畫雜誌《熱門少年TOP》，後來透過《yes!》而讓Miss Sex在香港有了曝光的機會。 對於台港兩地的八、九十後來說，Miss Sex就是他們年輕時候的「性教育」導師，陪伴度過了那個對異性有着奇異幻想，男生看到衛生棉會害羞、女生不敢在公開場合吃香蕉的懵懂年紀，也是記憶中的青澀少年時代。

這個引領着一個世代潮流，創作了Miss Sex一角的人，正是游走於港澳台三地的漫畫家——李勉之。

生於香港 長於澳門 闖進台灣 

阿勉於香港出生，成長於澳門，直到中學畢業後，回流香港好一陣子，希望能夠投身漫畫業界，因此他並非一開始就決心到台灣的，內心還是掙扎良久。到達台灣之前，看見著名漫畫家馬榮成、馮志明的公司請人，他還是會主動去應徵，期待能夠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環境，最後卻未獲錄取。曾經被玉郎集團獲得賞識，然而工作環境與想像有差距，權衡之下阿勉決定背上行囊飛往未知的旅程：台灣。

這樣的決定也是個陰錯陽差的偶然所致，那年夏天，阿勉在澳門的同學坐船到香港，準備報考台灣的大學，一幫人住進了他父親的辦公室，就在那幾天的分享以及同學的慫恿下，他決定要與大伙兒一起到台灣闖闖。

戒嚴年代的日常 

在台灣仍然處於戒嚴狀態的一九八五年，一群港澳學生浩浩蕩蕩地出發來到台灣、當時被稱作「自由中國」的島嶼。初抵台灣，阿勉一行人需先行修讀國立僑生大學的先修班，作為上大學前的「再教育」。先修班位於台北市郊的林口，是個偏僻的地方。對於阿勉這樣一個過慣了自由、現代化生活的人，陡地進入一個荒涼之地難免無所適從，一開始時候印象很差，因為必須過着類似於當兵的集體行動與洗腦的生活。

阿勉的回憶中，學校恍似一座監獄，整個校園只有一棟校舍及小食店，平常日不能外出，只有周末才能接觸到外面的世界。這種規訓學生的方式，某程度也是威權體制的伸延，延續着國共戰爭的緊張關係，他們這群從海外而來的「僑生」，莫名其妙就成為了宣傳與洗腦的對象。他難忘於那時候政治色彩的濃厚，教官會向僑生灌輸政治思想，每天早會的時候要升旗、唱中華民國的國歌、做一些很奇怪的早操、叫「打倒共匪」、「反攻大陸」等口號，這令從小沒有經歷過濃重政治氣氛的阿勉感到很抗拒。

常言道，即使你不理會政治，政治還是會來騷擾你。阿勉就有一次不小心的牽涉到政治的漩渦，惹上了麻煩，令他永生難忘︰「我在班上有幫忙做一些美術方面的工作，記得有一次幫運動會畫海報，之後教務處竟然要見我。去到教務處，看到主任手上拿着那張海報，質問我為什麼要畫一粒紅星在裏面、知不知道這是代表着中共，然後警告不准再畫這些政治敏感的東西。」那是阿勉第一次在台灣感受到所謂政治壓力是什麼，僅僅因為一顆小星星就被做了政治聯想。這現在看似荒謬的故事，但回到當時的時空環境，很可能影響阿勉的求學路途。

見證台北城市發展 

兩年過後，台灣解嚴，阿勉直言1987年以後的社會變得比較自由，可是在經濟逐漸起飛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躁動不安的氣氛。或許是農村人口大量轉往都會，台北城裏呈現欣欣向榮的熱鬧與繁華，但也由於轉型期時台灣人的質素、水平還是參差不齊，某程度上還是會有台北不如香港的感覺。「當年香港人都不太喜歡台灣，覺得這個地方落後，我想這也跟香港人高傲的心態有關吧。」我從阿勉的解釋裏，感受到他內心對於現今台灣人的文明與秩序所存在的今昔對照。

阿勉打從踏進台灣這片土地，生命軌迹就巧合地與這座島嶼的命運緊緊相繫，以外來者的身分一直旁觀台灣的改變。「畢業時嘴巴還是會說不喜歡台灣，但是不可否認，對這地方有着莫名的感情」，阿勉訕訕地笑着，談起過去的「口非心是」，解釋着身體很誠實的把自己種在台灣的泥土裏，一留便是二十多年，甚至在這裏成家立室，開始了自己的事業。

 一留二十年 落地生根 「移民台灣」對阿勉來說沒有太大的困難，在那個台灣自稱為「自由中國」的年代裏，僑生一入學就有身分證，是永久的那種，跟現在的標準不一樣。當然，取得台灣公民身分後，不須服兵役，可視為這個國家拉攏海外華僑的「德政」。唯一的麻煩是他必須每四個月離境一次，也唯有如此才可逃避兵役。直到四十歲，他才毋須回港回得那麼頻密，算是真正成為了台灣的公民。

訪問結束後，阿勉趕到幼稚園接女兒放學，談起女兒，他的臉上難掩喜悅之情，並且述說着父女二人的小故事。所謂落地生根，大抵就是從這些日常的平凡中顯露出來。從當初將自己視為異鄉人的本能式抗拒，到現今完全融入到台灣的生活氣息中，在阿勉身上，我彷彿能夠看到與深愛的人共築的那片幸福之地，就可稱之為家。台灣屬於他的家。

在台灣投票

如今香港人總是羨慕彼岸的文化與民主，然而這些令人稱羡的種種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在朝夕之間建立。尤其是民主化的發展軌迹，更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衝撞體制而來，背後付出了沉重代價，才有得來不易之今天。2000年，台灣民主化後出現了首次政黨輪替，將一介平民推向總統寶座，「陳水扁」三個字從代表「希望」與「夢想」轉換為「貪腐」與「權貴」，對台灣人民來說確實是一記沉重的打擊。阿勉並沒有像台灣人一樣的投身於「擁扁」與「反扁」的情緒之中，這或許因為他在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又或是沒有過往沉重歷史記憶的包袱。這使得他的投票行為更為客觀，少了藍綠的歷史情結，更多的是思考「普選」賢能的意義。「阿扁貪污，那我便投票給其他人。馬英九沒有貪污，但無能，那我再投給其他人。」

阿勉說得風輕雲淡，但他知道在台灣與朋友談政治，總得小心許多的禁忌。他目睹過朋友因為政治立場的差異而決裂，許多家庭也會因為政治的因素，搞到四分五裂並老死不相往來。「不過，除了在政治方面要小心一點之外，基本上跟台灣人做朋友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他們很友善，亦很容易交心，相處完全沒有壓力。相反，香港人則比較勢利。」

Miss Sex 開放「性」討論 

作為長居台灣的外來者，阿勉對「本土政治」並沒有太大的感觸，但「本土漫畫」卻是他所密切關注的問題。大四那年，他認識了漫畫家高永與「大然出版」的呂社長，也因此意外地闖進了台灣的漫畫圈，得以延續他在香港的未竟之志。《Miss Sex》是讓他在台灣打響知名度的得意之作，一九九三年這本漫畫面世，在市場大受歡迎。成功絕非偶然，除了因為在台灣經濟高速發展之際，人們需要更多的消費商品與娛樂；另一方面，「性」的問題能夠在公眾場域討論，也象徵着解嚴後從封閉走向開放。

翻閱過往阿勉接受報紙的訪問，他解釋《Miss Sex》之所以出現的初衷︰「我們的用意是要塑造出一個偶像，賦予這個偶像美麗的外表與鮮明的個性，來解答許多青少年朋友難以啟齒的問題。很多青少年朋友碰到性方面的問題，在同儕間得不到解答，又不願意也不好意思向長輩請教，這時候就輪到我們阿性姐上場啦！」

阿勉與拍檔嘗試打開新的局面，把原本被視為禁忌的「性」放在陽光底下讓人們討論。讀者群更不局限於年輕一輩，甚至包括家長和小孩︰「記得在一次簽名會上，有家長帶他的小朋友前來，那是我意料之外的事。」出現這樣的組合，代表台灣的性教育從自我摸索與學習，到後來慢慢出現父母教導正確性知識的情况，在這之中《Miss Sex》有一定的貢獻。

本土漫畫的宿命 

在台灣要當一個漫畫家注定是艱難的，漫畫家在台灣的生活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風光，歸根究柢在於台灣漫畫市場門戶洞開的癥結，使本土漫畫受到外來勢力的嚴峻挑戰。阿勉看在眼中，覺得台灣漫畫的問題是被日本漫畫壟斷，也嫌不夠本土。不可否認，轉型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剩下的市場只有逐漸下滑與萎縮。他解釋，關於漫畫市場的沒落是全球性的問題，從前的人沒什麼娛樂，只好看漫畫，所以能夠擁有一定的讀者群。然而現在的娛樂五花八門，根本不用看漫畫，或者在線上看漫畫，所以能夠賺取收入的已經不再是漫畫本身，而是由此衍生的商品。以阿勉為例，他不能只靠畫漫畫維生，而是必須依賴繪畫其他的插畫，甚至是開班授課的方式，才能維持生活必須的開支。

現在阿勉在自己的臉書專頁「阿勉頻道」上，不時發放以父女關係為題材的漫畫「哇靠老爸」，這讓他與許多愛他漫畫和故事的朋友有更多互動，也試圖增加作品的曝光。他很直接的說︰「做自己有興趣的漫畫，畫了以後才會知道有沒有人想找我接洽談合作，甚至是出版的可能。」在自我調侃的語調中，還是能夠從他身上看到在台灣追尋漫畫夢想的可能，回到香港，也許在更加無形與龐大的經濟壓力下，他會如同許許多多的香港創作者，被迫放棄自己心愛的事業。

台北的夢想 香港人的店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一）

（磨了大半年，別人都不知道我在台灣做甚麼，這是其中一個朋友找我幫忙合作的計劃，感謝星期日生活願意刊登，亦感謝各位受訪者。計劃其實源於去年炒得火熱的「移民台灣」潮，剛好我之後要在台灣生活半年，跟不同人聊天的過程中，發覺更多的是媒體炒作，在真實生活過的經驗裡，往往落差可能會來得更大。我自己是嘗試把更真實的感受帶出，雖然自知仍有很多沙石。今次來台灣也是為了這個計劃的某部分工作，才來幾天，卻跟上半年生活的感受很不一樣，或許短途的旅行總是美好的。）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在某個平常日子的下午，我前往隱藏於羅斯福路巷弄裏的婆娑咖啡店，準備如期跟老闆Raymond及老闆娘Kia做訪問。

認識他們是由朋友介紹，之前已來拜訪過一兩次，彼此相談甚歡。此次約定好專程前來訪問，卻沒料到下午茶的時間高朋滿坐。

Raymond和Kia兩公婆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時間招呼我，更遑論坐下來被採訪。

我只能坐在他們幫我預留的位置，飲着熱美式咖啡與他們為我準備的蛋糕，靜靜地觀察這個由香港人在台灣一手建立的小天地。

他們初來台灣旅行時與多數人一樣，認為台灣人特質總是親切、好客、友善，與台灣朋友之間相處非常愉快。

由於對台灣的印象很好，喜歡那濃厚的文化氣息，抱着追求美好生活，他們決定到台灣開一家咖啡店，也希望能把自家的咖啡店打造成舉辦文化活動的場域。

寧要空間 不要錢

從設計到家具的挑選，都經過Raymond和Kia的精心策劃，以求打造令客人感到舒適及放鬆的環境。對他們而言這間咖啡店是一場夢，也是打造表現他們性格與生活方式的空間。偌大的咖啡店本來可以放更多的位子以換取更多的盈利，但他們卻選擇把桌椅排列得零散疏落，來營造寬闊的空間，以及隨意、流動的感受。這原因無他，在於過去在香港的生活空間太過狹窄，來到台灣自己開店後，除了闢了一座小花園，更在店內以鬆散的擺設創造舒適的生活品味。

展示生活品味

兩人的浪漫除了來自於天生的基因外，也跟過去的創作人身分有關，那些屬於他們獨特的品味，透過這家店中的各個細節顯露無遺。Raymond是攝影師，咖啡店的牆面就成了他作品的展場，展示一幅幅具溫度的作品。我有幾位喜愛到台灣旅行的香港友人，到台北後總愛往婆娑咖啡店裏鑽，他們羨慕Raymond和Kia在具濃郁文化氣息的台北城築夢，在香港要開一間咖啡館想都不用想，光是租金就足以嚇死所有人。

幸福的兩夫妻擁有屬於自己的咖啡店，好像每天都能優哉游哉地過活，旁人看在眼裏總會感到羨慕。但是實踐理想總要付出代價，Raymond和Kia在台灣創業初期的時候吃足苦頭，也經歷過挫敗與迷失，今天的成果是透過苦苦堅持才得以換來。

開店初期是他們最艱難的日子，最久有超過四十天沒有任何生意上門。在那等待着客人進門，同時卻看不到未來的日子裏，他們彼此相互扶持鼓勵，在夜闌人靜時也會感到恐懼，不知道這樣的堅持是對還是錯，是否應該放棄回香港或北京討生活。Kia說Raymond總覺得是自己虧欠了老婆，但她自己並不這樣覺得，那些一起經歷彷徨與辛酸的日子，對他們來說其實彌足珍貴。也因為這一段日子讓他們更珍惜彼此，兩人的關係除了是夫妻外，也是生意與工作上的親密伙伴。

價格偏高 堅持用料

他們回顧創業初期的慘澹經營，原因當然有很多層面，除了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顧客群與口碑之外，另一個艱難存活的原因，在於他們所販賣的產品價錢偏高，不論是食物或咖啡，單價都比其他咖啡店還要高一些。而這一些些的差異就足以令他們在咖啡店的戰場吃足苦頭，因為在台灣選擇咖啡店一如香港選擇茶餐廳那麼普遍，只要有些許的差池，可能都足以影響生意的好壞。

當然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他們之所以會將產品拉高單價，原因在於原料選購上的堅持。夫婦兩人雖不是出身於專業的餐飲背景，但由於創作者的浪漫與堅持，在食材上要求用最好的材料，不計較成本的經營模式，也都是使他們的價錢會比其他咖啡店還貴的原因。他們的認真不是屬於香港人特有的文化與性格，而是兩人難能可貴的內在特質。至少我是這樣覺得。
猶記得初次在婆娑咖啡店吃到檸檬塔時那驚為天人的感覺，深深被此處的產品所俘虜。這種形容完全沒有誇張，我是個不愛吃檸檬製成品的人，但檸檬味道的新鮮開胃卻使我念念不忘。吃過後我把我的感動告訴他們，Raymond說﹕「外面很多店舖的檸檬塔都是以香精來代替真檸檬，所以你才會有如此巨大的落差。我們的檸檬塔不能大量製造，每次只能做六個，所以很多時候客人都需要耐心等待。」上述文字自己都覺得像在賣廣告，事實是他們堅持每樣甜品都要親自製作，不像其他咖啡店那樣，甜品都是從別處購買回來。

台灣美好以外……

從許多報道與和Raymond接觸經驗裏，對台灣人也多所批評，這與一個旅行者的感受不太一樣。我想理解究竟他們在台灣創業與生活時遭遇了什麼困難，甚或是遇到了怎樣的台灣人，讓他們對台灣產生這麼多的負面情緒。這些情緒也許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同時更可能是文化差異所導致。

機車不是人人可忍

Raymond舉台灣機車文化為例，他不能忍受人人有機車，以機車代步的生活。Raymond說，台灣的法例某程度促成了機車的橫行，如果一輛汽車與一架機車相撞，要賠償的肯定是汽車；另外在菜市場買菜時，更經常看見有人駕着機車在菜市場裏穿梭。聽着他的批評，我想起逛夜市時的經歷，在狹窄的道路裏充斥着擠擁的人群，但機車還是不顧一切的往前轉動，硬是要在毫無縫隙的人群中殺出一條血路。

Raymond將這現象歸根於台灣人的懶惰，「明明是很短程的距離卻不願意多走一步，硬是要騎車。」當然，香港是一個大眾交通工具規劃完善健全的城市，一般民眾基本上不必買車，透過公車、地鐵、渡輪完整的架起香港的運輸網絡。相較來說，台灣即便是在台北，交通上都沒有香港便利，很多時候以機車代步是有其不得已。若真要搭乘公車，不是班次鮮少就是繞路、兜圈情况嚴重，我在台灣生活時也很受不了這樣的情况。

年輕人工作態度散漫

除了機車文化外，Raymond也認為台灣人生性懶散，以好聽的詞彙來形容是「慢活」。尤其是年輕人的生活態度，總是在可有可無、隨意、散漫之間，沒有太多的企圖心、想法。這些看法源自於他們這幾年來請工讀生的經驗，從開店到現在所聘請的工讀生不斷的來來去去，工作態度是他們認為最棘手的問題。對着台灣員工不能直接指出他們的錯處，一旦嚴正的指摘工讀生的不是，他們雖不至於當場爭辯，但往往禁不起責罵而辭職走人。

曾經有人以「草莓族」來形容台灣的年輕一代，這個概念源自於翁靜玉的《辦公室物語》，泛指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特質是「抗壓性低、承受挫力低、忠誠度低、服從性低、穩定度低、個人權益優先於群體權益」。台灣年輕人是否真是如此，以我與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確實感受到年輕朋友對自身權益的意識之高遠勝於香港的青年朋友。尤其是台灣的大學生，自我意識之強，不容易相信、認同於其他人，雖然很多時候選擇沉默不說話，但內心中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不容易被人說服。

在台灣 愛香港

究竟工作與生活應該如何平衡，Raymond認為歐洲的做法是不錯的範例。雖不至於工作至上，但也不會在工作時毫無效率。Raymond曾經在法國巴黎留學，那是一個一頓飯要吃三小時的國家。根據他的經驗，飯的確吃了很久，但很多想法及創意就是在餐桌上討論出來。到正式工作時只要依據原來的計劃，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雖然一星期只工作35小時，但生產力沒有因工時短而下降，時間也沒有因為吃飯而浪費掉。這是Raymond心中理想的生活模式，在香港與台灣之間所達不到的工作與生活之平衡。

我又再次問Raymond與Kia兩人﹕「既然對這地方有這麼多怨言，為何不回香港或北京？」他們相視而笑的說，縱使台灣有很多令他們非常受不了的「文化衝擊」，但仍然選擇留在這裏，是因為對這塊土地已經有所感情。况且婆娑咖啡店是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城堡，又如何能夠說走就走的放棄呢。確是如此，咖啡店的生意逐漸上了軌道，曾經與他們建立過關係的客人慢慢成為朋友。而咖啡店早已成為他們招待從香港、北京、法國等各地來台灣旅行的親朋好友之場所，這個由兩人一磚一瓦合力建立的「家」，也讓他們的人生找到歸屬之地。

台灣人愛說「愛」

在台灣生活的日子裏，常常聽到台灣人把「愛」字掛在嘴巴，「愛台灣」、「愛台北」、「愛台南」，說起愛的時候台灣人臉上總會掛着得意的面容。我總會反觀自己以及香港，很多香港人從不輕易說出「愛香港」，總覺得肉麻、噁心。因為那些在香港打着「愛」旗號的團體，總是以令人起着雞皮疙瘩的「愛國情懷」在操弄着人們的情感。

我跟他們都是關心香港未來的人，於是聊起天來份外投緣。在採訪時我總是在思考，這一群因不同原因來到台灣的香港人，難道就不愛香港了嗎？又或是怎樣的事情迫使他們不得不離家那麼遠，甚至是將他鄉當作故鄉。在那個佔領中環的日子，家園到了危急關頭，我們才知道「愛」早已存在於身體裏，只是對香港人來說，從不輕言。

我愛香港。四個字。很簡單，也很艱難。

期望光明的權利 ── 記雨傘革命的二三事

（刊於《街報》2014年11月號）

重陽節的晚上，在特首辦門外，是滿坐在地上的人群，那天早上，警察運送一箱又一箱的催淚彈和像膠子彈，明目張膽。又是一個充斥著緊張氣氛的夜晚，不少人戴上頭盔，以免暴力清場再次發生。我們不知道警察會如何對待我們這班手無寸鐵的人，但是幾天之前那87杖的催淚彈，既讓人痛恨警察的濫權，也使人們變得更加堅壯。

才一個轉身，踫到來自《當今大馬》的記者，他特地在放假的日子來到香港，只為見證某個歷史的時刻。我們曾經在馬來西亞有過一面之緣，是文丁客家村村民的記者會上，看到一個個因保衛家園而被警察打至受傷的身體。在香港的特首辦外，一個馬來西亞人，一個香港人，混合著兩種不同口音的廣東話，不斷言說著關於兩地的種種。在他口中得知，馬來西亞在今年多次引用煽動法令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和提控，對於言論自由作出嚴厲的打壓，在威權國家的狀況中，彷彿看見了我城的倒影。

七月二日的凌晨，一次預演佔領中環，511人被拘捕。因為反對人大常會對於香港選舉改革的提案，中共一次又一次對於香港普選民主的拖延及欺騙，引起學生發出抗議的第一聲。九月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罷課行動，在罷課的尾聲，學生領袖們試圖闖進被拉下鐵閘的公民廣場，這片曾經開放過集會的空間，如今卻是重門深鎖。那個暴烈的晚上，警察把進入公民廣場的學生及市民圍困，並對閘門以外的支援者發射胡椒噴霧，直到天亮，一一把裡面的示威者拘捕，共有74人，首批被捕的包括仍未成年的黃之鋒，這個鋒芒畢露的年輕人，涉及三條罪名「非法集會、擾亂公眾秩序及強行進入政府建築物」，在拘留期間不獲保釋，警察更在搜查寓所時候把他的電腦帶走，他的父母斥之為政治迫害實不為過。馬來西亞有煽動法令，我們也有公安條例的惡法。

因抗命而成為命運共同體

九月二十八日，金鐘的天橋及街道被封鎖，只好沿著灣仔走至演藝學院的那方，那是個天公造美的下午，也是個空氣中彌漫著緊張凝重的日子。從演藝道一直前進，從天橋走到盡頭，映入眼簾是一整條大道被佔領，朋友說那是會令人流淚的場面，我沒有流淚，但卻充斥著難言的感動，從前社會運動總是小部分的人出來佔領馬路，不用一晚就被警察清走，而當下的香港，公民抗命彷彿真的悄悄栽種了在香港人的身上，被催淚彈噴至淚流滿面，卻是去而復返，趕也趕不走。當晚的形勢非常緊張，不斷收到來自各處的謠言，如十二點後解放軍進城、警察開槍……加上那些煙霧彌漫的畫面，真的好像打仗般，就連原來答應24小時開放給市民作為避難處的演藝學院，在午夜將近之前亦匆匆把人趕走，就是因為收到警方將會把裡面的人視為暴徒的消息。學聯呼籲群眾離開，但是這夜再沒有領袖，留下來的人逐漸增多，愈多人愈安全，大家在此刻彷彿都是命運共同體，緊緊相依，互相守護身邊那些認識及不認識的人。

天色漸亮，那晚的謠言一一不攻自破，還發生了佔領旺角的彌敦道和銅鑼灣的軒尼詩道，兩條都是香港交通的重要樞紐，九龍與港島，一脈相承。然後，因為以雨傘遮擋催淚彈而生成的場面，壯觀得成為了一場「雨傘革命」，或是被視為更貼切的「縮骨遮革命」，佔領中環已然退場，而這場運動亦從學生運動轉變成為了全民運動。

據點分散了在金鐘／銅鑼灣及旺角，兩邊的氣氛截然不同，旺角一邊，參與者的成份更為複雜，來自不同的階層及年齡。記得佔領彌敦道的第一個晚上，謠言同樣此起彼落，說是有MK仔／紋身漢在鬧事，消息混亂，但總算是「平安」地度過了那個晚上。

兩條平行線的有感與無感

第二天早上，因為某些行政事務上的必需，特地回了一趟嶺南大學，即使學聯沒有宣佈無限期罷課，大家都是沒有心情繼續上學，看到聚集於學校永安廣場的學生，臉色上的急切，都渴望為這場運動提供一點力所能及的協助。

那天我因回校而坐了兩程西鐵，來回往返，我遇上了兩對截然不同的人。

第一程，旁邊坐著一個操著非純正廣東話腔調的疑似新移民婦女帶著六、七歲的兒子，我們都在看鐵路裡頭那小型的電視框，人小鬼大的小孩脫口而出︰「警察怎麼可以如此暴力對學生的！？」身旁的母親認同孩子的話，有些感慨地說出同一番話︰「對啊，警察怎麼可以如此暴力對學生的。」雖然我覺得被暴力對待的，又豈止是學生。然而，我這兩天比較眼淺，鼻子一酸。

回程，身邊坐著中產打扮的中年男子，在我耳邊強迫我聽了他講十分鐘的電話。滿口自以為是的說話，說起兒子昨晚不回家但只說是去社區中心都被他罵，女兒好像是學生會的人，也被他警告了一下。又說自己並不相信甚麼價值只相信真相（媽的，真相不就是警察不斷向群眾投放摧淚彈，以不合理的武力對待手無寸鐵且和平到不行的人嗎？），再不斷講講講講講，那十分鐘，我真心覺得他對我造成了滋擾，致使我無心專心看書。那一口流利的廣東話，真的比髒話更難聽。

街頭上庶民的多樣與混雜

再次來到旺角街頭，沿著太子區走到油麻地方向，還是充斥著滿腔的感動，在平常日子的狀態中，我很討厭到旺角這個熱鬧地區，人多擠迫，本地人與自由行的混合，讓人喘不過氣。但是佔領之後的旺角變得再不一樣，甚至可以讓人鬆動對於街道這個公共空間的想像，場域性質的轉換，更加貼身地感受得到。有人警剔不要過於鬆懈、滲透、警察消失所可能引起的混亂效果，這些我通通都懂，亦能理解。但我還是很喜歡旺角，庶民的多樣性在此處開展，一個全民的運動，裡面參與的人本身成份就非常斑駁及混雜，重要的不是是排斥（滲透的人當然另計），而是如何與這些看似難以溝通的人去進行溝通，還有嘗試互相理解。在現場遇到舊同學，他說看到去年認識的幾個碼頭工人（注︰2013年3-5月葵青貨櫃碼頭爆發嚴重工潮）都來到彌敦道支持，我深深感到那是運動組織者在過去所種下的種子在發芽。我想，思考多一點如何去互動，總比散播流言來得更實際。

旺角的平靜氣氛延續數天，直到一群反佔中人士及黑社會的出現而發生嚴重衝突，他們打人、非禮女士，然而警察在場卻沒有盡職，非到了現場人士起哄才拘捕生事的人，卻又人被發現另一邊廂把拘捕的人放走。警察的所作所為，雖聽說有嘗試保護在場的佔領人士，但還是令人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早一個星期才佈滿警力甚至出動防暴警察及催淚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反對聲音，為何待遇的差別竟是如此誇張的不同。一直對於警察沒有特別的憎恨與喜愛，心知肚明他們作為國家機器的一方，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但是，比起87枚催淚彈，我更無法接受警方的選擇性執法，這是完全超越底線的私相授受。

期望光明權利的螢螢微光

毛澤東說過，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在這場運動的局勢中，甚至連朝夕都太長，似是天天都在變化，還未好好消化就已經有下一波的局面，而這種緊張，也包括了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攻訐太容易發生，在撤離與留守之間亦出現極大的分歧與爭論，運動出現的去中心化沒有單一意見領袖，這是好事，但如何組織起來是參與者需要面對且思考的一道大難題。

執筆之時，正值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108歲誕辰，我在佔領的旺角街頭中看到過有人貼起印著她頭像的單張，粗略地闡釋了她最為著名的「平庸之惡」這個概念，然而，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曾經寫過以下這段說話︰「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照亮周遭，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流瀉於大地之上。」

祝福我所愛的城市。

寫於香港
2014年10月14日

與台灣友人的一些話

佔領運動持續了近二十天，都不能好好地寫下一篇文章去記錄，大抵是身處屬於自己的城市當中，那種有口難言的感覺來得更深，也是給予自己的一種沉澱，我只有慢慢地去思考及回想，才能好好地疏理一下自己的感受。不知是幸還是不幸，今年目睹了兩宗歷史性的佔領運動，台灣與香港，亞細亞的雙生孤兒[1]，甚至不用像很多朋友般特地移動，上半年我在台北生活，那時很多香港朋友飛來台灣看佔領，下半年回到香港，也跟一些前來觀察運動的台灣朋友踫上了面，我們彷彿靠得更加緊密。

在十七樓的高空，和兩個台灣朋友去了那家叫做龍華軒的咖啡店，是「佔領撐小店」系列曾經介紹過的店家，有別於一般樓上咖啡店，這兒充滿著濃厚的個人特色。台灣朋友帶點驚訝，未曾想過咖啡店竟會在十多層高的大廈中設置，畢竟台灣遍地的咖啡店總是隱身於大街小巷之中，但對我這個香港人來說實是見怪不怪，這座城市的空間如此的擠迫，只能密密麻麻的往上伸延，直到天空都差點被掩蓋，才能罷休。

我在雨傘革命的佔領初期，總是不時將這次運動與台灣三月的反服貿聯想在一起，雖然兩者的性質與細節或許相去甚遠，然而一開始，誰都沒有料想到運動竟然就會這樣一觸即發。佔領既是意外，也是腐敗的官僚與國家機器所迫使出來的嶄新局面，三月時候台灣有張慶忠荒謬地強行通過了服貿審議，九月時候香港有警察無理的打壓，都成為了佔領的導火線。兩場佔領，都是從開始時的學生運動轉化成為全民運動。

眼前的江曾經拍攝關於2008年那場野草莓運動的記錄片，而張便是當中的參與者，那被人視為自野百合學運之後的首場大型學生運動，相隔近二十年，從野百合到野草莓，再從野草莓到太陽花。這些年間，台灣發生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既是一種能量的累積，也讓我們明白在民主化之後的道路仍然漫長，而民主不過是最基本的底線。

十月初的晚上，沿著彌敦道行走，不禁令我想起台北青島東路和濟南路，一樣的人潮，生氣蓬勃的庶民氣息，使這原本充斥著車輛與自由行的擁擠街頭有了另一番清新的氣息。沒有了立法院周邊那令人討厭的糾察隊，沒有了林飛帆陳為廷這種被造神運動所產生的學生領袖，民眾自發所帶來的多元面貌，更能實踐不同的可能性。發展到了中期，相比起台灣，我們卻是有著太多的攻訐，那不只是路線上的不同，而是不實的指責及人身攻擊，「左膠」成為了一個人人都掛在口邊的稻草人。

本來平靜的旺角街頭，卻因為反佔中人士的出現而急劇變化，佔領人士被暴力對待、非禮，而警察在旁的袖手旁觀，比起87杖的催淚彈，選擇性執法更為令人心寒。關於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陳述，在書本及理論上讀過很多，現實上也聽過很多朋友的經歷，那個晚上，我與來自台灣的運一起遊走於充滿躁動及張力的旺角街頭，談論起局勢變化之快速，也說到324的行政院暴力鎮壓事件，警察的濫權。「因為在民主化之後所發生的社會運動，警察通常只把你捉到偏僻的地方掉下就完事，所以那個晚上他們把人打得頭破血流，都讓很多人出乎意料。」

香港人總是羨慕彼岸的台灣，從生活空間到民主制度，而過去爭取民主的歷史總是滲滿血淚，那是以生命來換取自由的抗爭。那沉重的一頁，回到當下的社會抗爭，我納悶於那種乖寶寶的規訓，過度強調和平非暴力，雖然心裡知道台灣媒體的諸多抹黑所造成的某種不得已，但對於外來者如我，還是感到一股不自在的氣氛。我疑惑地看著眼前的江和張。「畢竟現在的年輕人是成長於民主化之後的台灣，他們沒有經歷過激烈的抗爭，也沒有付出過慘痛的代價。一種抗爭的連續被斷裂，這也是在所難免的。」想起那些我所認識的台灣朋友，大都屬於年輕的一輩，也許他們不全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但都不約而同地討厭正在當權的國民黨，有些更是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下打開了參與社會運動的開端。

這場雨傘革命，讓我訝異於一些平常對於社會或政治冷感的朋友，那些周融口中的「沉默的大多數」，紛紛轉上黃絲帶的頭像，也談論事件，甚至熱心地捐助物資。面對同樣是689的執政者，所激發出來的民怨可以如此的深。

台港兩地之間的運動，也許不能直接作出比較，畢竟兩者存在著很多的差異，但總是可以互為鏡子，給予對方多一點的反思及參考。近年，兩地的參照與連結逐漸增多，不再只是從前泛民議員前往台灣觀選的模式，而是公民社會之間更多的交流與對話，還有互相的支持，包括資助在台港生／在港台生回家參與運動的舉措，這都令人不再感到孤單。

「有天變成了被對抗的大人，也別忘記今晚我們帶群孩子闖進誰的殿堂」---〈撒野俱樂部〉1976

[1]〈何雪瑩、袁瑋熙：亞細亞的雙生孤兒 ——中國因素下的台港合作〉

完結

從去年七月跟隨我到現在的日曆本，記載了這一年間所經歷的大小事，從東南亞到台灣再回來香港。背包旅行、獨立採訪、實習、異地生活、寫作維生，無論如何都是豐富的一年，儘管美好、焦慮、痛苦相互交集，然而我想，人生便是如此吧，不會因為在路途上就沒有煩惱。

放了一整年的「假」，要開學了，有不習慣，但也是最後一年了，願繼續努力去做一個有用的人，把旅途上的學習與感動，回到日常生活中。

赤柬一頁難言之重︰《遺失的映像》

（原文刊於《映畫手民》）

在剛過去的八月天，由聯合國及柬埔寨共同組成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判決前赤柬（又名紅色高棉，柬埔寨的共產黨）的領袖農謝與喬森潘反人道罪成立，兩人被判終身監禁。一段曾經撼動世界的歷史，透過這一個裁決再次重提於人前。在1975-1979年的短短四年間，因為赤柬的執政，為了進行「純粹的烏托邦社會」的實驗，把這個位於東南亞的小國變成人間煉獄，短短四年間，約200萬人因屠殺、勞役、飢荒而死。這場「世紀審判」被人稱作是遲來的正義，這遲來的三十年，當年的領導者早就年事已高，主腦波布亦早在1998年已然病逝，令人想起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這一句說話。

同樣的2014年，一套以紅色高棉時期歷史為主題的電影入圍了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遺失的映像》的導演潘禮德（Rithy Panh）少年時代曾經歷過這段苦不堪言的時期，家人、朋友、鄰居、陌生人一個又一個離去，不斷的見證死亡，烙印從此埋藏心中。潘禮德逃離柬埔寨後，也是赤柬沒落之時，他在輾轉之下到了法國巴黎求學，到了後來的創作之路︰《柬埔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Bophana︰一個柬埔寨的悲劇》、《S-21︰紅色高棉的殺戮機器》……一個個與柬國相連的名字，都流露出導演對於母土以及那段悲慘歷史的關注。

「當時，所有影像全被摧毀，只留下政府的宣傳影片。」

《遺失的映像》儼如一套倖存者的獨白，透過黏土人的製作以及破碎零亂的宣傳影片，以另類手法重新建構歷史，少年時代記憶在腦海中的影像因為黏土人而重現於螢幕面前。整部電影以旁白作為敘事的引導與叩問，如果說黏土人那部分的影像更多是屬於潘禮德的個人所見所聞，那麼紀錄的宣傳片段便是作為側面的佐證，兩者相互交錯的剪接中，讓人不得不直視存活之艱難、極權之殘酷，雖然只是黏土人，卻比真實影像更震撼。

所謂的「紅色烏托邦」，打著消滅一切階級的旗號實行領袖勞役人民的狀態，畫面一轉，是當時中共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與耿彪前往柬埔寨與波布等人會面的情景，據說，赤柬第一部社會主義的憲法更是由張春橋班子協助起草。七十年代中期是文革剛完結不久的時候，你方唱罷我登場，兩個共產政權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總令我想起如今中共常掛在嘴邊的「外國勢力論」，回看歷史他們經常自打嘴巴，紅色高棉便是一例。《遺失的映像》除了是歷史的重演外，更是對於極權社會的尖銳批評。

潘禮德並沒有因為過去的慘痛而落入冷戰二元對立的窠臼中，電影到了最後，回溯赤柬的崛起其實是美國有份參與的共謀，在最初赤柬成功爭取民心背後，是由美國支持的龍諾將軍於1970年發動政變，推翻前國王西哈努克的統治，從而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權，但龍諾政權在高壓統治下不得民心，當時被篡奪皇位且受人民愛戴的西哈努克國王亦與紅色高棉作出結盟，於是人民紛紛轉而支持以平等為號召的赤柬政權。只是沒有料到，迎接而來的竟是如斯下場。

歷史終究過去，但這一頁畢竟銘刻於這片國度當中，提起那段日子不免沉重。三十年過去，人民沒有因為紅色高棉的瓦解而活得更好，貧窮依然如影隨形，即便有了選舉，還有獨裁者韓森把持政權三十年，貪污腐敗叢生。

記得在柬埔寨旅行的時候，吳哥的壯麗宏偉實在令人驚艷，但那些連衣服都沒有的小孩與觀光景點不過咫尺之近；也到過當年赤柬的殺人場和S-21集中營，殺人場現在一片祥和的景像很難讓人聯想當年竟有如此多人喪命於此，而S-21的前身更是培育學子的場所，參觀時氣氛凝重，那一張張被展示出來而絕望的面孔，更讓人無法迴避這一頁難言之重。

雖然我想起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一書中，詰問戰爭影像的充斥泛濫在現代社會所帶來的到底是甚麼。影像的充斥會令人覺得應該更加關注，或是因疲勞轟炸而更有事不關己的感覺？如此這般，直視苦難的歷史又意味著甚麼？也許如同潘禮德導演所言︰「今天我呈現給各位的不僅是一個映像或對這一個映像的探索，而是用電影的手法來表現，這遺失的映像衍生的探索。」

天色漸漸光

（刪減版刊於《字花》第四十九期）

「天色漸漸光／遮有一陣人／為了守護咱的夢／成做更加勇敢的人」

一首台語歌曲《島嶼天光》，彷彿成為了2014年這場三月學運的主題曲，3月30號那個五十萬人佔領凱道的前夕，台北下起陣陣大雨，讓人憂心翌日的行動會怎樣。破曉時分，天色漸漸光亮起來，下午的時候更是陽光普照，令人想起另一首同是出自滅火器樂團的《晚安台灣》︰「黑暗他總會過去，太陽一出來仍然會是好天氣」，天伯公真的保庇了這天的行動順利進行，黑壓壓的人潮，從凱達格蘭大道蔓延至立法院。

《島嶼天光》創作於台灣的「黑暗之夜」後，那個在行政院的夜晚，警察以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一幕幕頭破血流的畫面，教人憤怒且難過。

在暴烈的震撼過後，溫柔的力量出現，上網看著《島嶼天光》的資料，歌曲的出現是源自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北藝大）的學生團隊向滅火器樂團邀歌，也源自於被媒體冠上學運領袖的林飛帆對楊大正說︰「我現在想到的是，我們需要一點溫柔的力量。」

經歷了整整48小時，樂團的主唱楊大正交出了這首現已在群眾中廣泛流傳的「社運歌曲」。歌曲出現後，由北藝大學生團隊製作的兩個MV相繼面世，3月30日的前一天，我的臉書被《島嶼天光》洗版了。

繼續瀏覽資料，看到吳達坤是《島嶼天光》的企劃之一，為了做訪問，我特地去到北藝大的關渡美術館，一個很北邊的山上，那是他工作的地方，此外，他也在這所學校教動畫，在立法院內外有著很多他的學生。

「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嘛？主要是我們希望在力所能及的位置上，為這場學運付出。之前《晚安台灣》這首不是刻意為運動寫的歌卻在運動裡面流傳起來，幾乎每天在現場都聽到，加上我的朋友陳敬元，也是另外一位企劃，他認識滅火器的主唱，於是就向楊大正提出這樣的一個合作。歌曲創作完，除了放上網外，我們還召集了30個人和結他一起到立法院那邊教參與的人一起唱。」

在我找他的那一天，他們正打算要找人填寫《島嶼天光》的英文歌詞，「想讓國際知道這件事情」。他又播放最新有人製作的管弦樂四重奏版本給我聽，「這首歌的版權是開放的，只要是用作非商業用途，我們歡迎大家拿去使用、拿去改編。」

關於藝術或音樂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吳達坤說這兩者從來就沒有分開過，然後向我道來北藝大的反抗傳統。這所屹立於北投區山上的國立學府。「我們的校長是最早進去立法院跟學生見面的人，而首先衝進立法院的那批學生當中，也有來自北藝大的。」

作為老師，他實行不點名的上課模式，即使沒有這次的反服貿事件。他樂意看到學生關心社會。在他過往與現在策劃的展覽中，就看得出那種藝術與社會的緊密連結。民國一百週年，他在高雄舉辦了《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的展覽，透過矛盾與尖銳的諷刺讓人討論民國百年的意義；現在，又在日本與台灣進行著一個《亞細亞安那其連線》的巡迴展，政治意味的濃重在名字上反映出來。藝術使政治的討論變得豐富，在長篇大論的論述文宣分析文章之外，視覺或聽覺上的刺激可以讓人再想多一點。

其實他無意把北藝大美化，「這次反服貿不只是北藝大的人站出來啦，而是台灣的藝術界都參與在其中，用各自的方式去支持這一場的運動，我覺得這是公民社會從過去每場運動的累積，也是非常強大的民意爆發，對於政府的不滿。」

我這個不諳台語的香港人被《島嶼天光》感動著，在他們反覆傳唱之下，歌詞中出現的「做一個勇敢的台灣人」竟然沒有令我感到一絲肉麻。音樂在運動上的出現，始終有著一種巨大的感染力，七十年代以後，他們有了唱得街知巷聞的《美麗島》；著名創作歌手張懸在2012年寫了一首給社運人士的《玫瑰色的你》；還有很多諸如黑手那卡西、交工樂隊、農村武裝青年……等積極介入社會運動的樂團。也許台灣是令人羨慕的，他們對於這片土地的熱愛與守護，彷彿是自然而然地流在身體與血液裡。

71

沒想到回來後的第二天，就如此沉重。說沒想到，其實心裡或多或少都有所預料。

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見面的第一句都是︰「而，你返黎啦？」對的，回來了。有人問是不是特地回來七一，可以說是，而讓我有更堅定決心要在前一天回來，是當權者對這個社會的打壓愈益加深，也許我只是個Nobody，但還是希望參與在其中，提供微小得不足以道的一點力量。

 在獨媒的街站企了半天，很熱很焗很累，又落大雨，但都算不上甚麼。這個位於銅鑼灣與灣仔交界之間的地段，大約晚上九點多才看到龍尾，很鼓舞，三點到九點，六個鐘！也許每個走出來的人各自抱著不同的訴求，但都是對於香港未來的期許。

晚上大家一起數完錢、吃過飯就前往遮打道，有些朋友逗留了一會離開，我猶豫了幾十秒，最後決定留下，主要是在街道旁的兩側遊走。從大台上的人在說話、到他們被抬離、再到大台下面等待著被捕的人，有熟悉與陌生的臉孔，他們一臉堅定，在他們身上體現著的是對香港未來的承擔。

聽到警察要求傳媒離開，不知所謂，卻又想起在台灣行政院、忠孝西路天橋上的那些夜晚，媒體被警察驅離，阻止記者報導事實，國家機器的暴力是連媒體都不能倖免。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被不同勢力在逐漸摧毀，感謝那些繼續堅守崗位的新聞工作者，不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民間媒體/新媒體。

這一個晚上，遇見之前在馬來西亞一同生活的幾位朋友，他們也是搞學生運動的人，來到香港，為了體驗七一、也為了參考學習。Yulin說，那時的Bersih淨選盟運動，大馬警察根本是亂來，為了驅散示威者，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上投放催淚彈(甚至投入醫院裡面)、打人，很暴力。我就想起在大馬實習時，看到過客家村村民被暴力對待的影像，記者會現場的他們滿身是傷。那是威權國家的馬來西亞。現場也有朋友問我，台灣警察還是香港警察比較暴力？想了一會，就真的覺得，各有各暴力。

天色漸漸光，破曉時分，頭很重，腦袋閉塞。最後還是頂不順六點多就回家了，倒頭大睡，一起床已是晚上七點。從臉面上追蹤最新的消息，五百多人被捕，受到警方不合理的對待，很生氣亦很難過。被捕的人以及做後勤支援的朋友，不眠不休，七一前到七一後，真的辛苦了。

之後跟九哥MSG談這件事，我說起，雖然整個社會面臨的情況是愈來愈險峻，但是無力感好像沒有以往那麼重了，好像，可以再做多一些事、有多一點的可能，他好像能夠理解，也許昨晚至今早對我們的感受也有一些的衝擊。昨天有朋友笑說，你都見過唔少大場面啦，但眼前的這個香港是家，感受與肉緊的程度，始終是不同的。

最後，從下午至清晨一直在身邊的，竟然是蔡，我們一起經歷了這個難忘的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