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在我們的肩膀上︰CY的阿兵哥日記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為什麼人要當兵？為什麼我們都沒有選擇？」——《軍中樂園》

二○一四年，由鈕承澤執導的《軍中樂園》在台灣炒得火熱，不但因為戲中有帥氣的阮經天和漂亮的陳意涵，更是電影裏描述的那一段被淹沒在時間長河中的封塵歷史，一九六九年，發生在金門軍營中的種種光怪陸離。

這個距離台灣本島二百七十七公里，卻距離中國廈門僅僅一點八公里的小島，曾是海峽兩岸在歷史上的戰爭前線，亦在國民黨遷台後成為了十幾萬國民黨軍隊所駐守的海上軍營。

《軍中樂園》所呈現的，既是時代的無奈，也是軍中的百態，既有職業的外省老兵，也有服義務兵役的本省新兵。

關於台灣的義務役徵兵政策，就是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大江大海的時代裏被強行實行起來，續延至今。

根據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凡是年齡屆滿十九歲的男性，除了一些能豁免服役的理由外，都必須按時義務服兵役，這種稱為「役男」的人士，到了三十六歲才能除役。

說到當兵，我所認識的台灣男性朋友都視此為苦差，甚至想方設計逃兵役。

延遲畢業是最普遍的做法，讀完大學念碩士，讀完碩士念博士，一拖再拖。

即便如此，一旦到了三十三歲，為免觸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以令自己身陷囹圄，還是需要休學來強行服役，逃來逃去，最終還是逃不過「服役」的五指山。

當台灣男子如此討厭當兵之際，一個來自香港的怪人卻特地在大學畢業後立刻跑到台灣服兵役，傻的嗎？這個外表看來正正常常的怪人叫王浚儒，別號CY，簡稱跟香港特首梁振英一模一樣。

雙重國籍下的「役男」

CY是台灣跟香港的「混血兒」，媽媽是台灣人，家鄉在新竹，爸爸是香港人，自三歲後他們便舉家回到香港，一住便是二十幾年，直到讀完大學。所以CY既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又有中華民國的護照，擁有雙重國籍。在中華民國法律的定義下，他是「役男」，有服役的義務，除非一輩子也不回台灣，否則不能倖免。

十六歲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踏足過台灣這片土地，算是逃避兵役的做法，那時候他害怕一旦入境就難以出境。在香港科技大學念商科的CY，是被視為尖子生的一群，畢業後的前途理應一片光明，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城市，不會沒有他的容身之地。

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

大學畢業後，身邊的同學或許都奔向了商業大廈林立的中環。他原本也可以像同學一樣的，找一份掙到錢的工作、結婚、生小孩，這一條香港人的既定公式。但他卻選擇了相反的道路，裏面帶點自命不凡的野心。CY說，從小他便喜歡做些與眾不同的事情，忽發奇想之下，認為當兵是可行的選擇，於是便回到這片稱為家鄉的故土，但一切卻是如此陌生，生活從零開始。那是二○一○年的夏天，他廿二歲。

謎樣的魔鬼部隊

到達台灣報到後，下一步便是抽籤決定服役的種類，軍種分別有海軍、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當中以陸軍步兵最為普遍。當時的CY心裏希望自己能夠抽中海軍陸戰隊，這個以兩棲作戰、反登陸作戰、奪島作戰、台灣本島及外島、離島守備、軍事設施防衛為任務的兵種，艱辛而特別，著名的台灣詩人瘂弦和藝人豬哥亮都曾服役於此。老天爺似乎聽到他的心聲，CY最終如願以償。

接下來便是一年艱辛的訓練，分別在新北市的林口區和基地屏東縣度過。對於CY來說，所有的經驗都是全新的，他像小孩子般好奇地看待每一樣事物，睡街、天天不洗澡、自己動手挖廁所、隨處大小便、規律的作息時間……香港新一代總是給人嬌生慣養的感覺、不能吃苦，於是有了「港孩」的稱號，但以上種種都沒有難到CY，更豐富了他的人生。
天真可愛的阿兵哥們

軍隊中的伙伴是他最初接觸的一群台灣人，他自言是第一次認識到讀書不佳的朋友。初聽感到驚訝，但後來細想他從小到大都在名校長大，身邊圍繞的都是優秀聰明的同學，就覺得沒什麼好奇怪了。當兵讓他認識到來自各行各業的平凡人，在他口中的那些阿兵哥天真而可愛。他娓娓道來，於這天之驕子的人生中，這些經驗都彷彿是對固有的看法上的一種衝擊，他真實地感受到世界本就是如此斑駁混雜，不同階級背景的人有了互相理解的可能。雖然，軍營仍是個階級非常分明的地方，長官下屬，學長學弟，某程度也反映了台灣社會的面貌。強調服從與規律的地方，與喜愛自由的CY格格不入，雖然被迫要遵守一大堆無聊的規矩，他卻沒有後悔選擇作出這個決定，只求得過且過，「沒辦法，這個就是軍隊裏面的制度」。

軍隊是愛情的墳場

說到難忘的事情，在澡堂脫光光一群大男人在洗澡，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傳說，在軍隊中洗澡的時候，肥皂掉落在地上是不能撿拾的，因為一彎下身「菊花」便會面臨疼痛的境界。CY卻一句就破除了傳說中的迷思﹕「我們是可以用皂液的！」

莫名奇妙的口號

從感覺彆扭到逐漸視為日常的，還有莫名奇妙的口號。剛開始的時候連喝一口水都要先喊口號才能解渴，他重新示範一次「喝水喝水300CC，喝水！」給我看，我看得詫異，也覺得這樣的規訓非常無聊，他覺得這是長官把新兵當作低能兒來看待。更匪夷所思的口號在後頭，「親愛的共軍兄弟們！你們已經被包圍了，我們國民政府是寬大仁慈的！快點出來投誠吧！」我聽後不禁失笑，也許是冒犯了，但這畢竟是不真實的虛幻。不要說台灣人不把這當作一回事，遑論CY這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口號到了嘴邊還是含糊過關便算，他告訴我，這些意識形態的口號沒有幾個人在認真理會，只是高層的一廂情願。

歷時三個月的睡街

行軍打仗，少不免要露宿街頭，演練如是，歷時三個月的睡街，應該是他人生目前為止的極限。「他會發給你一個背包，裏面的東西就是三星期之內所需的全部物資。第一次收拾的時候，沒有經驗之下買了一大堆東西塞滿背包，例如很多的濕紙巾，以為就算不能洗澡也能抹身。後來發現其實用不了這麼多的東西，就連濕紙巾也懶得用。一件內衣加一件外套，就可以穿很多天了。一開始買下很多紙內褲，完全沒有用武之地。」他不忘告訴我，這些艱苦的演練，是專屬海軍陸戰隊的。

思念與寂寞交集

在到達台灣之前，他跟一個台灣女孩在交往，常言道，阿兵哥背後的女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當的，軍營中的訓練艱辛而乏味，軍營以外的另一半亦需要面對相思之苦。孑然一身的人最瀟灑，無牽無掛。連張震嶽也曾經寫過一首《孤獨的夜哨》來表達思念與寂寞交集的情緒，簡單的歌詞，道盡很多台灣男子的心聲。「擔心妳跟別人跑掉，如果妳真的要跑掉，麻煩妳順便說一下，我不要最後才知道。」這反覆吟唱的末段，讓我想起侯孝賢導演的代表作《戀戀風塵》，本是青梅竹馬的兩小無猜，男主角要到外島金門服兵役，女主角卻在他當兵的期間，與每天送信的郵差結成夫妻，據說是改編自編劇吳念真的初戀故事，一段無疾而終的戀情，教人感到唏噓。CY最終還是跟台灣女朋友分手了，但那已經是當兵完結後的故事了。

台灣與香港的最終抉擇

短短一年的時光，教CY永生難忘，這畢竟不是香港男子應有的經歷，從殖民地時期的英殖政府，到九七後的中國政府，都沒有要求香港人服義務的兵役，能夠體驗軍中生活的大抵只有那些黃埔軍校的遊學團或夏令營。

服完兵役後，本來打算打道回港，卻在種種的機緣巧合下，停留在此處。

決心留在台灣

台灣的創業風氣及成本低廉是令他想留下的一個原因，之後在台灣生活的幾年，他都以接Freelance的工作為主，湊合之下生活尚算無憂。台灣人的友善沒有機心，令他願意生活於此地。他是讀商科的人，在港的經歷應該讓他看慣了競爭裏頭的爾虞我詐，甚至自己也或多或少感染了這樣的氣味，於是來到台灣令他能更強烈感受到人性中的差異，也倍感珍惜這個尚未被嚴重「污染」的島嶼。他同樣提到，台灣人的機車性格雖然讓他覺得裝模作樣，然而這些缺點在他眼中也不過是小事一樁，無損他留在台灣的決心。

「沒後悔曾經當兵」

對於香港，他彷彿再沒有太多的歸屬感了，更笑言若回香港純粹只為掙錢。在被視為洪水猛獸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出爐之際，這份由中共直接頒令香港的報告，其政治干預的決心，引發公民社會的軒然大波。身在台灣的CY，看到消息後，在facebook上放上了香港特區護照與中華民國護照的相片，寫下短短一句「沒後悔曾經當兵」，也許「保家衛國」在當兵時期是個口號，但在面對中共對港、台民主與自由的打壓時，卻又是撼動人心的真情告白。

文/ 李雨夢
編輯/ 林韻兒

青年旅店異地一個家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走出西門捷運站，台北的喧鬧宛若熱浪，各種創意市集及次文化活動匯聚於此，造就了台北城西的百年風華。

鮮有人知道，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西門町一帶沼澤遍佈，直到後來日軍進駐，此地由於作為防衛台北城的武裝部屬基地，才漸漸發展起來。

西門這個地方，幾乎是香港遊客必去的景點，在擁擠的人潮裏，伴隨着廣東話及國語的交錯，讓人分不清究竟是身在香港還是台灣，甚至誤以為置身於旺角的街頭。

沿着成都路，走了將近十分鐘的路程，把我帶到一間以漫遊為主題的青年旅店。

香港僑生台灣栽種開店種子

旅店坐落的路段雖然仍屬西門區域，但已經遠離潮流品牌、名店，進入了在地人的生活領域。與其說是在西門町商圈，這裏其實更接近龍山寺。走到「台北漫步旅店」的門外，已經感受得到該店所散發的青春與休閒風格，裝潢顯示出它作為老屋改造的旅店印記，散發出有別於一般酒店的氣質。踏進接待處，眼前是一大片的公共空間，和煦的陽光透過落地玻璃灑進，來自各地的旅人三五成群散落在不同的角落，有人看報、有人喝飲料，還有一群人圍繞着地圖指指點點，為晚上的行程做確認。

老闆林維源（Mark）見我到來，連忙走出來招待我，着我先把鞋子脫下，再換上居家的拖鞋，並且對我解釋「換鞋」的舉動意味着回家，他們希望客人來到這裏能有家的感覺。

眼前的Mark看起來很年輕，卻已經是個成家立室的男子。十二年前，他以僑生身分來到台灣的輔仁大學讀書，主修餐旅管理。畢業之後，他不想一讀完書就工作，於是決定到墾丁的佳樂水逗留半年，以打工換宿的方式享受南台灣的烈陽，這種現在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Mark在當年可以算是先行者之列，偏離主流的軌道，只為了實踐心中仍未萌芽的理想。

在他的回憶中，八年前的佳樂水只有一間民宿，但現在這個美麗的地方已經成為了遊客的「勝地」，人滿為患，民宿一家接一家的開。由於佳樂水貼近海邊，旁邊便是太平洋，Mark當時的工作便是教人衝浪。這半年的體驗在他的身體裏埋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等待適合的時機發芽。

在台灣留了四年半之後，Mark還是決定回到香港的職場上打拼，在旅行社擔任旅遊顧問。他工作一路順遂，業績更是名列前茅，然而，過於重複的單調與平淡，沒有太大起伏與變化的生活，都使他感到不滿於現狀，於是心底裏的創業念頭慢慢浮現出來。他期盼有朝一日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旅館，一磚一瓦到室內擺設都是經過精心的挑選及規劃，能夠在這個空間裏面招待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Mark無法記起開設旅店的想法何時才是真正成形的階段，但是回顧他以往的日子，不管是大學時候所修讀科目及回港之後的工作，都離不開旅遊這一領域，在創業時候朝着這個方向作準備也似乎是理想當然，或許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際遇。

香港開店不成

話說回來，漫步旅店最初並不打算在台灣開設，一切都是機緣巧合。Mark最初籌劃在香港開店，走遍尖沙嘴、油麻地、銅鑼灣等旺區，卻難以尋覓理想的位置，即便遇上合意的地方，業主也未必願意出租。最經典的一次是雙方已經談好租賃的事宜，連訂金都付了，豈料業主幾天之後自行毁約，把訂金退還給他們，原因是業主認為創辦青年旅店是很奇怪的事，他不了解這樣的行業在香港是否能夠生存，因而拒絕這熱心的年青人。退訂的事情雖然莫名其妙，但背後所反映的是一般大眾對於青年旅店的不了解，一般港人出外旅遊，想到的住宿地點往往是酒店或賓館，追求舒適的享受，吃喝玩樂才是王道，我們好像缺乏了這種比較「另類」的旅行文化。

在香港遍尋不着合適的青年旅店落腳處，Mark暫且放下這些艱難與挫敗的心情，飛到台灣參加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大學同學會。席間跟同學聊到正在尋覓開設旅店之困難，且談及自己的想法與未來的規劃，剛好其中一個同學在地產公司上班，答應幫他物色地點。不到一個星期，這位同學便跟他聯絡，也寄給他幾個合適地點的資訊。看完資料之後，他立馬動身飛到台灣，跟着這位房屋仲介的友人看了不同的場地，走到成都路上，他一眼就看上了這幢老房子，並決意要將此地變成創業的新據點。

談及「漫步旅店」過去的身世，Mark有感而發地比較了這個空間幾次的轉變。「如今我們身處的地方，在四十年前曾經是一間酒店，開了十年後便改變用途，出租給學生居住，到了後來，業主又嫌分別收租太麻煩，於是又把整棟房子再次完整租出。」兜兜轉轉，這座位於西門的六層高單位，又好像回到最初的模樣。

青年旅店﹕交流大過天

「青年旅店有別於一般的飯店或酒店，強調自助、互相尊重與不浪費的精神，提供背包客在旅途中有一個經濟實惠的落腳處，大多是以床位為出租單位的多人寢室與公用衛浴，並注重人際交流的生活空間，期許來自世界各國的旅人能夠互相分享旅遊經驗、交流異國文化，在此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交流是「漫步旅店」的核心價值。該處的靈魂是一樓的公共空間，以家的概念來說這是一個客廳。幾張長形的桌子，讓來自各地的旅人聚集於此，環境舒適得讓人放下防備之心去作最真誠的交流。

然而，到來的客人未必每人都能夠了解青年旅店背後所代表的精神，於是鬧出了不同的誤會。Mark認為亞洲人多半對這種旅遊文化較為陌生，他們在入住時會有很多前設，一旦不符合要求便會發牢騷。例如「漫步旅店」有六層樓，客人便會理所當然的覺得一定有電梯，當知道要爬樓梯的時候便會抱怨。

打破客人固有想像

有一次，一群台灣學生訂了房間，入住之後一群人佔據了公共空間大半的面積，把該處變成他們開會的地方。有其他客人想使用公共空間看電視、聊天時，他們不單制止，還不讓其他旅客進入及打擾。這引起其他房客的不滿，外國人向Mark詢問這群學生是來自哪裏，為何會這樣的自私無知，Mark有點不好意思地回答他們是本地人，也向其他旅客道歉才化解了紛爭。這觸發了Mark的不滿，隨即「教訓」了台灣房客一頓。當然，雖說是教訓，其實更像是向他們解釋青年旅店是什麼。就是因為跟飯店或酒店有所不同，Mark都會透過交流去嘗試打破客人固有想像，讓他們學懂互相理解及尊重。

青年旅舍vs.民宿

我好奇問道他如何看待台灣的民宿，特別是香港人來台灣旅遊時候的首選總是離不開民宿。我相信他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應該會得出有趣的看法。對於民宿，Mark並不排斥但也不能接受。他認為民宿提供不到交流的空間，在他的心中，那不是他旅行時喜歡居住的地方。

民宿主要分兩種，一種是跟屋主一起居住，分你一間房，但其實客廳的人氣很冷清；一種則是屋主不會在家，把鑰匙給客人之後，房間就是完全私人的，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有點像酒店，只是沒有服務。住民宿的人會比較在意房間的設計，要求比較高，是追求一種硬件上的質素。但青年旅店僅提供一個床位給客人，沒有多餘花巧的服務或設計。換言之，住慣青年旅舍的人會比較着重整個氣氛，Mark稱之為軟件的部件。但在台灣，很多時候兩者還是會被人混淆在一起，有時候跟朋友寒暄，對方不免會問︰「你的民宿現在經營得怎樣？」對於這樣的詢問，他總是感到很無奈。

最大心願：「適合的人」來住

Mark具有浪漫主義者的特質，生意人開酒店很多都是為了賺大錢，但他開青年旅舍的最大心願卻不同，他不需要旅店每日都是客滿的狀態，只希望住在漫步旅店的客人都是適合這個地方的旅人。所謂適合的人就是那些願意打開心扉，透過聊天交流而去了解世界的複雜與差異的旅行者，Mark亦希望這些人的存在能夠影響另一些不願交流或從未曾有過如此經驗的客人。

後記﹕漫步在台灣

訪談的尾聲，我問Mark對於未來有何計劃︰「堅守這一方園地？回香港開設青年旅店？或者有其他的可能？」他說想要開設第二家分店，持續在台灣深耕，將「慢活」與「交流」透過青年旅店的影響力發揮出去。不過前提是先把台北的生意穩定下來，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在他的旅店版圖規劃中，花蓮是第二家分店的目的地。花蓮之後，或許下一步就是國境之南的墾丁。看着他一個據點一個據點的數着，每一間青年旅店就像一顆星星一般在天空閃耀着。或許哪一天，他實踐了這樣的夢想後，把這些店家聯合起來，就可以成為代表Mark創業精神的星辰了。

說到對未來的規劃時，Mark又興致勃勃的談起了旅店和旅行：「其實台灣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可能不是熱門的旅遊景點，例如鹿港，一般遊客可能會嫌遠，但如果我在台中開店的話，我就可以推介給客人，反正從台中到鹿港的車程才大約一小時，這樣可能就有人願意去了。」就像在台北的店，在與客人的交談與互動中，他們會建議客人去九份、烏來、平溪，或者近至附近的西門紅樓、龍山寺等地方，而不是只停留在百貨商場的購物行程。

從Mark的陽光男孩笑容中，我讀出了當中的從容與自信，也許在台灣的創業歷程讓他學會了「等待」，等待「青年旅店」在香港與台灣能夠更廣為人知，亦被更加多人接受。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三）
作者在台灣，遇見五個到台灣生活的香港人。
文/ 李雨夢
編輯/ 方曉盈

Miss Sex創作人 島國半生緣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二）

（作為九十後的一代，小時候也是看著《Yes!》裡的Miss Sex長大，很慶幸有機會訪問到Miss Sex的漫畫家。那天在摩斯漢堡店，聽了很多關於阿勉在台灣幾十年來的生活及經歷，本土漫畫的沒落與癥結，這個剛好夾在戒嚴末期與解嚴縫隙中的香港人，見證著台灣的種種轉變，更成為了台灣的公民，下星期便是「九合一選舉」，在藍綠的包袱以外，他有另一種看法。）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也許李勉之這個名字於你有點陌生，但作為八、九十後的一代，應該或多或少都有聽過一本叫作《Miss Sex》（又名Miss阿性）的漫畫。 這本被譽為青少年男女「性啟蒙」的聖經，以輕鬆幽默的手法向讀者展示各種學校沒有教授而又是最基本的「性知識」。

 Miss Sex早期刊載於台灣的漫畫雜誌《熱門少年TOP》，後來透過《yes!》而讓Miss Sex在香港有了曝光的機會。 對於台港兩地的八、九十後來說，Miss Sex就是他們年輕時候的「性教育」導師，陪伴度過了那個對異性有着奇異幻想，男生看到衛生棉會害羞、女生不敢在公開場合吃香蕉的懵懂年紀，也是記憶中的青澀少年時代。

這個引領着一個世代潮流，創作了Miss Sex一角的人，正是游走於港澳台三地的漫畫家——李勉之。

生於香港 長於澳門 闖進台灣 

阿勉於香港出生，成長於澳門，直到中學畢業後，回流香港好一陣子，希望能夠投身漫畫業界，因此他並非一開始就決心到台灣的，內心還是掙扎良久。到達台灣之前，看見著名漫畫家馬榮成、馮志明的公司請人，他還是會主動去應徵，期待能夠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環境，最後卻未獲錄取。曾經被玉郎集團獲得賞識，然而工作環境與想像有差距，權衡之下阿勉決定背上行囊飛往未知的旅程：台灣。

這樣的決定也是個陰錯陽差的偶然所致，那年夏天，阿勉在澳門的同學坐船到香港，準備報考台灣的大學，一幫人住進了他父親的辦公室，就在那幾天的分享以及同學的慫恿下，他決定要與大伙兒一起到台灣闖闖。

戒嚴年代的日常 

在台灣仍然處於戒嚴狀態的一九八五年，一群港澳學生浩浩蕩蕩地出發來到台灣、當時被稱作「自由中國」的島嶼。初抵台灣，阿勉一行人需先行修讀國立僑生大學的先修班，作為上大學前的「再教育」。先修班位於台北市郊的林口，是個偏僻的地方。對於阿勉這樣一個過慣了自由、現代化生活的人，陡地進入一個荒涼之地難免無所適從，一開始時候印象很差，因為必須過着類似於當兵的集體行動與洗腦的生活。

阿勉的回憶中，學校恍似一座監獄，整個校園只有一棟校舍及小食店，平常日不能外出，只有周末才能接觸到外面的世界。這種規訓學生的方式，某程度也是威權體制的伸延，延續着國共戰爭的緊張關係，他們這群從海外而來的「僑生」，莫名其妙就成為了宣傳與洗腦的對象。他難忘於那時候政治色彩的濃厚，教官會向僑生灌輸政治思想，每天早會的時候要升旗、唱中華民國的國歌、做一些很奇怪的早操、叫「打倒共匪」、「反攻大陸」等口號，這令從小沒有經歷過濃重政治氣氛的阿勉感到很抗拒。

常言道，即使你不理會政治，政治還是會來騷擾你。阿勉就有一次不小心的牽涉到政治的漩渦，惹上了麻煩，令他永生難忘︰「我在班上有幫忙做一些美術方面的工作，記得有一次幫運動會畫海報，之後教務處竟然要見我。去到教務處，看到主任手上拿着那張海報，質問我為什麼要畫一粒紅星在裏面、知不知道這是代表着中共，然後警告不准再畫這些政治敏感的東西。」那是阿勉第一次在台灣感受到所謂政治壓力是什麼，僅僅因為一顆小星星就被做了政治聯想。這現在看似荒謬的故事，但回到當時的時空環境，很可能影響阿勉的求學路途。

見證台北城市發展 

兩年過後，台灣解嚴，阿勉直言1987年以後的社會變得比較自由，可是在經濟逐漸起飛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躁動不安的氣氛。或許是農村人口大量轉往都會，台北城裏呈現欣欣向榮的熱鬧與繁華，但也由於轉型期時台灣人的質素、水平還是參差不齊，某程度上還是會有台北不如香港的感覺。「當年香港人都不太喜歡台灣，覺得這個地方落後，我想這也跟香港人高傲的心態有關吧。」我從阿勉的解釋裏，感受到他內心對於現今台灣人的文明與秩序所存在的今昔對照。

阿勉打從踏進台灣這片土地，生命軌迹就巧合地與這座島嶼的命運緊緊相繫，以外來者的身分一直旁觀台灣的改變。「畢業時嘴巴還是會說不喜歡台灣，但是不可否認，對這地方有着莫名的感情」，阿勉訕訕地笑着，談起過去的「口非心是」，解釋着身體很誠實的把自己種在台灣的泥土裏，一留便是二十多年，甚至在這裏成家立室，開始了自己的事業。

 一留二十年 落地生根 「移民台灣」對阿勉來說沒有太大的困難，在那個台灣自稱為「自由中國」的年代裏，僑生一入學就有身分證，是永久的那種，跟現在的標準不一樣。當然，取得台灣公民身分後，不須服兵役，可視為這個國家拉攏海外華僑的「德政」。唯一的麻煩是他必須每四個月離境一次，也唯有如此才可逃避兵役。直到四十歲，他才毋須回港回得那麼頻密，算是真正成為了台灣的公民。

訪問結束後，阿勉趕到幼稚園接女兒放學，談起女兒，他的臉上難掩喜悅之情，並且述說着父女二人的小故事。所謂落地生根，大抵就是從這些日常的平凡中顯露出來。從當初將自己視為異鄉人的本能式抗拒，到現今完全融入到台灣的生活氣息中，在阿勉身上，我彷彿能夠看到與深愛的人共築的那片幸福之地，就可稱之為家。台灣屬於他的家。

在台灣投票

如今香港人總是羨慕彼岸的文化與民主，然而這些令人稱羡的種種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在朝夕之間建立。尤其是民主化的發展軌迹，更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衝撞體制而來，背後付出了沉重代價，才有得來不易之今天。2000年，台灣民主化後出現了首次政黨輪替，將一介平民推向總統寶座，「陳水扁」三個字從代表「希望」與「夢想」轉換為「貪腐」與「權貴」，對台灣人民來說確實是一記沉重的打擊。阿勉並沒有像台灣人一樣的投身於「擁扁」與「反扁」的情緒之中，這或許因為他在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又或是沒有過往沉重歷史記憶的包袱。這使得他的投票行為更為客觀，少了藍綠的歷史情結，更多的是思考「普選」賢能的意義。「阿扁貪污，那我便投票給其他人。馬英九沒有貪污，但無能，那我再投給其他人。」

阿勉說得風輕雲淡，但他知道在台灣與朋友談政治，總得小心許多的禁忌。他目睹過朋友因為政治立場的差異而決裂，許多家庭也會因為政治的因素，搞到四分五裂並老死不相往來。「不過，除了在政治方面要小心一點之外，基本上跟台灣人做朋友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他們很友善，亦很容易交心，相處完全沒有壓力。相反，香港人則比較勢利。」

Miss Sex 開放「性」討論 

作為長居台灣的外來者，阿勉對「本土政治」並沒有太大的感觸，但「本土漫畫」卻是他所密切關注的問題。大四那年，他認識了漫畫家高永與「大然出版」的呂社長，也因此意外地闖進了台灣的漫畫圈，得以延續他在香港的未竟之志。《Miss Sex》是讓他在台灣打響知名度的得意之作，一九九三年這本漫畫面世，在市場大受歡迎。成功絕非偶然，除了因為在台灣經濟高速發展之際，人們需要更多的消費商品與娛樂；另一方面，「性」的問題能夠在公眾場域討論，也象徵着解嚴後從封閉走向開放。

翻閱過往阿勉接受報紙的訪問，他解釋《Miss Sex》之所以出現的初衷︰「我們的用意是要塑造出一個偶像，賦予這個偶像美麗的外表與鮮明的個性，來解答許多青少年朋友難以啟齒的問題。很多青少年朋友碰到性方面的問題，在同儕間得不到解答，又不願意也不好意思向長輩請教，這時候就輪到我們阿性姐上場啦！」

阿勉與拍檔嘗試打開新的局面，把原本被視為禁忌的「性」放在陽光底下讓人們討論。讀者群更不局限於年輕一輩，甚至包括家長和小孩︰「記得在一次簽名會上，有家長帶他的小朋友前來，那是我意料之外的事。」出現這樣的組合，代表台灣的性教育從自我摸索與學習，到後來慢慢出現父母教導正確性知識的情况，在這之中《Miss Sex》有一定的貢獻。

本土漫畫的宿命 

在台灣要當一個漫畫家注定是艱難的，漫畫家在台灣的生活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風光，歸根究柢在於台灣漫畫市場門戶洞開的癥結，使本土漫畫受到外來勢力的嚴峻挑戰。阿勉看在眼中，覺得台灣漫畫的問題是被日本漫畫壟斷，也嫌不夠本土。不可否認，轉型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剩下的市場只有逐漸下滑與萎縮。他解釋，關於漫畫市場的沒落是全球性的問題，從前的人沒什麼娛樂，只好看漫畫，所以能夠擁有一定的讀者群。然而現在的娛樂五花八門，根本不用看漫畫，或者在線上看漫畫，所以能夠賺取收入的已經不再是漫畫本身，而是由此衍生的商品。以阿勉為例，他不能只靠畫漫畫維生，而是必須依賴繪畫其他的插畫，甚至是開班授課的方式，才能維持生活必須的開支。

現在阿勉在自己的臉書專頁「阿勉頻道」上，不時發放以父女關係為題材的漫畫「哇靠老爸」，這讓他與許多愛他漫畫和故事的朋友有更多互動，也試圖增加作品的曝光。他很直接的說︰「做自己有興趣的漫畫，畫了以後才會知道有沒有人想找我接洽談合作，甚至是出版的可能。」在自我調侃的語調中，還是能夠從他身上看到在台灣追尋漫畫夢想的可能，回到香港，也許在更加無形與龐大的經濟壓力下，他會如同許許多多的香港創作者，被迫放棄自己心愛的事業。

台北的夢想 香港人的店 － 香港人的台灣夢（五之一）

（磨了大半年，別人都不知道我在台灣做甚麼，這是其中一個朋友找我幫忙合作的計劃，感謝星期日生活願意刊登，亦感謝各位受訪者。計劃其實源於去年炒得火熱的「移民台灣」潮，剛好我之後要在台灣生活半年，跟不同人聊天的過程中，發覺更多的是媒體炒作，在真實生活過的經驗裡，往往落差可能會來得更大。我自己是嘗試把更真實的感受帶出，雖然自知仍有很多沙石。今次來台灣也是為了這個計劃的某部分工作，才來幾天，卻跟上半年生活的感受很不一樣，或許短途的旅行總是美好的。）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在某個平常日子的下午，我前往隱藏於羅斯福路巷弄裏的婆娑咖啡店，準備如期跟老闆Raymond及老闆娘Kia做訪問。

認識他們是由朋友介紹，之前已來拜訪過一兩次，彼此相談甚歡。此次約定好專程前來訪問，卻沒料到下午茶的時間高朋滿坐。

Raymond和Kia兩公婆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時間招呼我，更遑論坐下來被採訪。

我只能坐在他們幫我預留的位置，飲着熱美式咖啡與他們為我準備的蛋糕，靜靜地觀察這個由香港人在台灣一手建立的小天地。

他們初來台灣旅行時與多數人一樣，認為台灣人特質總是親切、好客、友善，與台灣朋友之間相處非常愉快。

由於對台灣的印象很好，喜歡那濃厚的文化氣息，抱着追求美好生活，他們決定到台灣開一家咖啡店，也希望能把自家的咖啡店打造成舉辦文化活動的場域。

寧要空間 不要錢

從設計到家具的挑選，都經過Raymond和Kia的精心策劃，以求打造令客人感到舒適及放鬆的環境。對他們而言這間咖啡店是一場夢，也是打造表現他們性格與生活方式的空間。偌大的咖啡店本來可以放更多的位子以換取更多的盈利，但他們卻選擇把桌椅排列得零散疏落，來營造寬闊的空間，以及隨意、流動的感受。這原因無他，在於過去在香港的生活空間太過狹窄，來到台灣自己開店後，除了闢了一座小花園，更在店內以鬆散的擺設創造舒適的生活品味。

展示生活品味

兩人的浪漫除了來自於天生的基因外，也跟過去的創作人身分有關，那些屬於他們獨特的品味，透過這家店中的各個細節顯露無遺。Raymond是攝影師，咖啡店的牆面就成了他作品的展場，展示一幅幅具溫度的作品。我有幾位喜愛到台灣旅行的香港友人，到台北後總愛往婆娑咖啡店裏鑽，他們羨慕Raymond和Kia在具濃郁文化氣息的台北城築夢，在香港要開一間咖啡館想都不用想，光是租金就足以嚇死所有人。

幸福的兩夫妻擁有屬於自己的咖啡店，好像每天都能優哉游哉地過活，旁人看在眼裏總會感到羨慕。但是實踐理想總要付出代價，Raymond和Kia在台灣創業初期的時候吃足苦頭，也經歷過挫敗與迷失，今天的成果是透過苦苦堅持才得以換來。

開店初期是他們最艱難的日子，最久有超過四十天沒有任何生意上門。在那等待着客人進門，同時卻看不到未來的日子裏，他們彼此相互扶持鼓勵，在夜闌人靜時也會感到恐懼，不知道這樣的堅持是對還是錯，是否應該放棄回香港或北京討生活。Kia說Raymond總覺得是自己虧欠了老婆，但她自己並不這樣覺得，那些一起經歷彷徨與辛酸的日子，對他們來說其實彌足珍貴。也因為這一段日子讓他們更珍惜彼此，兩人的關係除了是夫妻外，也是生意與工作上的親密伙伴。

價格偏高 堅持用料

他們回顧創業初期的慘澹經營，原因當然有很多層面，除了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顧客群與口碑之外，另一個艱難存活的原因，在於他們所販賣的產品價錢偏高，不論是食物或咖啡，單價都比其他咖啡店還要高一些。而這一些些的差異就足以令他們在咖啡店的戰場吃足苦頭，因為在台灣選擇咖啡店一如香港選擇茶餐廳那麼普遍，只要有些許的差池，可能都足以影響生意的好壞。

當然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他們之所以會將產品拉高單價，原因在於原料選購上的堅持。夫婦兩人雖不是出身於專業的餐飲背景，但由於創作者的浪漫與堅持，在食材上要求用最好的材料，不計較成本的經營模式，也都是使他們的價錢會比其他咖啡店還貴的原因。他們的認真不是屬於香港人特有的文化與性格，而是兩人難能可貴的內在特質。至少我是這樣覺得。
猶記得初次在婆娑咖啡店吃到檸檬塔時那驚為天人的感覺，深深被此處的產品所俘虜。這種形容完全沒有誇張，我是個不愛吃檸檬製成品的人，但檸檬味道的新鮮開胃卻使我念念不忘。吃過後我把我的感動告訴他們，Raymond說﹕「外面很多店舖的檸檬塔都是以香精來代替真檸檬，所以你才會有如此巨大的落差。我們的檸檬塔不能大量製造，每次只能做六個，所以很多時候客人都需要耐心等待。」上述文字自己都覺得像在賣廣告，事實是他們堅持每樣甜品都要親自製作，不像其他咖啡店那樣，甜品都是從別處購買回來。

台灣美好以外……

從許多報道與和Raymond接觸經驗裏，對台灣人也多所批評，這與一個旅行者的感受不太一樣。我想理解究竟他們在台灣創業與生活時遭遇了什麼困難，甚或是遇到了怎樣的台灣人，讓他們對台灣產生這麼多的負面情緒。這些情緒也許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同時更可能是文化差異所導致。

機車不是人人可忍

Raymond舉台灣機車文化為例，他不能忍受人人有機車，以機車代步的生活。Raymond說，台灣的法例某程度促成了機車的橫行，如果一輛汽車與一架機車相撞，要賠償的肯定是汽車；另外在菜市場買菜時，更經常看見有人駕着機車在菜市場裏穿梭。聽着他的批評，我想起逛夜市時的經歷，在狹窄的道路裏充斥着擠擁的人群，但機車還是不顧一切的往前轉動，硬是要在毫無縫隙的人群中殺出一條血路。

Raymond將這現象歸根於台灣人的懶惰，「明明是很短程的距離卻不願意多走一步，硬是要騎車。」當然，香港是一個大眾交通工具規劃完善健全的城市，一般民眾基本上不必買車，透過公車、地鐵、渡輪完整的架起香港的運輸網絡。相較來說，台灣即便是在台北，交通上都沒有香港便利，很多時候以機車代步是有其不得已。若真要搭乘公車，不是班次鮮少就是繞路、兜圈情况嚴重，我在台灣生活時也很受不了這樣的情况。

年輕人工作態度散漫

除了機車文化外，Raymond也認為台灣人生性懶散，以好聽的詞彙來形容是「慢活」。尤其是年輕人的生活態度，總是在可有可無、隨意、散漫之間，沒有太多的企圖心、想法。這些看法源自於他們這幾年來請工讀生的經驗，從開店到現在所聘請的工讀生不斷的來來去去，工作態度是他們認為最棘手的問題。對着台灣員工不能直接指出他們的錯處，一旦嚴正的指摘工讀生的不是，他們雖不至於當場爭辯，但往往禁不起責罵而辭職走人。

曾經有人以「草莓族」來形容台灣的年輕一代，這個概念源自於翁靜玉的《辦公室物語》，泛指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特質是「抗壓性低、承受挫力低、忠誠度低、服從性低、穩定度低、個人權益優先於群體權益」。台灣年輕人是否真是如此，以我與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確實感受到年輕朋友對自身權益的意識之高遠勝於香港的青年朋友。尤其是台灣的大學生，自我意識之強，不容易相信、認同於其他人，雖然很多時候選擇沉默不說話，但內心中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不容易被人說服。

在台灣 愛香港

究竟工作與生活應該如何平衡，Raymond認為歐洲的做法是不錯的範例。雖不至於工作至上，但也不會在工作時毫無效率。Raymond曾經在法國巴黎留學，那是一個一頓飯要吃三小時的國家。根據他的經驗，飯的確吃了很久，但很多想法及創意就是在餐桌上討論出來。到正式工作時只要依據原來的計劃，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雖然一星期只工作35小時，但生產力沒有因工時短而下降，時間也沒有因為吃飯而浪費掉。這是Raymond心中理想的生活模式，在香港與台灣之間所達不到的工作與生活之平衡。

我又再次問Raymond與Kia兩人﹕「既然對這地方有這麼多怨言，為何不回香港或北京？」他們相視而笑的說，縱使台灣有很多令他們非常受不了的「文化衝擊」，但仍然選擇留在這裏，是因為對這塊土地已經有所感情。况且婆娑咖啡店是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城堡，又如何能夠說走就走的放棄呢。確是如此，咖啡店的生意逐漸上了軌道，曾經與他們建立過關係的客人慢慢成為朋友。而咖啡店早已成為他們招待從香港、北京、法國等各地來台灣旅行的親朋好友之場所，這個由兩人一磚一瓦合力建立的「家」，也讓他們的人生找到歸屬之地。

台灣人愛說「愛」

在台灣生活的日子裏，常常聽到台灣人把「愛」字掛在嘴巴，「愛台灣」、「愛台北」、「愛台南」，說起愛的時候台灣人臉上總會掛着得意的面容。我總會反觀自己以及香港，很多香港人從不輕易說出「愛香港」，總覺得肉麻、噁心。因為那些在香港打着「愛」旗號的團體，總是以令人起着雞皮疙瘩的「愛國情懷」在操弄着人們的情感。

我跟他們都是關心香港未來的人，於是聊起天來份外投緣。在採訪時我總是在思考，這一群因不同原因來到台灣的香港人，難道就不愛香港了嗎？又或是怎樣的事情迫使他們不得不離家那麼遠，甚至是將他鄉當作故鄉。在那個佔領中環的日子，家園到了危急關頭，我們才知道「愛」早已存在於身體裏，只是對香港人來說，從不輕言。

我愛香港。四個字。很簡單，也很艱難。

期望光明的權利 ── 記雨傘革命的二三事

（刊於《街報》2014年11月號）

重陽節的晚上，在特首辦門外，是滿坐在地上的人群，那天早上，警察運送一箱又一箱的催淚彈和像膠子彈，明目張膽。又是一個充斥著緊張氣氛的夜晚，不少人戴上頭盔，以免暴力清場再次發生。我們不知道警察會如何對待我們這班手無寸鐵的人，但是幾天之前那87杖的催淚彈，既讓人痛恨警察的濫權，也使人們變得更加堅壯。

才一個轉身，踫到來自《當今大馬》的記者，他特地在放假的日子來到香港，只為見證某個歷史的時刻。我們曾經在馬來西亞有過一面之緣，是文丁客家村村民的記者會上，看到一個個因保衛家園而被警察打至受傷的身體。在香港的特首辦外，一個馬來西亞人，一個香港人，混合著兩種不同口音的廣東話，不斷言說著關於兩地的種種。在他口中得知，馬來西亞在今年多次引用煽動法令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和提控，對於言論自由作出嚴厲的打壓，在威權國家的狀況中，彷彿看見了我城的倒影。

七月二日的凌晨，一次預演佔領中環，511人被拘捕。因為反對人大常會對於香港選舉改革的提案，中共一次又一次對於香港普選民主的拖延及欺騙，引起學生發出抗議的第一聲。九月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罷課行動，在罷課的尾聲，學生領袖們試圖闖進被拉下鐵閘的公民廣場，這片曾經開放過集會的空間，如今卻是重門深鎖。那個暴烈的晚上，警察把進入公民廣場的學生及市民圍困，並對閘門以外的支援者發射胡椒噴霧，直到天亮，一一把裡面的示威者拘捕，共有74人，首批被捕的包括仍未成年的黃之鋒，這個鋒芒畢露的年輕人，涉及三條罪名「非法集會、擾亂公眾秩序及強行進入政府建築物」，在拘留期間不獲保釋，警察更在搜查寓所時候把他的電腦帶走，他的父母斥之為政治迫害實不為過。馬來西亞有煽動法令，我們也有公安條例的惡法。

因抗命而成為命運共同體

九月二十八日，金鐘的天橋及街道被封鎖，只好沿著灣仔走至演藝學院的那方，那是個天公造美的下午，也是個空氣中彌漫著緊張凝重的日子。從演藝道一直前進，從天橋走到盡頭，映入眼簾是一整條大道被佔領，朋友說那是會令人流淚的場面，我沒有流淚，但卻充斥著難言的感動，從前社會運動總是小部分的人出來佔領馬路，不用一晚就被警察清走，而當下的香港，公民抗命彷彿真的悄悄栽種了在香港人的身上，被催淚彈噴至淚流滿面，卻是去而復返，趕也趕不走。當晚的形勢非常緊張，不斷收到來自各處的謠言，如十二點後解放軍進城、警察開槍……加上那些煙霧彌漫的畫面，真的好像打仗般，就連原來答應24小時開放給市民作為避難處的演藝學院，在午夜將近之前亦匆匆把人趕走，就是因為收到警方將會把裡面的人視為暴徒的消息。學聯呼籲群眾離開，但是這夜再沒有領袖，留下來的人逐漸增多，愈多人愈安全，大家在此刻彷彿都是命運共同體，緊緊相依，互相守護身邊那些認識及不認識的人。

天色漸亮，那晚的謠言一一不攻自破，還發生了佔領旺角的彌敦道和銅鑼灣的軒尼詩道，兩條都是香港交通的重要樞紐，九龍與港島，一脈相承。然後，因為以雨傘遮擋催淚彈而生成的場面，壯觀得成為了一場「雨傘革命」，或是被視為更貼切的「縮骨遮革命」，佔領中環已然退場，而這場運動亦從學生運動轉變成為了全民運動。

據點分散了在金鐘／銅鑼灣及旺角，兩邊的氣氛截然不同，旺角一邊，參與者的成份更為複雜，來自不同的階層及年齡。記得佔領彌敦道的第一個晚上，謠言同樣此起彼落，說是有MK仔／紋身漢在鬧事，消息混亂，但總算是「平安」地度過了那個晚上。

兩條平行線的有感與無感

第二天早上，因為某些行政事務上的必需，特地回了一趟嶺南大學，即使學聯沒有宣佈無限期罷課，大家都是沒有心情繼續上學，看到聚集於學校永安廣場的學生，臉色上的急切，都渴望為這場運動提供一點力所能及的協助。

那天我因回校而坐了兩程西鐵，來回往返，我遇上了兩對截然不同的人。

第一程，旁邊坐著一個操著非純正廣東話腔調的疑似新移民婦女帶著六、七歲的兒子，我們都在看鐵路裡頭那小型的電視框，人小鬼大的小孩脫口而出︰「警察怎麼可以如此暴力對學生的！？」身旁的母親認同孩子的話，有些感慨地說出同一番話︰「對啊，警察怎麼可以如此暴力對學生的。」雖然我覺得被暴力對待的，又豈止是學生。然而，我這兩天比較眼淺，鼻子一酸。

回程，身邊坐著中產打扮的中年男子，在我耳邊強迫我聽了他講十分鐘的電話。滿口自以為是的說話，說起兒子昨晚不回家但只說是去社區中心都被他罵，女兒好像是學生會的人，也被他警告了一下。又說自己並不相信甚麼價值只相信真相（媽的，真相不就是警察不斷向群眾投放摧淚彈，以不合理的武力對待手無寸鐵且和平到不行的人嗎？），再不斷講講講講講，那十分鐘，我真心覺得他對我造成了滋擾，致使我無心專心看書。那一口流利的廣東話，真的比髒話更難聽。

街頭上庶民的多樣與混雜

再次來到旺角街頭，沿著太子區走到油麻地方向，還是充斥著滿腔的感動，在平常日子的狀態中，我很討厭到旺角這個熱鬧地區，人多擠迫，本地人與自由行的混合，讓人喘不過氣。但是佔領之後的旺角變得再不一樣，甚至可以讓人鬆動對於街道這個公共空間的想像，場域性質的轉換，更加貼身地感受得到。有人警剔不要過於鬆懈、滲透、警察消失所可能引起的混亂效果，這些我通通都懂，亦能理解。但我還是很喜歡旺角，庶民的多樣性在此處開展，一個全民的運動，裡面參與的人本身成份就非常斑駁及混雜，重要的不是是排斥（滲透的人當然另計），而是如何與這些看似難以溝通的人去進行溝通，還有嘗試互相理解。在現場遇到舊同學，他說看到去年認識的幾個碼頭工人（注︰2013年3-5月葵青貨櫃碼頭爆發嚴重工潮）都來到彌敦道支持，我深深感到那是運動組織者在過去所種下的種子在發芽。我想，思考多一點如何去互動，總比散播流言來得更實際。

旺角的平靜氣氛延續數天，直到一群反佔中人士及黑社會的出現而發生嚴重衝突，他們打人、非禮女士，然而警察在場卻沒有盡職，非到了現場人士起哄才拘捕生事的人，卻又人被發現另一邊廂把拘捕的人放走。警察的所作所為，雖聽說有嘗試保護在場的佔領人士，但還是令人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早一個星期才佈滿警力甚至出動防暴警察及催淚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反對聲音，為何待遇的差別竟是如此誇張的不同。一直對於警察沒有特別的憎恨與喜愛，心知肚明他們作為國家機器的一方，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但是，比起87枚催淚彈，我更無法接受警方的選擇性執法，這是完全超越底線的私相授受。

期望光明權利的螢螢微光

毛澤東說過，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在這場運動的局勢中，甚至連朝夕都太長，似是天天都在變化，還未好好消化就已經有下一波的局面，而這種緊張，也包括了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攻訐太容易發生，在撤離與留守之間亦出現極大的分歧與爭論，運動出現的去中心化沒有單一意見領袖，這是好事，但如何組織起來是參與者需要面對且思考的一道大難題。

執筆之時，正值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108歲誕辰，我在佔領的旺角街頭中看到過有人貼起印著她頭像的單張，粗略地闡釋了她最為著名的「平庸之惡」這個概念，然而，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曾經寫過以下這段說話︰「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照亮周遭，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流瀉於大地之上。」

祝福我所愛的城市。

寫於香港
2014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