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結

從去年七月跟隨我到現在的日曆本，記載了這一年間所經歷的大小事，從東南亞到台灣再回來香港。背包旅行、獨立採訪、實習、異地生活、寫作維生，無論如何都是豐富的一年，儘管美好、焦慮、痛苦相互交集，然而我想，人生便是如此吧，不會因為在路途上就沒有煩惱。

放了一整年的「假」，要開學了，有不習慣，但也是最後一年了，願繼續努力去做一個有用的人，把旅途上的學習與感動，回到日常生活中。

赤柬一頁難言之重︰《遺失的映像》

（原文刊於《映畫手民》）

在剛過去的八月天，由聯合國及柬埔寨共同組成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判決前赤柬（又名紅色高棉，柬埔寨的共產黨）的領袖農謝與喬森潘反人道罪成立，兩人被判終身監禁。一段曾經撼動世界的歷史，透過這一個裁決再次重提於人前。在1975-1979年的短短四年間，因為赤柬的執政，為了進行「純粹的烏托邦社會」的實驗，把這個位於東南亞的小國變成人間煉獄，短短四年間，約200萬人因屠殺、勞役、飢荒而死。這場「世紀審判」被人稱作是遲來的正義，這遲來的三十年，當年的領導者早就年事已高，主腦波布亦早在1998年已然病逝，令人想起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這一句說話。

同樣的2014年，一套以紅色高棉時期歷史為主題的電影入圍了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遺失的映像》的導演潘禮德（Rithy Panh）少年時代曾經歷過這段苦不堪言的時期，家人、朋友、鄰居、陌生人一個又一個離去，不斷的見證死亡，烙印從此埋藏心中。潘禮德逃離柬埔寨後，也是赤柬沒落之時，他在輾轉之下到了法國巴黎求學，到了後來的創作之路︰《柬埔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Bophana︰一個柬埔寨的悲劇》、《S-21︰紅色高棉的殺戮機器》……一個個與柬國相連的名字，都流露出導演對於母土以及那段悲慘歷史的關注。

「當時，所有影像全被摧毀，只留下政府的宣傳影片。」

《遺失的映像》儼如一套倖存者的獨白，透過黏土人的製作以及破碎零亂的宣傳影片，以另類手法重新建構歷史，少年時代記憶在腦海中的影像因為黏土人而重現於螢幕面前。整部電影以旁白作為敘事的引導與叩問，如果說黏土人那部分的影像更多是屬於潘禮德的個人所見所聞，那麼紀錄的宣傳片段便是作為側面的佐證，兩者相互交錯的剪接中，讓人不得不直視存活之艱難、極權之殘酷，雖然只是黏土人，卻比真實影像更震撼。

所謂的「紅色烏托邦」，打著消滅一切階級的旗號實行領袖勞役人民的狀態，畫面一轉，是當時中共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與耿彪前往柬埔寨與波布等人會面的情景，據說，赤柬第一部社會主義的憲法更是由張春橋班子協助起草。七十年代中期是文革剛完結不久的時候，你方唱罷我登場，兩個共產政權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總令我想起如今中共常掛在嘴邊的「外國勢力論」，回看歷史他們經常自打嘴巴，紅色高棉便是一例。《遺失的映像》除了是歷史的重演外，更是對於極權社會的尖銳批評。

潘禮德並沒有因為過去的慘痛而落入冷戰二元對立的窠臼中，電影到了最後，回溯赤柬的崛起其實是美國有份參與的共謀，在最初赤柬成功爭取民心背後，是由美國支持的龍諾將軍於1970年發動政變，推翻前國王西哈努克的統治，從而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權，但龍諾政權在高壓統治下不得民心，當時被篡奪皇位且受人民愛戴的西哈努克國王亦與紅色高棉作出結盟，於是人民紛紛轉而支持以平等為號召的赤柬政權。只是沒有料到，迎接而來的竟是如斯下場。

歷史終究過去，但這一頁畢竟銘刻於這片國度當中，提起那段日子不免沉重。三十年過去，人民沒有因為紅色高棉的瓦解而活得更好，貧窮依然如影隨形，即便有了選舉，還有獨裁者韓森把持政權三十年，貪污腐敗叢生。

記得在柬埔寨旅行的時候，吳哥的壯麗宏偉實在令人驚艷，但那些連衣服都沒有的小孩與觀光景點不過咫尺之近；也到過當年赤柬的殺人場和S-21集中營，殺人場現在一片祥和的景像很難讓人聯想當年竟有如此多人喪命於此，而S-21的前身更是培育學子的場所，參觀時氣氛凝重，那一張張被展示出來而絕望的面孔，更讓人無法迴避這一頁難言之重。

雖然我想起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一書中，詰問戰爭影像的充斥泛濫在現代社會所帶來的到底是甚麼。影像的充斥會令人覺得應該更加關注，或是因疲勞轟炸而更有事不關己的感覺？如此這般，直視苦難的歷史又意味著甚麼？也許如同潘禮德導演所言︰「今天我呈現給各位的不僅是一個映像或對這一個映像的探索，而是用電影的手法來表現，這遺失的映像衍生的探索。」

天色漸漸光

（刪減版刊於《字花》第四十九期）

「天色漸漸光／遮有一陣人／為了守護咱的夢／成做更加勇敢的人」

一首台語歌曲《島嶼天光》，彷彿成為了2014年這場三月學運的主題曲，3月30號那個五十萬人佔領凱道的前夕，台北下起陣陣大雨，讓人憂心翌日的行動會怎樣。破曉時分，天色漸漸光亮起來，下午的時候更是陽光普照，令人想起另一首同是出自滅火器樂團的《晚安台灣》︰「黑暗他總會過去，太陽一出來仍然會是好天氣」，天伯公真的保庇了這天的行動順利進行，黑壓壓的人潮，從凱達格蘭大道蔓延至立法院。

《島嶼天光》創作於台灣的「黑暗之夜」後，那個在行政院的夜晚，警察以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一幕幕頭破血流的畫面，教人憤怒且難過。

在暴烈的震撼過後，溫柔的力量出現，上網看著《島嶼天光》的資料，歌曲的出現是源自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北藝大）的學生團隊向滅火器樂團邀歌，也源自於被媒體冠上學運領袖的林飛帆對楊大正說︰「我現在想到的是，我們需要一點溫柔的力量。」

經歷了整整48小時，樂團的主唱楊大正交出了這首現已在群眾中廣泛流傳的「社運歌曲」。歌曲出現後，由北藝大學生團隊製作的兩個MV相繼面世，3月30日的前一天，我的臉書被《島嶼天光》洗版了。

繼續瀏覽資料，看到吳達坤是《島嶼天光》的企劃之一，為了做訪問，我特地去到北藝大的關渡美術館，一個很北邊的山上，那是他工作的地方，此外，他也在這所學校教動畫，在立法院內外有著很多他的學生。

「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嘛？主要是我們希望在力所能及的位置上，為這場學運付出。之前《晚安台灣》這首不是刻意為運動寫的歌卻在運動裡面流傳起來，幾乎每天在現場都聽到，加上我的朋友陳敬元，也是另外一位企劃，他認識滅火器的主唱，於是就向楊大正提出這樣的一個合作。歌曲創作完，除了放上網外，我們還召集了30個人和結他一起到立法院那邊教參與的人一起唱。」

在我找他的那一天，他們正打算要找人填寫《島嶼天光》的英文歌詞，「想讓國際知道這件事情」。他又播放最新有人製作的管弦樂四重奏版本給我聽，「這首歌的版權是開放的，只要是用作非商業用途，我們歡迎大家拿去使用、拿去改編。」

關於藝術或音樂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吳達坤說這兩者從來就沒有分開過，然後向我道來北藝大的反抗傳統。這所屹立於北投區山上的國立學府。「我們的校長是最早進去立法院跟學生見面的人，而首先衝進立法院的那批學生當中，也有來自北藝大的。」

作為老師，他實行不點名的上課模式，即使沒有這次的反服貿事件。他樂意看到學生關心社會。在他過往與現在策劃的展覽中，就看得出那種藝術與社會的緊密連結。民國一百週年，他在高雄舉辦了《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的展覽，透過矛盾與尖銳的諷刺讓人討論民國百年的意義；現在，又在日本與台灣進行著一個《亞細亞安那其連線》的巡迴展，政治意味的濃重在名字上反映出來。藝術使政治的討論變得豐富，在長篇大論的論述文宣分析文章之外，視覺或聽覺上的刺激可以讓人再想多一點。

其實他無意把北藝大美化，「這次反服貿不只是北藝大的人站出來啦，而是台灣的藝術界都參與在其中，用各自的方式去支持這一場的運動，我覺得這是公民社會從過去每場運動的累積，也是非常強大的民意爆發，對於政府的不滿。」

我這個不諳台語的香港人被《島嶼天光》感動著，在他們反覆傳唱之下，歌詞中出現的「做一個勇敢的台灣人」竟然沒有令我感到一絲肉麻。音樂在運動上的出現，始終有著一種巨大的感染力，七十年代以後，他們有了唱得街知巷聞的《美麗島》；著名創作歌手張懸在2012年寫了一首給社運人士的《玫瑰色的你》；還有很多諸如黑手那卡西、交工樂隊、農村武裝青年……等積極介入社會運動的樂團。也許台灣是令人羨慕的，他們對於這片土地的熱愛與守護，彷彿是自然而然地流在身體與血液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