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到北京

記得當初朋友向我談及這本書的時候，是因為她看了這本書後，有了想坐火車到北京的念頭。到後來，我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坐火車經驗，包括到北京。

未曾翻閱此書前，由於作者跑到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學校義教一年多的這個背景，我以為這是一本描寫她在異地的經歷與感受的書。但翻閱數頁後，才發現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這是一本小說，一本以打工子弟（又稱流動兒童，即跟隨父母到外省打工的兒童）為主體的小說，在虛與實的故事情節間，訴說一段段也許不為外人所知的夢想與破滅。

故事背景設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的那年，粉飾太平的那年。小說穿插描寫當年工地上的工人，為了那一年的奧運甚至春節都不回家。每一個跟著父母到北京的孩子，心裡頭或多或少都帶著一個屬於自己的夢想，故事於此展開。

小說以很輕盈的筆觸書寫，但承載著的卻是難以言說的重，那種重量，也許比不上他／她們父母輩所承受著的苦難，但卻是一種對於未來甚至當下的難言。還有，在北京這個城市，打工子弟的存在本來就不是一件輕省的事，本書側面地讓人了解，「打工子弟」是由政策失誤所造就出來一群人。

在過去兩年，在北京牽起了兩波的關閉打工子弟學校潮，大約有三十間學校被關。政府把學校關停後，口上聲稱不會讓每一個打工子弟失學，但客觀的事實卻是，公立學校嚴苛的「五證條件」及高昂的學費，其實往往使得他們與公立學校無緣，甚至最終被迫回家。五證分別是：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在京務工就業證、原籍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名簿。取得五證之不易，有不少勞工子弟就因為父母是打散工、沒有固定居所而無法獲證，有些證件甚至得必需回到老家才能辦理。一重又一重的限制，打工子弟學校的出現，正正為了讓這些漂泊的都能讀書上學。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沒有平等的教育機會的環境下，最沒權勢的這一群，所需要付出的，是更多。

對於農民工離家背井的情緒，故事中也有提及，那種愁思大抵是像我這種人永遠無法了解，正因著位置的不同，我沒有他們的那種經歷，也無法假裝明白，唯有繼續認識、了解，嘗試不那麼片面地去認知這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我只是希望，自己不是在消費他們的故事，只得常常警剔。一邊讀著這本書一邊想起我在北京所接觸過的那家打工子弟學校，那些友善純樸的臉孔，在北京那個號稱首都的城市，溫柔且堅韌地在夾縫中存活。

（文章刊於《評台》）

在風中哭泣的亞細亞孤兒

他們無怨無悔，雖然一直不為外人所知，但是他們用血淚寫下的這段歷史，確是真的。

以上這番說話，是電影《異域》開首中所出現的。二十一年後，導演朱延平再次於《10+10》中，拍了《無國籍公民》，延續他對泰北孤軍及其後裔的關注。《無國籍公民》以鄧克保因發高燒而沒有及時醫治，導致智障的女兒安岱為主角，呈現出她這個孤軍後裔重回台灣所面臨的境況。柏楊原著小說中，安岱於緬甸死去，而電影則把安岱帶到成長後的世界，面對社會對她的欺壓。當〈亞細亞的孤兒〉再次響起，羅大佑的歌聲飄蕩在空氣中，心頭便不知不覺沉重起來。

那是一段不為人所熟悉的歷史，特別在中國大陸與香港。泰緬孤軍，一個被遺忘的群體，當年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及二十六軍，於1949年與共軍在雲南的一役後退到緬甸邊境，再經歷兩次的「中緬大戰」，與緬甸國防軍交戰，與及後來的反攻雲南。都是這支孤軍一手打出來的仗。在他們艱辛應戰的時候，被國家（中華民國）遺忘，直到緬甸向聯合國控告他們入侵時，國民黨政府才予以理會。

一九六一年，柏楊化名鄧克保，以第一身的書寫角度去講述泰北孤軍的這段歷史，《異域》由此而起，被視為報導文學。後來，因著柏楊是作者的身份曝光，《異域》被歸類為戰爭小說。然而，不論是報導文學還是戰爭小說，裡面所描述的，都是真實且充滿血淚的歷史。在台灣，因著這本小說以及朱延平在四十年後的改編電影而使得泰北孤軍這個群體進入台灣人的視野，然而在對岸的兩地（中國大陸及香港），卻對這段歷史如此陌生（當然這裡頭涉及到政治的考量）。

在《無國籍公民》的最後，朱延平導演呼籲社會關注及解決關於泰緬後裔在台灣所面臨的「健保」及「生計困難」等問題，那不是取得合法居留身份便能化解的問題。他在一次訪問中說道︰我覺得對於他們就是要以最大的愛心來包容他們，來幫助他們，要比一般人還要有包容心給他們，因為他們的父母為了國民黨真的是做了太多太多太多。

二十一年後的延續，仍然使人看得心痛，而泰北孤軍的故事，也是在朱延平眾多作品中，難得的認真。

比起《西南忠魂》（台灣曾有電視劇以此為名來拍攝這段歷史）這個充滿著英雄氣慨的名字，「泰北孤軍」彷彿更能表示那一群充滿掙扎與無奈而又被政府所「拋棄」的軍人。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但他們無怨無悔。

（文章刊於《主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