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牙利看歐洲的難民潮

九月十五日，匈牙利實施了新的移民法，以「回應」歐洲的難民潮，根據法例，任何非法進入匈牙利的人將會被視為是犯罪行為。在新法生效之後，仍然有不少難民試圖跨越塞爾維亞與匈牙利之間的界線，接下來，便是防暴警察的出動，水炮車與催淚彈，抱着孩子的父親被打得滿頭是血、連八歲的小女孩也被打傷……隔着電腦屏幕看政府宣布「緊急狀態」以後的新聞，心裏不禁一揪，我在新法實行前到過邊境一趟，當時氣氛雖然對立，卻尚算平靜。

八月下旬，我來到了匈牙利，是畢業旅行的其中一站。抵達布達佩斯，住宿的旅店在東火車站附近，甫踏出Keleti的站外，映入眼簾的景像，令我有點反應不過來，大批難民聚集在這裏，每走一步，都是難民棲息的地方。過了數天，再次重返火車站，看到難民在示威，而警察在火車站門外嚴陣以待，雙方處於劍拔弩張的狀况。那是九月二日，前一天，難民仍然能夠持票乘搭火車前往奧地利及德國，到了翌日卻突然被關上大門，而通往其他國家的列車也暫停行駛。

當天我適逢生病，並沒逗留太久，沿着通道離開，看到一批批難民蓆地而睡，如此赤裸在眼前，心頭不免一重。之前在媒體上略知一二關於是次的難民潮，沒有太放在心上，我想，如果不是來了匈牙利，其實應該純粹流於「得個知字」，然而，卻沒料到，如此不設防地，被迫直面及思考這個龐大的議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這次難民潮的迫切及重要。

與旅店老闆娘的對話

回到旅店，來自意大利但居住在布達佩斯多年的老闆娘，無意間跟我談論起這個話題來，她說，布達佩斯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况，她既感到難過，同時亦顯得憂心忡忡，並非擔心難民會來搶奪資源，而是，如今難民聚腳的地方，衛生情況非常差勁，只怕疾病會由此傳染開來。擔心之餘，她不免提醒我，匈牙利人很友善，有些餐廳甚至免費提供食物給站外的難民。

聽完她的說話後，我不禁疑惑，到底真實情況的差異有多大，在腦海中浮現的，是匈牙利近年右翼的崛起。成立於2003年的極右翼政黨尤比克（Jobbik），以「爭取一個更好的匈牙利運動」之名，在五年前逐漸冒起，2010年的大選中一舉拿下47席，成為了該國的第三大黨。而匈牙利的執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同樣也是光譜上的保守右翼，國會有三分之二的議席被右翼勢力囊括，由此可以窺探匈牙利社會向右轉的端倪。這也就不意外，為何匈牙利政府會決定在與塞爾維亞接壤處，建立起175公里長的鐵絲網，以圖堵塞難民的進入，並且在國會的修法後，一律把非法進入匈牙利的難民視作罪犯對待。

塞格德大學的學者János Nagyillés聽到我的疑惑後，嘗試作出解釋，關於整個社會右轉的現况，他歸因於匈牙利的民主發展仍未成熟，這裏頭包括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東歐的共產陣營倒台後，匈牙利跟隨着眾多鄰國的步伐，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至民主國家，歷時不過二十多年，而且，在1956年的時候，這個國家爆發了一場被稱為「十月事件」的革命，民眾透過示威抗議表達對當時共產政權的不滿，最終以蘇聯派駐軍隊鎮壓作結，這一事件，為匈牙利人造成了不可磨滅的陰影，這也是後來左翼在匈牙利逐漸失勢的原因之一。值得留意的是，尤比克的其中一個創黨成員，便是曾經參與過十月事件的Gergely Pongrátz。

到達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

離開布達佩斯後，一直留意着事情的進展，終於找到機會，去到成為了新聞熱點的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那道四米高的鐵絲網，延綿至不見盡頭的位置，成了一道帶刺的「圍牆」。我在鐵絲網正式完工前抵達，當時仍未完全「落閘」，難民還可以從塞爾維亞那邊走路過來匈牙利這頭，沿着一條長長的鐵路軌，人流沒有間斷過。邊境之處站着為數不多的軍人與警察，難民越過時，沒有加以任何阻止。不遠處便是收容中心，那裏有着讓人短暫居留的帳篷堆，國際組織的支援站設立於此，也有自發前來幫助難民的義工。收容中心附近停泊了大量的巴士，用來接載這裡的人到難民營，再實行身分登記。

有些人不願在匈牙利進行登記，於是想方設法逃避警方的耳目，我遇上一個家鄉在拉卡的敘利亞人，他說，匈牙利的治安不好，也難以尋找工作機會，所以最終的理想之地在挪威。這次難民潮中，許多人想前往的目的地是德國或奧地利，這亦是為什麼在關閉Keleti火車站後引來強烈抗議的緣故。另一方面，德國與匈牙利在處理這個燙手山芋的手法上，以及對待難民的態度，也讓人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姿態。整個歐洲社會，無疑因為這次的難民潮，又陷入了一連串的角力之中。

繼續遊走在這片荒地上，瞥見一面小小的「紅黑旗」，懸掛在其中一個臨時的支援站外，不禁好奇，詢問正在煮食的男孩，原來這是一個小型的廚房，義務提供有營養的食物給難民。這一群人，來自反法西斯行動（Anti-Fascist Action）的組織，分別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來到匈牙利的邊境上。言談間，他們帶着些許不滿地透露，一些國際組織礙於在此煮食屬於違法、加上大量警察在旁監視，因此不願合作。在這群左翼無政府主義分子的不遠之處，就是隔阻兩國的藩籬，國家的概念，忽爾如此具體起來，並且來勢洶洶。他們不甘示弱，卻只有野貓式的行動，在其中一個難民容身的據點，貼上了「歡迎難民」的標語，另一頭，則是「沒有邊界、沒有國家」，以作出微弱的抗議。

沒有國家的家園，畢竟是個過分浪漫的烏托邦理想，聽着那些難民的故事，為了逃避戰亂而不得不逃離原本的家鄉，冒着生命危險，期盼能找到安全的棲身之所，當他們說出希望未來能夠在歐洲好好地生活時，我有些迷茫，生命保存了下來，能夠在新國度展開新生活固然很好，然而現實總是殘酷，在右翼逐漸抬頭的歐洲社會，即便安頓了下來，但下一步將會面對怎樣的融合困難，又有什麼挑戰等待着他們，種種棘手的難題，都在可以預視與未知之間徘徊着。

「他屬於一個國家，卻無法在其中居住；
他居住在一個國家，卻無法歸屬其中。
他的名字是罪過，
猶如一顆石子
在歷史的臉上滾動」
——〈燈〉，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

（原刊於20.9.2015《明報星期日生活》）

波蘭卡普欽斯基故居，叩問記者之道

「如果你不能成為人，那麼你就不太可能成為記者。」——Samuel G. Freedman

記者必然要客觀？還是可以主觀？這似乎是條永恆辯駁的命題。

哥倫比亞大哥新聞學教授Samuel G. Freedman曾撰寫過一本《給年輕記者的信》，他在書中劈頭質問在新聞行業中道德與客觀之間的關係，很多時候，新聞業往往以公正之名，與報道的對象保持一定距離，卻很容易掩蓋了記者作為人應有的主觀情感。

超越記者角色 流露人文關懷

幾個月前，港視劇集《導火新聞線》播出後，成為一時佳話，受到眾人的追捧，在二十四集的長度裏，觀眾得以從中窺探新聞行業裏頭的百態，還有擺盪在市場與理想之間的拉扯。第二集，老總汪海藍在《囧報》報道「明星人狗交」後被人追斬，採主方凝前往醫院探望她時說出的那番話，總令我念茲在茲︰「世界上，每年都有上百個行家，都因為要堅持報道真相的理念而失去生命，Marie Colvin、村本博之、李翔，而你卻為了一單人狗交的新聞而躺進醫院。到底對你來說，新聞是什麼？」

以上兩種叩問，也許每個傳媒人都問過自己無數次，我不懂得解答，但想起了在波蘭被譽為「國寶級」的記者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他的職業生涯，也許可供參考。自從在五十年代成為波蘭駐外記者後，卡氏便游走於不同的戰地裏，展開了傳奇的半生，在亞、非、拉地區見證過歷史性的政變與革命。為了報道真相，他曾經被判處死刑四次、也被關押過四十多次，差一點便失去了生命，而最後卻都一一逃過了。

他的作品擁有強烈個人色彩，故此，其報道風格亦被歸類為報道文學，甚至有人稱之為「魔幻新聞主義」。從卡氏的作品中，總是能夠輕易讀到，他在見證事件時所流露出來的情感與思考，對於底層人民的關懷，也潛伏於書中的不同角落。另類形式的書寫手法，使卡氏既是記者，同時又超越了記者的角色，然而，這種體裁，是他最為人推崇，也是最為人所詬病的特點，因為被視為偏離於「英式新聞」的嚴格規範，模糊了新聞報道與文學創作的界線，尤其在波蘭記者Artur Domoslawski於二○一○年出版了Kapuscinski Non-Fiction這本傳記後，更引起了軒然大波。

縱然如此，世界對於卡普欽斯基的肯定，還是超越了他所帶來的爭議，在上世紀那個仍然封閉的共產波蘭，他為讀者打開了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口，也確立了一種記者的典範，不安於分，對於世界永遠抱有強烈的好奇心與關懷。

收藏書與筆 藝術中尋養分

初次知道這位波蘭記者的大名，來自香港著名的獨立記者張翠容，她曾於訪問中透露，卡氏是她在新聞寫作路上的啟蒙者，我曾經在少年時候被翠容深深影響過，不斷思考關於記者這一課，而卡氏的名字亦由此烙印了在我的腦海中。不知是命運的偶然或必然，到波蘭旅行時，竟然在機緣巧合下，有了造訪卡普欽斯基故居的機會。

華沙炙熱的午後，我沿着地圖，找到了卡氏的故居。按下門鈴，開門的是一位波蘭中年女士，當我表明來意，並在交談幾句以後，始知這位女士是卡氏的女兒Zofia。我這個人生路不熟的外國人，冒昧下闖進，Zofia倒也不意外，然後徐徐引領我進客廳，裏頭坐着卡氏的遺孀Alicja Kapuscinski，看起來是個和藹的老太太。

隨即，我們走到客廳旁邊，那兒放滿了卡氏作品的所有翻譯版本，包括中文，可惜數量少得很，只有三本，分別是講述蘇聯時期的《帝國︰俄羅斯五十年》、記錄埃塞俄比亞最后一個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以及其晚年糅合個人自傳及讀書筆記的回憶錄《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帝國》是最早被翻譯為中文的作品，於二○○七年卡氏離世後在台灣出版，讀着第一位翻譯者胡洲賢的序言，講述翻譯時那誠惶誠恐的心情，而他慶幸我們還來得及透過文字來認識卡普欽斯基。

書桌集合各地原子筆

參觀完這邊，Zofia帶領我走上閣樓，那兒是卡氏生前的書房及工作室，牆邊鋪滿密密麻麻的書籍，從藝術、文史哲到經濟學，不一而足，涉獵範圍極廣，我想，大抵如此，才足以成就這樣的傳奇，而把議題及事情往更深更廣的面向學習與發掘，應該也是記者本身的自我期許吧。Samuel G. Freedman曾對於這個世代的年輕記者有過如此盼望︰「偉大的新聞記者絕不會只停留在閱讀報章雜誌、收集新聞材料和收聽新聞報道上，而會在文學、電影和爵士樂等偉大的藝術中尋找養分和催化劑。」

Zofia從書櫃上拿下畫冊與攝影集，向我介紹波蘭種種的藝術作品，從古代到當代，翻看着卡氏生前曾經閱讀過的書藉、學習過的知識，忽爾有着無以名狀的奇妙之感，彷彿透過書本把兩人靜靜地連繫上。掩卷以後，我再慢慢地觀賞這間工作室，看到他從異地收集回來的物件散落於不同的角落，忽然，瞥見書桌一角放置了好幾個筆筒，插滿了大量的原子筆。Zofia說，那些筆也是從各地帶回來波蘭的。不禁會心微笑，果然是個身經百戰的記者，連「武器」都比別人多，只有這樣的人，才會懂得筆桿的重量。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Ryszard Kapuscinski

出國報道 起初只想體驗越境

「其實我們也有考慮過出版他駐外以前的作品，畢竟他不是一下子就變成後來的模樣，或許他早期的文字也是有參考意義的。」Zofia說。卡普欽斯基一生走過如此廣闊無垠的大地，在不同的洲與大陸留下過自己的足迹，但，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如此想強烈認識世界？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中，他回憶起對於出國工作的初衷，沒有任何驚天動地或激情的想法，只不過是單純對於跨越邊境有着莫名的好奇︰「我心裏只有一個非常樸素的想法，就是在一瞬間體驗一下越過邊境，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感受一下越境這一刻的心情，體會一下這一簡單的經過。我只是想到國境那邊去看看，然後立刻返回，滿足我的好奇心，解解心頭之渴，足矣。」

基於這樣的念頭，有一次，他終於忍不住跟所屬的《青年旗幟報》美女主編說出︰「我將來很想出國工作。」那時，他初出茅廬。美女主編問，想到哪個國家採訪？答案是捷克斯洛伐克。後來，他終於得到這樣的機會，只是，採訪之地從歐洲轉移至位於亞洲的印度。這位主編在卡普欽斯基臨行前送贈了一本書給他，是由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撰寫的《歷史》，這本書影響卡氏甚深，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的行文中，卡普欽斯基便不時流露出希羅多德是其靈魂伴侶的感嘆。

沒名人嘴臉 謙卑過日子

印度以後，他又陸續被派駐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從最初抵達陌生異地的青澀與彷徨，透過經驗的不斷累積後，他慢慢確立了屬於自己的報道方式，亦逐漸蛻變成為日後被人讚頌的傳奇記者。「我的父親很喜歡跟年輕人聊天，像他這樣一個如此知名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卻跟普通人無異。」我想，那種無異非關經歷，而是經過了無數異常的日子後，還能保持最謙卑的姿態，不會賣弄明星記者的嘴臉。

黃昏時分，該跟她們告別了，臨走之時，Zofia怕我會肚餓，送給我一盒紅桑莓，還有一些糖果，叫我帶在路上吃，還送我到附近的地鐵站。暗暗感動，我不過是個突如其來的訪客，是名副其實的打擾，而她們卻熱情友善如斯。到了最後，Zofia勉勵我要保持對於新聞的熱誠，她知道，她的父親畢竟影響過好一些人。

卡普欽斯基著名報道

先後被派駐印度、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採訪過非洲在解殖過程中所爆發的各種內戰，如一九六○年代初的剛果內戰、從一九七五年開始並長達二十七年的安哥拉內戰；發生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之間的「足球戰爭」、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一一成為了他筆下的書寫對象。

（原刊於2015.9.6《明報星期日生活》）

Auschwitz

選擇到東／中歐旅行，某程度也跟中學修讀歷史有關。到達波蘭，奧斯威辛似乎是不能迴避的一站，翻看歷史，波蘭是個苦難的國度，曾一度亡國，二戰時期被納粹德國佔領，1944年的華沙起義，除了官方博物館，還被鮮明地塗鴉在街頭上。

從Krakow到奧斯威辛，十點前抵達，最終還是被迫要跟隨導賞員，但絕對值得，三個半小時，雖然有點匆忙。隨行時邊想起Year 1時讀過Bauman說現代性與holocaust之間的關係，聽到阿道夫的名字時，也不禁想起近年來不斷被引用的「平庸之惡」。導賞到了最後，向我們解說的人幾度抹淚，她說，解放以後，很多人因為進食太多，胃部無法適應突如其來的變化，獲得自由後卻也因此而死。有幅相片，畫面是一群婦女與孩童，手拉著手，而標題是on the way to death。

西伯利亞鐵路

也許，一生人只會搭這麼一次。我以為年輕才會有這樣的精力，但同一趟列車中，還有許許多多上了年紀的人。五天在火車上的生活，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沒有網絡，沒有Facebook，只有不斷的對話、看書、思考，與世隔絕，真有這麼一回事，在紛擾的世道中沉靜下來，未嘗不好。

同一車卡中，遇上了同樣來自香港的小女生T，她比我少兩年，已經在澳洲打工度假兩年，未來打算在英國做同樣的事，聽著她那些豐富的經歷，T說，這足以將過去的自己轉化成另一個模樣，其實我羨慕她那放手一搏的勇氣。五天的時間裡，我們陪伴彼此，或者這也可算是他鄉遇故知的一種情誼吧。鐵道上的侯車員大哥對我們很好，很愛找我們聊天，雖然那些民族大義的說詞總令我覺得很難頂，但他那種知識的涵量，卻令我敬佩。

可以專心看書，Kindle真好，可以裝上很多書，重點是耐用且輕便，每晚睡前都能進行閱讀，然後在火車的行駛中安穩入眠。

到達俄羅斯後，其實我腦裡不斷響起Twins的〈莫斯科沒有眼淚〉，冬天的離別，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軍隊在街上森嚴戒備。讀著昆德拉的笑忘書，那年的布拉格，真的有過戒備森嚴的蘇聯軍隊。最後，來自澳洲的老夫婦說，再讓他們搭一次西伯利亞鐵路，應該便是冬天看那漫天風雪的時候了。

She Aspire︰休學，看見改變的力量

（謝謝茵茵的訪問，亦很用心地嘗試呈現我過去一年所經歷過的點點滴滴。回來後，熟悉我的朋友大抵知道我那各種格格不入所導致的低潮，簡直就是一個問題少女（或者不是少女），有時我會懷疑，回來讀大三，是否要證明我到底有多廢，為什麼適應竟會如斯艱難，我不知道。感謝她記錄了我的種種困惑，這比起浪漫化的旅程，或者對讀者無意義，但卻對我很重要。）

我知道用幾個詞來形容一個人太過膚淺，安靜或內向，都不足以打包出她真實的個性。該如何描述她所選擇的那條休學路途，在社會規範下看似無理，卻步步著實豐盈，像她的臉書頁面，在休學的路上，在路上，仍有未盡的經驗分享。

香港女孩李雨夢，做了一件我大學年年都想做的事－休學。步伐從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一路往西，跑到馬來西亞的獨立媒體實習兩個月，最後再到台灣居住半年。一場貼近生活的旅行，用心聆聽這世界的脈動。

休學的念頭

我問起她為何會有休學的念頭，「大一的時候就有休學的idea，那時經常跟我的roommate說，希望有這樣的一年可以出去走走看看。或許覺得可能行政上的手續很煩、又不清楚，聽到很多錯誤的information，如果真的要休學的話要給一整年的學費，聽多了這種事情，就不想去實踐。」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初端，可能是個性使然的念頭根植，直到最後的確切決定。「直到後來，大一那年暑假我去了北京，在一個有機農場實習，認識了一個從廣州來的女生，她休學了一年，我跟她蠻投契的，在聊天當中，就覺得，好像出來一年真的就可以實踐。遇到她之前也許念頭漂浮不定，遇到她之後那個念頭就再次浮現，就更加有決心去做這件事。」

當這樣的念頭重新再起，回到學校後，李雨夢就開始去詢問學校行政機構，關於手續，關於學費、資金、路費這些很現實、很technical的問題。「在香港休學要經過一些很煩的程序，要有所謂的合理理由。我那時候跟一個機構拿了證明文件，交上去學校就核准了。」至於父母又是如何看待休學?「我媽還好，但我爸是不太同意的，他覺得我在浪費時間。我爸還跟我講，你不想那麼快畢業，那你就再念一個MA啊、碩士啊!可是他是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想停一年是為了什麼，他自己也知道我是不太管的了的，通常方法都是先斬後奏。」

休學總有想做的事，最初的計畫跟後來卻截然相反。她說，「我本來打算到北京一家工人團體、類似NGO的組織去做志工，可是後來北京那邊爆發了禽流感，疫情不明確，我的家人不讓我去，那我要做什麼?我就把計畫全部改了，跟朋友一起去了東南亞，後來半年去了台灣。」


嘗試不同的事情，得到很多幫助
     
李雨夢休學的前半年在東南亞待了五個月，頭三個月是背包旅行，後兩個月在獨立媒體做實習記者。

「剛開始會去東南亞是覺得蠻近的，香港人很愛去星馬泰嘛!因為我以前沒有出過國，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對於東南亞的印象很模糊，也想去看看這一塊領域是怎麼樣的。第一站，我跟一個已經畢業的朋友去了越南，他當成是他的畢業旅行，越南之後回香港找工作，然後我就繼續，去了柬埔寨、泰國、緬甸，緬甸之後去了馬來西亞，又去了新加坡、印尼。」

在越南第一次嘗試沙發旅行、到泰國有機農業參觀下田、到柬埔寨見證大選翻盤。她說：「我跟我朋友在一起，因為他是男生，感覺上比較安全，我們在越南嘗試兩次沙發旅行，在柬埔寨也是，這些都是很不錯的經驗，因為你真的可以跟當地人交流。在泰國，我在距離清邁市中心70多公里的有機農業住了一下，看看泰國的有機農業發展是怎麼樣，當中也有下田幫忙。」看了柏楊的書<異域>和朱延平執導的電影後，她對早期打完國共內戰的國民黨孤軍後裔感到好奇，「我後來才知道在泰北有這樣的一個聚落，我那時剛好又在泰國，何不去泰北看看呢，也遇上了國軍的後裔啊，父親輩可能就是在四十年代很多人已經死去，剩下的就是他們的後裔，可能他們這些人也有跟著他們的父親幫泰國打仗，金三角那邊的販毒區，那些國民黨的小孩在泰國幫助政府去對付共產黨，以換取他們在泰國的生存。」

「我剛好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她對我說著：「2013年的7月底，我人已在越南，上網找資料才剛好看到，將臨柬埔寨大選，就決定提前離開越南，去柬埔寨看這次大選。感覺十分難得，我自己對於政治或者社會的東西比較感興趣，香港有很多人會去台灣觀看選舉，我自己也沒有在外國觀看選舉的經驗。那時候完全沒有什麼準備，也沒有認識當地人，可是就很想去看看，後來轉折得到朋友的朋友層層介紹，認識了一個柬埔寨當地官員的兒子，他幫我很多、載著我到處看選舉和開箱，那時候也做了一些採訪。」

她在緬甸純粹旅遊，那裡是剛開放的國家，有很多東西可以觀察。「可能大家家裡都會有翁山蘇姬的畫像，以前與她有關的東西是被禁止、你也不能公開談論她，某種程度你會看到一個開放性的存在，一個剛剛開始的狀態，它是一個旅館少、很髒，WIFI非常慢的地方，旅遊業也剛開始。之後到了馬來西亞，在獨立媒體網路電視做實習記者、做拍攝，每天的工作就是拍片和剪片，上司覺得我都不清楚馬來西亞的政治狀況，不可能去做報導，但遇到一些專題也是可以去做採訪的。」

「在馬來西亞時，由於實習沒提供住的地方，我馬來西亞的朋友在那邊認識了一群搞學運的學生，我在那邊問到了租房子的問題，雖然是很簡陋的雙層排屋，卻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租到這個房屋!下班啊或假期，他們會帶你出去玩，這次也得到很多人的幫忙，我真的很幸運，這是剛開始出發之前不會想到的東西。」

 在香港由於地價高，很少有機會獨立生活。「在台灣的半年，我一方面嘗試獨立生活，另一方面也跟一個就是新創立的出版社準備出一本書。我是在2014年初去台灣的，2013年底就是香港移民台灣的熱潮被炒了起來，我朋友就很想做著一個主題，他找我去做這個合作計畫時我就答應了，他想做這一本書去採訪，關於在台灣居住的香港人，然後我另外一部分在台灣就是在做這一塊。」

她在台灣做採訪計畫，和出去玩。「最南去到墾丁，主要待在台北，當你有自己的房子時就會變得很懶很宅。物價低、易融入是台灣的特色，以前香港人最常移民到加拿大，但適應不易，後回到香港。近年大家一直覺得台灣很棒，興起這個熱潮，很多人都只是去旅行幾天、幾個禮拜，我在這裡生活是一種很複雜的情感。我覺得台北那種傳統的氣息沒有那麼商業，也沒有那麼多商場，去宜蘭或桃園車程也不是那麼遠，變成有一個抒發的空間。」

低潮，自自然然地過完

「2012年至2013年，我的路是一帆風順的，得到很多的機會，那時心裡會擔心之後的自己沒這麼好運該怎麼辦。」

 2014年開始，她人生低潮的一年。「客觀上我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別人看也沒什麼，在台灣因為書的關係一直很有壓力而悶悶不樂，壓力讓自己不能放鬆也去不了其他地方，特別是回到香港很不適應，到了9月後，連我唯一擅長去貢獻的文字，我都無法去為雨傘運動做些什麼，後來有一本書<被時代選中的我們>，朋友找我幫忙做兩篇採訪，彷彿我跟運動有連接起來。那種無力感是很重的，或者我感覺自己格格不入，失去在外面的free，回來後就一直想著要再出去，情緒非常差，認識我的人都感受到情緒的低落。我擔心的沒這麼好運的事在2014年就發生了，其實這樣的過程也是很順其自然的發生，也沒有什麼大事，但好像也沒什麼解決不了的。一個低潮的狀態，自然地過完也就好了。」

彷若預知自己的低潮，有時候接受低潮在生命裡的狀態，也是每一個人生命中的大功課，她與低潮相處，自然地過完。


出去，看見改變的力量

在柬埔寨，她見證大選翻盤。「看開箱，公布結果後，因為那時候也蠻關鍵的，這次是第5次大選，柬埔寨的執政黨，在前四次大選都不斷上升的議席，連續都沒有下降的趨勢，就在這次大選失去了20多個議席，是很誇張的一件事，當時候其實也感受到柬埔寨的年輕的一代，很渴望有一個想要改變的心態，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反對派的議席一下子上升了20幾席，這是很難做到的。」柬埔寨，這個連台灣人也不熟悉的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執政黨、一個最大的反對黨，以前可能有一些皇室的政黨，但現在皇室的政黨連議席都拿不到，所以現在的國會只有這兩個政黨在把持。「就是在看選舉資料還有結果的時候，看到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moment。」

台港兩邊的太陽花或雨傘運動都有參與。「可能有時候你去做這件事情是隨機而導致改變，它會讓我更加相信改變的可能。」在台灣經歷太陽花運動，她爬進立法院，之後在外面走走，行政院那天也是在外面看看，沒有待很久。「比較太陽花和雨傘，會覺得太陽花是個很漂亮的收尾，王金平也願意釋出善意，跟林非凡協商，在桌面上是一個很漂亮的事，畢竟你是談了一個東西回來，香港的雨傘運動被大家抵制、去清場，好像什麼都沒有得到。」

「你出去之後，再回到香港，那感觸很深，特別經歷太陽花學運，你會覺得台灣人怎麼這麼強可以衝進立法機關，回來香港之後，7月2日的佔領中環，清晨有500多個被驅補，經歷了一年再回來看自己的地方，那時候對太陽花運動很SURPRISE，大家就從這個太陽花事件講香港怎樣不行，一直停留在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後來其實經過這樣的時候，到了雨傘之後，我們終於不用去羨慕別人了，自己走在自己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從來不覺得香港人可以衝出去佔領這個馬路，你看以前的人在占領馬路只是幾十人、一百人也不到，別人一直罵他們在阻礙，但經過這四、五年，有一萬多人跟你賭出去馬路，就看到那個情境改變很大，原來香港人也可以這樣，看到夏慤道全條大馬路都是人。改變的力量從柬埔寨選舉看到反對派上升20多個議席，在台灣看到太陽花，再回來看到香港有發生這樣一件事，改變的可能是存在的，這樣的相信，某種程度讓個人的無力感沒那麼重。」

 一如她休學的路上看到的改變，去嘗試各種不同的事物，歸於她最後樸實簡短的回答。「這個不那麼重的無力感，可以讓你去做更多事情，更有力量去相信和改變。很多事情，我沒什麼大道理可以講，當你去做任何決定，為自己的人生負上責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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