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旅行

十九這年，我獨自跑了去雲南三個多星期，第一次去旅行。

選擇一個人去旅行也沒甚麼原因，不過是為人奄尖嫌麻煩，對找旅伴如是。本來曾跟友人約好了高考完一同到內地沿海城市遊走的，最後泡湯了，但想去旅行那條癮被挑起，無論如何也要出去一次，趁著年尾有一個多月的sem break，便出去了。

出發前，朋友聽到我說打算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很多都很驚訝，除了那些曾有自助旅行經驗的。他們很多也說一個人去內地旅行危險，「小心」二字不斷從朋友口中聽到，我感謝友人們的關心與擔心。在路上，其實也有不少人帶點驚訝問我「就你一個小女孩出來旅行？」。

還是出發前，看了《A map for Saturday》這套關於旅行與旅人的紀錄片，每個旅人都有其故事與經歷，我在路上時，偶有遇上相似的。也許其實很多人的旅程也差不多，但屬於自身的回憶與經歷都因為是屬於自己的而變得無可取代。

最後，帶著期待出發了。帶著積壓下來的負能量離開，走之時我願能藉此疏理自身的情緒，不知是否旅行是真有散心的作用還是我本已放下了很多，反正我深知回來後已不再頹廢便行了。

畢竟是一個人出去，起初的緊張是少不免，不過還是很快被興奮的心情取代。在地的一刻有點不相信自己已到了目的地。一路上，認識了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當地人也有旅客也有，在不斷的聊天，由是發現旅行原是一個不斷聊天的過程。最終也許交換了聯絡方法，也許沒有。也許日後這些人能繼續成為朋友交往下去，也許他們只是過客。都不要緊，緣聚緣散，也是緣份。

我不懂形容對這趟旅行的具體感覺，有好的有糟的，無論如何也是難忘的。所遇上的，是跟旅行團一輩子都不可能感受到，也無法可比。

旅行的意義每人各有詮釋，於我，我也說不準。這次旅行去了的景點不多，也不感太大興趣，反倒是喜歡看別人的日常。我討厭人多的地方，喜歡跑到人少的地方走走，或發呆，再去旅行的話我還是會選擇淡季，即使景色可能遜色一大半，也不要緊。

在這旅途上，翻牆看著香港發生的事，如遠若近，卻突然感到其實要不問世事真的很容易，我身處異地，看著受壓迫的依然在受壓迫，不知是否距離感還是甚麼，我感到自己很沒用。

走到最後，距離回家之期愈近，徒然發現旅行也許是一場逃避，對我而言。旅程中無甚憂慮，回來後繼續面對種種，然而要面對的終究是要面對，我只得更努力。

最後，嘗試過一個人去旅行，是真的會愛上，不用顧及身邊人。希望這不是年輕才有的勇氣，希望未來仍能繼續這樣。

離開，是為了回來。

《西線無戰事》

也許，雷馬克這本半自傳式的反戰小說將會繼續流傳下去，直到，人類社會文明到不會再有戰爭的出現。這天真的想法在有生之年定不能看到，戰爭也可能伴隨人類直到其滅亡為止。有戰爭，便有反戰。這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作背景的小說，以雷馬克在戰場的親身的經歷作主旋律，正引領我們直視戰爭的景況與殘酷。

《西線無戰事》的作者雷馬克曾參與一戰，他，一名德國的士兵，小說中的主角「無名士兵」保羅，正是雷馬克自身的投射。透過士兵保羅的經歷，看到了在那個時代光怪陸離卻又真切實在的人和事。雷馬克在小說中提出了很多的對戰爭的疑問，對戰爭的反思，他說在戰場前線是不容許他去想這些，不然只會墮入無盡的深淵。也許他參戰時曾想過這些，然後書寫時透過士兵保羅敘述了出來。那些對於戰爭的質疑，不是大義凜然式的姿態，而僅僅是從人的角度出發。只有以人的角度出發，才能令我們更謙卑。

在小說中，雷馬克提出了很多控訴，雖然他認為這些都不是控訴。在一戰的時候，他只是一個學生，被慫恿了去當志願軍。在《西線無戰事》中不難發現雷馬克經常有意或無意的指出戰爭如何摧毀年輕人，毀掉的，也許是他們年輕的生命，也許是他們的未來。正值朝氣蓬勃的時期，早因為戰爭，為年輕的生命添加了不屬於這個年紀的滄桑與麻木。一場戰爭，把他們過去所學習與認知的都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在軍營戰場上所認識到的。那些本應美好的時光，都浪費在戰場上了。

最深刻的或許是雷馬克對民族衝突與仇恨的描述。他透過俄國戰俘，透過這些「敵人」，看到的是一張張老實莊稼人的臉孔。根本這些敵國與敵國間的尋常百姓彼此並沒有真切的仇恨，但因為一小攝人，一場大戰觸發，多少生命被犧牲掉。一道命令而令彼此敵我分明，敵與友在利益當前是如此兒戲、沒有確實的界線。從小，我一直認為我是有點偏向民族主義的人，但在不斷的學習與成長中，發覺原來我是那麼的討厭民族主義，民族與民粹，不過一念間。當一切回歸基本，以無國界超越種族間的界限，人道主義也許才是根本。

對前線的描述，雷馬克讓我們看見了一幕幕殘忍赤裸又血淋淋的畫面，戰爭的恐怖呈現在眼前。

現在仍不是太平的年代，廿一世紀不過只過了十年，世界仍烽煙四起，戰爭從未遠離我們，和平這一願望也許終究是遙不可及甚或只是一個虛妄，但反戰思想仍會繼續頑強地與之抗衡，為的，只是對人的價值最基本的尊重。

古洞是我家，怎捨得失去它 ── 鍾曉晴

「政府發展三個新市鎮，我的家被選中要被逼遷，規劃裡頭，我們古洞人卻不在其中。」古洞女孩鍾曉晴幽幽說出這番話。在二零零八年，政府推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打算於粉嶺北、古洞北及打鼓嶺／坪輋打造三個不同主題的低密度新市鎮，然而，在以舒緩人口增長為目標的背後，卻是另一波的逼遷。

鍾曉晴，十六歲，古洞北村村民，亦是末代會考生。曉晴家位於古洞北的石仔嶺區，據曉晴說，古洞劃分為十四區，當中最少一半被列入新發展區的範圍。現在於古洞的居所是曉晴爺爺遺留下來的，曉晴在新加坡出生，三歲時回香港，與父母及弟弟居於屯門的公屋，但經常回古洞，那時候古洞於她的印象是鄉下。六歲時，一家由公屋搬了去粉嶺中心，直到小三，爺爺去世，與家人搬到古洞居住，再於升中的時候搬回粉嶺中心，最後，中四時回到古洞，一家人本打算安定下來長居於此，怎料卻突然面臨將被逼遷的局面。

「初初住樓時會很開心，因為可以跟人說我是住樓的，又有泳池平台等康樂設施。然而，市區的住宅感覺侷促，又有很多局限，與住在鄉村大相逕庭。」住過市區與鄉村，曉晴直言兩者的感覺相去甚遠「在古洞居住，有大自然相伴，有廣闊的空間給我們活動，踏單車到處逛得樂而忘返。小時候經常與鄰舍的小孩一起玩耍，在村裡跑跑走走，這兒沒有人為的公園，但到處也可是公園。雖然我不是一直於古洞居住，但這十多年來的片段，足以承載我對此處的感情。」

曾經，曉晴也質疑菜園村的「不遷不拆」，後來，終於明白當中的憂患。「去年菜園村村民罵政府假諮詢時，我心想，甚麼假諮詢？現在不是在諮詢嗎！到了年底，政府舉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第二階段的諮詢會時，我看到了甚麼是假諮詢，看著台上那些人的嘴臉，都不把我們的聲音意見當作一回事。諮詢會舉行前兩週才通知我們，而且又限quota，我們村只能有四十人到場參與。」她續說，「針唔拮到肉唔知痛，這是很多人的毛病，若不是古洞也面臨被拆的危機，大概我也不會明瞭菜園村的訴求。」

她自言嘗到了輿論壓力的無力感，「在別人眼中我們只是要賠償，擘頭就問政府給予多少賠償，也是那個論調，不是金錢就能補償一切。我不是反對發展，也認為社會需要發展，但在發展裡頭，漠視了人的存在，以古洞來說，政府連安置居民的計劃方案也沒有，只認為給予一筆金錢便能解決所有問題，很差勁。 」

「政府打算於此打造新市鎮，港鐵便於此建立古洞站，現在已有兩個車站落成了。附近的環境也逐點逐點在改變，像數天前仍看到的樹木會不經不覺消失了，而一些設施或圍欄亦悄悄出現，溫水煮蛙，讓人不易察覺。」

曉晴是古洞北村發展關注組的成員，該關注組是古洞村委會唯一承認的組織，於08年底成立，直到09年底政府進行第二階段的諮詢時才活躍起來。在一條以男性為主導的村落，作為女性且年少，她的位置顯然不討好。「古洞不像菜園村此類散村，在行政上，我們有村長制，對上還有村委會、鄉議局、區議會，基於架構上的不同，外來的支援者難以進行協助。」然而基於父親是關注組的核心成員，也會把重任交托予曉晴，如撰寫會議記錄、看政府文件、爭取傳媒採訪等。

古洞村的事件曝光後，曉晴意識到網上力量的威力，遂在facebook上建立了支援古洞村的群組。透過網絡上的互動，曉晴開始走出來發聲，也曾參與反高鐵運動。「我想反高鐵應算是我參與社運的起始吧，後來加入了九十後大聯盟這組織，亦參與了六四、七一、反政改等活動。」對於參與社運，父母沒有阻止，加上在古洞的事務上，爸媽也有幫忙，曉晴直言她是幸運的，因家人和她的政見沒有衝突，更時常一起談論社會事務。

末代會考生這個身份，又因參與社運被某些村民看死她搞不好學業，有著無形的壓力。「我不會把成績差的責任推向參與社運，我認為讀書是我的責任，我盡了力，無悔便可。」自言盡了百二分努力，若成績不能升讀預科，她會選擇讀副學士。好奇問她會選那一科，她說法律。「陳淑莊是我的偶像，參與社運，我認為懂法律很重要，我會視法律是遊戲規則，當你知道當中的規條，你便會知道怎樣玩這個遊戲，至少面對無理打壓時你會懂得你的權利。現在看到愈來愈多社運人士被政治打壓，我想擔任這樣的一個位置。」

小妮子雖小，但扛在肩上的擔子不小，在這一年間，既要擔憂古洞村的事宜又要兼顧學業，但樂觀的她經常掛起一副傻大姐式的笑容，即使前路如何艱難，她也會繼續走下去，只為了這個家與她心中的正義，她相信正義必勝。


後記︰曉晴帶領著筆者遊走古洞北，藍天白雲能在水平線中看到，不用仰望，再走到塱原濕地，好美。我用普通的dc把景象拍下來，好像油畫，放了上網，大家也很喜歡，慨嘆在香港這些美麗的地方，快將消失。到底，我們要怎樣的發展？

後後記︰訪於會考放榜前，會考放榜了，曉晴的成績不俗，但她選擇了另一條路，於此僅送上一聲微不足道的加油，路，一直都在。

古洞北的相簿︰
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p?aid=194398&id=698597421&ref=mf

淘書

今天的收穫︰9本書共50大元。

宣明會的義賣舊書大行動︰
http://www.worldvision.org.hk/usedbook2010/index.asp

五．一遊行小記── 被淹蓋的呼聲

今天五月一日勞動節，去了職工盟主辦的「反貧富懸殊，五一大遊行」，沒想到，這一行，竟給我帶來一種無力感和再一次的自省。

在維園集合的時候，看見有很多外藉勞工在此，他們是這資本主義社會下數量頗為龐大的受壓逼者。後來發現菜園村的村民也來了，這是事前不知道的，說起來，也很久沒見菜園村村民「出動」了。這次遊行，跟游伯一起走了半程，他牽著我的手，跟我說了很多話，除了噓寒問暖外，還談了很多，游伯說，這次出來，除了是為了重建菜園村的訴求，因為政府遲遲未批復耕建屋牌照，還有希望為勞工給予一點的支持。

遊行了一大半，菜園村的村民先行離開，因今夜劉皇發會到村裡跟村民開會，商討搬村的問題。

到達政總，大家整頓下來，突然看到對面的一張banner吸引著我的注意，映入眼簾的是「惠州市大亞灣塘尾村村民」。心頭一震，只因我小時候曾在塘尾村生活過(注︰塘尾不是我的家鄉，只是有朋友住在那，同是惠州/惠陽，因此到塘尾的次數很頻密)。塘尾村發生了甚麼事？看到其他的示威牌寫著「還我資產權益」、「嚴懲僱請打手」、「內地村長權力大過共產黨」、「我們是權力傲慢的受害者」等標語，我很好奇。

膽粗粗的走了過去，跟其中一位嬸嬸打招呼，以一句「我在塘尾村生活過」打開話閘子。嬸嬸懂得聽廣東話，但為了方便她，我轉用了客家話與她對談。表明來意，嬸嬸開始跟我訴說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

嬸嬸原是深圳龍崗區的居民，丈夫是塘尾村的村民，但自結婚過後便搬了過去龍崗居住。塘尾村95年換了一個新村長，起初也相安無事，但後來一些塘尾村的村民離開村落後過了香港或其他地方居住如嬸嬸的丈夫，若他們的父母死後便沒有土地的繼承權，而土地便被村長充公，即使是93年在股份制下獲得的資產，也沒有任何的賠償。問及村長是否把這些地賣掉，嬸嬸說，村長把這些地租予工廠賺取租金，也分了一些給他的親屬。

說起來，我已三、四年沒有回塘尾了，但是早幾年回去的時候，也見到工廠不斷的增加、道路大肆的翻新，跟我小時候認識的塘尾相比，已變了很多很多。

不久，嬸嬸介紹了她丈夫的兄弟給我認識，讓他繼續跟我談這事(大懵的我也忘記問他們的姓名，也只好以代號暫稱)。這位大哥現居於塘尾村，因為哥哥面對這個問題，他也因此插手，他說，已為此奔波了六年。六年，即2004年開始。大哥說，他們曾到惠州市政府告狀，不獲接納，再告到廣東省政府，省政府叫他們把案件交回市政府處理。大哥說告狀的行為村長也知道了，然後他的兒子帶領一幫人去毆打他們，派出所在大哥家附近，然而，公安不理會，還謂這只是普通的「爛仔交」。

問大哥是次有多少人一起同來示威，他說有十多人，嗯，數目不算多，但畢竟也發聲了。大哥說，他們還打算到北京上訪，我不知道他們有否聽聞過上訪人士的個案，但我身處這個尚算自由的地方，得到的資訊畢竟比他們多一點。其實想跟他說不要把抱太大期望，內地對於上訪的打壓也很厲害，但話到嘴邊，不想令他們的一絲希望也消失，只說聲一切小心。

六年，是多麼的累人，他們意識到地方政府一層層的包庇，我猜他們心灰了，故此來到香港。他們也想吸引香港人的眼球，或許他們認為在香港這片土地能較自由地發出他們的呼聲，可能會有點用。我跟大哥說，我們香港好不了多少，先有菜園村因高鐵建車廠及救援站而被逼遷，現又有新界的農村被地產商逼遷。

另外，內地的逼遷個案實太多，形式也各有不同，我只怕，即使他們來到香港，也會因香港人看慣這類新聞而無麻木，最後只會變成「消費」一宗新聞及個案，即使逼遷發生在我們的土地，香港，關心的人其實還不算多。

或許我也是自私的，若不是我曾在塘尾村生活過，我也不會走過去了解。

他們這樣的個案，在內地媒體面前曝光的機會不大，在香港也不知能否吸引主流傳媒的注意，在談話間聽到某村民說「他/她說會把我們的事放上網，讓事件在網上流傳」，不知道這個他/她是誰，但還是有有心人的。

關於這宗個案，我也請教了朋友關於這些個案的資料，也在網上查找了少許資料。友人說，在內地的法律，土地是屬於政府的，即這些土地是屬於村委的，村長有權隨時收回土地，且可不給予任何補償。雖然有物權法表明「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到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但未明確表明如何保護農村的集體所有財產。

內地的法律很複雜，在這法律下，該村村長的所為看似合理，而且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雖然骨子裡老早不是了)，財產理論上應是公有的。雖然我討厭資本主義至上經濟為先的意識形態，但是當中對私有產權的界定及保障卻是值得重視、予以保留。

對於這宗個案，暫時我也無從驗證，只是簡略把事情勾勒出來，但我仍選擇相信他們，因為在內地，這些光怪陸離的現象不斷發生，把這故事轉述，只是想把他們的聲音帶出，呈現於人前。

後記︰在跟大哥聊天期間，也有一、二個村民搭嘴，好奇我在幹甚麼，知道後，他們問我朋友是那一家的，我說了朋友爸爸的名字後，有一位大叔竟能說出我朋友的名字，說他的女兒跟我的朋友是由小學直到現今高中的同學，頓感，世界真的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