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歐洲難民最前線

今年以來，逾三十萬來自叙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飽受戰爭、迫害和苦難煎熬的難民，放棄了自己的家園，把生命、財產都押了進去，冒險橫渡地中海，謀求一個安全的彼岸，一個能看見未來曙光的地方。期間，近三千人在前往歐洲途中淹死。可是，幾十萬的數字和幾千死亡的數字，並未能打動所有人。電視和網媒的報道，也許，讓我們覺得一切依然遙遠。

「Hello，你是記者嗎？」

 走到匈牙利邊境村落勒斯凱（Röszke），這裏跟塞爾維亞接壤，有着一條連着兩國的路軌，火車現已停駛，在鋪滿碎石的路上，不斷有人流動，試圖從塞爾維亞走到匈牙利的這一邊。一家人攜老帶幼，是最常看到的景象。本來沒人理會的邊陲小村，因為這一波的難民潮，突然成為了新聞熱點，國際組織紛紛在此設立補給物資站。

樹蔭下的逃亡故事 

我沿着路軌行走，忽爾旁邊走過一名年輕的叙利亞男子，約莫二十多歲，高高瘦瘦，操着流利的英語，然後問我是否記者。三言兩語後，他同意接受採訪，但不願透露真實身份，不過，談論起他的逃亡經歷時，卻是滔滔不絕。就這樣，我們坐在鐵路的旁邊，樹蔭下，時光似乎暫時凝滯。叙利亞的動亂，彷彿只存在於他的話語中。

「你知道嘛，我的故鄉現在變成了伊斯蘭國（ISIS） 的首都。」Syrianglory（ 化名）口中的故鄉拉卡（Al-Raqqah），是叙利亞北部的重要城市，自從叙利亞四年前爆發內戰後，反抗軍於2013年發起過一場「拉卡戰鬥」，攻下了這座城市，到了後來，拉卡落入伊斯蘭國手中，並成為該國的首都。

早在內戰爆發之初，Syrianglory已經逃離故國，前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尋求存活的空間。經過接近三年的時間，由於鄰近叙利亞的關係，此處也不斷受到戰亂影響。今年8月，Syrianglory有感貝魯特將會變得愈來愈不安全，於是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隨着逃亡浪潮，他跟大隊人羣一起移動，當他向我詳細闡釋其逃亡的路線時，不意外地，跟媒體描述的相去不遠，只是，從報道上讀到，跟親耳聽到，那種感受又是兩碼子的事。「我先從貝魯特坐飛機到土耳其的阿達納（Adana），再轉乘巴士到達伊斯坦堡。後來，就是你在新聞上看到的，我坐上了一艘『死亡之船』，船上有五十人，沿着地中海，飄流到了希臘。」地中海路線有兩個熱門的登陸點，一個是希臘，一個是意大利。在希臘登陸後，Syrianglory繼續北上，途經馬其頓和塞爾維亞，路程遙遠，有時他會乘坐巴士，有時只能徒步而行，有時甚至會遇上「發難民財」的計程車司機，單單是從馬其頓到塞爾維亞邊境的一程車，便花費了200歐元（約一千七百港元）。

鐵絲網像苦難一樣長 

大多數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都渴望坐上前往德國或奧地利的列車，在該處展開新生活。一名駐匈牙利的法國記者告訴我，希臘理應是難民登陸後踏進的第一個歐盟國家，但希臘由於其債務危機，已經自身難保，因此千方百計把人潮推送至馬其頓，而馬其頓及塞爾維亞亦沒有接收難民的意欲，只願他們盡快進入匈牙利。地理位置的緣故，匈牙利成為了第一個需要直面難民問題的歐盟國，但該國政府應付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在塞匈邊境建立一道長達175公里的鐵絲網，而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更明言「移民危機是德國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並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聯合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的強制配額計劃。

Syrianglory不打算落腳在匈牙利，如果能夠幸運抵達，挪威應該會是他的終點站。「我只是想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度，沒有戰亂，不用擔心安危，而且我猜在挪威應該能夠找到不錯的機會吧。」吸了一口煙，徐徐呼出煙圈，然後嘆了一口氣。離開中東之前，他是一名會計師，在失序的地方，專業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因此，他只盼望能夠找到容身之處，但求好好地活下去。在這個念頭驅使下，他表示將會用盡方法逃離匈牙利警方的耳目，找出前往北歐的路線。

資訊相對沒有那麼充足的人，進入了匈牙利的國界後，會在收容中心等候被送進難民營。難民營被一圈一圈的鐵絲網圍繞，加上大量警察在看守，防止難民逃離。透過一網之隔，突然又被一把聲音叫停，營裏的人問我有沒有香煙，我聳聳肩，並走向他們，嘗試打探網中人的故事。

「早知難民營的情況是這樣的話，我就不會進來，我們跟這裏的非洲人也不太相處得來。」已為人母的Hanan，在頭巾底下的那張臉龐，顯露出不滿的神情。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在難民之間，也有可能存在族羣政治。Hanan一家十二口，沿着相同的路線，花了二十天的時間來到匈牙利邊境，透過巴士接載，一家人從收容中心轉移至難民營。「被送了進來後，我們問看守的警察何時可以離開，下一步又會怎樣時，他們只會說不懂英文，也沒有確實的答案。有時說一小時後能離開，有時說兩小時，有時又說三五天不等。」

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 

跟Hanan談話的過程中，警察一直從旁監視，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如此明目張膽。後來，Hanan的家人也走了過來，她一一介紹，這十二人的家庭裏，年齡層由兩歲到七十四歲。七十四歲的父親原是巴勒斯坦人，由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局長期不穩，於是選擇逃難至鄰國。Hanan在叙利亞出生及成長，本來過着相安無事的生活，內戰後情況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內戰爆發之初，她們還抱持着觀望的心態，直到三年後，覺得局勢無法逆轉，終於決定離開叙利亞，前往歐洲。「我們有親戚在瑞典，希望能去那裏團聚。」

根據歐盟在1997年生效的《都柏林公約》指引，難民需要在首個登陸國提出庇護申請，而被送往勒斯凱（Röszke）難民營的難民，將會在匈牙利透過讀取指紋來進行身份辨識。前路茫茫，能否前往瑞典，實是未知之數。Hanan一家為了逃難，已經花費了每人近四千歐元（約三萬五千港元），合共約五萬歐元（約四十四萬港元），隨身行李亦在地中海全部遺失了。「希望你能夠幫幫我們，」到了最後，站在Hanan旁邊不諳英語的丈夫，卻突然冒出了一句話：「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聽到這話後，不免心虛，數以十萬計逃往歐洲或其他國家的難民故事，我們能夠透過文字或影像閱讀到大量相似的背景與故事，可是，對於「難民」諸多的刻板印象，足以把每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磨平。到底如何才能夠更立體地呈現？如何才能夠避免消費他人的苦難？這是一道大難題，不免深感文字的匱乏。

後記：難民並不遙遠 

在新聞現場，看見那些影像中的人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卻仍然受到不小的衝擊，他們寄望安全及更好的將來，教我不禁想起在香港曾進行過一次非洲難民的訪問，在處處是掣肘的社會環境底下，美好的新生活並沒有來臨，活於社會極度邊緣的位置中，因為尋求庇護者的身份，導致不能合法於香港工作，輾轉之下只能投入黑工市場，飽嘗被剝削的滋味。難民距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

有時候總會質疑自己是否過於濫情，遠方的同情或凝視畢竟廉價，但想起在匈牙利的邊陲之地，看到難民小孩天真爛漫的笑容時，那種心酸的感覺，使人久久無語。我不想，也沒有資格用道德之尺去丈量他人對於難民的態度，而關於難民或移民政策的討論，實在還有太多太多的空間。執筆之際，只是惦記着Hanan丈夫的期盼，嘗試盡量把他們的故事說出去。

（原刊於2015.9.26《明報周刊》）

在匈牙利看歐洲的難民潮

九月十五日，匈牙利實施了新的移民法，以「回應」歐洲的難民潮，根據法例，任何非法進入匈牙利的人將會被視為是犯罪行為。在新法生效之後，仍然有不少難民試圖跨越塞爾維亞與匈牙利之間的界線，接下來，便是防暴警察的出動，水炮車與催淚彈，抱着孩子的父親被打得滿頭是血、連八歲的小女孩也被打傷……隔着電腦屏幕看政府宣布「緊急狀態」以後的新聞，心裏不禁一揪，我在新法實行前到過邊境一趟，當時氣氛雖然對立，卻尚算平靜。

八月下旬，我來到了匈牙利，是畢業旅行的其中一站。抵達布達佩斯，住宿的旅店在東火車站附近，甫踏出Keleti的站外，映入眼簾的景像，令我有點反應不過來，大批難民聚集在這裏，每走一步，都是難民棲息的地方。過了數天，再次重返火車站，看到難民在示威，而警察在火車站門外嚴陣以待，雙方處於劍拔弩張的狀况。那是九月二日，前一天，難民仍然能夠持票乘搭火車前往奧地利及德國，到了翌日卻突然被關上大門，而通往其他國家的列車也暫停行駛。

當天我適逢生病，並沒逗留太久，沿着通道離開，看到一批批難民蓆地而睡，如此赤裸在眼前，心頭不免一重。之前在媒體上略知一二關於是次的難民潮，沒有太放在心上，我想，如果不是來了匈牙利，其實應該純粹流於「得個知字」，然而，卻沒料到，如此不設防地，被迫直面及思考這個龐大的議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這次難民潮的迫切及重要。

與旅店老闆娘的對話

回到旅店，來自意大利但居住在布達佩斯多年的老闆娘，無意間跟我談論起這個話題來，她說，布達佩斯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况，她既感到難過，同時亦顯得憂心忡忡，並非擔心難民會來搶奪資源，而是，如今難民聚腳的地方，衛生情況非常差勁，只怕疾病會由此傳染開來。擔心之餘，她不免提醒我，匈牙利人很友善，有些餐廳甚至免費提供食物給站外的難民。

聽完她的說話後，我不禁疑惑，到底真實情況的差異有多大，在腦海中浮現的，是匈牙利近年右翼的崛起。成立於2003年的極右翼政黨尤比克（Jobbik），以「爭取一個更好的匈牙利運動」之名，在五年前逐漸冒起，2010年的大選中一舉拿下47席，成為了該國的第三大黨。而匈牙利的執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同樣也是光譜上的保守右翼，國會有三分之二的議席被右翼勢力囊括，由此可以窺探匈牙利社會向右轉的端倪。這也就不意外，為何匈牙利政府會決定在與塞爾維亞接壤處，建立起175公里長的鐵絲網，以圖堵塞難民的進入，並且在國會的修法後，一律把非法進入匈牙利的難民視作罪犯對待。

塞格德大學的學者János Nagyillés聽到我的疑惑後，嘗試作出解釋，關於整個社會右轉的現况，他歸因於匈牙利的民主發展仍未成熟，這裏頭包括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東歐的共產陣營倒台後，匈牙利跟隨着眾多鄰國的步伐，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至民主國家，歷時不過二十多年，而且，在1956年的時候，這個國家爆發了一場被稱為「十月事件」的革命，民眾透過示威抗議表達對當時共產政權的不滿，最終以蘇聯派駐軍隊鎮壓作結，這一事件，為匈牙利人造成了不可磨滅的陰影，這也是後來左翼在匈牙利逐漸失勢的原因之一。值得留意的是，尤比克的其中一個創黨成員，便是曾經參與過十月事件的Gergely Pongrátz。

到達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

離開布達佩斯後，一直留意着事情的進展，終於找到機會，去到成為了新聞熱點的匈牙利邊境小村Roszke。那道四米高的鐵絲網，延綿至不見盡頭的位置，成了一道帶刺的「圍牆」。我在鐵絲網正式完工前抵達，當時仍未完全「落閘」，難民還可以從塞爾維亞那邊走路過來匈牙利這頭，沿着一條長長的鐵路軌，人流沒有間斷過。邊境之處站着為數不多的軍人與警察，難民越過時，沒有加以任何阻止。不遠處便是收容中心，那裏有着讓人短暫居留的帳篷堆，國際組織的支援站設立於此，也有自發前來幫助難民的義工。收容中心附近停泊了大量的巴士，用來接載這裡的人到難民營，再實行身分登記。

有些人不願在匈牙利進行登記，於是想方設法逃避警方的耳目，我遇上一個家鄉在拉卡的敘利亞人，他說，匈牙利的治安不好，也難以尋找工作機會，所以最終的理想之地在挪威。這次難民潮中，許多人想前往的目的地是德國或奧地利，這亦是為什麼在關閉Keleti火車站後引來強烈抗議的緣故。另一方面，德國與匈牙利在處理這個燙手山芋的手法上，以及對待難民的態度，也讓人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姿態。整個歐洲社會，無疑因為這次的難民潮，又陷入了一連串的角力之中。

繼續遊走在這片荒地上，瞥見一面小小的「紅黑旗」，懸掛在其中一個臨時的支援站外，不禁好奇，詢問正在煮食的男孩，原來這是一個小型的廚房，義務提供有營養的食物給難民。這一群人，來自反法西斯行動（Anti-Fascist Action）的組織，分別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來到匈牙利的邊境上。言談間，他們帶着些許不滿地透露，一些國際組織礙於在此煮食屬於違法、加上大量警察在旁監視，因此不願合作。在這群左翼無政府主義分子的不遠之處，就是隔阻兩國的藩籬，國家的概念，忽爾如此具體起來，並且來勢洶洶。他們不甘示弱，卻只有野貓式的行動，在其中一個難民容身的據點，貼上了「歡迎難民」的標語，另一頭，則是「沒有邊界、沒有國家」，以作出微弱的抗議。

沒有國家的家園，畢竟是個過分浪漫的烏托邦理想，聽着那些難民的故事，為了逃避戰亂而不得不逃離原本的家鄉，冒着生命危險，期盼能找到安全的棲身之所，當他們說出希望未來能夠在歐洲好好地生活時，我有些迷茫，生命保存了下來，能夠在新國度展開新生活固然很好，然而現實總是殘酷，在右翼逐漸抬頭的歐洲社會，即便安頓了下來，但下一步將會面對怎樣的融合困難，又有什麼挑戰等待着他們，種種棘手的難題，都在可以預視與未知之間徘徊着。

「他屬於一個國家，卻無法在其中居住；
他居住在一個國家，卻無法歸屬其中。
他的名字是罪過，
猶如一顆石子
在歷史的臉上滾動」
——〈燈〉，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

（原刊於20.9.2015《明報星期日生活》）

波蘭卡普欽斯基故居，叩問記者之道

「如果你不能成為人，那麼你就不太可能成為記者。」——Samuel G. Freedman

記者必然要客觀？還是可以主觀？這似乎是條永恆辯駁的命題。

哥倫比亞大哥新聞學教授Samuel G. Freedman曾撰寫過一本《給年輕記者的信》，他在書中劈頭質問在新聞行業中道德與客觀之間的關係，很多時候，新聞業往往以公正之名，與報道的對象保持一定距離，卻很容易掩蓋了記者作為人應有的主觀情感。

超越記者角色 流露人文關懷

幾個月前，港視劇集《導火新聞線》播出後，成為一時佳話，受到眾人的追捧，在二十四集的長度裏，觀眾得以從中窺探新聞行業裏頭的百態，還有擺盪在市場與理想之間的拉扯。第二集，老總汪海藍在《囧報》報道「明星人狗交」後被人追斬，採主方凝前往醫院探望她時說出的那番話，總令我念茲在茲︰「世界上，每年都有上百個行家，都因為要堅持報道真相的理念而失去生命，Marie Colvin、村本博之、李翔，而你卻為了一單人狗交的新聞而躺進醫院。到底對你來說，新聞是什麼？」

以上兩種叩問，也許每個傳媒人都問過自己無數次，我不懂得解答，但想起了在波蘭被譽為「國寶級」的記者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他的職業生涯，也許可供參考。自從在五十年代成為波蘭駐外記者後，卡氏便游走於不同的戰地裏，展開了傳奇的半生，在亞、非、拉地區見證過歷史性的政變與革命。為了報道真相，他曾經被判處死刑四次、也被關押過四十多次，差一點便失去了生命，而最後卻都一一逃過了。

他的作品擁有強烈個人色彩，故此，其報道風格亦被歸類為報道文學，甚至有人稱之為「魔幻新聞主義」。從卡氏的作品中，總是能夠輕易讀到，他在見證事件時所流露出來的情感與思考，對於底層人民的關懷，也潛伏於書中的不同角落。另類形式的書寫手法，使卡氏既是記者，同時又超越了記者的角色，然而，這種體裁，是他最為人推崇，也是最為人所詬病的特點，因為被視為偏離於「英式新聞」的嚴格規範，模糊了新聞報道與文學創作的界線，尤其在波蘭記者Artur Domoslawski於二○一○年出版了Kapuscinski Non-Fiction這本傳記後，更引起了軒然大波。

縱然如此，世界對於卡普欽斯基的肯定，還是超越了他所帶來的爭議，在上世紀那個仍然封閉的共產波蘭，他為讀者打開了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口，也確立了一種記者的典範，不安於分，對於世界永遠抱有強烈的好奇心與關懷。

收藏書與筆 藝術中尋養分

初次知道這位波蘭記者的大名，來自香港著名的獨立記者張翠容，她曾於訪問中透露，卡氏是她在新聞寫作路上的啟蒙者，我曾經在少年時候被翠容深深影響過，不斷思考關於記者這一課，而卡氏的名字亦由此烙印了在我的腦海中。不知是命運的偶然或必然，到波蘭旅行時，竟然在機緣巧合下，有了造訪卡普欽斯基故居的機會。

華沙炙熱的午後，我沿着地圖，找到了卡氏的故居。按下門鈴，開門的是一位波蘭中年女士，當我表明來意，並在交談幾句以後，始知這位女士是卡氏的女兒Zofia。我這個人生路不熟的外國人，冒昧下闖進，Zofia倒也不意外，然後徐徐引領我進客廳，裏頭坐着卡氏的遺孀Alicja Kapuscinski，看起來是個和藹的老太太。

隨即，我們走到客廳旁邊，那兒放滿了卡氏作品的所有翻譯版本，包括中文，可惜數量少得很，只有三本，分別是講述蘇聯時期的《帝國︰俄羅斯五十年》、記錄埃塞俄比亞最后一個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以及其晚年糅合個人自傳及讀書筆記的回憶錄《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帝國》是最早被翻譯為中文的作品，於二○○七年卡氏離世後在台灣出版，讀着第一位翻譯者胡洲賢的序言，講述翻譯時那誠惶誠恐的心情，而他慶幸我們還來得及透過文字來認識卡普欽斯基。

書桌集合各地原子筆

參觀完這邊，Zofia帶領我走上閣樓，那兒是卡氏生前的書房及工作室，牆邊鋪滿密密麻麻的書籍，從藝術、文史哲到經濟學，不一而足，涉獵範圍極廣，我想，大抵如此，才足以成就這樣的傳奇，而把議題及事情往更深更廣的面向學習與發掘，應該也是記者本身的自我期許吧。Samuel G. Freedman曾對於這個世代的年輕記者有過如此盼望︰「偉大的新聞記者絕不會只停留在閱讀報章雜誌、收集新聞材料和收聽新聞報道上，而會在文學、電影和爵士樂等偉大的藝術中尋找養分和催化劑。」

Zofia從書櫃上拿下畫冊與攝影集，向我介紹波蘭種種的藝術作品，從古代到當代，翻看着卡氏生前曾經閱讀過的書藉、學習過的知識，忽爾有着無以名狀的奇妙之感，彷彿透過書本把兩人靜靜地連繫上。掩卷以後，我再慢慢地觀賞這間工作室，看到他從異地收集回來的物件散落於不同的角落，忽然，瞥見書桌一角放置了好幾個筆筒，插滿了大量的原子筆。Zofia說，那些筆也是從各地帶回來波蘭的。不禁會心微笑，果然是個身經百戰的記者，連「武器」都比別人多，只有這樣的人，才會懂得筆桿的重量。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Ryszard Kapuscinski

出國報道 起初只想體驗越境

「其實我們也有考慮過出版他駐外以前的作品，畢竟他不是一下子就變成後來的模樣，或許他早期的文字也是有參考意義的。」Zofia說。卡普欽斯基一生走過如此廣闊無垠的大地，在不同的洲與大陸留下過自己的足迹，但，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如此想強烈認識世界？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中，他回憶起對於出國工作的初衷，沒有任何驚天動地或激情的想法，只不過是單純對於跨越邊境有着莫名的好奇︰「我心裏只有一個非常樸素的想法，就是在一瞬間體驗一下越過邊境，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感受一下越境這一刻的心情，體會一下這一簡單的經過。我只是想到國境那邊去看看，然後立刻返回，滿足我的好奇心，解解心頭之渴，足矣。」

基於這樣的念頭，有一次，他終於忍不住跟所屬的《青年旗幟報》美女主編說出︰「我將來很想出國工作。」那時，他初出茅廬。美女主編問，想到哪個國家採訪？答案是捷克斯洛伐克。後來，他終於得到這樣的機會，只是，採訪之地從歐洲轉移至位於亞洲的印度。這位主編在卡普欽斯基臨行前送贈了一本書給他，是由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撰寫的《歷史》，這本書影響卡氏甚深，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的行文中，卡普欽斯基便不時流露出希羅多德是其靈魂伴侶的感嘆。

沒名人嘴臉 謙卑過日子

印度以後，他又陸續被派駐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從最初抵達陌生異地的青澀與彷徨，透過經驗的不斷累積後，他慢慢確立了屬於自己的報道方式，亦逐漸蛻變成為日後被人讚頌的傳奇記者。「我的父親很喜歡跟年輕人聊天，像他這樣一個如此知名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卻跟普通人無異。」我想，那種無異非關經歷，而是經過了無數異常的日子後，還能保持最謙卑的姿態，不會賣弄明星記者的嘴臉。

黃昏時分，該跟她們告別了，臨走之時，Zofia怕我會肚餓，送給我一盒紅桑莓，還有一些糖果，叫我帶在路上吃，還送我到附近的地鐵站。暗暗感動，我不過是個突如其來的訪客，是名副其實的打擾，而她們卻熱情友善如斯。到了最後，Zofia勉勵我要保持對於新聞的熱誠，她知道，她的父親畢竟影響過好一些人。

卡普欽斯基著名報道

先後被派駐印度、中國、非洲、拉美等地方，採訪過非洲在解殖過程中所爆發的各種內戰，如一九六○年代初的剛果內戰、從一九七五年開始並長達二十七年的安哥拉內戰；發生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洪都拉斯與薩爾瓦多之間的「足球戰爭」、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一一成為了他筆下的書寫對象。

（原刊於2015.9.6《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