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究還是希望以記者為志業的

讀到Marie Colvin的絕筆報道，在敘利亞的霍姆斯。這是我第一次讀到她的文字，既是報道亦是控訴，可能，控訴是放大了的說法，但是被她的文字所觸動卻是真的。這位戰地記者見證著敘利亞人的苦難，她的生命同時在見證中結束。

自會考那年，讀到另一位被稱為戰地記者的事跡，也是由於被觸動的關係，開始希望將來能當一名記者。朝著這個目標，參加過一些校園記者的計劃，嘗試過採訪與寫作，也在報館短短實習過幾天，那似乎是堅定不移的時候。只是後來，很偶然地隨著菜園村事件走進了社會運動的領域，非我本意，但在當中所學習到的實在太多太多。

參與過社會運動，認識過獨立媒體，討厭過主流傳媒，想當記者的想法也屢次動搖。也漸漸感到自己已不太懂得寫字，陷入形式上的迷思，似乎對事物的敏感度下降，雖然仍有志於記者，但卻時時在質疑自身的能力。

邊看Marie Colvin的報道時邊在想，其實文字有多好不過是其次，重要的是她在記錄的時候寫進了人性與感情。這讓我想起了當初是如何被張翠容的文字所感動，記得張在後來說過記者在報道的時候手上的筆要「冷」，要避免讓讀者的情緒蓋過了解事物的真相，也是所謂的客觀。她的文字不算很「熱」，但是不斷地叩問圍繞著人性的命題，因此好看。人性是文學永恆的命題，似乎也可以適用於報道上，筆可以是「冷」的，但記者應該是the voice of voiceless。

聽到過很多左翼理論指出傳媒只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統治階級服務。但這個似乎從來都不是令我對傳媒失去希望的話，這是我仍然相信，傳媒有著第四權的作用，是可以監督政府的一個力量。也許我太天真，儘管傳媒在不斷墮落，但是每當看到那些認真的調查報道，又或是當看見了傳媒真正在揭露真相在監督時，還是會感到鼓舞的。傳媒是一台機器，但是使我如此天真的，是每個在夾縫當中遊刃的記者。

「我並不是典型的戰地記者，因為我注重的是戰爭中的人性，我想告訴人們戰爭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幾個世紀過去了，戰爭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戰場上依舊炮聲隆隆，血肉橫飛；戰場外妻離子散；交戰雙方都不肯公開真相。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戰爭證人。」---Marie Colvin

Marie Colvin的絕筆報道︰http://www.peopo.org/portal.php?op=viewPost&articleId=9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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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聽到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時代》這書，不是來自我喜歡的安裕。而只是facebook上一段透過段落猜書名的小遊戲，第一次對這書名留有印象。後來，是在看《革命春青》的trailer（而我更喜歡《昔日的我》這個譯名），得知這電影改編自川本三郎的這本著作。已是2011年底的事了。

直到今年，才去二樓書店找尋此書，那時候店務員告訴我只剩下兩本。斷續地看也終於看完，川本三郎的文字簡潔易懂，也喜歡賴明珠的翻譯。讀畢此書，只是感到時代終究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六十年代尾的軼事、反戰、學運、反省，都一一呈現在眼前，我這個對日本史毫不熟悉的人，透過川本三郎的記述，也可一窺那個時代的片段。書中很多當年對自身及環境的叩問與反省，如今讀來仍不過時，這種的不過時似乎是一種永恆，永恆存在的叩問與命題，人性。那年滿腔熱血的川本三郎，就是因為看到記者從越南前線拍回來的照片，而矢志成為一個記者，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在第一次面試記者失敗後更不惜當一年的浪人，後來終於進入朝日新聞社成為當中的一員。年輕記者的熱血，對當時左翼運動的同情，對安田講堂事件中作為旁觀者的痛苦，對在安全地帶進行反戰運動的質問......都扣成了那個時代的圖片。

往往對過去有種浪漫的想像，一直我認為六十年代是個美好的年代，有反戰運動、胡士托、嬉皮士...讀了川本三郎這書後，才發覺很多事情都是我等後人對過去的浪漫期許而已。我想起woody allen在《情迷午夜巴黎》中所反思的︰懷舊的永恆。

也許，時代的個人真的只是如bob dylan歌詞中的"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I’m younger than that now"。

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